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陪兩棵樹說話，依然是我父親每天早上必須要做的事。而我所能做的，就是盡量把這幾個小時安排得舒適一點。我們在已經熄滅的炭堆上生起火，把洋芋丟進火裏，當成早餐。如此一來，我們似乎隻是把聊天的地點從家裏的火塘邊搬到了山上，隻是我們的麵前由兩個人變成了兩棵樹。
“你們倆在一起，不準吵架，”他對大樹說，“如果我知道了，不會饒你。”
“至於你，”他對小樹說，“你的嘴巴不饒人，心地倒是很善良。”
被他這麽一說，我想起小時候和巧慧吵架的情景。巧慧就是他說的那種人，站在河邊說話能把魚毒死。我們在爭吵中長大，直到我大學畢業離開。我已經一天沒有給她打電話了，她並不關心我們在阿尼卡的情況。我們坐在小山坡上，烤火，吃洋芋，聽我父親跟兩棵樹說話。不遠處的地裏，工匠們正在忙著幹活。今天，他們有的在打坯，有的分散四處找石頭來建基腳。
“等土基幹透，就開始砌牆，”我父親說，“過年時，我們就可以住到裏麵去了。”
“那是誰？”
不遠處的地埂上，有人正朝工地走去，不是一個，是……十一個。他們有的肩扛農具，有的空著手。
“他們是來幫忙的，”我父親臉上露出了笑容，“這是阿尼卡的傳統，誰家建房，都會去幫忙。”
“他們沒把你當外人。”我說。
我們朝工地上跑去。太陽照著我跌跌撞撞的父親。阿尼卡的深秋，白霜沾滿枯草，涼風如絲。我們呼出的氣息，凝結成白霧，這讓我想到噴氣式飛機。仿佛是為了迎接我們父子，幹活的人全都直起身子，停了活，笑著看我們。
“辛老師，你還記得我不？”一個中年人問。
我父親微笑著，想了一會兒，但還是遺憾地搖頭。
“我是你的學生喬四海啊。”那人說。
“噢，原來是喬老爺啊。”我父親說，“那時候你從來不做作業，幹活倒是一把好手，所以我讓你做了勞動委員。”
“所以，我們今天是在勞動委員的帶領下，來幫你幹活。”另一個人的話，惹笑了大家。
我趕緊從兜裏掏了香煙朝他們散去，他們每個人都伸出一雙又黑又硬的手來接。我沒有不敬之意——在這裏，隻有這樣的手才能對付石頭、鋤頭和土坯。在這裏，細皮嫩肉是個笑話。就像我父親一樣，因為天生身子骨弱，所以隻能努力念書。他從初小念到師範畢業，從村裏念到了縣裏。這是我從小就知道的事。那天在工地上，他們難免又說起過去。說著說著又戛然而止。他們的目光投向我，我趕緊逃開了。
我給朱麗打電話，她沒有接聽。或許她手機靜音？可比朱麗不接電話更重要的是，我的假期已經沒幾天了。我以如喪考妣的語氣給單位領導打電話，又爭取到了一周的事假。雖然工資按規定扣，但這在我看來，幾乎是個喜訊。終於不用每天數假期了，我如釋重負。一回頭，發現工地也成了歡樂的海洋。
人們已經很久沒有集中勞動了。挖土、打坯、搬運、翻曬、搬石頭、砌基腳……他們幹起活來，相互參照、攀比、監督。人聲鼎沸，七嘴八舌，仿佛他們隻是以勞動之名而聚在一起玩耍。當然，更多的是回憶。雖然我在現場，雖然他們一次次戛然而止，可又一次次重啟話題。有人從兜裏掏出鐵哨子，迎風吹響。有人遺憾地表示，要是再插麵紅旗就好了。然後，有人馬上脫下身上的紅褂子，讓它迎麵飄起來。挖土的在喊，哎——舂土基的，搞快點，又不是生孩子，那麽慢。舂土基的毫不示弱，嚷啥呀，那麽快，你老婆答應嗎？工地上又笑成一片。我父親見人人都在搶著幹活，便長舒了一口氣。
“原來在他們心裏，我還是老師。”他悄然對我說。
“當然，你是他們中很多人的老師啊。”我說。
他笑了笑，目光越過熱火朝天的勞動場麵，定在了不遠處的三棵核桃樹上。臉盆那麽粗的核桃樹，落光了葉子，枝丫張牙舞爪地伸向天空。
“那是我親手種下的樹。”他說。
“嗯。”
“那時我痛恨土地，我做夢都想離開。”
“嗯。”
“後來我痛恨自己的離開，又做夢都想回來。”
“現在，你終於回來了，”我說，“他們正在幫你建房子呢。”
“他們是在同情我吧。”
“同情？”
他的目光移開，又陷入了沉默。
而此時，我的耳畔突然響起一陣哨音，驚訝之下一回頭，見工地上的人都停了工。陳阿姨和富樂送茶水來了，正在給他們發紙杯。香煙盒在他們手上傳遞，四下響起打火機的聲音。天空像塊藍玻璃罩住阿尼卡，風已吹散白雲。群山靜默。這是我父親的阿尼卡，或者說是他們的阿尼卡。跟我無關。
我給朱麗發信息，告訴她我又請了一周假。她沒有回。沒回也好，我想，有些事情還是當麵解決更好。
喝了水，抽了煙，人們站起身來。有人提議唱一首歌。唱啥？爭執不下。要不請辛老師給我們拉個二胡？一致同意。在我父親猶豫之間，已經有人取來了二胡。人們繼續幹活，豎起了耳朵。
“拉吧，”我鼓勵他，“難得這麽高興，給大家拉幾首。”
“我在找地方。”他說。
“那裏，”我說，“坐那個石頭上。”
他沒有理我，朝被石頭基腳圍著的那片空地走去，坐在了東北角。沒有人出聲，他們都在等著。一曲《渴望》悠然而起，有人跟著哼了起來，最後變成了大合唱。下一曲是《賽馬》。結束時人們放下手上的活使勁鼓掌。可我父親一臉落寞地收起了二胡。
“我當年就是坐在這個位置拉的。”他說。
當年。當年是什麽樣？
作為地圖上一個針尖般大小的小黑點，阿尼卡當年肯定不是這樣。所謂的變化，不過是時間洗出來的棱角。有人生，有人死，有人長大，有人老去。有飛鳥滅絕，有野獸逃亡，有石頭不翼而飛。地裏不再種莊稼，道路長滿了野草。太陽照常升起，人們照常活著。汗流浹背地活，戰戰兢兢地活，眼含熱淚地活，心懷愧疚地活。蜜蜂一樣活，螞蟻一樣活，花草樹木一樣活。
再比如。
不久的將來，這裏真的會誕生起一院土基房。可除了我父親，別人真的在意嗎？
一個個土基談笑聲中生成。一個個石頭找到了合適的角度和位置，恰如其分地變成了地基的一部分。他們說，等土基幹透，就能動手砌房子。最忙的，當數我伯伯這個總指揮了。他的雙手在幹活，腦袋裏在計算著工程進度。
土基的數量已經夠了，但還沒有幹透。這期間，我伯伯並沒有讓人閑著。他讓他們進山砍樹。他們在一個早上出發，每人的肩上都扛著明晃晃的斧頭。他們進山，到了伯伯家的林區，斧頭聲、樹木倒地聲響成一片。修枝、剮皮，山林裏頓時一片白生生的木材。它們是未來的房梁、樓枕和檁子，可眼下，它們還得放在山林裏晾曬著。
歇業已久的瓦窯重新冒起了煙，瓦匠對火候的掌握隻能靠回憶。木匠已經離開鄉村，在城裏能掙更多的錢。但他是我父親的學生，幼時家窮，我父親送過他一條紅領巾。木匠開著一輛皮卡車回來，卸下車鬥裏的工具，說需要他的時候再打電話。
“我現在就需要你。”我父親說，“你開始做家具吧，要那種老式的，你小時候家裏用的那種。”
於是，工地旁邊，又新增了木匠的作坊。對一個鄉村木匠來說，時代帶給他的進步體現在了工具上。他帶著兩個助手，嘴上叼著香煙，看上去底氣十足。但即使這樣，要完成我父親的要求，也需要花很長時間。
難道接下來的這個冬天，我都要耗在這裏嗎？這段時間，我已經深刻體會了什麽是白天什麽是夜晚。白天，我們置身於歡樂的勞動場麵，暢想著一院土基房的誕生。而夜晚呢，待幹活的人一離開，我父親整個人便散了架，躺在伯伯家沙發上，目光呆滯，嘴裏喃喃：他們真的接受我了？當然啊，當然，你是他們的老師呢。他們真的不是同情我？該同情的是他們吧。一遍遍質疑和安慰之後，他的嘴角掠過一絲笑，掙紮著翻身坐起，看著我。
“答應我，好好經營自己的婚姻，”他說，“你和朱麗之間的矛盾，已經不是一兩天了。”
我無話可說。確實，我對朱麗的厭倦已久。可能是某次我們回家時，無意間流露出來的。如果沒有這次回鄉，我和朱麗已經離婚。現在，我一方麵覺得應該慎重考慮，一方麵又恐懼未來。如果不能對生活裝聾作啞，那就要勇敢麵對破碎，因為我們很可能陷入一個新的輪回。
“在開始砌牆前，我要做一件事。”某個夜晚我父親突然冒出這句話，且絲毫沒有跟人商量的意思。
“我想把大風洞給封起來，”他說，“那個洞口一直在我心裏，三十年沒有合上。”
我伯伯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目光移向了門外。門外，是黑洞洞的天。風一直在吹，伯伯家的黑狗發出噝噝聲。風中送來我伯伯的回答，“如果要把洞口封起來，還是請個人來念念經吧。”
“我也正是這麽想的，”我父親說，“隻是不知道哪天比較合適？”
“為什麽要封大風洞？為啥要請人來念經？”我突然一連問出兩個問題，可它們全像投向水裏的泡沫，**漾不起一絲漣漪。
我伯伯起身去屋外打電話。風依然在吹，一次次讓我們誤以為是伯伯回來了。在此期間，屋裏沒人說話，隻有抗戰劇裏槍聲大作。半個小時後，我伯伯回來，告訴我們，“先生”已經請好，封洞的日子定在三天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