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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三十七年歲末，雨雪交加，倍增人感觸。有什麽話可說呢？
我們從抗戰到現在，苦足了十個年頭。什麽是我們苦的代價？能夠回答的人們有福了……
三十七年，使人沉重的事情太多了，而予人輕鬆之感的甚少。三十七年，有人在眼淚模糊中看清現實，有人在載歌載舞中愕然驚醒。這一年，在中國曆史上，無疑將占上重要的一頁。
……
社會道德，已經**然無存。社會崩潰，成了今日問題的根本所在。中國必須度過一個艱苦的階段，才能從蛻變中獲得新生！送走三十七年，我們心中仍帶著強烈的希望。
——摘自《當代晚報·朝花夕拾》：《送民國三十七年》
那座高樓大廈林立的“孤島”，終於與“自由祖國”重新相連。日本膏藥旗已被扔入火中化為灰燼，鐵絲網正被一道道拆卸。鑼鼓、鞭炮、喜慶的遊行隊伍，上海城一天天複原著它的海上繁華之夢。
二十三歲的張愷之回到了離別四年的上海。
他一個人在肮髒的街頭獨自漫步，心裏充滿寂寞與煩惱。在夏日焦灼的陽光中，他顯得疲憊不堪。
他在一條小街的十字路口停下了腳步，將身子斜倚在欄杆上茫然地望著過往的行人。衣衫已被汗水濕透，黏黏地貼著後背。
《民族日報》遷往杭州出版後又停刊。這期間他去過德清洛舍找朱小玲，但她的母親說她隨父去丹陽了，也不知何時回來，言語間，他感到自己不大受歡迎。回到上海後，他開始時在一家小報當編輯，不到三個月，這家小報也停辦了，他成了一個失業者。
他的父親張老明，在一個表叔開的“廣祥行”水果行，當專管出貨的師傅。香蕉從廣東運來時，還是半生不熟的青香蕉，必須掛在一個小屋裏，用炭火加溫烘熟。這道被廣東人稱為“焗香蕉”的工序，是張老明的絕活。經張老明之手“煽”出來的香蕉，一串串金黃噴香，潤澤的香蕉皮上，還嵌著芝麻般的黑點，人稱“芝麻香蕉”。我未來的爸爸每天聞著香蕉的氣息，望著寶塔般的香蕉串在店門口出出進進，眼前一片虛浮的金色晃動，覺得自己像是一隻半生不熟的青香蕉，吃不得又扔不得，隻能焦慮地等待著爐火的烘烤。
物價一日日飛漲，張老明的辛苦勞作，並未能改善窮困的家境。抗戰雖然勝利，但窮人依舊掙紮，富人依舊揮霍，周圍的一切都似乎沒有根本的變化。古老的中華之舟，慢吞吞行駛在它固有的航道上，遊離於世界的軌跡之外。
隻有一個令人振奮的幽靈，在高高的天空中發出神秘的呼喚。
隻有那片紅色的土地，在遙遠的北方巍然屹立。
抗戰勝利消息傳來最初的日子，最令張愷之興奮不已的，是朱德總司令向八路軍新四軍發出的接管淪陷區的命令。張愷之毫不隱諱地告訴朋友們說，他主張國共合作共同接管，建立民主聯合政府。
我時時感覺著他頭腦中那種莫名的**，重又在翻騰顛簸。
同四年前離開上海時相比，如今張愷之作為一名記者，已是初出茅廬，嶄露頭角。他必須在這條路上堅持走下去，才能喚醒更多的民眾。出身貧寒的張愷之，與家境優越的朱小玲，雖然同樣為自己的人生，塗滿了斑斕奪目的浪漫主義色彩，同樣地想入非非、好高騖遠，但張愷之畢竟比朱小玲更具有一種務實的秉性。他知道朝著自己心中那個公平自由的世界走，每一步都要流汗流淚甚至流血。
那一天，失業青年張愷之在熙熙攘攘的十字街頭徘徊許久。疾馳而過的吉普車尖厲的喇叭聲中，他完全打消了去尋找能為他提供就業機會的社會關係的念頭。在當時魚龍混雜的大上海，凡是那些有用的關係，都可能有一個與他格格不入的背景。那麽他寧可去做工謀生、寧可流落街頭，也不能為一時之需站錯了營壘。
我未來的爸爸鬱鬱回到了張老明的閣樓。他對他父親說，他找到了工作。——什麽工作呢？張老明追問。——在報館。他的回答含糊其辭。自從他兩手空空回到上海，父親反而對他和悅了許多。抗戰八年，張老明已修正了自己原來的看法：他覺得兒子在後方讀書編報，總比那些趁機去發抗戰國難財的人有出息得多。
總算得到表叔的同意，他在“廣祥行”的閣樓上，放了一張帆布床暫且安身。
從此他白天在外麵“遊**”，晚上回到閣樓寫稿。有朋友介紹他去作《大眾夜報》的特約撰稿人，專門采訪文藝界名人和娛樂界消息，每天發一篇稿子。他很輕鬆就勝任了，得到的稿費，足夠養活自己。於是他又想去讀書，考上了新聞專科學校。偏偏不久後《大眾夜報》人事改組，他又一次失去了工作，稿費也沒有了，生活重又陷入拮據。一天晚上他精疲力竭回到“廣祥行”，已是饑腸轆轆。卻見表叔一家人正在為兒子做滿月酒，一屋子親戚，猜拳行令，吆五喝六的好生熱鬧——阿靄回來啦？來來來，一起喝一盅啦！——表叔邀請他。他搖搖頭說吃過飯啦不客氣你們喝吧——轉身爬上了閣樓。隻有“我”明白他是個自尊心很強的人，他不願意讓親戚知道他還沒有吃晚飯。他寧可餓著挺著，寧可趴在閣樓的小窗上，以夜空中稀朗的燈光和星光充饑。然而肚裏空洞，心裏也越發空落，好容易挨到夜深，樓下席終人散，他餓得發昏，忍不住偷偷潛下店堂，摘了一串香蕉充饑。顧不上細嚼，囫圇咽下去，噎在喉嚨裏，憋得滿臉通紅。後來他為這件事寫過一篇《饑餓者的獨白》，可見他當時的窘態。
天色漸明，他在迷惘中醒來，從閣樓窄小的窗戶裏，望得見百老匯大廈的尖頂，在絢麗的晨曦中巍峨聳立。太陽已無數次從黃浦江中升起又跌落，而他所尋找的那個太陽呢？無論是隻見其神不見其形的共產黨，還是音訊全無的朱小玲，都在遠遠的江岸另一邊徜徉。而他的麵前，是一片陰霾籠罩的深穀、一場不散的**雨、一個比抗戰更難見天日的黑夜。這種饑餓中的掙紮與等待，已快要使他失去了耐心。
1946年整整一年，張愷之一直在苦苦地捕捉陽光，尋求光明。
他隻能用他的筆去尋找。筆是望遠鏡是鑽頭是一條深藏的地道。
那一年，他在《文匯報》發表了短篇小說《背道》。
《背道》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他寫自己回到了戰爭結束後的上海，遇到了一個當年的“上海五百有誌青年”，此人在抗戰時當了飛行員，曾向解放區投擲炸彈。如今回到了上海灘，成天開著吉普車追逐女郎，還走私藥品賺錢。麵對誌不同道不合的昔日同窗好友，他憤然與其分手，兩人在繁華的大街上默默背道而馳……
一九五二年“鎮反”審幹時，因黨組織懷疑他入黨前的曆史，他曾天真地拿出這篇小說，試圖證明自己當年的立場，但沒有人肯讀一讀這個故事。刊登著《背道》的那張報紙，也從此不知去向。
我一直十分羨慕爸爸那一手漂亮的鋼筆字，大概就是在那時日日奮筆疾書的寫稿生涯中磨煉出來的。
後來總算有一個在大新公司工會工作的同鄉好友盧坤，給他介紹了一個住處，他搬出了家裏的閣樓，搬進了後來與我媽媽重逢的那個亭子間，一邊寫作一邊繼續在新聞專科學校讀書，用稿費交學費，生活勉強自立。他還參加了上海學生的反內戰、反饑餓的遊行，並與當年的老同學，也是廣東同鄉的林泉，往來甚密。這個叫做林泉的年輕人，那時正與女同學岱岫參與在閘北棚戶區籌建“方震小學”的活動。緣由是岱岫的中學女同學程哲宣認識了蔣麗似。這個蔣麗似是個大家閨秀，其父蔣複聰是中央圖書館館長，亦即大名鼎鼎的軍事理論家、前陸軍大學校長蔣百裏的侄子。蔣麗似畢業於大夏大學教育係，早在抗戰時期加入共產黨，拒絕了父親為她辦理出國留學，一心投入革命。此時的公開職業是區民眾教育負責人。她出麵籌建“方震小學”，得到蔣百裏兩位女兒的直接支持，蔣英小姐還為此舉行獨唱音樂會籌募基金。得林泉介紹，張愷之也成為“方小”的熱心活動者。林泉在中國新聞專科學校有一個十分親密的同學孫毅，很快將成為張愷之尋找光明的直接帶路人。
清晨明媚的陽光，開始在張愷之蝸居的亭子間小窗上短暫停留。每天早上他醒來時，都覺得這新的一天充滿了希望。陽光溫柔地撫摸著他寬闊的前額，像一位前來探訪的友人，從窗外深情地注視著他。偶爾臨窗飛過的啾啾鳥鳴，也像是有人在輕輕叩擊著他的房門。
他的房門很快就將被叩響。他昔日的戀人朱小玲正在朝他走來。而那個自由平等的新世界，也即將向他敞開大門。
一個肥皂泡，看著是美麗可愛的，卻其實一觸摸就會破裂。現在因為人民受戰禍的苦痛太深了，現實的壓迫太沉重了，所以明知和平是肥皂泡，也以為它可以像個氫氣球一樣，向高空升起。哪裏知道肥皂泡根本就是肥皂泡，跌在地上要破，升高五尺也會破。如果和平也像個嬰兒，要從母體誕生。那麽，也不對，這個母體遭受的摧殘太大了，體傷過甚了，這個嬰兒即使生產下來，也是脆弱不堪，甚至會夭折的……
——摘自《當代晚報·朝花夕拾》：《肥皂泡而不是氫氣球》
一九四七年初的一個深夜，林泉敲響了張愷之的房門。
他和林泉從來都是在外頭見麵，林泉輕易不到他的住處來。他想一定是發生了什麽不同尋常的事情了。
素來穩重沉著的林泉，這一天顯得有些掩飾不住的興奮。林泉在床邊坐下，使勁地搓著凍得通紅的雙手，笑著問：
噯，你在寫什麽？
張愷之掃一眼桌上的稿紙，有點不安地回答：我在寫一篇短說，叫《戇徒》，講一個農民反對鄉長貪汙被當成赤色分子的故事，諷刺性的……
林泉點點頭。過了一會，他終於低聲告訴張愷之說，孫毅昨晚找他談了話，告訴他自己是個共產黨員，並問他和張愷之對共產黨的認識怎麽樣？我說我怎麽樣你不是很了解嗎？我在中學時國民黨就懷疑我，抗戰勝利前就作為“赤嫌”被禁閉打入強迫勞動隊。至於張愷之嘛，他至今一直在後悔抗戰時沒有到蘇北去……
那一刻張愷之的眼睛都瞪直了。熱血一陣陣湧上頭頂。他知道自己等待這個時刻，已經太久了。卻原來共產黨真是無處不在，那個家中開著茶館，明明是富家子弟，又熱心仗義得像個大俠的孫毅，竟然就是共產黨？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找了多年的共產黨，竟然就在身邊！
林泉繼續說，孫毅告訴他，他早已把我們二人的表現向地下組織作了匯報，組織上要他對我們進行考察。半年多來，他認為我們的表現是好的，組織上已同意發展我們兩個人加入共產黨。你說，我們是加入還是不加入呢？
張愷之一下子從桌邊跳起來，不假思索地回答說：當然加入啊！我不管共產黨是不是會勝利，不管它能不能奪取政權，我認為它代表著人類的正義和良心，共產主義符合我一直以來的理想，我要加入共產黨，一定要加入，我尋找它已經好多年了，就是為它掉了腦袋，我也是情願的！
林泉點了點頭，表示同意。然後兩人決定，立即按孫毅的吩咐，分頭去寫自傳，以便盡快接受地下黨的審查。
我覺得這個夜晚的感覺很奇妙。白日裏喧囂的大上海已經沉睡，張愷之卻在清醒地伏案疾書，寫著自己二十四年的曆史。從一個流浪青年到新聞記者，又從記者到失業青年；從苦悶彷徨徘徊等待，直到覺醒直到反抗——這不是一個人的曆史，而是一個正發生著驟變時代的曆史；這不僅是他人生的簡單記錄，而是一次信仰的抉擇和確認的艱難旅程。他將把共產黨和共產主義作為他畢生為之奮鬥的遠大目標，使自己的全部生命為之燃燒出最燦爛的光和熱。
他聽見了吳淞口遠遠的黃浦江濤聲。恰如他的心潮，前浪後浪生生不息，奔流入海永不複回。
一宿無眠。黑夜已褪去，太陽正從他的心裏冉冉升起。
自傳交上去後。過了幾天，孫毅來找他們，說了三個字：批準了。
孫毅還說，××日子，××時間，有一個李先生會來看你們的。
那一天李先生果然如約前來。李先生讓張愷之和林泉舉起右手，就在張愷之的閣樓上，領著他們宣讀了入黨誓詞。麵前沒有黨旗，沒有黨旗也仍然使張愷之覺得十分莊嚴。前後不過幾分鍾，就念完了誓詞。等他們放下胳膊的時候，他和林泉從此就成了中共地下黨員。
這位李先生，後來就是張愷之直接的上級領導。他曾答應帶張愷之一同去解放區，但後來又改變了主意，將張愷之一個人留在了杭州，堅持地下鬥爭。李先生真名王鼎成，解放後擔任上海文化出版社總編輯，一九六八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張愷之和林泉入黨以後，每隔一兩周，就到孫毅家的茶樓上，悄悄去過組織生活。那個李先生每過一段時間，就會在茶樓上出現，給他們那個黨小組的黨員們上黨課，分析國共兩黨鬥爭的形勢，有時也講黨的組織紀律，例如萬一被捕後，應該怎樣怎樣……
張愷之實現了他向往多年的願望，成了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他一邊繼續為報刊寫文章謀生，一邊同林泉更加積極地投入到“方震小學”的籌建工作中去。他雖然是地下黨員了，但那時的黨沒有俸祿、沒有津貼，黨沒有給予隻講奉獻。他仍然失業、仍然常常為自己的住處發愁。而這種比不是共產黨時更加艱苦、甚至每一分鍾都充滿了危險的生活，卻使他無比振奮無比快活。他像一隻上足了發條的時鍾不倦地旋轉著，風一般雷一般迅疾地做著地下黨交給他的每一件任務。他急匆匆走在上海城的馬路上，時常仰起頭，望著遠處百老匯大廈高高的樓頂，心裏對自己說著，他們遲早會將這些財產，交回到勞苦大眾的手中。
朱小玲就是在那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裏，忽然從天而降的。
他閣樓的門被輕輕叩開的時候，一陣清涼的風襲來，親吻著他的麵頰，迷糊了他的眼睛。他被那微風環繞著簇擁著，一種如癡如醉的感覺傳遍了全身——那個消失已久的小玲姑娘，癡癡地立在他的門口，手裏拿著當天的一張《大公報》，那張報紙的副刊上，以顯著的標題，登著他的一篇散文《雪之穀》。
朱小玲就是從這張報紙上，得知他的消息，然後設法找到了他的住處的。他沒想到，那個冬天朱小玲久等他不歸，開了春，她便自行主張，按他們當年所約，去了皖南屯溪的法政學院讀書。抗戰勝利後，朱小玲陪父親去丹陽料理祖田，而後隨同法政學院遷回了上海。他在一九四四年冬季寫給朱小玲的信，她確實一封都沒有收到過。但朱小玲始終沒有忘記他，那一刻他甚至覺得自己錯過了新四軍依然值得。一場離別的噩夢結束了，夢幻一般美麗的熱戀重又開始。朱小玲終於回到了他的身邊，張愷之簡陋的小屋從此熠熠生輝。現在，他的整個身心，整個生命，都沐浴在愛情的陽光之中。
我未來的爸爸和我未來的媽媽就此久別重逢。他們常常手拉著手，在黃昏時僻靜的小街上散步。我能感覺到他們身上的氣息互相縈繞，每一個細微的動作都為對方深深吸引。他們彼此呼喚著靠攏著，小心翼翼而又**難耐。以往我所熟知的那個幼稚少年，正在一日日變成一個真正成熟的男人。我在他急促的呼吸和奔湧的熱血中，看見了另一個我，日後將構成為“我”的那另一半，正從朱小玲溫柔甜蜜的微笑中走來。
朱小玲後來由林泉介紹，進了“方震小學”任教。用我爸爸的話說，媽媽結束了曆時幾年的迷失，終於又重新回到了一個革命的集體之中。“方小”的校長，也是蔣麗似的好友程哲宣阿姨，賣掉了自己在辣斐德路花園洋房中的那架大鋼琴和金銀首飾，作為“方震小學”的開辦基金，林泉也籌集了相當一筆款項。“方小”的教員有中國新專的岱岫、暨南大學的董運謀、大同大學的張文光，無錫人陸兆書，還有朱小玲。這樣一批進步青年，聚集在上海閘北路的一個角落，眾目睽睽之下，暗中幹起了“造反”的壯舉，實在也有些不可思議。當時的上海地下黨領導人周克，常到“方小”來找那個叫陸兆書的人聯係。就像六十年代的電影鏡頭那樣，窗台上有一盆花作為接頭的暗號。隻要有花盆在，周克便可安全上樓。我那個未來的媽媽每天都為那盆花澆水，卻不知它真正的用途。媽媽還常常笑話陸兆書那口地道的無錫方言和藍色土布長衫。1947年底，哲宣同被通緝的中央政治大學研究生黃達昌結婚，大家一起到程家去吃喜酒。走到半路，那個陸兆書突然拐進一所公廁，去換上了一套西服。很多年以後，我媽媽還對陸兆書說，那時我看你行為怪僻，鬼鬼祟祟，還以為你是個特務呢，說得他哈哈大笑。直到一九四八年春節後，陸兆書奉命去浙東四明山打遊擊，任支隊政委，才知他真名卜明，是從解放區出來，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解放後卜明出任我國駐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副代表，回國後任中國銀行行長直至離休。有一次他生病住院時，我曾去探望過他。同我媽媽當年的印象迥然相異的是，我覺得他一身正氣，坦**誠懇，雖然穿著醫院的那種藍條子睡衣，他仍然具有一種聯合國官員的風度。
到了一九四九年大上海解放前夕，“方震小學”終於脫去“外衣”，成為迎接大上海解放的一個戰鬥堡壘——“閘北人民保安隊總部”的所在地。“方小”那些平日斯斯文文的教員一個個從“地下”跳了出來，使得附近群眾一時目瞪口呆。
然而，畢竟沒有一個人比我未來的爸爸，更加了解朱小玲的浪漫主義習氣了。在這樣一個革命的集體中，考慮到革命的嚴峻和殘酷，張愷之始終堅持不同意發展我媽媽入黨。
所以我爸爸很多年中，對林泉始終是抱著一種深入骨髓的感激之情。他說如果沒有林泉，他就不會認識孫毅，不認識孫毅，他就難以找到黨組織。林泉是在他的人生道路上，發生過極其重要影響的一個人。然而盡管林泉對祖國一片赤忱，放棄印尼國籍和出洋留學，並擔任印尼《新報》駐滬記者，寫過許多進步通訊，解放後在新聞界還是無法立足。一九五四年以莫須有的罪名被開除黨籍，一九五五年又成為肅反的重點對象，後來幾十年始終不受信任。爸爸與林泉在當年的人生追求中凝成的生死與共的友誼，解放後被階級鬥爭的暴風雨打得七零八落，互相隔絕多年，到一九八〇年盧坤伯伯逝世時兩人才恢複聯係。林泉擬寫的挽聯是與爸爸共同署名的。但爸爸內心長期感到負疚的是，多年來他的“問題”一直使林泉受到很大連累。兩人相繼恢複黨籍後，痛定思痛，即便曆史的隔閡漸漸消解，彼此心裏卻都留下了永遠的沉重……
張愷之開始在“方震小學”附設的“民眾夜校”，給工人們講述解放區的“土地法大綱”。這已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國共兩黨的生死搏鬥即將進入最後關頭。張愷之的處境似乎不妙，陰雲密布，風聲鶴唳，稍有閃失，他就將麵臨暴露的危險。
我知道張愷之其實是極想去解放區的。在他不算太長的“革命”曆史上，他已經錯過了兩次機會。這兩次錯失，都使他悔之莫及、創痛難除。於是堅持“地下”或去根據地，就成為革命勝利之前，時刻糾纏他折磨他的一個“情結”。他又一次向地下黨組織提出了去解放區的申請，卻一直沒有得到答複。
那段等待的日子，經過深思熟慮，他打算進一步履行自己的地下工作職責，發展新黨員。他有了一個最成熟的人選，那就是盧坤。
當他神秘兮兮地把盧坤約來，鄭重其事地向盧坤談及此事的時候，盧坤竟然哈哈大笑起來。他說：你要發展我？我還想發展你呢，我早在抗戰時期就入黨了，老兄！
盧坤本名楊柏年，出身與我父親相似，他們是聯益義務小學的同學。“八一三”事變後，盧坤進入大新公司當練習生，抗戰勝利後，以中共地下黨員身份組建“黃色工會”，一直參與上海百貨業的職工運動。後去解放區，在淮海戰役中做戰俘管理工作。解放後調入上海美術家協會，任上海美術館副館長。
我認識這位盧坤伯伯，黑黑瘦瘦的個頭，戴一副玳瑁邊的近視眼鏡，說一口廣東口音濃重的普通話，穿著隨隨便便，喜歡開玩笑。一九七五年我在上海修改長篇處女作《分界線》時，常去盧坤伯伯家蹭飯吃。如有事沒去，他會打發孩子來叫我。他家就住在紹興路口，同出版社幾步之遙。那時他已五十幾歲，卻仍然心直口快，常常口無遮攔，向我透露他所知道的“內部消息”和他對“文革”的種種不滿。我曾聽爸爸嘀咕，說盧坤好歹也是抗戰時入的黨，解放後卻始終是個副處級，也不知為何仕途一直受阻。有一次我實在忍不住，對盧坤伯伯說出了我的疑問。他嘿嘿一笑說，那是囉，就這副處級也被打倒了不是，活該嘛，我曆史上曾經脫過黨啊。——怎麽會脫黨呢？您犯什麽錯誤了呢？——當然啦，那時他們總是派我去貼標語。抗戰都快勝利了，地下黨的人，還是讓我去貼標語。那一天我真的發了脾氣啦，我說你們怎麽老是讓我貼標語、貼標語，幹嗎不派別人去貼？就不會派一點重要的工作給我做啊？——你真的敢這樣講啊？要不爸爸說你是個倔脾氣哩——對囉，我就是這個脾氣，改不了哇。當時那個向我布置工作的上級也生氣了，他說我不服從組織命令，政治動搖，一連幾個月沒同我聯係。你想想這是什麽後果，這麽一家夥就把我作脫黨行為處理了。唉，後來總算又是檢討又是反省，才重新接上關係。黨組織黨組織，這可不是鬧著玩的事，以後你慢慢就懂啦……我現在倒好，無官一身輕了……
當那場浩劫終於結束時，盧坤伯伯被發現身患絕症，且已是肝癌晚期。爸爸憂心如焚，寫信給我，讓我按一種治病用的偏方，在東北林場為他弄一隻熊膽。但熊膽仍未能挽救他的生命，沒過多久他便與世長辭，隻留下一把他為我買的紅色尼龍傘，在人世的風風雨雨中，如一隻巨大的手掌，繼續庇佑著我們。盧坤伯伯，是我們家庭在遭遇不幸的幾十年間，一直關懷著爸爸的少數幾位朋友之一。因著我曾親見過黨內還有著盧坤這樣的人，我當保留那最後的一絲敬意。
當時張愷之發展盧坤入黨的計劃，已被盧坤自己提前完成，張愷之的革命目標便轉向別處。除了風險和勞累，這個失業的地下黨員又一次感受到自身的危機。他發現業餘鬧革命，首先還得有飯吃。
作為一個自由職業者的張愷之，不得不為了尋找一份固定的職業，在“革命”的空隙中，見縫插針地奔走在上海街頭。
就在那時候，曾任《民族日報》社長的鄭小傑先生，已在杭州省政府教育廳主管中等教育。他一向賞識張愷之的才能，又並不知張愷之真實的政治身份，他來信說，杭州《當代晚報》正在物色一位總編輯，他可推薦張愷之前去就任。張愷之請示了他的上級領導王鼎成，得到組織批準，便很快調往杭州工作。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意見是，《當代晚報》的色彩不要太紅，盡量保持灰色，避免當局的騷擾，以便更有利於在這個公開身份的掩護下，開展地下工作。
張愷之在離開上海前，還是沒有忘記向他的上級再次提出去解放區的要求。似乎，“老板”當時是答應了的。為著去解放區後將會有很長一段時間的生離死別，張愷之到杭州不久，即1948年的春天，同朱小玲在杭州舉行了婚禮。婚後，朱小玲仍回上海“方小”工作。正當張愷之每日裏歡歡喜喜地憧憬著解放區晴朗的天空時，林泉帶來了“老板”的新決定——讓他利用報紙這一有利地位，堅守杭州地下工作這塊陣地。
張愷之失望而又無可奈何地服從了組織的決定。
於是杭州就成為張愷之在革命勝利之前一個新的戰場，也因此成為兩年後我降臨人間的故鄉。
但他沒有料到，在新世界到來前，這最後一段拚搏中所發生的那些悲壯的故事，卻使得杭州變成了他後半生的擱淺之地。
中國的老百姓大部分是文盲，隻知道受統治受支配，一向不懂得去促進什麽。而當時的知識分子，我們記得倒確是盡了奔走呼號，聲嘶力竭的最大限度。然而任你呼號、任你聲嘶，無用終是無用，不成還是不成。可見問題並不在人民身上。關鍵所在，還是在於：某些人未能完全放棄小我的利害……
就是因為把小我的利害看得太重要了，太大了，大過國家人民與一切，所以才不惜重啟戰端，使這麽多老百姓肝腦塗地，顛沛流離。
……
——摘自《當代晚報·朝花夕拾》：《放棄小我的利害》
我們的故事，在這裏終於有了一次小小的銜接。以上引用的文章片段，便是張愷之就任杭州《當代晚報》總編輯後，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間寫下的三百餘篇《朝花夕拾》專欄短文。他上任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當代晚報》改版，同時調整人事，建立起一個自己信得過的編輯部。他的老朋友閔子、石雲子、汪祖裕等人成了他的得力編輯。正是依靠這些進步文化人，漸漸擴大了報紙的影響。他了解到報紙的總經理何剛，實際上是一個未曾暴露的進步分子。一九三八年加入共產黨，後來因形勢惡化丟了組織關係，但仍然傾向革命。他們彼此有了默契，何剛在暗中支持張愷之的計劃，並派專人秘密接收解放區的新華社廣播，然後把有關的重要消息，“出口轉內銷”——以本報接收舊金山廣播的形式，巧妙地從報上傳播到群眾中去。
但他真正需要做的事情，還遠遠不止這些。
當時他的組織關係仍然留在上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共上海局設立了外縣工委，並向杭嘉湖地區派出黨員，積極進行策反、統戰工作，以適應即將解放全中國的新形勢。張愷之利用曾在《民族日報》工作多年積累的社會關係，在武康莫幹山、餘杭橫湖一帶，開展對敵武裝策反工作。
對敵武裝策反——這項配合當時解放戰爭形勢發展要求的新任務，正對張愷之的心思和口味。於是他將新婚妻子朱小玲冷落在上海，情緒高昂地進入了“一手拿筆、一手拿槍”的新階段，開始躍躍欲試。
現在，我未來的爸爸張愷之，總算可以有機會，來彌補自己當初放棄蘇北、後又錯過新四軍的失誤了。這兩次錯失曾使他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追悔莫及。他在後來這幾年尋找革命的經曆中，越來越明白地悟出了一個“真理”，那就是，革命僅僅依靠筆杆子、依靠一些知識分子的搖旗呐喊，是斷不能奪取政權的。革命是由冷酷無情的槍炮開路的，革命就是你死我活，就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堂堂七尺男兒，在大革命的風暴中，竟隻是一介文質彬彬的書生、一個溫良恭儉讓的文化人，豈不太讓人慚愧了麽？就為了這個徹底的醒悟，他一再要求去解放區。但這個最後的補救方案也未能如願，他還有什麽辦法來實現自己的抱負呢？既然一時去不了解放區，不能投筆從戎，親自拿起槍杆子去消滅敵人，那麽，去策反敵人的武裝，將敵人的武器奪過來變為自己的武器，將那些良知未泯的國民黨軍人，變成人民的軍隊——這將是革命勝利前，他所能做的最有意義的事情了！
在我少年時代家境最艱難的日子，我曾聽奶奶和外婆，分別提到過那兩隻金戒指和一些首飾。這本是她們送給兒女的結婚禮物。對於它們後來不明不白的失蹤，奶奶和外婆始終抱著耿耿的遺憾。
——那它們究竟到哪裏去了呢？我問過媽媽。
媽媽無動於衷地說：當然是被你爸爸“沒收”啦。
爸爸要它們幹什麽呢……
還不是為了他的地下鬥爭麽！媽媽笑笑說。那時他正在籌建餘杭的一支秘密武裝，就把那些首飾兌換成了金圓券，用於橫湖基地的活動經費了。換來的錢，我連個影子都沒見著……
你就不會不答應麽？我蠱惑說。你難道不喜歡首飾麽？
不是不喜歡，是不可能！媽媽連連搖頭。唉，你那個爸爸，你還不知道他的脾氣，要是不答應，他肯定同我糾纏不清，我想省點心，還是同意算了，心甘情願地把戒指從手上摘下來……
我從未去過杭州郊縣那個叫做橫湖的地方。我隻知道那兒有個叫做楊天波的人。但我見到楊天波時，他已是一個五十多歲的人了，臉膛黑紅、敦厚壯實，洪亮的嗓門震得人耳朵嗡嗡響。楊天波是我爸爸在很多年裏經常提起的一個名字，有一次爸爸帶我去看電影《獨立大隊》，他說楊天波就是像電影裏的馬龍那樣的好漢。
楊天波是橫湖孟家嶴人，家境小康，祖上有些田產，為人豪俠仗義。他十六歲那年，為了參加抗日，同十八歲的姐姐一起投奔青年軍。在去閩西的路上，他姐姐生了病，無藥醫治死於途中。楊天坡哭得死去活來，從此對現實愈加不滿。抗戰勝利，他從青年軍複員後，不願重返國民黨軍隊圖謀一官半職，就到杭州來讀中學。楊大波的同學中，有個叫朱鴻鈞的人，恰恰是張愷之在天目山時期認識的一個進步青年。
那個曾在上海“方震小學”工作過的陸兆書，也就是後來叫卜明的那個人，此時已去了四明山根據地，擔任浙東遊擊縱隊六支隊的政委。原“方小”的教師董運謀隨行，成了遊擊隊的一名指導員。一天，董運謀突然到杭州來找張愷之，希望他能為遊擊隊輸送一些會打仗的進步青年和醫務人員。後來張愷之卻一直與董運謀聯係不上，便請示上級組織，決定發展朱鴻鈞入黨，由他在橫湖團結以楊天波為首的一批地方進步青年，因勢利導，建立一支秘密武裝，積蓄力量，等待時機。橫湖地處京杭國道西側，一旦大軍渡江，這裏既可以莫幹山、天目山為依托，與皖南連成一片；也可配合大軍直取杭州。
於是二十歲的楊天波在橫湖設法取得了鄉聯防隊長的身份；血氣方剛的楊天波，變賣了老家一畝二分田產和十七擔大米，提取了鎮上布店的現金，拿去購買了武器裝備。還打通地方上的關係，安排了四個“自己人”，當聯防隊的分隊長。朱鴻鈞每天帶著一隊人馬，公開在山嶴裏訓練實彈射擊。因為楊天波曾當過青年軍，當地人也不懷疑他的身份。後來，地下黨派來接替張愷之的一位領導人祝岐耕，還曾住在楊天波家裏。橫湖的這支秘密武裝，就在國民黨的眼皮下，不動聲色地壯大起來。
張愷之和朱小玲的那點私房，大約就是在這個時期，為了扶持楊天波的隊伍而變賣的。我能感覺到這個未來的爸爸，正以瘋狂的熱情，投身於“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革命的巨大慣性，把一個個像張愷之這樣的書生，輕而易舉地改造成為暴力革命的擁護者。
那一日楊天波威震橫湖鎮。楊天波二十歲那年的壯舉，如今聽起來，有點像一個傳奇。
據說那一日，浙東反共救國軍的一個上校支隊長許貴炳，突然竄到橫湖。不由分說便扣押了朱鴻鈞，企圖吞並楊天波的聯防隊這塊“肥肉”。楊天波聞訊，火速帶著人馬趕到。就在橫湖街上，楊天波怒不可遏，當即拔出手槍，將許貴炳一槍擊斃。楊天波收了槍，朝著槍筒吹了口氣，笑嘻嘻對四周圍觀的群眾說：想勿到，今日槍走火了！諸位多多包涵！隨即揚長而去。
楊天波此舉，救回了朱鴻鈞，保住了聯防隊。也使聯防隊在不久後迎接杭州解放的戰鬥中，立下大功。
到了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終於傳來了人民解放軍勝利渡江的消息。餘杭橫湖地區的地下秘密武裝揭竿而起，爭取了國民黨縣長白衝浩起義。餘杭縣自衛大隊曾命令聯防隊到縣城集中。楊天波根本不予理睬。自衛隊把個楊天波恨得咬牙切齒，打算包圍聯防隊，幹掉楊天波。而這支以聯防隊為旗號的地下武裝，卻在祝歧耕的率領下，翻山越嶺而去。人民解放軍進軍杭州的先頭部隊抵達杭州時，祝岐耕派朱鴻鈞帶領部隊到達錢塘江邊的月輪山五雲山，控製了錢江大橋，保護了錢江大橋未被炸毀。
據說楊天波和他的隊伍，把守那座橋頭堡，還繳械了不少小股散兵的武裝，及時阻止了國民黨殘部潰逃。
一時間，二十一歲的楊天波，使方圓數十裏的鄉親刮目相看。解放軍接管後，地下武裝擴建為縣大隊，楊天波是第一中隊長，參加了剿匪後，被送到省軍區後勤學校學習。楊天波那時到省城報社來看望張愷之，兩隻眼睛笑眯眯的呈兩條細縫。
然而勇敢的楊天波，後來的幾十年卻曆經七災八難。一言難盡。
解放初審幹時，由於張愷之的“問題”株連楊天波，使得楊天波的後半生吃盡苦頭——所以，盡管張愷之為那個地下武裝捐獻了他的金戒指，我爸爸卻始終覺得自己愧對楊天波。
一九四九年一月，張愷之的組織關係轉到了杭州，開始時，預定擔任文化區委成員，旋即轉入對敵策反部門。因讓他負責德清新市、海寧周王廟的國民黨部隊一個支隊的策反工作，橫湖的秘密武裝便移交祝岐耕領導。
又一段新的故事將要開始。這本是一則並不複雜的故事，然而搞清楚它們的來龍去脈，差不多費了我幾十年的時間。從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斷斷續續中聽說的那些人和事，始終被歲月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即使在我與爸爸身心共處的當時，對於他如此熱衷於武裝鬥爭，我也總是抱著難解的困惑。所以直到今天我寫出那些故事的時候，我仍然有一種極不真實的感覺。
在這段故事中，將出現許多新的名字。這些名字在革命勝利後，很快就會在那片血紅耀眼的陽光下，消失得無影無蹤。然而它們卻會從荒野的孤墳、陰暗的牢房、積滿灰塵的檔案簿，從我爸爸幾十年的審查曆史中，一次又一次地跳出來。像一個個徘徊不去的冤魂，在我的小說中經久不散，直到此書終了的末頁。
黃誌雄這個人，是張愷之關於海寧策反的序言和引子。
當年張愷之作為《民族日報》的特派記者，去杭嘉湖遊擊區采訪時，認識了這位不知是哪一路的遊擊大隊的大隊長黃誌雄。黃誌雄是個廣西人，讀過書，也算是個知識分子，為抗日離鄉外出從軍，後來就滯留在江浙一帶。他領著幾十個兵，有十幾支快慢機，靠著襲擊敵偽據點，俘虜漢奸，養活自己的部隊。那次黃誌雄的部隊正好也要過封鎖線，有人帶了記者張愷之這個廣東大同鄉來見他，讀書人加思鄉情，兩人談得很是投緣，黃誌雄就冒險帶著張愷之過了封鎖線，由此也同張愷之結下戰地之誼。抗戰結束後，他退了伍，住在新市鎮上，因對國民黨不滿，整天牢騷滿腹。用爸爸後來的話說，是個失意的上校軍官。
偏偏就在一九四八年籌建橫湖秘密武裝時，張愷之巧遇黃誌雄。
發展地下武裝正急需軍人。黃誌雄的出現，使張愷之喜出望外。
我知道爸爸的口才是極富鼓動性的。在得到上級批準後，他居然很快就說服了黃誌雄，重新打入國民黨部隊去。一九四九年二月，黃誌雄找到了一個叫做劉光的舊友，介紹自己打入了當時活動於滬杭鐵路兩側的海寧縣周王廟與德清縣境內，國民黨“國防部反共青年救國軍”浙西第七支隊，去擔任副支隊長。支隊長周公穆，是海寧當地人。
幾個月後，杭州解放前夕，地下組織利用海寧當地武裝力量的鉗製，最終和平解放海寧，自然也有黃誌雄點滴之功。解放後由爸爸委托林泉，介紹黃誌雄去上海教書，在一所學校當總務主任。一九五一年的一天，走在馬路上，突然被公安局抓走，下落不明。後來聽說起因是他的舊友劉光是個托派。
由於劉光是托派，依此類推，黃誌雄當然就同托派有涉；而張愷之策反了黃誌雄，必然也同托派脫不了幹係——這便是一九五二年鎮反時所牽連的人員關係的“幾何”圖表。這樣的“推理”，使得我們這個關於策反的故事，在敘述結束後，反而派生出愈加錯綜複雜的旁枝末節。
那是一個人造的黑圈。無論是敘述還是閱讀，都需要耐心。
現在輪到了曾一進和倪布明。這兩位贛南中正大學畢業的高才生，曾在蔣經國麾下得到一官半職，抗戰結束時都已是校級軍官。他們原本都是正直的熱血青年，曾立下報效祖國和民族的宏願。然而麵對國共兩黨之爭，卻一時尚有疑惑，不知何去何從。
也許他們命中注定，將要在新時代到來之前，如“鳳凰涅槃”在戰火中得以“新生”。
當年的中校軍官曾一進，具有初步民主意識，擁護英國工黨。他的堂兄也是國民黨官員，當時出任台灣省政府秘書長。由堂兄的一封介紹信，抗戰結束後，他便在杭州市政府當了薦任視察。年輕而高傲的曾一進，是在每天閱讀《當代晚報》時，聽人說起總編輯某某這個名字的。《朝花夕拾》專欄上那些犀利的短文，居然使曾一進對這位作者發生了興趣，據說還有幾分佩服的意思。他們有幸結識後，常常就英國工黨式的社會主義進行辯論，弄得麵紅耳赤的，各不相讓。張愷之出於無奈，鬥膽拿了一本《新民主主義論》來給曾一進看。曾一進用了幾個晚上仔細地閱讀了這本“禁書”，竟然為之傾倒，很快被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思想吸引，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正在此時，他的同學好友倪布明來到杭州，受到曾一進情緒的感染，立場也發生了動搖。
上校文職軍官倪布明，其父是蔣經國的老師。一九四九年年初，蔣家王朝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倪布明十分苦悶地來到杭州，打算先回福建老家再作道理。卻不料遇見了張愷之這麽一個熱血沸騰的赤色分子，誠懇而雄辯地一次次向他們作出精辟的宣傳鼓動，從當前局勢分析直到未來的明智選擇，弄得兩位軍官心悅誠服，最後竟毅然決定背叛國民黨，留在大陸，走棄暗投明之路。
我的爸爸以他幼稚的政治**，“招募”和搜羅著同情革命的“叛逆”分子，迫使他們在新形勢下重新選擇自己的政治態度。至此，他已經掌握了一小支基本隊伍，有了可以發揮作用的“軍事”力量。他似乎可以開始行動了。
張愷之在得到地下組織的同意後，首先派出了倪布明上校，去溪口深入虎穴，了解敵情。其後，便帶著這兩位身著“虎皮”的起義軍官，奔赴滬杭線上的海寧重鎮鹽官。
焉知禍福？
處於莽莽天地的混沌之中，無形無聲的我，卻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待革命勝利之後，也許爸爸根本無法對這些人的命運負責。
我對我未來的爸爸已越來越感到陌生了。
這個被以上的插敘打斷了的故事，發生在中共“一大”會址的後一半組成部分——嘉興南湖湖畔。
一九四九年春天，那個“青年救國軍”的副支隊長黃誌雄，有意無意地在周公穆麵前，泄露了張愷之是杭州《當代晚報》的總編輯。待到四月二十一日解放軍大軍渡江之後，周公穆突然來到杭州謝麻子巷六號《當代晚報》社址找他，直截了當地提出了要張愷之幫他找共產黨。周公穆說他在海寧有多少多少槍支，多少多少人馬，急於得到共產黨的承認。張愷之明白準備已久的機會將要來臨。但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隻是答應幫他搭橋聯絡。他走後，張愷之當即向上級領導駱中傑作了詳細匯報。
實際上，大軍渡江前後，中共杭州地下市委已經研究決定：成立“人民解放軍杭嘉湖獨立遊擊支隊”，配合渡江大軍解放杭州、進軍上海。這支遊擊隊的支隊長內定為平湖國民黨起義縣長樓正華、政委陳伯亮（化名華明源）、副支隊長駱中傑、參謀長黃誌雄；並由張愷之親自去設法鐫刻了印章。駱中傑聽了張愷之的匯報，讓他立即答複周公穆：數日內，共產黨的人將在周王廟與他會麵。周公穆非常高興。於是張愷之又以去上海探望夫人的名義，向報館請了假，然後帶了起義軍官曾一進、倪布明兩人，在四月二十五日傍晚，到達滬杭線上的許村車站，步行去周王廟。
下車後，曾一進即被派去新市鎮，命駐紮的黃誌雄速速率部，攜帶槍支，穿過鐵路到周王廟集合。
此時的滬杭線，已是冷冷清清，鐵軌像一條疲倦的長蛇，懶散地躺在兩側荒蕪的水稻田裏。隻有小站上藍色的信號燈，閃閃爍爍，猶如長蛇尚睜著戒備的眼睛。守護鐵路的國民黨軍隊大多已倉皇南逃，留下一支八九個人的小分隊，橫七豎八地躺在路基邊上，漫無目的地放著冷槍。零亂的槍聲穿過空曠的田野，聲聲淒涼。
年輕的張愷之，西服革履，意氣風發。在周公穆的一再請求下，他以《當代晚報》總編輯的身份，在一座大院子的牆門裏，“視察”並“檢閱”了這支部隊。說是部隊，其實隻不過二三十人而已。張愷之心裏暗暗發笑，又有些失望。經過實地觀察，他已明白周公穆的“反共青年救國軍”是沒有實力的。周公穆曾吹牛自己可以掌握二三百支槍，其實他手下的兵，隻是鎮上的十來名自衛隊員，並無正式建製。海寧地方的反動武裝，全部掌握在自衛總隊長俞文奎之手。
盡管如此，張愷之還是氣宇軒昂地登上了院子中央的台階，向周公穆手下的兄弟們訓話。他講話的大意是：人民解放軍已勝利渡過長江，國民黨政府潰不成軍，你們能跟周支隊長棄暗投明，這是明智之舉。據知，杭嘉湖遊擊支隊很快就要到來，你們要謹慎行事，同遊擊隊會合，爭取光明的前途。
過了兩三天，派去新市的曾一進回來了。黃誌雄也隨他同來。但黃誌雄已是一個“光杆司令”，隻身一人，隊伍與槍支俱無。張愷之頓時出了一身冷汗。急急詢問，才知黃誌雄的部隊，在新市被“民主聯軍”挺進縱隊繳了械。幸好黃誌雄反應靈敏，得以脫身前來。
張愷之一時麵臨了尷尬的局麵。他手中一無人馬、二無憑證；駱中傑遲遲未到，他又無法同上級聯係。這個策反行動將何以為繼？海寧位於滬杭線咽喉要道，掃清海寧至平湖一線國民黨殘部，將為渡江解放軍鋪平道路，不能有片刻延誤。
張愷之略略沉思片刻，對周公穆說：你必須帶我去見俞文奎！
張愷之在那個瞬間想起了一九四四年秋天，在杭嘉湖地區采訪時，他曾與這個自衛總隊長俞文奎有過一麵之交。目前，他唯一的辦法，就是同俞文奎直接談判。
俞文奎是這個故事中，最後一位悲劇人物。那個悲慘的結局並非發生在海寧和平解放的當時。隻有等天安門城樓前升起了五星紅旗之後，他才會同那些起義軍官和地下黨員們一道，走進另一個黑色的故事裏去。
俞文奎是個自己拉杆子起來的抗日軍人。一向在遊擊區以自衛隊的名義堅持抗戰，部隊紀律嚴明，受到當地百姓擁戴。我爸爸在天目山時期曾認識的那個指導員鮑自興，因國民黨要抓他，逃入敵占區，曾以灰色麵目隱蔽在“和平軍”裏。抗戰的最後兩年，鮑自興駐紮海寧鹽官鎮，為四明山根據地運送物資。他與俞文奎雖然政治信念不同，私人交情卻很深厚。按俞文奎當時擁有的兵力，要想消滅鹽官鎮這點汪偽軍綽綽有餘，但俞文奎因同情鮑自興受國民黨迫害，一直對他眼開眼閉。抗戰勝利後，鮑自興率起義部隊隨新四軍北撤，俞文奎居然也讓路放行。張愷之摸清俞文奎的來龍去脈，對於爭取他的自衛隊，有了幾分信心。
周公穆明白眼下已是大勢所趨，當即帶了張愷之，去十八裏路外的鄭家木橋，找到了俞文奎的一個中隊長，那個叫張關榮的中隊長見過張愷之的記者證，便答應帶他去斜橋找俞文奎。此時已是四月二十八日的下午。
張愷之讓張關榮預先送上了他《當代晚報》總編輯的名片。他走進俞文奎的駐地時，一左一右是身穿國民黨軍服的曾一進和倪布明二人護佑，倒也很是威風很是氣派。落座後，稍事寒暄，他發現俞文奎其實早已忘了當年那個青年記者。於是他便開門見山，直截了當地向俞文奎指出，他麵前隻有一條路：棄暗投明。
俞文奎慢吞吞剔著牙花，隻聽不答。少頃，略一偏頭，示意手下人拿出一份文書，很有些傲慢地說：你看，這是民主聯軍挺進縱隊委派我出任副司令的委任狀。不過嘛……不過我還沒答應他們……
那份委任狀的下方，有一個鮮紅的大印，赫然在目。
張愷之說：當斷而不斷，則錯失良機。眼下大局已定，你應該跟共產黨走，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什麽民主軍，這種雜牌部隊的番號都是靠不住的。人民解放軍的杭嘉湖遊擊支隊即將到達海寧，你究竟何去何從，可要顧全大局，為自己也為你弟兄們的後半生想一想啊！
俞文奎低頭不語。又忽然問道：假如我投靠共產黨，那你們打算給我一個什麽名義呢？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研究，但我現在不能回答你。
那好，此事關係重大，我也要到鹽官鎮海寧縣政府去商量一下。俞文奎臉上遊移不定的神情，仍然令人難以捉摸。
好，那就一言為定，我們鹽官見！張愷之胸有成竹地回答。
第二天，駱中傑如約趕到。情勢緊迫，張愷之隨即帶著曾一進、倪布明和黃誌雄三人去了鹽官鎮，並責令周公穆不得離開周王廟，繼續維持地方治安。五月一日，張愷之在鹽官城中旅館，同上級領導陳伯亮、唐為平會合，四人開會研究商定：他與唐為平兩人，負責組織海寧“局部和平”起義，曾一進、倪布明隨同工作；至於俞文奎，可以給予“海寧人民自衛團團長”的名義。陳伯亮和駱中傑帶黃誌雄，則立即前往平湖策動起義。
革命的風暴正席卷殘雲、所向披靡，一步步逼近最後的頑固堡壘。勝利之前的最後時刻，稍一疏忽都可能前功盡棄。時間已以分分秒秒計算。每一分鍾都無限寶貴。五月二日，俞文奎終於明確表示願意接受共產黨的指揮。張愷之、唐為平在俞文奎的安排下，住進一所隱蔽的高牆大院，就此，“杭嘉湖獨立遊擊支隊”，總算把海寧的地方武裝控製在自己手中，海寧縣有希望實現和平解放了。
我不得不時時為爸爸捏著一把汗。
我第一次發現，英俊而文弱的爸爸，竟然也懷揣英雄虎膽。那顆年輕的心髒，就在離我不遠的胸腔中，強勁有力地跳動著。殷紅的鮮血在他體內劇烈奔騰，如河流般聲聲嘩響。那片鮮豔的血霧從我眼前漫天漫地噴灑過去，將為我塗抹出一個紅色的新世界。
五月三日淩晨，張愷之和唐為平站在鹽官鎮寂靜的民舍庭院裏，細細辨別著從杭州方麵傳來的依稀炮聲。那炮聲雖然遙遠，雖然模糊，卻是何等驚心動魄、何等震天動地。他和唐為平默默相對，將手緊緊握在一起——杭州即將解放了。他們幾乎同時說出了這句話。話音未落，他們的眼睛已經濕潤。
共和國的曆史記載：五月三日是杭州正式解放的紀念日。我在小學時，每年的這一天，都會看到街上貼出慶祝的標語。紅五月是屬於杭州的。湖邊山角、小巷深處，滿城攀牆怒放的薔薇，如一張張洋溢著希望的笑臉，獻給浩浩****入城的大軍。薔薇嬌豔的花瓣在微風中片片墜落，如雨繽紛……
就在杭州城歡歌四起、鞭炮雷鳴之時，張愷之和唐為平，卻正孤零零地站在鹽官鎮的高牆之下，亢奮昂揚卻又憂心如焚。——忽然有人來報，縣裏的一些鄉紳們，正在籌備一個叫做“地方保安委員會”的應變組織，並已決定在五月三日上午，召開偽參議會出麵組織的“人保會”。風雲又起，他們顧不上為杭州的解放歡呼抒情，他們仍然麵臨著一場同海寧地方反動勢力的生死搏鬥。
他們已作出了海寧“局部和平解放”的決定。
他們隻能依靠以“人民自衛團”團長俞文奎為首的起義武裝力量，來實行“和平解放”。
最後的時刻已經到來。張愷之整理了一下淩亂的頭發，沒忘記扯平已顯得肮髒不堪的西裝，一行四人，闊步邁入了鄉鎮長會議的會場。他小小的個子敏捷一躍，登上了會場的主席台。（其實隻是平地上的一張小方桌）略略沉思一刻，朗聲說：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杭嘉湖獨立支隊的代表。今天全縣的鄉鎮長都在座，我向大家宣布：從現在開始，海寧縣已經和平解放了！
張愷之的**在那一天得到了最淋漓盡致的發揮。他思路縝密、條理清晰的口才在很短的幾分鍾裏，便征服了在場所有的大小“土地爺”。他隨即傳達了中央軍委的命令：全部、幹淨、徹底地消滅一切敢於頑抗的敵人，解放全中國。他還講了共產黨的政策，要求全體鄉鎮長消除顧慮，立功贖罪，保護一切物資、檔案，準備人民解放軍接管。
他最後宣布：鹽官鎮當天即舉行慶祝解放的大遊行。
張愷之慷慨激昂的聲音在鹽官鎮的上空久久回響，然後漸漸淹沒在熱烈的掌聲之中。幾乎與此同時，大門外守衛的“人民自衛團”的團員們，紛紛扔下了國民黨的帽徽，戴上了“人民自衛團”的紅袖章。
這是我爸爸張愷之年輕的生命中最光輝的時刻，也是他短暫的政治生涯中，稍縱即逝的巔峰。
當天下午，由張愷之親自起草，偽縣政府門口，貼出了署名“人民解放軍杭嘉湖遊擊支隊海寧人民自衛團”的布告。
傍晚，慶祝解放的遊行開始。在歡慶的鑼鼓聲中，有人來報告，縣警察局有人攜帶一挺機槍，逃往江對岸去了。那個夜晚他們仍是一夜未眠，命令關閉城門，實行戒嚴。直至第二天清晨，宵禁解除，他們才總算鬆了一口氣。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上午，他和唐為平騎著兩輛借來的自行車，沿著公路，飛快地往杭州方向駛去。現在他們隻剩下最後一個任務，就是同進駐杭州的人民解放軍取得聯係。鐵路暫時停運，縣裏竟沒有一輛汽車可派，他們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這輛借來的自行車了。
他們騎得汗流浹背、精疲力竭。長長的公路，似乎望不見盡頭。在海寧終於回到人民手中的那個早晨，張愷之拚命地蹬著自行車上的腳踏板，駛過路邊金色的油菜花地和碧綠的麥田。江南田野的春色，在他眼中呈現出從未有過的明亮和嫵媚。他想他總算是做成了一件事情——作為一個文弱書生，他終於以良心和正義，製伏了反動的槍杆子。
那個勝利的早晨，在微風拂煦的公路上，真正使他開心和激動的是，從今以後，他總算可以把妻子接到杭州來同住了。車輪揚起的塵埃中，他全然不知前麵將會有什麽樣的厄運正在等待著他。很久以後，時間才會向他證明那個永遠的真理：文化人一旦攪和進政治或是兵家的漩渦，往往事與願違。
待到張愷之被放大了許多倍的相片，配上文字說明，神采奕奕地懸掛在嘉興南湖革命紀念館中的地方黨史陳列室裏時，已是三十多年以後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