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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記者是最明白官方發言人的苦衷的。他們為了報道責任的神聖，時時不惜旁敲側擊，引出幾句精彩的答話……這兒所指的官話與官腔不同，雖然其本質則一。姑且假定官話是以官方代表的立場，而官腔則是以官員個人的立場；我們論官話的兩麵：一麵可驚，一麵可笑……
——摘自《當代晚報·朝花夕拾》：《論官話的兩麵》
紅五月連著紅十月。紅旗飄飄，換了人間。
西湖周圍的山，從此滿山紅葉；西湖的水，從此紅浪滔天。
我出生於共和國誕生後的一九五〇年七月。經過計算，我知道自己就是在紅色的十月，被我活躍於曆史新紀元開端的父母，創造出來的。抑或由於忙碌的革命事業使他們的創造過於匆促，以致在輸入給我的遺傳基因之中，使我繼承了他們多一半不知天高地厚的書生氣。
他們誰也沒有注意到，在我頭皮上軟軟的黃毛中，隱藏著一塊黑色的胎記。他們不會想到這黑色的標誌，將預示著一場災難，已在我出生那天，從娘胎裏帶往人世。
我年輕的爸爸，那時忙得幾乎很少有時間親近我。等我稍大些，他卻因過於勞累，性情變得十分暴躁，常常使我望而生畏。但我還是覺得青年時代的爸爸，是一個非常出色、非常英俊的人。他有一個寬闊而明亮的前額，坦坦****、一覽無餘，有一次我壯著膽拍拍他亮光光的腦門，問他那裏麵都裝著什麽？他回答說是——書。於是那些書，就通過他額頭下那雙眼睛，忽閃忽閃地跳出一個又一個字來，同他的眼睛一樣漆黑烏亮。那真的是一雙非常美麗的眼睛，清澈地躍動著喜悅而熱烈的光澤。我懷疑我媽媽當年就是被這雙眼睛所迷惑，而不顧一切地愛上他的。即便經過了幾十年的磨難，如今在他的眼神中，我仍能覓見他當年的鋒芒和銳氣。
杭州解放後，省報正式創刊。我爸爸從“地下”回到了“地上”——手續似乎很簡單，他隻拿著一封市委的介紹信，去省報報了到。爸爸曾耗費了一年多心血的《當代晚報》，已改為《當代日報》，作為工商界的報紙繼續出版。他還為這個“嫁”出去的女兒，撰寫了開篇社論《一個新的起點》。他在省報的職務是文教組組長，後又任特派記者。由於他來自“地下”，在報社新進入的大批軍隊南下幹部中，顯得十分惹眼。朝鮮戰事發生，也就是我出生後不久，他一度要被派去抗美援朝前線采訪，但不知何故，後來卻無下文。
第一次黨內整風始於一九五〇年底，一個黑色的陰影正在向他逼近。征兆其實早已顯現，隻是他絲毫未曾察覺。
那年冬天，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有個攝影記者到家裏來找爸爸。爸爸抱著六個月的我，在省報仁德裏宿舍的陽台上，請那位記者為我們拍了一張照片。我的影集裏至今還保存著那張我生命初時，同爸爸的合影。他穿著一身皺巴巴類似於軍裝的幹部服，戴一頂黑黢黢的八角帽，用雙手舉著我，笑臉微揚，無憂無慮。他留在照片上的那張清秀的圓臉，將是他一生中最後一個生氣勃勃的形象。如果將影集翻開，我們會發現，在後來的幾十年裏，爸爸忽然被莫名其妙地中斷了，他的影像消失在相冊黑色的襯頁上，就像曝光的底版，被陽光粗暴地抹去了存在的痕跡。當“爸爸”再度從影集中出現時，他像一個貿然闖入這個家庭的陌生人，驚訝地望著當年那六個月的小丫頭……
那天他歡歡喜喜拍完那張照片後，就同那個攝影記者一起下了樓。那人是順路來帶個口信給他的，說報社人事科請他盡快去一下。
他想不出人事科有什麽事情要找他。
難道是曾一進和倪布明的事又要升級了麽？他有些擔心。
差不多在一年以前，他得知在為策反海寧“反共青年救國軍”中作出貢獻的起義軍官曾一進和倪布明二人，建國後卻是生活無著。便立即將此情況反映給了市委，恰好當年同爸爸一起宣布海寧和平解放的唐為平，已調任軍管會交際處副處長。原“地下”市委書記口頭吩咐，由張愷之以個人名義，將他們介紹去軍管會交際處安置。我爸爸為他們寫了一封介紹信給交際處胡處長。信上用大包大攬的口氣寫道：我保證曾一進、倪布明二人沒有政治問題。如果有問題，由我負責。
然而整風一開始，曾、倪二人就被送往“革大”直屬班進行審查。於是省公安廳的政治保衛處，很快便掌握了他們所牽扯的一大堆複雜的政治背景。爸爸完全沒有想到，這些“地下”工作時形成的社會關係，竟然會成為不久以後他“曆史問題”爆發的導火索。
他走進了星期天依然繁忙的報社辦公室。
出乎他的意料，那個人事科的女科長請他坐下後，直截了當向他問起了一個叫做薑弘任的國民黨原武康縣縣長。
薑弘任嘛……我爸爸不經意地回答說。這個人，是我愛人朱小玲的女朋友裴嫣的丈夫，我也認識他。1948年國民黨政府調他去文成當縣長，那兒靠近浙南根據地，他說不願去同共產黨打仗，跑來找我，透露了起義的意圖。我出於謹慎，說我同共產黨沒有聯係，他又希望我介紹他去上海。這個人同上海社會局有很深的關係，對解放上海有用。我介紹他去了上海後，他果然為“地下”組織提供了上海外圍的駐軍兵力情報，這些情況，組織上都是了解的……
女科長很嚴肅地打斷了他說：張愷之你是怎麽搞的嘛，我看你不像一個共產黨員啊，你看，你在解放前後介紹參加革命的二十多個人，怎麽個個都有嚴重問題呢？薑弘任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我爸爸當時就有些生氣。還有些不服氣。不服氣是他一貫的特點，是從我奶奶那裏遺傳而來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惡劣秉性。生氣加上不服氣，他立即振振有詞地作了反駁：
你怎麽能這樣看問題呢？你知道不知道，我在地下黨時，是分工做什麽的？我是搞對敵策反的，我爭取的這些人，每個人都經過地下組織的同意。我是個窮記者，家裏又不是地主資本家，我請那些人來幹什麽？又不是請他們來吃飯的！我是按當時黨的政策，號召他們棄暗投明、立功贖罪的嘛，我這樣做，有什麽錯啊？
他不僅是反問，簡直是口若懸河地發表了一通演說。
那位女科長氣惱地沉下臉來說：我們已經接到通知，那個反動縣長薑弘任，血債累累，武康的老百姓正在要求將他押回地方公審呢！他的老婆是一個叛徒，而你們同他們的關係很複雜，組織上是要調查的！
他這才知薑弘任已出事，如同吃了一記悶棍，一時無言以對。
今天請你來談話，就是想先了解一下你們的想法。女人事科長站了起來。見張愷之愣著神，她笑了笑，笑得意味深長。
沒過多久，即一九五一年春天，我媽媽因曆史上曾經被捕過的種種疑點，首當其衝，被送入了茅家埠“革大”直屬班隔離審查。
那個春光明媚的四月，我剛滿九個月。
曾被允許帶著尚需喂奶的嬰兒去接受審查的媽媽，抱著我走近那棟小樓時，卻突然被警衛告知，不得將孩子帶人直屬班。
嗷嗷待哺的我，被攔阻在都家花園的鐵門外麵。
爸爸完全沒有想到竟會出現這樣一個局麵。偏偏我那時又不合時宜地厲聲嚎叫起來，我爸爸即刻就火冒三丈了。他把我交給了同去的外婆，將我們安頓在茅家埠附近的民宅裏。自己連夜步行趕回報社，幾乎是在夜半時分，咚咚敲開社長的家門，一步跨進去，未等落座，便是一長串義正詞嚴的質問。質問社領導把朱小玲送去隔離審查，究竟憑的是哪一條？
社長和他的那位擔任報社總支書記的愛人披衣而起，和藹而又耐心地對他說，怎麽，人事科沒有通知你們嗎？朱小玲的隔離審查，社裏研究決定的，為了她在解放前曾經被捕的問題……
他打斷了社長，說：被捕？朱小玲被捕的曆史我很清楚，她一直是受國民黨迫害的進步青年啊。
不錯。那位夫人點點頭。你愛人在解放前有進步傾向。但她的曆史確實很複雜，入黨脫黨還是黨組織外圍，一筆糊塗賬，組織上都需要徹底查清楚。這是一次即將開始的偉大運動，你很快就會明白的。當然，等她的問題搞清楚了，還可以再回來工作嘛。
那是一個柳絮綿綿、落紅紛紛的春夜。那晚的夜氣浮躁而鼓脹，似有八方糾集而來一股股的溪水，從上遊暴湧而下，突然地就溢出了堤岸——我爸爸騰地站了起來，他衝著社長大聲地嚷嚷說：我愛人的曆史我完全清楚，沒有人比我更了解她了。她被捕出獄是她家裏花錢保出來的，她沒有任何所謂的問題。你們聽好了，對於她的一切，我可以用我的鮮血、用我的黨籍來擔保！
那個薔薇綻開、玉蘭勃發的春夜，我爸爸被四周那股暖烘烘的氣流撩撥得**昂揚、難以自持。他站在社長家的拚花地板上慷慨陳詞，為捍衛我母親，大有同誰決一死戰之勢。這位年僅二十七歲、血氣方剛、一帆風順的特派記者，此時已被自己的一腔委屈和憤懣弄得膽大妄為，他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公開頂撞領導、懷疑組織——我知道這位曾經做地下工作的爸爸同誌，實在缺乏那種在延安或是正規部隊裏，長期千錘百煉而磨成的黨性，他還沒有學會對組織無條件的絕對服從。他根本不懂階級鬥爭實際上是怎麽一回事。這注定了他將很快便得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
我爸爸參加革命前後，盡管對革命的形勢和理論研究得頭頭是道，但實際上對解放後黨的幹部路線的迅速調整一無所知。他當時采取的強硬態度加速了組織對他的不信任，很快便麵臨了滅頂之災。一個月之後，在全國鎮壓反革命的**中，我爸爸也被送進了茅家埠的那棟花園洋房，同我的媽媽享受同等待遇——隔離審查。
那天早晨，報社派了一輛吉普車，送他去茅家埠。一路上，那位隨行的人事幹部一言不發。
吉普車掠過斷橋，駛過裏西湖的北山街，直奔洪春橋而去。我爸爸望著遠處剪影般寧靜的白堤，又回望身後高聳的保俶山初陽台，想起了他和地下組織領導人曾像遊客一般在山間漫步，輕聲談論工作的情景，心裏不免有些迷惘。建國才一年半時間，那些曾經在解放戰爭中幫助過共產黨的起義人員，已經開始一個個受到了懷疑。就連他這種“黨內”的幹部，也朝不保夕地人人自危了。看來，新中國一成立，當務之急先得操練一番人民民主專政，向全世界作一次示威演習了。
他的嘴邊露出了一絲淡淡的冷笑，身子往前傾了傾，問那個人事幹部說：你從解放區來，你看到過我這種情況嗎？你認為我這樣的幹部應該受審查嗎？
那人見怪不怪地笑了笑，說：我入黨時間不長，說不上來。我想他一定覺得我爸爸實在幼稚得無可救藥。解放區、根據地，哪個幹部不是經過“三查三整”，才得以有一方立足之地的呢？
事實證明，我爸爸的這種認識，本身就犯了黨的大忌。
假如我爸爸對黨的階級鬥爭學說具備一點起碼的常識，他就早應該注意到，近幾個月來，從省委到報社到基層的各級領導班子裏，地下黨出身的幹部正在悄悄減少、悄悄消失；而從解放區南下的幹部，正在逐漸地取而代之。幾乎所有曾經從事地下工作的幹部，都帶著他們那一大堆複雜的社會關係；麵臨著黨組織嚴格的重新過濾。
他落入茅家埠這個省級機關幹部的清洗機構，本應有所醒悟，爭取平安過關，而他卻自以為“地下”有功，抱著一肚子委屈。這注定了他很快就得加倍地倒黴。正如我外婆早就看透了的他那種桀驁不馴的狂妄習性，將給他帶來比別人更多的麻煩。
我爸爸被送去“革大”直屬班的次日，報社社長在一次全社大會的報告中說：有一個人，業務能力很強，很能幹，解放前也為黨做了許多工作。可是鎮反運動一開始，他就持對抗態度，組織上要審查他老婆，他老婆曆史上有個被捕問題，要搞搞清楚，可是他卻公開表示不滿，還說什麽可以用自己的鮮血來證明她。這個人連自己都保不住，還想保他的老婆哩……
到了一九五一年十月，媽媽的問題結案，但由於我爸爸尚待處理，媽媽也不準回家。已同媽媽分離半年之久的我，剛滿十五個月，就被接到直屬班所在的都家花園裏，陪同父母一起“審查”。一家人竟然在學習班裏“團聚”，也算是禍中得福。我在那個囚籠裏長到兩周歲，才隨媽媽“解放”回家。我尚在嬰兒時便被革命如此一番“受洗”，這大概可算是我人生一段離奇的經曆了。
那年初夏的氣候變化無常，驟冷驟熱，時風時雨。爸爸和媽媽的心情，也像這天氣一樣，忽上忽下，時陰時晴。
同在茅家埠直屬班接受審查的人中，第一批宣布的處理結果——五十多人被正式逮捕。正如爸爸一直擔憂的那樣：曾一進、倪布明也在逮捕之列，並很快被送去勞改。這件事使得張愷之的情緒受到極大傷害。這些並未對人民有過犯罪行為的人，都是在有關方麵信誓旦旦地保證了“隻要坦白便不追究”的情況下被判刑的。他不能理解。
我知道在那段時間裏，爸爸對待審查的態度十分惡劣。他不僅連一個認罪的字都不肯寫，還牢騷滿腹、出言不遜。
其實張愷之根本沒把那些審查他的人放在眼裏。他從小就是一個自視甚高的人。他有足夠的聰明才智作為自己狂妄的資本。何況，他還有著天生頑固倔強的秉性。他像所有的文化人通常所犯的錯誤那樣，自以為可以誇誇其談地解釋世界，卻實際上根本不懂得專政將如何統治這個世界。他甚至還沉醉在革命勝利前，自己冒著生命危險為奪取政權立下的功勞之中，他相信自己當年所做的一切，都會有“地下組織”來為他證明。
爸爸很少逗我玩樂了。他也開始有一點悶悶不樂的樣子。他和媽媽在食堂吃飯時見麵，交談得越來越少。有一次媽媽憂心忡忡地對爸爸說，恐怕是夜長夢多了。這麽長時間還沒有作審查結論，會不會真的也被處理成勞改呢？
爸爸用鼻子哼了一聲，低聲說：把我送去勞改？那簡直是無法無天了！
就在我爸爸對媽媽說了“無法無天”那幾個字過後沒幾天，在一次全體“學員”大會上，班主任訓話時，嚴厲的眼神落在我爸爸臉上，突然說了這樣一段話：
現在竟然有人說我們無法無天。我看，敢說這話的人，自己才是無法無天！這裏四麵圍牆，你還能飛出去嗎？我要正告這樣的人，我們共產黨對待一切反革命分子，就是要無法無天，你能怎麽樣？
媽媽心裏一陣驚悸，額頭滲出一層冷汗。這種不點名的批評，實在不是什麽好的預兆。她感覺到麵前已經出現了真正的危險。曆時一年多的審查，等待著他們的，也許是一個可怕的結局……
兩年半以後，爸爸從喬司勞改農場回來時才知道，那些“地下黨”的領導們，“鎮反”運動時不是自身難保，就是早已噤若寒蟬。沒有人來為他證明什麽，他自己什麽也證明不了。就連一九四九年已任省報第一副總編的唐為平本人，也在審幹中出了問題——唐為平1938年在武漢入黨，入黨前是《大公報》記者，曾與範長江同事。入黨後去了延安，抗大畢業後，參加南下支隊，由八路軍到了新四軍，任淮南新華分社社長，抗戰勝利後派回白區工作，到了上海一時卻接不上組織關係，隻好自己跑到香港去找黨的關係。後被派來浙江做地下工作。一九四九年二月杭州市委正式建成，唐為平是市委委員兼宣傳部長，不過奇怪的是，他本人直到解放後才知此事。待到肅反審幹，發現他從根據地到上海後擅自去香港，這一段曆史無法搞清，疑點甚多，結果他在省政府辦公廳副主任的位置上，被開除黨籍，撤銷職務，調去紹興一家勞改廠做了管理員。既然像唐為平這樣的資深的老幹部，都是如此命運和下場，他張愷之豈不是像一隻螞蟻一隻蚍蜉，一捏就完蛋了麽？
一九五二年初夏的一個上午，急驟的哨子聲，在都家花園上空響起。我驚恐地躲在台階的柱子後麵，聽見了媽媽慌亂的哭聲。我朝媽媽奔跑過去，緊緊抓住了媽媽的衣角。媽媽抱起了我，就那麽傻傻地站著，眼睜睜看著爸爸和許多人一起，突然被送上了一輛客車。肮髒的車窗緊閉，爸爸模糊的麵孔，消失在塵土飛揚的山坡下……
張愷之在絕無申辯與反抗可能的情況下，從一個共產黨員，忽然變成了一個不知自己罪名的反革命分子。
他曾天真無知地為人證明說，出了問題可以由他負責——現在終於是到了他來為這一切負責的時候了。並且將為此付出一生的代價。
那一年我兩周歲。剛剛進入我幼年印象的爸爸，就這樣忽然不見了。從此我對於一個人的突然消失，有一種恐懼的記憶。童年時代的我，一直處於惶惶的焦慮之中，我總是寸步不離地緊緊盯著我的媽媽，生怕她也會再次離我而去。
後來的很多年裏，我似乎永遠在尋找和盼望著爸爸的歸來。
那一天，二十多輛大客車，滿載著來自靈隱“革大”——失去了學員身份的五百多名“反革命”，向著錢塘江下遊疾馳而去。車到了那個叫做喬司的地方，映入眼簾的是江邊荒蕪的鹽堿地和簡易的茅草棚。張愷之無奈地苦笑了一下，覺得眼前的情形已是恍若隔世。
一下汽車，全體犯人就被告知，從此以後，任何舉動都必須先喊一聲報告。當天夜裏，張愷之被尿憋醒，一欠身，手電筒的光刺得他睜不開眼。——想幹什麽？——小便啊。——小便為什麽不報告？那聲音嗬斥說。——小便難道也要報告麽？他差點脫口而出，強忍住，一氣之下倒頭睡去。他寧可憋到天亮不尿，也不想象犯人似的說什麽報告。然而不多久他便輾轉反側，捧腹難眠，假如火燒火燎。他這才明白假如他再堅持不喊報告，活人也是能被尿憋死的。張愷之在痛苦猶豫再三之下，實在堅持不住，終於不得不朝著草棚頂，含含糊糊地吐出了“報告”兩個字。當他衝到門外，對著漆黑的大地**之時，他心裏的憤怒已被自己“反革命”的尿所撲滅。
懲罰與改造就從一泡尿而始。因著缺乏訓練的**，張愷之的自尊和文雅，不得不逐步收斂了。
第二天一早，全體犯人像鴨子一樣，被趕到鹽堿地的水草灘上去洗臉。晚上收工，就在水草灘上洗腳。
張愷之似乎有點清醒過來。他開始明白無產階級的鐵拳是可以置人於死地的，他必須接受眼前的現實。但他仍然堅信，自己即使有錯誤，也絕不是“反革命”。這種妄加之罪和不公平的處理，隻是有關方麵的一時失誤，他的“問題”很快就會重新搞清楚。因此每天中午吃飯時，他很積極地為“犯人”們讀報，抗旱時日日夜夜地在地頭踏水車，潮水侵入農場時，他和“犯人”們三天三夜不睡覺，泡在江水裏壘沙包……他要用苦澀的汗水，洗去心靈上的塵垢；用行動來證明自己是怎樣的一個共產黨員。
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之餘，我爸爸開始了向上級機關的申訴。他不會想到，他由此參加了一場曠日持久的馬拉鬆賽——歲月漫漫，日月如梭，而他的申訴在接踵而至的一次次政治運動中，竟被無聲無息地擱置了近三十年。他非但沒有能從原地站起來，反而如同身陷沼澤，越是掙紮，卻一次次更無奈地沉入泥沼。
他在喬司勞改農場一年後，管教人員讓他填寫了一份“未決叛徒犯登記表”，實在令他詫異。他曆史上從未被捕過，何來叛變一說？很多年以後他才得知，一九五二年對他的處理，主要是根據三項懷疑，即：叛徒嫌疑、特務嫌疑、托派嫌疑。這三種嫌疑在沒有任何證明材料的情況下，被確定為事實。例如特務嫌疑，像他那樣做對敵策反工作的地下黨員，組織上懷疑你也許曾被敵人收買或利誘，這似乎是一個順理成章的邏輯；例如托派嫌疑，事實上他平生一個托派也沒見過。直到一九五五年肅反重又對他進行變相隔離時，外調人員要他交代同托派分子黃誌雄的關係，他才大夢初醒地明白：一九四八年起義的國民黨上校軍官黃誌雄，當年自己派他打入海寧“反共青年救國團”時，那個介紹人劉光，是一個托派分子。既然黃誌雄的朋友是托派，那麽，張愷之你怎麽能脫得了幹係，你怎麽能證明自己不是個托派呢？至於叛徒嫌疑，既然你有了特務嫌疑，那麽自然就是革命的叛徒了。這不是完全符合邏輯的嗎？
我不知道爸爸在哪裏。我已經想不起他是什麽樣子了。
那個奇冷的冬天，媽媽曾帶我去喬司探望過爸爸。那一次留在我印象中的爸爸，是一個被剃光了頭發的光頭，他穿著黑襖黑褲黑鞋，像一根冬天的樹樁，默默無語地看著我。從此這個黑影便始終如一片不散的烏雲籠罩著我和媽媽。黑色是能夠覆蓋並淹沒世上所有顏色的——從爸爸被開除了黨籍和公職的那天起，我們家庭中的每一個成員，包括舅舅和叔叔們，同紅旗紅星紅色的團徽等等一切紅色的標誌，再也無緣靠近。
救國首先要自救，這道理大概是不會錯的……然則，何以“自救”，又何以“救國”乎……
必要時，既首先要“自救”，而後能“救國”，則管自己的事也可。“自救”之不暇，“救國”何力……
因此，“自救救國”恐怕不大好“聯合”，因為各人不能不先管自己。現在是人民受災受難。更漂亮一點，喊出“救國救民”豈不妙哉？
我們確實是很不滿意“自救”字樣的。但不圖“自救”，等誰來救……可惜現在國家很危急，某些人救得自己，國家也就用不著他們來救了。
——摘自《當代晚報·朝花夕拾》：《“自救”和“救國”》
張愷之在經曆了兩年半的勞改生活後，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無罪釋放”。就像他根本沒有拿到過什麽判決書，便被送來喬司一樣，他離開喬司時，也沒有任何手續。他從入黨到參加工作，從審查到勞改再到平反，始終是一個沒有任何契約的人。一九八〇年平反時他才發現有關方麵根本找不到他的原始檔案。除了那三項“嫌疑”，再沒有更多的文字材料。但“反革命”記錄殘缺不全的張愷之，回到杭州後，仍然被置於嚴密的監控之下——公安部已經下達了一個“刑滿釋放後留場就業”的文件，文件上明明說：無家可歸、無業可就者，給予留場就業。實際上大多數人統統都被“留”了下來。
於是爸爸就被通知去省勞改局教育科報到。說是為了發揮他的專長，讓他到《新生報》編輯部去編報紙。《新生報》是給犯人閱讀的報紙，設在杭州城裏人人皆知的小車橋省第二監獄。因為那裏麵有一個印刷廠。有一次幼兒園的阿姨問我爸爸在哪裏工作，我說在小車橋，弄得她們大驚失色，好像不認識我了一樣。
《新生報》編輯部裏，還有兩個刑滿留場的編輯，一個叫錢地、一個叫徐衡。錢地出身於大地主家庭，一九四〇年入黨，一九四七年中央大學曆史係畢業。曆史上曾經被捕，後脫離組織。在直屬班審查時，說他在獄中叛變，罪行嚴重，竟被送去重刑犯監獄，判了三年徒刑。徐衡出身金融資本家，複旦新聞係畢業，一九三九年入黨，曾在“地下”時期任南昌共青團書記，後來也因被捕而失去組織關係。徐衡在鎮反中被作為“大特務”逮捕，審查後發現與特務毫無關係，也被判了三年徒刑。錢地和徐衡的老婆都同他們離了婚，孤身一人，無家無業。加上一個有家而不能回的張愷之，三個人也算是同病相憐了。
少年時代我曾見過這兩位伯伯。記憶中留下的是他們幹瘦而毫無笑容的麵孔。有一年的“六一”兒童節，錢地伯伯還曾經送過一個日記本給我，這是他當時所能拿出手的最好的禮物了。徐衡後來的生活一直潦倒不堪，爸爸曾帶我去看望過他，隻記得他窄小的屋子裏一頂被香煙熏得發黃的蚊帳，到處是煙頭煙灰。聽說一九八〇年後他在民革的一所業餘學校幫忙辦學，曾有一段振作的日子，但晚年嗜酒，最後在一個夜晚突然中風，跌倒在床邊死去，身邊沒有一個親人。他死後，料理後事的人，發現他的床底下全是空酒瓶子……
我爸爸每天麵對沉默寡言的錢地和徐衡，心情自然十分鬱悶。陸陸續續傳來的各種壞消息，更使他茫然惶惑。聽說餘杭橫湖的楊天波，因受他的牽連，已經被省軍區後勤學校除名，回鄉務農去了；黃誌雄、曾一進、倪布明下落不明；上海那個薑弘任，恐怕也是凶多吉少；最令他震驚的是，曾為海寧和平解放作出貢獻的“青年救國團”第七支隊長周公穆和海寧縣自衛大隊大隊長俞文奎，已在一九五一年鎮反中，被迅速處決。
得知俞文奎死訊的那個周末，爸爸回家時神色黯然。他連晚飯也沒有吃，一句話不說，靠在床沿上發愣。
我走過去拉拉他的手。他一動也不動。
後來媽媽歎了口氣，輕輕對爸爸說：現在你懂了吧？
我不懂。爸爸回答說。他把身子轉過去衝著牆，誰也不理。
那時爸爸的生活同犯人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平時不準回家，凡事都得報告。周末回家，來來去去，必得經過省報門口，常常會遇見熟人。一次碰到一位當年在地下黨時一起工作過的某某，那人身上的中山裝筆挺，看見他，隻是冷冷地點了個頭，一句話都沒有。還有一次，他碰到一位當年在新聞專科學校的老同學，聽說此人已榮升電台的總編輯，那人問了問他的近況，同他稍事寒暄，然後對他說：我看這沒什麽呀，到什麽地方都是革命工作嘛！一時令他啼笑皆非，無言以對。
就算我爸爸有一點阿Q精神，就算他仍然鍥而不舍地繼續著毫無結果的申訴，張愷之的心裏，也多少有一點明白：他想要挺起胸脯堂堂正正地做人說話，在目前是沒有絲毫可能了。
到了1955年5月，反胡風運動進一步擴大，全國掀起肅清暗藏反革命**。杭一中有個教師叫劉季野，因同胡風通過兩封信而被捕。媽媽同這個劉季野曾在一起談過文學什麽的，上頭就讓她交代與劉的談話內容。很快，爸爸便被通知周末不許回家了，就住在辦公室裏。每個月的月底，由我姑姑到小車橋去領取爸爸的工資。姑姑那年十三歲，在那個寫著“省第二監獄”字樣的大門口等候，背著槍的衛兵就在她旁邊走動。每次從那兒回來，她的臉都白得像紙一樣。從那時起，姑姑每晚給我講的故事都很恐怖。
爸爸又從我們的生活中隱沒了。像一個縹緲無蹤的影子。我不可能記住他。我甚至覺得，爸爸像那個偶爾才會圓滿一回的月亮，在某一個晚上匆忙地出現，然後便跌入藍黑色的天穹。而大多數時候，他隻是一彎晦暗的月牙，在厚厚的雲層中掙紮著張望著我們全家……
所以當他再次回家時，我再也不肯叫他爸爸。我認定他是一個從街上來的陌生人。我固執地拒絕同他親熱，甚至驚叫著讓他走開。據說我在童年時代曾多次粗暴地對待我的爸爸，這恐怕是比受審和勞改更讓他傷心的事了。
肅反的暴風雨過去之後，總算出現了一段極其短暫的平靜日子。
過了些時，上頭傳達了一個“知識分子報告”，省裏還成立了一個招聘委員會，招聘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勞改局教育科負責報紙的那個林科長，為張愷之出示了一封介紹信，鼓勵他去文化部門應聘。但爸爸曾經工作過的省報回函說：目前不需要一般工作人員；教育局連個答複都沒有；好容易聯係了省文聯，就在差不多有了一線希望之時，聲勢浩大的“反右”運動開始，同意接收他的那個幹部，一家夥被打成了“右派”。工作的事自然再無下文。又過了一段時間，有一天爸爸看見所有的勞改管理幹部都在會議室開會，而林科長一個人呆呆地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裏。錢地悄悄對爸爸說：聽說林科長也被揪出來了。不久後，那林科長果然也被打成了“右派”。
好像天底下凡有一點良知和良心的人，都正在從這個社會裏慢慢消失。爸爸尋找工作的希望徹底落空了。
“反右”運動結束後，我爸爸這樣的人，顯然連勞改局的機關，也沒有資格再留了。一九五八年的某一天，他們得到通知：錢地和徐衡即日調去農場勞動；我爸爸因家在杭州，給予“照顧”，“下放”到勞改局下屬單位錢江建築公司，仍然讓他編一份油印小報。到了1959年底，杭州要建成“四無”城市，那家建築公司也搬到了郊區，於是，我的爸爸又被告知不許天天回家了。這一次，他像那個真正的月亮，一個月才能極有規律地照亮我們全家一次。每次回家前，都得先寫一份申請報告。爸爸不再編報了，每天上夜班，在車**車一種小螺絲。那時杭州剛有電車，他車的那種螺絲就是電車安裝用的。爸爸在喬司農場當了兩年犯人，現在又成了“生產自救人員”。好在他從小當過學徒，活兒幹得還算麻利。他說那幾年裏，他大概總共製造了萬把隻螺絲釘，都安裝在杭州大街上拖著兩條長辮子來來往往的電車上了。
爸爸每天埋頭車著螺絲，卻仍然沒有忘記他的申訴。他一有空就寫信，給凡有可能過問他一案的那些單位部門寫信。有一次他聽說偉大領袖到了杭州，正在蘇堤後麵的劉莊療養。於是他就給老人家寫信，陳述地方對他處理的不公。他覺得湖岸對邊的劉莊，實在近在咫尺，如果手裏有隻信鴿，一飛就飛過去了。
他難道不知，從蘇堤到劉莊，這看似波平浪靜的一片水域，卻遠比從地球到月亮、從月亮到銀河的距離，更長更寬嗬。
依然是石沉西湖，好像世上從來就沒有他這樣一個人。
一天廠裏開大會，廠長突然說：張愷之，你站起來！
他莫名其妙地站了起來。接著又站起來一個人，那人義憤填膺地指著他說：我揭發張愷之，前兩天，廠裏有人打架，張愷之站在一旁觀看，嘴裏說：打吧打吧，打得好，最好打個你死我活！張愷之，你說過沒有？我證明，是我親耳聽見的，你不要想抵賴！
爸爸那脾氣，當即便火冒三丈。他說吵架時他確實在場，但他在場勸架，他根本不會說出這種話來。但他越是不承認，就越是證明他不思悔改。不容他分辯，當場就被人扼住胳膊，戴上手銬，關了禁閉。六月的天氣已經很熱，他在那間極小的“號子”裏“反省”，一天隻從窗子裏送兩次飯進來。張愷之雖然算是個“曆史反革命”，但即使專政機關，也未給他戴過手銬。麵對平生第一次受此奇恥大辱，他卻是欲掙不能、欲逃無路。就這樣蹲了幾天禁閉，最後在車間門口當眾作了檢討，才重新回車間勞動。
為什麽一個小廠的廠長，要如此刁難他這個“死老虎”，又竟敢如此目無法紀呢？這是張愷之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裏，反複琢磨的一個疑問。他始終無法得知這次無緣無故的懲罰，同他最近的那一封申訴信之間，到底有沒有什麽關係？這是一個忌諱深究的問題。他不得不放棄這種探討。但在後來的歲月中，他仍然沒有中止那種幾乎無效的申訴，申訴已成為他每日的功課、成為一種祈禱和精神的安慰。他似乎已不在乎申訴的結果，而在乎申訴本身。他必須繼續申訴，申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天。
爸爸從這件事情得到的唯一“教訓”，就是從此獨往獨行，絕不在人多嘴雜的地方停留，免得一旦有個差錯，被人栽贓，有口難辯，替罪之羊不會是別人隻能是他。我和妹妹從小就被爸爸這種警告嚇怕，一見人多便躲得遠遠，從不敢在人群中看熱鬧。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郊區工廠的工作也不能持久，到了一九六一年，全民大辦農業，上頭命令把勞改單位的“生產自救人員”，集中到附近的一個果園去。我爸爸不得不又一次躬逢其盛。
張愷之背著行李，如一群羊似的被趕人果園的茅棚時，腦子裏忽然跳出了自己當年在《當代晚報》上所寫的專欄中的一段話……我們確實是很不滿意“自救”字樣的。但不圖“自救”，等誰來救……那時曾經無意所作的時事述評，如今卻為自己的處境作了注腳。他望著草棚宿舍的大通鋪，嘴角泛上一絲自嘲的苦笑。
而所謂“自救”，究竟是拯救靈魂還是扼殺靈魂？究竟是拯救一個人的政治生命，還是徹底毀滅一個人的個性和思想呢？在這個堂皇的“自救”借口下，就可將所有入了另冊的人，從此清理出人的隊伍，永無出路地去過一種沒有牢籠的牢籠生活麽？
也許，這又是一場新的大清洗運動？
他在喬司農場時聽熟了的嗬斥與吆喝，又開始在耳邊聒噪了。
初次見到那個板著麵孔的隊長，他冷不丁一愣。他在心裏對自己說，天哪，那個直屬班的班主任怎麽竟然跑到這裏來了呢？難道自己真是擺脫不了這個怪物了麽？
那個曾經負責審查他的班主任郭成俊，有點駝背，目光陰鷙，城府甚深。一九四〇年參加革命，出身小學教師，原是省公安廳機關保衛科副科長。直屬班的審查全部結束後，他也隨同“犯人”被派往喬司農場當政委。一次審閱農場犯人的糧食供給計劃時，在報表上多劃了一個“0”，被與他意見不合而頗得上級賞識的場長揪住不放，告到省公安廳，作為嚴重錯誤被免職，後來派他帶著一批勞改犯去了青海。郭成俊既然已去青海當勞改支隊政委，怎麽又會出現在留下果園裏呢？
忐忑不安的爸爸，悄悄抬起眼皮重又打量了那個隊長一眼。這麽仔細一看，才略略鬆了口氣。原來此人同那郭成俊身材相仿，也穿著一身黃不黃綠不綠的軍便服，乍看很是相像，但並不駝背。隻是一雙眼睛，同那個“班主任”加“政委”，有一種極其微妙的相似之處。他瞥你一眼，你便長了刺般地不自在，渾身發麻酥酥。這兩個人究竟同是吊眼是斜眼還是對眼呢？張愷之一時有點說不出來。
但他很快就明白了隊長那雙眼睛的奧妙。
那一束陰鷙的目光，常常從果樹密密的樹葉子後麵，暗箭一般射出來。他會像一條狗似的久久蹲伏在桃樹下，偷聽“自救者”們幹活時不經意的談話，捕捉著唾手可得的獵物。順便也監視著有誰偷吃了樹上的桃子，好作為晚上“管教”訓話的材料。他的眼睛具有穿透一切的功能，也可以說，他的目光本身就是一個陷阱，誰不慎誤入其中，活該倒黴。
這個警惕性很高的隊長，白天黑夜都把眼睛睜得大大的。他常常在夜深人靜時，鬼影一般潛入宿舍巡視。一次發現上鋪有個叫吳超的人，亮著手電筒在擺弄一隻礦石收音機，他立即拿過來放在自己耳邊細聽。聽了一會，似乎聽不出什麽，他便問那人：老實說，你在收聽敵台是不是？吳超回答說：沒有啊，這種礦石收音機，絕不可能收聽到短波的。那個隊長馬上問他：噢，你沒收過的話，怎麽知道收不到呢？我看你半夜三更偷偷摸摸的，不會有什麽好事！收音機我沒收了，明天一早你到辦公室來！吳超哭喪著臉，不敢吭氣，好容易裝上的礦石收音機，就這樣說沒就沒了。這個“自救”者，解放時剛大學畢業。他父親是國民黨什麽部的一個次長，當年把他的飛機票都買好了，大學生卻死活不肯去台灣。後來弄來弄去的，他自己也不知道最後怎麽會弄到果園裏來“生產自救”了。反正送來“自救”的一百多人中，大多是省市機關被清洗出來的知識分子幹部，或是有曆史問題、或是家庭出身不好、或是留用期間表現欠佳……爸爸看著這些畏畏縮縮的同伴，覺得同他們相比，自己的不幸實在就算不了什麽了。
然而我爸爸那雙熱情洋溢的眼睛，曆經挫敗仍是不改初衷。他和隊長第一次目光的對視，隻一個回合，便如同遭遇了那個可吞噬宇宙間任何物質的黑洞；將他“自救”的希望吮吸殆盡。剛到果園時，好像是讓爸爸當過幾天小組長的，但因為不願向隊長匯報別人的“階級鬥爭動向”，任隊長怎麽啟發，隻是一個沒看見。於是沒過多久就不讓他當了。不當了卻沒完事，你不想傷害別人那麽就先讓你趴下。他不幸被那隊長活活生擒，隻是因為他在為桃樹整枝時，果枝上本應留三個芽，而他一失手，剪刀下竟然隻留下了兩個芽。就在那芽落地的瞬間，隊長猶如傘兵從天上降落在他的眼前——罪證確鑿，看你還有什麽可狡辯的？這不是故意破壞生產，又是什麽？政府已經寬大你“生產自救”了，你還心懷不滿，真是反動透頂！
張愷之默默無言。
在這片土地上，如今怎麽竟然會有那麽多何其相似的人呢？爸爸想。麵前這個隊長明明不是郭成俊，卻好像同是一個模子裏刻出來一般。到底是一種什麽樣的機器，成批製造和生產了這樣一種姑且也稱為“人”的東西呢？在難以入眠的深夜，爸爸茫然問著自己，心裏湧上一陣陣憤懣……
在遠離市區，卻是“樹欲靜而風不止”的果園，我的爸爸終於懂得，沒有人會來解決他的問題了。從他一九五一年受審查開始，直到大躍進結束的最初十年，爸爸還時刻存在著幻想——幻想著有一天能重新回到社會上去。但事實卻一次次證明，他如同被隔絕在一座危樓的頂層上，隻能一步步往下走，走到生活的最底層，除了飽受淩辱，再無別的選擇。幻想終於逐漸破滅，他不能不對現實的政策發生了懷疑。因此，當第二個十年開始時，他漸漸明白想要使自己擺脫桎梏、洗清妄加在他頭上的“罪名”，隻有等待整個國際形勢的逐步緩和。曆史已走到了一九六四年，有跡象和傳聞表明，赫魯曉夫開始熱衷土豆燒牛肉；波蘭也已開始向美帝國主義購買小麥了等等。如果兩個陣營的冷戰有所收斂，國內階級鬥爭的緊張形勢，也勢必會逐漸放鬆些。他隻能將唯一的希望寄托於共產主義運動的平穩發展，他真的擔憂神州大地如此地劍拔弩張，國無寧日，將會連普通老百姓也難以承受嗬……
爸爸就是在那年夏天的一個夜晚，在果園深處一間真正的牛棚裏，對媽媽低聲說出這番話的。在那之前，媽媽曾經一個人去看望過他，據說他買了一臉盆的西紅柿，同媽媽啃著西紅柿，兩個人談了整整一天的文學。但這一次，就在我和媽媽一起去果園“探親”的那個暑假，在四壁透風的茅屋裏，他卻同媽媽談到了政治。他說這些話時，我已在遠遠的蛙聲中沉沉入睡。我知道爸爸又一次遇到了麻煩，已是在第二天事情發生以後——
那天場長突然召開了全場大會。場長似乎很客氣地向“自救”者們訓話說：今天在場的人中，有人做夢也在幻想資本主義複辟，半夜裏都在說自己的問題搞錯了，他一定要重新站起來。這個人自己心裏有數，要是聰明一點，最好主動向領導坦白交待，否則……這時便有預先布置好的積極分子，舉手喊報告：“我們要把這個反動分子揪出來示眾！”接著全場響應。於是場長就“苦口婆心”地繼續啟發說：怎麽樣，自己說的話自己知道，你用不著等到將來，你現在就有機會，就在這裏站起來給我們看看嘛，看看我們到底有沒有搞錯……
爸爸憋了一肚子氣，他已明白究竟是怎麽回事了。他想這些人真是卑鄙，明明是偷聽了他的談話，又不敢說出來，還要用“請君入甕”之計，來逼他當眾交代。他的臉色鐵青，咬著嘴唇就是一聲不吭。
那場長似乎還懂些政策，明白搞僵了也不妥，就對大家說：再給他一點時間想想吧，還是要靠自覺嘛。我要告訴這個人，你不在這裏交代也可以，回頭找我來談，談總是要談的，不談是過不了關的，隻要交代徹底，我們可以從寬處理……
當然，爸爸後來還是去找場長個別談了。他“交代”以後，就召開了全場批判大會。爸爸在會上不得不承認，他對如今無限度地強調階級鬥爭，心裏是有反感的。被迫說出以上檢討的話時，爸爸驚訝地發現，他越是“反感”，越是必然地成為階級鬥爭的靶子。
那一刻我深深震驚。那一天我第一次懂得，薄薄的牆壁原來徒有虛名，在這個世界上，耳朵卻能穿牆而過——有一種人的耳朵具有另一種特殊的功能，即使在你睡覺的時候，他們也會隔牆傾聽著你的夢囈。那個隊長竟然在牛棚的窗下蹲了一夜，然後把他竊聽到的片言隻語，向場長作了匯報。也許他已經在此巡視多日——他知道隻要不厭其煩不辭辛苦地守候這個窗下的哨所，定能獲得邀功請賞的資本。
這次事情的結局是，我和媽媽當即被請回了杭州。爸爸一連幾個星期天都沒有被批準回家，而是“就地休息”。從此，他隻要有任何一點“犯規”的行為，就會被留在果園“就地休息”。
那些年裏，每隔幾個星期天的傍晚，我和媽媽都要到六路汽車站去，送爸爸回果園。他必須在星期天晚上以前趕回去“歸隊”，如果遲到，下個星期就會被取消“休息”。無論刮風下雨，生病有事，爸爸都不可能推遲他的歸期。那是一個長長的五年，就像有一根看不見的長鎖鏈，將他拴在了一個無形無邊的大監獄裏。一切都不會是“文革”才發生的。也許更早、更早。從我誕生，從他們誕生，從那個紅色的幽靈在這個世界上遊**開始……
有一次我在深夜的睡夢中，被一種咕嚕咕嚕的聲音驚醒，睜眼一看，竟然是爸爸。我睡眼蒙嚨地問：爸爸你是怎麽回來的呢？我和媽媽等到末班車過去才走的呀，怎麽沒接到你？爸爸咕嘟咕嘟地大口喝著水，半天才回答我說：走回來的！
走回來的？那麽遠的路，你幹嗎要走回來啊？
因為等到末班車過去了，隊長才宣布放假。我想就是走也要走回來的，否則，你們就吃不到這些桃子了……
媽媽從爸爸的網兜裏，往外拿著一隻隻熟透了的水蜜桃，每一隻上麵，都有一塊塊褐色的爛疤。這是果園裏廉價處理的水果，爸爸每次回來，都會想方設法買上一點，有時還有一棵卷心菜和幾根蘿卜。
我抬頭看看鍾，已是半夜一點整。從留下果園到城裏，十八公裏路程，爸爸背著東西，在公路上走了整整四個小時。
很多年中，爸爸背著他簡單的行裝，在塵土漫漫的公路上來來去去。自從一九五二年他離開杭州去喬司，一直到一九六五年總算從果園被“清理”回家，一共十三年的時間，他繞著杭州城轉了一個圈又一個圈，卻終是無法進入杭州。他被人從東邊驅趕到西邊再驅趕去南邊，早已拆去了城牆的杭州，依然對他城門緊閉。他像那個年代所有被塗抹成黑色的“異己分子”一樣，被逐出了文化和政治中心，排除在一切正常人的生活環境之外。他就這樣走來走去走了很多年，直到一九六五年秋，果園“清場”，一部分人允許返回原戶口所在地，於是杭州這座頑固的遺都，才對他開啟了一條小縫。
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一九六五年春節的除夕那天，我們家裏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吵。起因是大叔叔從東北回來探親，他到家後，我從糖果盒裏拿了一粒糖給大叔叔吃。大叔叔很不高興，他說你怎麽就給我一粒糖吃呢？我說過年媽媽一共隻買了這半斤糖啊，我到現在連一粒都沒舍得吃呢！大叔叔說過年為什麽隻買半斤糖？我說沒有錢呀，媽媽和爸爸一共隻有那麽一點工資……
後來大叔叔就同爸爸吵了起來。他們吵得好凶，各說各的，互不相讓。大叔叔似乎是說，你在果園不是好好的嗎，起碼有一份固定的工資收入，多一塊錢也是錢哪！可你回了杭州，工作丟了，失業在家，今後一家人的生活怎麽辦？弟弟妹妹都在上學，你難道還讓我一個人負擔不成？爸爸生氣地分辯說，阿偉你難道真不曉得，在那種地方，精神實在太痛苦了，說是生產自救，其實同犯人沒有什麽區別，已經十幾年了，這樣下去，我再也受不了了。這次果園陸續放人，如果不走，也許以後再也沒有機會了。你不要著急，我會想辦法找工作的，再苦再累的活我也不怕……大叔叔激憤地打斷他說，你隻想到你自己，你有沒有為全家人想一想呢？我們家本來出身蠻好，可是這麽多年，就是因為你的問題，我到現在還入不了黨，一次次申請，一次次通過，又一次次被上頭否決，我的政治前途就是被你毀掉的，我熬到什麽時候才是個頭啊……
大叔叔滿心的委屈，在這一年的除夕之夜，終於忍無可忍地發泄出來。曾經在十七歲時，敢於為爸爸去上訪檢察院的太叔叔，卻被這麽多年的歧視和壓抑，折磨得失去了耐心。他已經二十九歲了，但還沒有成家，一個人遠在東北，舉目無親，他向誰去訴說心裏的怨懟呢？
爸爸被大叔叔的胡言亂語深深刺傷，氣得一時說不出話來。他氣誰恨誰呢？恨自己麽？自己又有什麽罪過？即使自己真是罪大惡極，卻為什麽要連累和殃及他無辜的親屬啊？事實上，阿偉的遭遇，在妻子、女兒和其他幾個弟妹身上，何嚐不是正在愈演愈烈呢！他也許是不該責怪弟弟的，可茫茫蒼天之下，他究竟又能去怪誰呢？
那個爆竹聲聲的夜晚，我和妹妹縮在屋角，已被眼前的情形驚呆。爸爸和大叔叔滿嘴白沫，高一聲低一聲爭執不休，我的眼前晃來晃去的，都是他們被憤怒扭歪了的臉。後來媽媽聞聲趕來，把爸爸推開，我和妹妹一下子從呆滯中驚醒，妹妹突然抱住媽媽放聲大哭，我也涕淚滿麵。我們淒淒慘慘地哭了很久，媽媽怎麽哄勸我們，我的眼淚還是止不住地流淌。後來媽媽放開了我們，捂住自己的臉，也埋頭嚶嚶地哭了起來。爸爸和大叔叔停止了爭吵朝媽媽走過來，爸爸似乎想說什麽，嘴剛一張開，聲音已經哽噎。他一把抓住媽媽的手，像個孩子似地仰麵慟哭。從我記事時起，在我五歲那年，爸爸從喬司回來，因我不肯叫他爸爸，他曾傷心地哭過一次。這次是我一生中第二次親眼看見爸爸哭泣，悲哀的淚水從他那雙曾經歡樂而晶瑩的大眼睛裏，泉水般湧出來，他嗚嗚的哭聲在低矮的天花板下久久縈繞，冰涼的淚水沾在媽媽和我的臉頰上，我索索發抖……
我非要離開那個地方！我就是討飯也要回來！爸爸的喊聲，在那個寒冷的冬夜裏，顯得越發淒涼……
爸爸究竟有什麽“罪過”？他們為什麽要這樣對待他呢？——很久很久，我的哭泣仍難平息。我昏昏沉沉地想起了那份“中學生登記表”，自從我填寫了爸爸媽媽的政治狀況以後，我很快就被取消了班幹部的職務。輔導員找我談話時，總是讓我同家庭劃清界限。甚至，國慶節遊行，我也被排除在外，入團更是想也不要想了……
隔閡與疑惑，也許早就悄悄開始發生。而那個夜晚，我忽然清楚地意識到了自己對爸爸的怨恨。這種難言的心情夾雜著我為爸爸所抱的不平和委屈，還有他多年不在我身邊所積累的生疏，如冬天湖上的雨霧，朦朧難辨。當他遠離我們時，隱約潛藏的種種不滿，還顯得尚可忍受；而如今他又重新回到了我們的生活中，那個多年裏若隱若現的爸爸，就忽而真正變得陌生了。
劈劈啪啪的爆竹聲，在大門外一驚一乍地響起。但歡樂的春節不屬於我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