季進
作為一位備受關注的中生代小說家,葉彌的名字經常出現在當代批評家的筆下。隨著其短篇小說《天鵝絨》被薑文作為底本改編成電影《太陽照常升起》,作家本人也由此獲得了更普遍的社會認知度,進入了“專業讀者”群之外的廣闊的大眾視野。然而聲名的累積,並未使葉彌的寫作態度和生活狀態發生太多的改變,她似乎沒有要與讀者、市場做更多直接對話的打算與準備。她不因作品備受肯定而露才揚己,而是選擇繼續在太湖的小村落,與那些貓狗雞鴨做伴,不時奉獻一些讓人眼睛一亮的新作。葉彌謙退隱逸的生活態度與寫作態度,反而更表現了她作為小說創作者當行出色的某種持守的專業之心。在數量有限的可見訪問中,她也曾經坦言自己如同流浪的孩子,唯獨被文學這個行當所收容。
寫作有年,且已有足夠佳作壓身的作者,依然葆有仿佛小說初習者的天真爛漫,由此多少可以想見其人其文的性情氣質。葉彌雖然謹慎自持,與其作品的接受者保持了一定“安全距離”,遵循了獨立自在的書寫原則,但是她的中篇小說代表作《成長如蛻》在當代青少年讀者中取得的共鳴和代入感則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新生代的“90後”“00後”讀者或許對這篇作品中所設置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時期的社會背景和經濟環境,需要通過閱讀相關史料稍作知識補充,以延伸其間接經驗,幫助理解作品的內在含義,可貫穿全篇的代際衝突、父子矛盾之“家變”主題,則是每一代年輕人都或多或少會遇到的親子溝通難題。從父親那邊看來,子承父業的“理所當然”,與弟弟的自由意誌兩相違拗,幾乎找不到能夠從容對話協商的緩衝空間。
年輕讀者很容易在小說主人公“弟弟”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畢竟那種既與至親有所齟齬,又一時難以脫離原生家庭的牽絆限製的情境,可謂“成長的煩惱”的題中應有之義。小說以第三人稱限製視角,即“姐姐”的眼光,用不無歎惋憐惜,卻也溫和節製的敘述語調,徐徐言之,娓娓道來,將弟弟的“失敗和偉大”一一抽絲剝繭般通盤釋出。這一女性角度下柔軟有情的觀照,固然蘊含了作者借由敘事者傳達的對於主人公無限的理解與同情,卻並未阻礙另一層麵上作者將弟弟的人生悲劇推至某種極致的徹底決絕。任何成長必然以某種理想的破碎與價值的幻滅為代價,否則就無從談到成熟的可能。葉彌在此將感性之優美和理性之嚴酷作了一種較佳的協調平衡,不會讓讀者太受打擊,亦不致過分樂觀,由此在文本內部製造出了調動接受者不同情感層次的張力,也能讓人物形象更加豐實複雜,不會顯得單調刻板。
如果說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那麽弟弟的親子關係、情感關係、友伴關係乃至於師生關係若以世俗意義衡量,則無一不是有遺憾和缺陷的,有些甚至還頗為慘烈。將他身處的重重關係疊加起來,所得到的總數難以成為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弟弟的各類人際關係的不成功所指向的人生負麵狀況,未必不能以一名浪漫主義者在社會經濟規律麵前的節節敗退來做最簡單初步的解釋,但這樣的解釋就將人物性格內部的自我掙紮與矛盾自動忽略了,未免顯得太草率輕易。
從父親到弟弟的代際傳承,也是兩代人相似相通命運的血緣聯結:父親在年輕時的某些所思所言,有著後來弟弟的雛形;而弟弟最終的全麵潰敗,也與父親的不得誌彼此對照。相較於弟弟不甘心屈服於現實和父親的威壓,父親言行性格的凝滯、僵化和不曾成長愈發令人觸目驚心。這好像是印證著有些時候,生物學和隱喻意義上的基因複製力量強大到人不得不向其低頭的地步。
父親所希冀於(或者說不惜強加給)弟弟的一些責任使命,何嚐不是出於彌補其自我的人生缺憾。但是其間的吊詭正好在於,子代不能被作為無個性無生命的工具人,勉強其犧牲個人生活與生命意誌,隻為來完成父輩沒有成功的事業。這種強人所難的做法恐怕隻能適得其反,因其違逆而將此前的破洞一再扯大,終致雙方的關係崩解,各自傷敗而歸。成長如蛻,所去除的不隻是過往歲月的束縛與限製,更伴隨著天真的泯滅和青春的流逝,因此具有雙重也是相反相成的複雜意味。它之所以能成為葉彌成長小說係列的代表作,正是由於其窮形盡相,一點點地寫出了這個漫長過程中人所作的抵抗與挫敗徒勞,通過弟弟的命運悲劇揭示了與之相似的普遍困境,遂將個體的經驗獲得了普遍性的推廣與認同。
在葉彌的小說創作中,有一類篇章是與佛教、禪修、寺廟等元素相聯結的,此中隱約可見作者寄寓其中的某種佛心禪意。然而這類作品所體現出來的精神氣質又並非旨在追求徹底超脫,全然不惹塵俗,卻是自有其在現實中深深紮根的部分,人物的呼吸俯仰都仍是塵世真實的空氣。他們之所以會與禪、佛、寺結緣,無非是在十丈紅塵中努力為自己撐持下一方心有所托的精神園地,不致完全被庸常生活所吞沒。這類小說中的人物往往比常人多一點慧心靈性,因此不滿足於就此湮沒無名,就算為生活所迫,難免有妥協退讓之處,都會為自己留下一點輕盈浪漫的情趣,或曰想象的空間。他們的難得之處就在於這份“蓮實有心應不死”的清淨自持,甚至在生死抉擇之際對浪漫生涯念念不忘,這其中有幾分癡氣,遮掩不住的亦是其詩意的本性。
《雪花禪》中的主人公何文澗,在戰亂之際逃難到西安之前,他的心理活動是:“現在,他要與這些風趣甜美的生活告別了。他要做的事,是逃命。昨夜,他是哭泣著入睡的。”出逃前夕,我們的何文澗先生不擔憂戰爭狀態下的性命危難,反而是不舍已經成為習慣的精雅日常生活,可見此君的價值取向大異於常人,人如其名,是真的被精致文化浸潤至深。何文澗這樣的人似乎承繼了明清以來江南文人雅士的逸樂“小傳統”:由於在曆史的暴虐和斷裂麵前無能為力,而退守到個人的文化生活中去,桃核上雕刻舟船,螺螄殼裏做道場,直讓一個微觀的小宇宙以自己為中心而運行如常。
然而細察其言行,當可發現何文澗並不是一個苟且偷安、貪生怕死之人。在敵軍臨城之時,學生們“要求何先生與吳郭城共存亡”,將他推上了殉城的“聖人”之位。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麵對這樣的道德綁架和脅迫,何文澗堅決拒絕,即使冒著“沒骨氣”之罵名,乃至被懷疑他有叛國通敵之心,他都不曾動搖。他認為“人有生存的權利,隻要不妨礙他人。人也是自由的,隻要不犯法,不當漢奸,做什麽,他人不得幹涉。”對於舍身成仁的文震亨,他雖有欽佩之意,但並不想盲目追隨,也坦承自己做不來:“各人有各人的自由,他有死的自由,我有活的自由。”何文澗認為,在此危急存亡之時,其實“活著比死難”。大家都急哄哄希望他殉道,他偏不是這樣的想法,也不覺得沒有就此去死便要被定性成另一個不忠不義的極端。在他看來,“書生不是用來打仗的”,“書生是用來傳道授業和風花雪月的”,他希望的是能在亂世中保持一份臨危不懼的從容優雅,不必遵從大眾認為的“政治正確”、以肉身隕滅的方式踐行所謂的忠義價值,而是以頑強生活下去的方式來將文化血脈加以延續。何文澗絕非無骨氣,也自信不會輕易向“外邦皇帝”低頭。或許正是他在文化上的自信和熱愛,才造就了這種不卑不亢,不輕易為他人意見所左右,不盲目向位尊者討寵求榮的篤定和自在。這是一種較為特殊的文化人格,因為有一己堅守的精神信仰,足以向與之悖反的一切外在事物發起堅韌的抗爭,不必正麵對戰,而是心中自有分寸。
所以其後何文澗到相熟的寺廟之中拜訪故人僧侶,依然洗了蠟梅花浴的情節才自然成文,絲毫不顯得突兀,因其符合人物的性格邏輯和價值觀念。在往昔與當下的時空錯綜下,甚至真實與虛構的界限被悄然模糊,他一度難以分辨是生是死,究竟有沒有在背月和尚的勸導下放下執念。再追究這些細節已經不再重要,因他在艱難時世中保全了自己的處世態度和精神價值。迷惑未解之時,何文澗一度大發感慨曰:“想活,都那麽難。”到了小說末尾,一切紛擾都平靜下來,他再度迸發出的呐喊則是:“我要活,何其難?”蠟梅花浴前後,何文澗的暫時失語與重新發聲所蘊含的隱喻意義自不待言,隻有在他熟悉喜愛的儀式之中,他才能忘記動**驚悸,恢複正常的語言能力。何文澗的生死求索之問,說到底還是價值取舍的問題,人應該舍生取義,抑或為義求生?曆代的文學作品之中,價值傾斜和情感傾向很容易偏於決烈舍己的慷慨之士,然則大廈將傾之際,另一種較為緩和保守的應對方式是否更值得斟酌思考呢?
《明月寺》的故事情節更為簡單,第一人稱敘事者“我”在明月寺中偶遇異人住持夫婦,羅師傅和薄師傅,兩人雖身為住持,卻並不為戒律所拘。觀其言行,與其說他們身上表現出的是檻外人的不惹塵俗,不如說是鍾情之輩的屢屢回望,彼此對望。兩人情感甚篤,且並不刻意避人。薄師傅為羅師傅種下與其姓名中一字暗合的“剪春羅”,羅師傅對薄師傅的眷念之情亦常常溢於言表。他們已是老夫老妻,神情舉止卻仍有小兒女的嬌昵之感。羅師傅的紅襖綠褲在初見之時就給“我”以深刻的視覺衝擊印象,讚歎其別致性情。薄師傅的溫言軟語,氣質嫻雅使得“我”不禁開始揣測她到寺裏來生活之前,很有可能是做過語文教師這類的工作。聽到“我”的猜測發問,她本人似是被說中了什麽,但對“我”的陳詞仍以微笑回應,不置可否。
羅師傅和薄師傅的真實身份始終成為“我”不時揣想的謎題之一,遂為人物和故事都增添了一重朦朧的神秘色彩。如此一來,未知與已知的信息交纏,予人以美好然而意猶未盡之感。隨著“我”與兩位師傅的日漸熟稔,雙方像是都不再介意這些身外之事,已經建立起了可以互信的珍貴情誼。就在這個“我”精神上稍微鬆緩下來,並自認已是羅、薄二位師傅的熟人之關口,在一次重訪他們之時,卻意外聞聽了薄師傅因病去世,羅師傅難接受情感打擊,遠遊避世兼逃情,徹底出家的訊息。小說行至尾聲,“我”才從“旁證”般的老人回憶中發現,羅師傅和薄師傅生活的年代並不太平,甚至是多災多難的時段,但他們像是拋卻了自己的生命煩擾和各種前緣瑣事,甘心一起相伴駐守在明月寺裏三十多年,直到不得不麵對最後的生離死別為止。他們有的不隻是充沛的審美情趣,得以暫離喧囂自求一份清淨,更多的是擁有知進退的取舍智慧。明月寺因此成為他們的人身安頓,更是精神棲居之所。“我”誤打誤撞結識了他們,有緣見證了他們的一部分生活狀況,但畢竟所知有限,對更深厚的精神內涵和他們何所從來都有些不甚了然。故事就在一片撲朔迷離中結束,羅師傅和薄師傅的真實身世依然被虛化處理,沒有指向一個明確的答案。然而誰又規定高人不能保留他們的神異之處呢?此篇狀寫純淨無邪,不受時間所限和世俗沾染的情感尤其成功,因此有論者稱其一雙主人公仿佛在精神血脈上是汪曾祺《受戒》中的明海和小英子長大變老後的形象延續,看來是不無道理的。這般溢出式的浪漫天真,的確與汪氏文風頗有旁通和神似之處。
在這類滲透著佛心禪意的作品中,我們總能體會出葉彌小說某種若有若無的抒情特質,而這種抒情特質,到了《致音樂》《向一棵桃樹致敬》《天堂裏的一座橋》《香爐山》等作品中,則表現得更為明顯。這些小說幾乎都可以視為抒情切片,借助某一個核心意象而展開,以表達人物那無可抑製的浪漫狂想。《致音樂》中落魄的音樂家在流浪中不忘對於音樂的深厚情感,在不期然的命運轉接口卻意外“喪生”,由一個流浪漢頂替他的身份,繼續了他未竟的音樂人生。這看似荒謬不經的情節,其實並不能比它所處的時代更荒謬了,遂在觸底反彈中生出一點不無淒涼的溫情之感。《香爐山》充滿詩意而又直指人心,作品榮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它描寫的是女主人公夜遊香爐山時與陌生男子的相遇,書寫了一顆戒心與一顆愛心的邂逅。小說構思精巧,文字細膩,敘述流暢,富於藝術張力。葉彌以靈動的筆法,挖掘豐富而幽深的女性內心世界,以不著痕跡的浮世情懷,叩問人性深處的奧秘。伴隨著香爐山上的那輪明月和傳說中的神燈的升降,女主人公緊閉的心扉逐漸敞開,其中蘊藏著作者對人性的溫暖而美好的期待。《向一棵桃樹致敬》和《天堂裏的一座橋》的主人公行動邏輯亦有相通之處,亦即一個看似不夠格之人,以性命相搏的形式去捍衛保護某一種美的象征。前者是村民海五對大桃樹的護衛,後者則是守園“老酒鬼”對他園中橘子花的愛惜。當然後一篇的內容線索更為豐富,有時也略顯淩亂,難能可貴的是它寫出了一個十二歲男孩在成長期的所見、所聞、所感,還有各色生動的人物為其陪襯撐場,這一篇亦可歸在葉彌的成長題材小說之中,其內含之“抒情切片”的部分與此類小說有所交集。
當然,無論是佛心禪意,還是抒情切片,都成功顯示了作者拓展創作空間和嚐試不同創作風格的努力,但作者的創作底色似乎從《成長如蛻》就已確定,我們對葉彌創作的認知似乎還是脫離不了那些成長之痛與生活之鹽。在《父親和騙子》《錢幣的正反兩麵》這些作品中,葉彌的書寫仍然是緊貼生活的表麵,不加過多的潤飾,選擇直接切入。人物就是生活中的人,所經曆的無非是日常瑣事,故而信手拈來,如鄰居茶餘飯後的閑話,寫來自有一番舒展自然。作者不必再刻意虛擬情境,仿佛直接將記錄的鏡頭對準了最真實瑣細的生活,去展現尋常人物的行走坐臥、悲歡哀樂。在這樣的生活圖景中,都有一些沒有被瑣碎完全淹沒的“剩餘物”,為小說點染出別樣的情趣。
《父親和騙子》中,父親看似昏聵的“被騙”行為未嚐不是他厭煩沉悶無趣的家庭生活、和伴侶溝通不暢時,向外界所尋求的交流出口。即使對方有意相欺,卻也真的使得他的精神生活乃至性情都大有改觀。這一現象看似不合道理,卻未必不符合情感邏輯,人對自己的弱點總想設法以合理的解釋掩飾過去,而不想剝開血痂直接麵對。從這個意義上說,父親的“被騙”竟然可以看作是一種(盡管在實際層麵上弊大於利的)自欺,這種情況的延續時間之久、影響變化之大,連帶讓他的好友大頭叔叔和妻子,“我”的母親,一並將信將疑起來。點睛之筆正是假借敘事者口吻出之的那句:“父親是依戀老馮的,他不在乎表現這人性脆弱的一麵,這是父親的幸福。”這裏亦證明了情感上的需求和依賴,是父親“甘心被騙”的真正原因之所在。“兩代”馮姓騙子是否真的是一家父子,小說到最終也沒有交代,父親失去了曾經可以半做朋友半當其苦主的老馮,才是他最大的遺憾與痛切。而《錢幣的正反兩麵》則敘寫了下崗女工梅麗麵對同樣失敗的情感生活,在如何選擇方麵與母親之間的代際衝突,她無法認同母親的觀念,自己卻也有猶豫動搖,就想以扔硬幣的方式來決定如何去做。無力自主命運的時候,人往往會下意識地要借助某種啟示的外在力量,也算是尋求一種幫助。小說將梅麗前後的心理變化過程刻畫得頗為真實細致,是此篇最大的亮點與特色。
葉彌的小說取材廣泛,手法多樣,有著深入生活肌理、體味生活之痛的深刻與無畏,也有著對抽象的浪漫和精神之美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私戀與追求,但作品寫來卻又是淡靜內斂,不事雕飾。葉彌遠承中國古典詩詞意境,近接汪曾祺一路的文脈,這使得她的小說自有淵源,又能自成一說。身為道地的蘇州作家,葉彌對於家鄉的情感也浸化在小說之中,姑蘇城變身“吳郭城”,在她的文本中俯拾皆是,與之相關的曆史人事也常來助陣,為小說的文化語境之拓展提供了豐富的資材。行盡江南,遇遍離人,來去於古典和現代之間,葉彌已經找到了專屬於她的聲腔語調,悠然勇毅地講述著她的故事,而且還將這樣講下去。我們對她和她的作品懷有深深的期待。
(季進:評論家,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