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布拉格｜橋上的盲人手風琴歌者｜二〇一〇年

周雲蓬說：

一九七〇年，我出生於遼寧。幼年時，因患眼病隨母親四處求醫。整個童年充滿了火車、醫院、手術室和酒精棉的味道。九歲時，徹底失明。留在視覺中的最後印象是動物園裏的大象用鼻子吹口琴。這大概是我後來彈琴寫歌的最初動因。

一九八〇年我進入沈陽盲童學校讀書。一九八九年在天津讀高中。一九九一年，考入長春大學中文專業，1994年畢業。大學期間，失戀兩次，收徒弟若幹人，我教他們彈吉他，不要學費，隻要求學生為我讀一本書。那時候，我最愛的書是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和加繆的《局外人》。

大學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一家做色拉油的工廠，具體工作是待在家裏，每個月去工廠領一百五十元生活保障金。幾個月下來，我實在無法忍受這種屈辱寂寞的苟活，於是，說服父母，背上吉他，去了北京，我想從此洗心革麵重新做人。

我在圓明園的畫家村租了一間小房子，月租金八十元。然後找到了工作，那也是我們盲人最古老的職業：街頭賣藝。我每天清晨和小商小販以及眾多普通勞動者一起出發，背起吉他，扛上音箱，卷一張大餅，走到海澱圖書城，這是我工作的地方。支好音箱調好弦，就開唱。從羅大佑唱到約翰·列儂，到了晚上，背著半口袋毛票和硬幣，回到我的廢墟。如果這一天收成好，那麽廢墟就會變成天堂，我可以買一瓶啤酒，半斤豬頭肉，犒勞一下自己，在酒肉香中憧憬憧憬未來。

一九九七年，我去了南京、上海、杭州、青島、長沙，一路賣唱，偶爾在大學開一兩次演唱會，結交朋友又匆匆離開，喝不同牌子的啤酒，不同風味的米酒。

一九九八年，我到了雲南，在昆明那個燈紅酒綠的春城，花光了口袋裏所有的錢，然後逃票狼狽地回到北京。

一九九九年，我和朋友們創辦了民刊《命與門》，這是一本充滿宗教情緒的文學刊物，我也正式開始寫一些詩和歌曲。

二〇〇一年，我隻身去了西藏，站在海拔六千多米的唐古拉山頂，我感覺隻要給我足夠的設備，登上月球，也不在話下。我在拉薩住了半年，在一家藏族人開的酒吧裏唱歌。以後又去了山南、那曲。

二〇〇二年回京與朋友們辦了第二本民刊《低岸》，主要想以詩的方式來闡釋地下詩人的精神狀態。

二〇〇三年，我與摩登天空音樂公司簽約，並錄製了我的第一張專輯《沉默如謎的呼吸》。整張專輯作品優美卻不流蜜，簡約卻不枯燥，黯然卻不神傷，深邃卻不晦澀，為最具人文氣質之作。看似沉默如謎，卻仿佛早已窺破命運的秘密。

我到處走，寫詩唱歌，並非想證明什麽，隻是我喜歡這種生活，喜歡像水一樣奔流激**。我也不是那種愛向命運挑戰的人，並不想挖空心思征服它。我和命運是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們形影相吊又若即若離，命運的事情我管不了，它幹它的，我幹我的，不過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罷了。

一個月之前，一個在北京上學的朋友來看我，帶給我的是他去首都各大學蹭曆史課的筆記，還有一個U盤，裏麵有一些紀錄片，還有就是周雲蓬的歌。

我們在家裏用電腦看紀錄片視頻，聽他講彭剛的授課，放周雲蓬的音樂，然後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朋友對我說，這樣的人就是我的榜樣。

我喝了啤酒，昏沉之中不斷地對他絮叨起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覺得我又有點兒犯老毛病：對生活挑剔的人就算到了天堂都還是會覺得不滿意的，這多麽糟糕。

朋友聽完我說話，沉默了一會兒，隻是說，不急，不急。

｜捷克布拉格｜二〇一〇年

於是我也停了下來，不再說話。

在月光一般的吉他聲中，我一邊聽周雲蓬的民謠，一邊讀他的自述，於是看到了由一雙盲眼，三十三年的時間跨度，和一些飄**無著的歌聲所組成的人生之象。

忽然覺得自己相比之下，真是赤貧。

非要有朝一日，我們失去而今的年輕和健康，失去衣食無憂，肩上無所責任和負擔的日子，才能恍覺自己當年沒有理由不快樂，不珍惜生命嗎？

如我現在這樣—高中時候的朋友從北京來看望自己，喝喝啤酒，聊聊各自生活，聊聊逝去的時代裏那些，熊熊燃燒的火焰，流血犧牲載入了曆史，卻在今天成為無關痛癢的逸聞，這一切都是何等的輕鬆灑然。

再沒有哪個年代的人像我們這一代這麽無所事事了。民主、共和、自由、良知……這些抽象而遙遠的詞語，打開了人性中諸多個無處宣泄的洪潮的閥門，亦成了為活著的虛無和痛楚引流的渠道。

而在我們這個太平的年代裏慢慢習慣了軟弱，還有沒有什麽事情，能夠成為我們為活著的虛無和痛楚引流的渠道？

還是太年輕了，所以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帶著盲目的信任或者盲目的不信任。因活著本身是為了活著而活著，所以一切流於空泛的熱血和犧牲，最終都注定—從個人意義上來講—是無疾而終的。除了活著本身之外，沒有什麽能夠彌補活著的貧瘠。

人們絕望的緣由，沒有新穎的動機。終極的失落，是人類原罪的原罪。哈羅德·布魯姆說，心靈的自我對話本質上不是一種社會現實，西方經典的全部意義在於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獨，這一孤獨的最終形式是一個人和自己的死亡相遇。

自那以後，周雲蓬的民謠，我自己常常聽。夏天的時候和前麵提到的那位朋友又一起去了蜀南竹海，傍晚在墨綠色的竹林間慢慢散步，他分給我一隻耳機，兩個人慢慢走路，細細地說話，聽著黯然而不神傷的吉他民謠。

我忽然覺得很多年沒有過這麽純淨的時刻了。

朋友告訴我，有一次在周雲蓬的民間演唱會上，他做出了求助的示意，於是旁邊的人走近，俯首問，有什麽事嗎？

周雲蓬說，現在開了幾盞燈？

那個人說，兩盞。

周雲蓬說，那關掉一盞吧，聽眾隻需要我的音樂，而我不需要燈，所以這樣浪費了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