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陰，但沒有落雨。一夜無眠之後，我頂著一個即將爆炸的腦袋，陪父親上山。早晨的父親如露水般清醒，似乎他在夜裏脫下了無形的鎧甲。
“今天天陰了，”他對樹說，“你要多穿點衣服。”
作為一個多餘人，我聽了這話便去周邊拾柴，為他們燃起了火。有了火，我們坐在那裏就不會顯得荒涼了。父親和我並肩而坐，並不時用溫暖的手去焐身邊那兩棵樹。而樹呢，似乎也不再迎風戰栗了。
“這是哥哥，這是妹妹，”他說，“不對，你應該叫她姐姐。”
“哥！姐！”我對那兩棵樹喊道，突然熱淚盈眶。
“這是你們的弟弟一心。”他說。
“我是一心。”
我像個牙牙學語的孩子，配合著父親。那個早上雖然沒有太陽，但我父親紅光滿麵。他和那兩棵樹說話，講他年輕時如何從阿尼卡小學走出去，回來時已經是小學教師。講他在學校裏拉二胡，窗外的樹上落滿了鳥兒。
我朝他笑了笑。
“你現在還害怕嗎？”我趁機問，“耳邊還有鑼鼓聲嗎？”
“一點都不害怕了，”他說，“我連死都不怕了，還怕活著嗎？”
“是啊，活著比死更需要勇氣。”我說。他愣了一下，想說什麽，又忍住了。我們這一對父子，從來沒有過精神層麵的交談。我們有的是沉默、冷臉和指責。可我現在想起這些，並沒有那麽難過了。有時候，我甚至會想，父親的今天，是不是某種懲罰？而那天，他居然主動和我談到了未來。
“今後呢，你們就安心生活在固納吧，節假日就回來看看。”
“你真要在這裏蓋房子？”
“沒有房子，哪有家呢？”
“那我們把縣城的房子賣了，來這裏蓋幾間磚房。”
“我要蓋成土坯房。”
這一通石頭般堅硬的瘋話，又讓我對他的狀態產生了懷疑。不愧是做了一輩子教師啊，我嘲諷地想，他連精神錯亂也與眾不同。別人向前走，而他向後退。這讓我擔心，如果病情加重，他會不會退回山林裏，過上原始人的生活。我可不想他風餐露宿，發須飄揚，渾身長滿綠毛，成為一個野人。
僵持之中，我突然意識到：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是的，我們的生活不能再任由一個瘋子來決定了。否則，我們都會瘋掉。於是，我在他麵前站了起來。
“我不管你現在是否清醒，但你請記住我說的話。”
“嗯。”
“要麽明天就跟我回省城，要麽，就留在這裏蓋你的土房子。父子一場，我盡力了。”
“嗯。”
我撂下這話，轉身下山。但說出這些壓抑已久的話，並沒有令我感到輕鬆。當我在路上回想起他那簡潔明了、目空一切的回答時，險些崩潰了。而且很快我就發現，事情不光沒朝我想要的方向發展，反而更糟了。我父親把自己變成了一棵樹，一副要在山上落地生根的樣子。他抱著那兩棵樹，默默流淚。他的牙齒、腦袋、手、腳、嘴，全都成了武器。他徹底關閉了耳朵，對所有的勸說都無動於衷，可一旦靠近他，他馬上吼叫，做出拚命的架勢。他不吃，不喝，不說話，目光呆呆地望著遠方。我們送去飯菜和水果，到天黑時分也沒有動過。他磐石般地坐了一天，而且我們毫不懷疑他會一直坐下去。天黑了，我們又在他身邊生起火，圍著他，但他把我們全部當成了空氣。
“怎麽辦？”我向伯伯求助。
“按他的意思辦吧。”他說。
“他現在是病人啊，怎麽能都依了他？”
“如果你相信我，那就按他的意思辦吧。”
瘋了。全世界都瘋了。我頓時覺得，做一個瘋子真好啊。隻是可憐了我們這些沒瘋的人，失去了跟一個瘋子較勁的理由。我的目光從他們的臉上掃過，但沒人能夠給我答案。我一咬牙，答應了。
“我不管你是否清醒，但我要當著所有親人的麵，把話說清楚，這是你自己的選擇，可別怨我。”
然後，仿佛我不是在說話，而是像上帝那般朝泥人的鼻孔裏吹氣。他突然朝身後倒了下去。我們將他抱在懷裏，喊他，他睜開口眼，嘴角咧開，擠出一絲笑容。
下山時，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輕鬆。妥協，既是放過自己，也是饒了別人。接下來，我就聽父親的了。抹去這些年的時光，就像我從未長大。雖然他瘋了，可並未改變父親的角色。
他餓了一天，回到伯伯家裏，卻顧不上吃飯，立馬在燈下手舞足蹈地向我們攤開了他的構想。這不是心血**，而是醞釀已久。
“我要蓋一院土坯房。”他正式向我們宣布，並且從中山裝的上衣兜裏掏出錢包，拍在了桌子上。
“先吃飯吧，餓了一天了。”陳阿姨說。
在飯桌上，我們這些親人真的開始討論起了如何在鄉間蓋一院土坯房的事。首先需要土地管理部門的批準。我父親的戶口早已遷出了阿尼卡。所以，我們必須找到土地管理員，塞給他一個信封，請他對一個年老的精神錯亂者回鄉蓋房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另外，我們還需要若幹老年人，因為隻有他們知道，那種已經在鄉間消失了的土坯房長啥樣。當然了，我們還需要一個總指揮——我伯伯是公認的人選。
第二天一早，我的總指揮伯伯開始用一支鉛筆在作業本上畫圖紙。他不是在設計，而是在回憶。我父親像個甲方，不時提出修改意見。這裏是廁所，這裏是豬圈，這裏堆雜物，這裏是磨坊，裏麵安一個石碓，重陽節打糍粑。他倆甚至哼起了一句童謠：九月重陽不打粑，老虎咬他媽。
我父親一生省吃儉用，除了供我和巧慧上學，存折上還有三十萬塊錢。這筆錢中的絕大多數，是他退休後提取的住房公積金。他的存折密碼是窪烏鎮的郵編。
我堂哥殺了一頭豬，我記賬，3000元。小賣部老板送來香煙、啤酒和白酒，我支付了現金2500元。我伯伯騎了一輛破舊的摩托車出去，在阿尼卡和附近村寨轉了一圈，下午的時候，已經有願意幹活的人登門了。這些老人，平均年齡六十歲，他們這一生，都為自己蓋過一院土基房。他們擠在伯伯家裏，談起修房子這事，就像談起了初戀般紅光滿麵。他們吵吵嚷嚷，嘰嘰喳喳，活活把一個原本清靜的家變成了養老院。但即使是這一天，我父親仍然沒有停歇。他一個人去挖土，舂土基，連飯和藥也是由陳阿姨送到地裏去吃。
“我能多打一個土基也好。”他說。
“你的任務是保重身體，”陳阿姨說，“修房子的事留給他們吧。”
“我的房子，我當然要親自修。”他說。
迫不及待的還有那些老人。第二天一早，他們便來到了工地上，挖土，打坯，搬運，拉線，打地基，熱火朝天地幹了起來。見此情景，我真的覺得在這片土地上出現一院土基房指日可待了。別人都在忙著，我卻無所事事。我給朱麗發信息，問孩子的情況。她回複：還好。我說：咱倆的事，容我再想想。她回複：神經。我說：我們要在阿尼卡蓋一院土坯房。她回複：瘋了。當我告訴巧慧這事時，她報以玩笑的口吻：你們喬遷新居的時候，我再回來吧。
瘋了，或者玩笑。我懶得反駁，因為他們沒有親自經曆。如果他們在現場，或許就不會這樣認為了。我第一次近距離地看人以這樣的方式修建房屋，有一種回到遠古的感覺。沒有機器的轟鳴，隻有工匠們的玩笑。有時候，他們甚至唱起山歌，內容是男女感情，但沒有女人來應和。
“辛老師，”有人喊他，“你還記得當年嗎？蓋房子，扛木材，你隻能扛小的那頭，大的那頭給女人扛。”
“幹你的活吧，別胡說八道。”有人製止道，他看了看站在一旁的我。而我父親，他似乎沒有聽見這話，他的目光驚慌如鼠，卻找不到逃遁之地。沒人再繼續這個話題了。
老人們轟隆隆開動著回憶的機器，而我成了一顆卡殼的螺絲。每一次卡住，都像一場機械事故，四周突然安靜，隻有目光在交織。我很想告訴他們，把我當成一團空氣吧，你們該怎麽說就怎麽說，我不會在意。可是我又害怕話一出口，反而引起眾人不適。
天黑時分，收工回家。老人們酒足飯飽後，三三兩兩結隊離去。他們一走，我父親便像是被人抽走了筋骨，躺在沙發上。他像一片冬天的樹葉，蜷縮著，散發著腐朽之氣，輕輕一碰就會破碎。他閉著眼睛，隻有嘴唇在無聲翕動，以此證明自己還活著。我們雖然已經習慣了他的狀態，但還是小心翼翼。我們盯著那兩片嘴唇，聽他說胡話。
“我不害怕下地獄。如果在地獄遇到苦竹那個魔鬼，我要殺了他。”他說。
我和伯伯對望了一眼，都沒說話。我不明白為什麽苦竹這個地方在父親心裏會如刺如刀。我也不打算問，問了也沒人會說。他又嘰嘰咕咕兀自說著，有時聲音太小我們聽不見，有時說的是一些漢語之外的話。然後，他突然掙紮著坐了起來。
“我錯了，”他開始抽泣，“我真的不知道會發生那樣的事啊。”
“人活一輩子，誰不犯點錯呢？”我順著他的話安慰他，坐到他身邊，摟住他的肩，“都過去了，放過你自己吧。”
而我的安慰似乎觸怒了他。他從我懷裏掙紮而起，惡狠狠地瞪著我，牙齒咬得咯咯響。但我並不懼怕，繼續摟著他。他目前還沒有到會傷害自己身體的地步，也不會對別人發起攻擊。他所有的傷害都是朝著自己的內心，油煎火烤。即使他沉默，我依然能夠感覺到他的心靈在劇烈掙紮，隻是被他遏製住了。
“爸爸，”那晚睡覺前我說，“如果你真有什麽事要說，那你就告訴我，任何事，我都可以承擔。”
“你需要承擔的，是你所有的選擇帶來的後果，而不是我的。”他說。
他是對的。我的生活一地雞毛，未來未知；我的工作一潭死水，一眼到頭。我平凡如蟻，甚至想不起生命中開心的事情，倒是那些不如意之事，烏雲一般向我壓來。我悶悶不樂地躺上床，伯伯和父親的鼾聲像兩支喇叭在吹。黑夜如潮，密不透風，我隻能張開嘴巴呼吸。自從回到阿尼卡，每個夜晚我都有跌入深淵的感覺。我計算著自己的假期，沒有幾天了。可是我不知道假期結束後，該拿我父親怎麽辦。毫無疑問，我的生活會因他而改變。我會奔走於固納和熱水或者阿尼卡之間，我會在單位裏更加謹小慎微，如果不這樣，領導不會給我假期。我會跟朱麗道歉，請她原諒我一時鬼迷心竅，提出離婚。生活薄如蛋殼，輕輕一碰就破。
突然，我父親一聲長嘯，從**坐了起來。我伯伯隨即拉亮了電燈。
“我夢見了一九八八年的六月十九。”他大汗淋漓地說。
“睡覺吧，”我伯伯說，“明天還要打土坯，大家都在給你蓋房子呢。”
“是哦，我又要蓋房子了，真好。”我父親說著，乖乖躺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