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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中央日報大聲疾呼，要政府“收拾人心”。人心需要“收拾”，可見現在的人心，到了怎樣一個亂七八糟的地步！尤其是限價的一閉一放之間，廣大人民，生活陷於絕路，情緒表現惶恐，正如所說，這些情形，已經不是“愛聽或不愛聽”所能抹殺，也不是“任何粉飾之詞所能粉飾”的了！
……
照樣子看，一般“收拾人心”論者，都一律主張向特權階級開刀。因為“國家演變到這個地步，勢必犧牲極端少數的人才能拯救最大多數的人”，同時，如果“隻顧全少數人的利益權勢”，那麽，“盡管口裏喊革命，事實上是反革命”。中央日報如此說，分量就有點重了。這實在就等於說：政府現在隻顧全少數人的利益權勢，走的是“少數派路線”，而大多數人“裝著一肚皮悶氣，人心失盡”。
……
——摘自《當代晚報·朝花夕拾》：《假定得了嗎？》
四十三歲的爸爸回到了盼望多年的杭州。但是四季常綠的杭州城，根本沒有他這種人的立錐之地。當那個憂傷的春節終於過去以後，轄區的戶籍警來找爸爸，和善地對他說，今天你就去街道辦事處報到吧，街道服務站會給你分配工作的。
他最初把“街道”這個詞匯同自己的歸屬相連時，覺得十分刺耳。——“街道”是城市最基本的細胞組織，是這座龐大的國家機器不可缺少的一顆螺絲；“街道”還是“人民民主專政”那張巨網上，最後一道疏而不漏的網眼。一個走進了“街道”的人，便意味著他已無可挽回地淪落到了社會的最底層。無論承認還是不承認，他都必須麵對這個事實。
於是他終於平靜甚至“滿意”地接受了這個“工作”。這是他目前唯一的出路了。他早已是一個勞動者，隻要不再把他當犯人對待，隻要能有一碗飯糊口，多少能同媽媽一起負擔全家人的生活，他已別無所求。
街道服務站雜工組由七八十個“閑散勞動力”組成。他很快得知，其中的六十一個人有程度不等的“問題”——被單位開除的右派、解除勞教分子、刑滿釋放分子，還有像他這種所謂的“曆史反革命”……各人擁有例如“木陀”“瘌痢”“長條兒”這樣親昵的外號種種。他們聽說如今新加入的這個張愷之，原來是個知識分子幹部，對他倒是十分友好和客氣。
我爸爸與這樣一些遭遇也許比他更離奇古怪的人為伍，又一次開始重新做人。
在雜工組完成了一項下水道修建工程以後，服務站站長一度有意推薦他去工廠做“合同工”，這是當時在街道的最好出路。但是名單送交派出所，爸爸被刷了下來。如果繼續去做泥水小工，一天隻有一元三角錢的工錢，扣去街道的管理費，一個月才三十幾元的收入，實在是太少了。何況還要同街道的婦女們混在一起，婆婆媽媽的難受。無奈之下，在其他種種雜活裏，爸爸選擇了去煤場挑煤。他寧可去做又累又髒、但是多勞多得的煤場裝卸工。
每天天還沒亮，他便穿著一身破破爛爛的衣服出了門，手裏拿著一根挑煤用的扁擔。一個麵目清秀的中年人，手中拿著一根扁擔，自然有些不倫不類。張愷之畢竟還殘留著知識分子最後一點自尊感，那根扁擔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一直使他覺得難堪和別扭。所以他每天都起得很早，他希望能在天亮之前穿過街巷，到達他幹活的地點，以免被昔日的同事和熟人撞見。其實那時他早已沒有什麽熟人了，新聞界文化界的舊友不會再記得他，而那些同樣跌落深淵的故舊知己，早已是自顧不暇。街頭巷尾陌生的麵孔中，根本沒有人會注意他，媽媽似乎一再向他提醒。但爸爸仍然固執地堅持在蒙蒙的晨曦中，扛著他自己認為是模模糊糊的扁擔出門。
晨曦中，艮山門鐵路邊上黑壓壓的煤山，鬼影憧憧。
亮晃晃的鐵軌從烏黑的煤山邊上擦過，通往陰沉沉的遠處。
麵對這片烏黑的煤場，他又一次清醒地頓悟：從今往後，他不僅已真正墜落於社會的最底層，甚至將變成一種黑色的顆粒、一種極其細微極不足道的黑色粉塵，消失在城市每日排放的煙霧中。
爸爸每天傍晚回家，出現在我們麵前的，是一個從頭到腳、從裏到外都烏塗塗的“非洲黑人”。衣服、頭發和臉上，都嵌著一層黑黑的煤粉，隻剩下兩隻眼睛幽幽的亮色，還能辨別出他是爸爸。回家後爸爸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洗下一盆黑漆漆的渾湯，就像洗毛筆的水那麽黑。每次爸爸都很詫異地問媽媽，哎呀怎麽會這樣黑哩，我明明已經跳在鐵路邊那個水塘裏洗過一次了嘛，要不然，連眼睛都睜不開呐。媽媽苦笑著說，現在你可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黑奴”啦，將來說不定可以寫一部《新黑奴籲天錄》呢！那段時間，我們家的桌上地上**，到處都分布著這種無孔不入的煤粉，我真懷疑它們會深入到我們全家人的骨髓裏去。
每天吃晚飯的時候，已經精疲力竭的爸爸，還會強打精神地給我們講他在煤場的見聞。其實也沒什麽有意思的事情，無非是今天的場地離鐵路近些還是遠些，煤堆高些還是低些，卸煤的角度難些還是容易些，計算噸位的時候，測量得公平還是不公平。他津津有味地講著這些，倒好像我們將來都可能去幹這種挑煤的活計似的。
爸爸從不向我們訴說和抱怨他挑煤的千難萬險。我曾說過我爸爸是一個天性樂觀而開朗的人，他既去挑了煤，就必得賦予挑煤以某種積極意義。十五歲的我差一點覺得挑煤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一直到有一天，那個叫做“瘌痢”的“同事”，順路來叫爸爸去開會。他無意中向媽媽提起了煤場那次驚險事故，我才知道爸爸原來在“從事”著一種多麽危險的勞動。
那一天，爸爸挑著滿滿一擔煤屑，走上了高高的跳板。用挑煤人的行話說，這叫做“三馬四跳”——即三級馬凳、四塊跳板搭成的長長的煤山之路。挑煤工把鐵路軌道旁卸下的散煤，一擔擔挑到空場地上堆起，從一張馬凳、一塊跳板，一天天逐漸加高，最後加到“三馬四跳”，一座十五米以上高度的煤山便巍然矗立。這就是“文革”前開始儲存的“戰備煤”。爸爸在果園勞動多年，在河邊船上挑大糞、給果樹挑水抗旱，一雙腳板和一副肩膀，早已練得行走自如。但這天他上了跳板，走到四級馬凳時，他腳下的草鞋，忽然被跳板上一枚“螞蟥釘”鉤住，沉沉的擔子猛地一晃，整個人就倒伏在跳板上，那根扁擔吊著兩頭的挑子，一下子壓在他的脖頸後頭。那擔屑煤有一百多斤重，爸爸用身子死死撐住，一動不動地保持著平衡，隨後跟上來的人倒也機警，毫不遲疑地在跳板上撂下挑子，上前去“救”他。當他們把爸爸頭頸上那擔煤移開時，爸爸居然一骨碌就爬了起來。腳上身上一點傷痛都沒有，簡直是奇跡。
天保佑，算他運氣啊！那個叫“瘌痢”的人大聲嚷嚷，嘴裏嘖噴有聲。假如老張摔下跳板，定是頭破血流了，傷腰斷腿都不稀奇，又沒有勞保沒有公費醫療，那是哭都哭不及的！“瘌痢”仍然感歎不已。
不要講了嘛。爸爸阻攔他。反正也沒出事，講了倒讓她們擔心。
媽媽不讓他再去挑煤了。但爸爸說不挑煤掙的錢太少，他不但要繼續挑煤，還要去跑煤球車，這樣收入就可以更多一些。成年以後，我一直奇怪爸爸這樣瘦小的人，當年怎麽能去做裝卸工呢？而且爸爸還是一個容易暈車的人，大卡車一跑起來，他就惡心想吐。於是他隻好在車上頂風而立，冬天寒風凜冽，別人都縮著脖子背對著風坐在車廂板後麵，可他卻得迎風站著，因為隻有這樣才不會暈車。
其實跑煤球車比在煤山挑煤更緊張勞累。因為煤球廠調度員分給街道工的，都是後夜班的活，而且送的地點都是距離較遠的煤球分銷店。每天深夜爸爸出門去“上班”的時候，我和妹妹都在夢鄉裏酣睡。我從未見過爸爸挑煤，我隻能從爸爸繪聲繪色的講述中，想象著更深夜靜的街道上，疾馳而過的熱氣騰騰的煤車——那一輛笨重的解放牌大卡車，停在煤球廠的車間門口，六個渾身上下黑黢黢的裝卸工，從車上跳下。兩副杠子四個人，另留兩個人在車上管攢攏。一筐筐蒸騰著熱氣的煤球，被他們從車間裏飛快地抬出來，衝上跳板。一塊跳板上上下下，稍慢幾分鍾，前麵和後麵的杠子就會碰頭。碰了頭就會挨罵，挨罵事小，弄不好就會撞傷。一次正在巷口卸煤球，爸爸一腳踩空，從解放牌大卡車上跌下來，奇怪的是他竟然又一次當場爬起，身上一點傷都沒有。
這樣的“故事”，常常聽得我氣都喘不過來。我說爸爸你真的蠻“結棍”啊，我怎麽一點兒都看不出來呢？
爸爸很謙虛地笑笑說：嘿，我力氣比不上人家，不過動作是蠻敏捷的啊。另外，也虧了小倪那個人呀，你不是見過那個大個子嗎，他總是抬後杠，讓我抬前杠。他力氣大，上跳板的時候，他每次都把煤筐拉在靠自己那一頭，還使勁往上推著我走，這樣我的分量就輕多了，你曉得不曉得？裝卸隊裏的那些工人，都是蠻爽氣的人呐……
那個叫做小倪的年輕人，平時很少講話。也不知他為什麽會到街道裏來做工。隻是聽說他父母雙亡，他一直也沒有結婚，唯一的嗜好就是喝酒，並且越來越貪杯，發了工資就買酒喝了，生活弄得亂七八糟的。後來也不知他得了什麽病，像一隻未曾燃盡便熄滅了的煤球，不聲不響地死去了。
那每日被鏟平運走、複又重新矗立的煤山；那熱氣升騰的煤球車上高高的跳板，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如一團走不出去的黑霧，籠罩著我們全家。
自從爸爸走進“街道”的那年開始，在我的童年少年時代來去匆匆、若即若離的爸爸，終於清晰而具體地站在我麵前。
那以前的很多年裏，我對爸爸的了解，實際是一個空白或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忽然地，我發現真正麵對爸爸，其實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
爸爸平時煙酒不沾，他生活中最大的享受，是買上兩毛錢的熟豬頭肉，晚飯時讓媽媽用醬油、糖和酒再加加工，便吃得山珍海味一般。他喜歡在早晨的泡飯裏拌上一勺古巴砂糖，說是可以給自己的重體力勞動增加點力氣。
爸爸在晚飯後定要仔細地閱讀當天的報紙，有時還會把它們細心地剪下來。他的枕邊總是放著一兩本前蘇聯小說，入睡前，他總是會翻上幾頁，就好像服用安眠藥似的。
有時爸爸如果上夜班跑車，白天在家休息的空閑中，他也會從一隻上鎖的抽屜裏，拿出一遝厚厚的稿紙來，然後正襟危坐地開始寫作。聽媽媽說，他在寫一個叫做《白蟻王國覆滅記》的劇本，已經寫了好多年了。據說爸爸對這種危害建築物的害蟲很有研究。他要通過白蟻王國的興亡，來揭示人類的真理。後來他似乎是終於寫完了這個劇本，剛寫完，“文革”就開始了。爸爸將他那部珍貴的手稿東掖西藏，一連轉移了好幾個地方，最後卻不知所終。爸爸後來一直為此扼腕歎息。
除了豬頭肉和白糖之外，爸爸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嗜好，那就是誨人不倦。在晚上讀完報紙到上床看書的中間那一段空隙，隻要他不寫作，他主要的工作便是教育我和妹妹。他總是啟發我主動地向他匯報學校的情況，然後不厭其煩地教導我那是怎麽怎麽一回事。他不斷地向我指出我在什麽什麽地方錯了，在哪兒哪兒做得不對，應該如何如何……他的矛頭通常主要是針對著我，但當我小心謹慎地避免著授他以柄，他一連幾天抓不住我的辮子時，這種批評的指向，便波及並蔓延到家庭的其他成員那兒。小叔叔姑姑還有舅舅，隨時都有可能遭到爸爸永遠正確的批評。
批評是爸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組成部分，一旦中斷了批評，爸爸便變得無精打采，索然無趣。每一次，他都會在我們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評中，獲得極大的滿足。他有一個極其充分的理由曾使我們每個人都深受感動，他說他就是因為在幼年時缺少父母有益的指點，任憑自己瞎闖，成年後社會經驗不足，導致後來的厄運，他怎麽能眼看著我們重蹈他的覆轍呢？他雖然無法為我們提供良好的生活條件，但教育我們批評我們，卻是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啊。
爸爸從不說自己有錯有罪一類的話。但他又無法直言不諱地告訴我們，對他的處理是不公正的。——他不可能也不敢對我們說這樣的話。他必須要求我們聽黨的話跟著黨走熱愛黨相信黨。甚至還主動要求我在“思想上”同他劃清界限。於是這種教育方式同他的教育宗旨，就發生了一些自相矛盾的衝突。我已經上了初中，有了一點點獨立思考的能力，有時對爸爸那種冠冕堂皇的教導，多少有了一些不滿。比如我提問，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提問，爸爸在沉吟中選擇他的答案，常常語塞、詞不達意還會有些許的尷尬。但他又不能承認自己錯了，他十分在乎他在這個家庭裏，最後保留的一份尊嚴和威信。即便再是潦倒背運，他依舊擁有著那一份極強的身份感和自我意識。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爸爸是不容反駁的。一旦有誰觸犯了爸爸違抗了爸爸，他就會暴跳如雷、聲色俱厲，持續轟炸直到你向他低頭認錯為止。
最使我難以容忍的，恐怕就是爸爸堅持要檢查我的日記這件事了。媽媽說過日記是寫心裏話的，媽媽說日記是自己最真誠的朋友。但爸爸熱衷於“第三者插足”，從未忘記過我這個“朋友”。每隔幾個星期，他就會仔細地閱讀我的日記本，然後提筆在每一處空隙裏，寫上他的眉批。我的日記本上，處處留下了他漂亮的筆跡，真不知是我的日記，還是他的周記了。萬一被他發現了有什麽不健康的思想，他便將日記本攤在桌上，讓我坐在一邊，開始了他冗長而嚴肅的談話，常使我苦不堪言。於是絞盡腦汁設法藏匿我的日記本，就成為我傷透腦筋的“地下活動”。無奈家裏那麽一點地方，我無論把日記本藏在哪裏，每次總是會被他找到。有一次我實在是忍無可忍，就在日記本的扉頁上，寫了一行大大的字，大意是誰偷看我的日記，誰就是小狗一類的話。——結果可想而知，那一次，我被爸爸狠狠地臭罵了一頓，還寫了一份書麵檢討。從此以後，爸爸檢查日記就被進一步合法化了。我開始設法躲避爸爸，他的嚴厲總使我感到難堪。
那些年中，我和爸爸的關係多次陷入僵局。盡管媽媽一再柔聲細語地從中斡旋，爸爸在我心目中，仍然可畏可怕。爸爸為抵抗他自己承受的壓力，無意地在家裏建立了另一種壓力場，我為抵禦外界的壓力，隻好首先去抵禦我的父親。如此循環往複，我和他都被置於一個無形的怪圈之中。
肚皮上的紅痣在那些日子突然變得奇癢難忍。但我不可能向爸爸訴說關於紅痣的疑問。我也永遠不會知道爸爸身上究竟有沒有紅痣。我漸漸恍悟，那顆困擾我已久的紅痣，同我頭皮上那塊黑色的胎記相比，實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話說得很對，隻是未敢說出一句話：“打倒老人政府！”……
其實，拆穿來說，是明白得很的。倒不是“老人政府”造成了“老人社會”，而是在“老人社會”的基礎上，才會產生“老人政府”。
今日的所謂“人無出路”，並不是因為“老人”把我們的路阻擋著，而是整個的他們的製度，庇護著既得的權益。整個社會被根深蒂固的勢力所統治，徒然喊著“希望一個青年的政府”，隻等於“緣木求魚”。
“老而不死謂之賊”，如果這句話不錯，那這個老朽的社會，就是“賊”的社會了……
——摘自《當代晚報·朝花夕拾》：《也論老人政府》
爸爸在他厄運開始的第二個十年，曾經希望國際冷戰的緩和，能夠減輕國內階級鬥爭的壓力。但他的這個幻想卻又一次破滅了，他在長期痛苦的等待中，迎來的是更為極“左”的瘋狂。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的時候，爸爸媽媽為了防備紅衛兵來抄家，害怕紅衛兵會毀了他們多年積累的“文化”——那些“封資修”的書籍。所以爸爸把書架上所有“嫌疑”的書，都收藏在一隻巨大的木箱裏，貼上了“供批判用”的封條。那一天，我和妹妹幫著搬那些書的時候，妹妹忽然拿起那本前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指著封麵上那個奧斯特洛夫斯基，竊笑著說，噯你看這個人像誰？像誰呢？我歪著頭看了一眼，撲哧一聲也笑起來。我不知道。我假裝嚴肅地說。妹妹把嘴貼在我耳朵邊上，輕聲說：像爸爸呀！她放下書，又去把媽媽叫來，媽媽看了一會，點點頭說，噢是蠻像的嘛。不過媽媽並沒有笑。
那是奧斯特洛夫斯基病愈後的相片。他的雙目深陷、眼眶突出、顴骨高聳、頭發稀疏、薄薄的嘴唇緊緊抿著，神情嚴峻而頑強。
我們拿著書又端詳了一會。真的，真的很像爸爸。
那時的爸爸，年輕時瀟灑而俊朗的外表，已經改變得太多。曾經圓圓的臉，變得瘦削而憔悴。那雙漂亮的大眼睛，深深凹在光禿禿的額頭下麵，眼眶像兩個井沿，在很深的井底，閃爍著冷冽的水波。
如今這雙眼睛，又將麵對一場史無前例的暴風驟雨。
大串聯開始了。當我一心盼望著學校能同意像我這種“出身不好”的同學，也能和紅衛兵們一起外出串聯時，我一點都沒有想到，大串聯實際上已威脅到我們家庭的生活來源。
煤車停開了。由於鐵路交通混亂，“戰備煤”的運送受阻。艮山門車站每日呼嘯而過的煤車不再往來，煤場已無煤可挑。
服務站說：有工做工，無工回家。爸爸隻好停工在家數日。
有一天，那個曾同爸爸在一起跑煤車，外號叫“章木陀”的人，說是找到了一份給鐵刨花打包件的活，急急忙忙來叫爸爸同他一道去軸承廠。爸爸走後不久，來了兩個街道的人，凶巴巴地問我：張愷之人呢？我說我爸爸出去幹活了。去哪裏？我說我也不曉得啊。他們在門口猶猶豫豫地站了一會，也不知去哪裏找他。後來就嘟噥說：好啦好啦，今天算你爸爸運氣，本來要叫他去遊街的，他不在就算啦，算給他逃出一回。不過等他回來，你告訴他，明朝不準上班了，在家裏等著，明朝還是要去遊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統統都要去遊街的！
爸爸回來後，我告訴他這件事。爸爸說，遊街就遊街，沒什麽了不起的。我反正是一隻“死老虎”，死豬不怕開水燙的。
不過爸爸還是嘀咕了一句。他很關心遊街的時候，會不會戴高帽子，那麽帽子上頭，會給他寫上一個什麽罪名。
第二天爸爸去遊街。爸爸不準我去看，但我還是偷偷去了。我想我就隻看一眼，看看爸爸的帽子上到底會寫什麽。我低著頭擠在人群中，讓額頭披散的劉海兒遮住我的眼睛。後來我聽見有人當當敲著銅鑼過來，差點以為是賣梨膏糖的老頭，抬頭看，隻見一大片白花花東歪西倒的高帽子，是遊街的隊伍過來了。他們垂著手慢吞吞地走著，臉上毫無表情。有些人被剪掉了頭發，那帽子老是滑脫下來，走幾步就要用手扶一扶，有個人就幹脆用手舉著，於是那幾個“牛鬼蛇神”的字，高高在上地格外顯眼。路邊有孩子竊竊地笑，舉手喊著打倒×××的口號，尖聲怪調的像是在做一個好玩的遊戲。
後來我看見了爸爸。他的帽子上寫著：叛徒！
爸爸若無其事地跟著隊伍走著。我覺得他好像快要笑出來了。
那次遊街給我留下的印象，就像看了一場街頭活報劇，鬧哄哄亂糟糟的。記得爸爸回家後，把那頂帽子揉成一團，哭笑不得地說了一聲“瞎扯淡”！
過了幾天，爸爸又被叫到街道俱樂部去陪鬥。鬥爭的對象是一個叫餘熊的電工。有人揭發餘熊，說他把紅寶書墊在屁股下當凳子坐；又說他收聽敵台，是現行反革命。爸爸的罪名有所變化，這次成了“特務”。爸爸回來對媽媽說：我彎了半天腰，怎麽一點沒事。還是挑煤鍛煉人，腰都練出來了，你說是不是啊？
還有一次，爸爸被叫去陪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街道辦事處主任。我認識這個瘦瘦高高的老頭，講一口山東話，嘴裏總是有一股大蒜味兒，不過他待人挺和氣的。聽說他在南下前，是山東老區的一個村長。就在那天開完鬥爭會後，王主任回家過馬路，突然被一輛汽車撞倒，送到醫院裏，已經腦溢血死去。
廚房隔壁的小學校操場裏，每天晚上都傳來撕心裂肺的嚎叫聲，夾雜著皮帶抽打的聲音。在一個有月亮的夜晚，我站在窗邊，看見操場的大樟樹上，吊著一個人。那人苦苦哀求著，但沒有人理他。後來聲音越來越微弱，最後無聲無息了。吊掛在樟樹上的人影，在昏黃的月光下，像一尊受難者的雕塑。
自從開始清理階級隊伍，爸爸在家裏很少講話了。媽媽也總是忐忑不安的樣子。我覺得這個家，像是淒風苦雨中的一隻鳥窩，在風暴的襲擊中搖撼著，早已不堪一擊，隨時都可能從樹上翻落下去。
那年冬天，沈兆際一家人自殺的慘案，幾乎震動了整個城市。
我們全家都被這駭人聽聞的死訊驚呆了。一連好多天，我們常常會突如其來地毛骨悚然，惶惶不可終日。
爸爸說他見過沈兆際這個人。就在不久前的一天，街道通知他去開會。除了平時熟悉的那些“牛鬼蛇神”以外，還有一個麵孔圓圓的中年人，穿得很整潔，一副斯斯文文的樣子。派出所所長對大家說：今天的會，是讓大家來幫助這個沈兆際。他散布了許多反動言論，要讓他徹底端正認識。但那個斯文的中年人，一聲也不響。派出所所長說：噯你怎麽不檢查自己呢？你說過的那些反動言論，我們都是掌握的——有一天晚上，你和朋友到西湖邊上去，你是不是對別人說過，西湖假如裝上許多霓虹燈，就跟香港一樣漂亮了。你這不是羨慕資本主義又是什麽呢？你必須老實交代出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但這個沈兆際還是不說話。他就那麽坐著，從開始到最後，也沒說一句話。於是派出所所長又進一步啟發在座的那些人，叫大家批判揭發。有幾個人隨聲附和了幾句。爸爸什麽也不知道，一直沒有發言。大家很尷尬，東拉西扯地敷衍了一會，最後所長隻好匆匆散了會，留下沈兆際個別談話。
第二天爸爸問了別人，才知道這個沈兆際，美術學院畢業，原先在美術出版社當編輯，也是個畫家。一九六〇年不知為什麽辭了職，平時以畫連環畫為生。“文革”開始後，出版社不再出書，他的經濟來源中斷，靠老婆一個人的收入，養活兩個孩子。所以有時候，就同一夥無事可做的畫家，在一起發發牢騷。卻沒想到有一位朋友的老婆檢舉了丈夫的“反動言論”，株連到他，被連續批判多日，還讓居民委員會監督，每天在巷口掃地……
就在那次派出所“幫助”他的半個月後，這個沈兆際在家裏，用電線將自己老婆電死。又電死了兩個女兒。據說他妻子曾請求他，兩個人一起死了算，但留下兩個孩子。他不肯，他說要走全家一起走，何必留她們在這人世受苦。當時兩個女兒苦苦哀求，他竟然不為所動，還是極殘忍地下了手，然後自己割腕自盡。卻不料他還剩下一口氣，被鄰居發現，送到醫院搶救。他活過來以後，全市召開了聲勢浩大的批判大會，沈兆際被當即執行槍決。
如今，風雨飄搖卻仍然溫暖的“鳥窩”，就成為爸爸媽媽妹妹和我，最後一個遮風避雨、互相依傍的港灣。
媽媽已經被學校的紅衛兵小將勒令交代問題了。校門口貼出了“打倒大叛徒朱小玲！”的標語，不久後，媽媽被隔離審查。爸爸除了顧及自己的“問題”隨時會“卷土重來”，還要為媽媽的事情操心分憂。在媽媽長達四年之久的隔離審查期間，爸爸幫媽媽寫下的文字材料，恐怕比媽媽自己寫的還多。媽媽曆史上每一個重要的環節，爸爸都爛熟於心。有時我甚至覺得爸爸比媽媽還了解自己的曆史，許多細節，媽媽總是連自己都弄不清楚，而爸爸卻能將其整理得涇渭分明。過去的許多年中，一直是媽媽在支撐著這個家。到了“文革”，早已沉入“街道”裏的爸爸，似乎由於沒有發現“新的問題”，反而幸免於難。他從“文革”的邊緣擦過，比起以往的遭遇，這位老運動員已是見怪不怪。隻是在記憶中，留下了一些荒唐可笑的故事。
一九六九年初夏，媽媽還在隔離審查中，我離開杭州，去了北大荒。
那些荒誕滑稽的故事，都是後來我回家探親時，斷斷續續聽說的。
不過爸爸也許天生有點缺乏幽默感。他一邊講一邊自己笑得一塌糊塗，我們卻完全莫名其妙。——你們是怎麽搞的嘛，連聽都聽不懂？每次他笑完，就為我們的“遲鈍”而生氣。
故事一：關於“表格”
時間：“文革”初期
講述人：爸爸
——那是我在電纜廠當臨時工的時候，你媽媽還在隔離審查。我有一次去上海跟車，給你盧坤伯伯帶了點鮮魚，往他單位打了一個電話，沒想到他也被隔離了。我剛回到杭州，就讓電纜廠解雇了，隻好又去跟著裝卸組的人跑車。那段時間，全國各地來找我外調的人，每天都有好幾撥。街道幹部為接待他們，忙得不亦樂乎。偏偏我每天外出跑車，街道的人，經常找不到我。於是隻好把我從裝卸組調出來，安排到附近的糧食局倉庫去管倉庫，以便隨叫隨到。
那時來找我調查曆史的人，哪兒來的都有。問來問去，都是一九五二年鎮反、一九五五年肅反、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五九年反右傾時候，早已重複了無數遍的內容。我就開始不耐煩了。同你媽媽單位的那些紅衛兵小將們一樣，那些外調人員其實都在借外調的名義遊山玩水呢。你熱愛名勝古跡我們管不著，可是讓我們一遍又一遍沒完沒了地寫材料，實在豈有此理。有一次，兩個外調的人找到了我們家裏，自稱是浙江日報的。他們問我：你是怎樣介紹袁少陽參加特務組織的？我反問說：我怎麽會介紹袁少陽參加特務組織呢？你們倒說說看。那個高個子的人說：你不是讓他填過一份表格嗎？我問：啥時候填的表格啊？那人說：一九四九年五月。我又問：一九四九年五月，杭州不是已經解放了嗎，我怎麽會介紹他參加特務組織呢？另一個矮個子就說：那就要問你啦，你自己心裏最清楚！這時我忽然想起了解放初的一件事。那時我去市委報到，地下市委書記對我說，可以找幾個思想進步的排字工人，去省報工作。後來我就找了袁少陽幾個人，同袁少陽也就這麽一點關係，那恰好是一九四九年五月。於是我生氣地對他們說：那時我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共產黨員，他是個工人，我是介紹他參加工作，不是參加特務組織。你們不要胡說八道！那個矮個子氣勢洶洶地說：張愷之，你太囂張了，你想抗拒“**”，絕沒有好下場！我這個人的脾氣，你是知道的。我一聽這話，火冒三丈，頓時就跳了起來，用手指著門口，對他們喊道：你們給我出去，出去！你們走！我不認識你們，我不跟你們講話，走！快走！這兩個外調人員隻好氣呼呼地摔門走了。後來過了十多天，報社來了另外兩個人，很客氣地向我道歉了。他們說，是因為在袁少陽的檔案裏，發現了一份履曆表格，介紹人一欄，是我簽的字。所以讓我作個證明。我說：你們懂不懂起碼的常識啊？以後不要再鬧這種笑話啦！
妹妹在一邊插話：我告訴他們說：這種表格，在文具店裏，都有賣的……
故事二：關於“逃票”
時間：“文革”中期
講述人：媽媽
——後來就開始“鬥批改”了。那時候我的隔離審查已經結束，回到了家裏。你爸爸告訴我，街道黨委派了工作組到服務站，雜工組改名叫修建隊了。有一天，來了一個女指導員，聽人說，她以前是外縣一個劇團演樣板戲的，人倒長得蠻端正。她用一口紹興方言自我介紹說：我叫金彩鳳，現在，街道黨委派來一批優秀的共產黨員，同大家一起搞鬥批改……此話一出，眾人哄堂大笑，她自己還莫名其妙。掏出一本小紅書，像模像樣地給大家念語錄。下麵幾個婦女忍不住笑，根本沒把她放在眼裏。這個修建隊七八十個人，什麽人沒有啊，她還以為自己真的就是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哩。
過了一些天，是晚上，金彩鳳在修建隊狹小的房子裏，召開全體大會。她站在上麵，突然聲色俱厲地喊道：張愷之，今天你要老實交代，你為什麽要在電車上逃票？
你說什麽逃票啊？當時你爸爸一點都摸不著頭腦。
什麽逃票？我們有證據，你不要想抵賴。你以為我們不知道？你說，前些天，你坐電車到城站去幹什麽勾當？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爸爸越發莫名其妙。他解釋說：大家曉得，我一向都是騎自行車上下班的，我從來不坐電車，而且，我差不多有一年沒到城站去了，你說的逃票，到底是怎麽回事？有沒有弄錯呀？
在座的人頓時議論紛紛，都覺得這件事蹊蹺難辨。有敢說話的，認定張愷之不會做這種事；也有人建議領導核對日期時間，隻要證明那一天你爸爸是在工地上，嫌疑就可以排除。這時有個家夥站起來說：噯，我相信，領導上不掌握材料，是不會冤枉好人的，你還是坦白了的聰明。你爸爸瞪了那個人一眼，怒氣衝衝地罵了一句：你是個混蛋！你說這種話，連狗都不如！金彩鳳覺得自己的權威受到了挑戰，臉漲得通紅，高聲喊叫：張愷之，你的反動氣焰太囂張了，我們革命群眾決不會放過你的！從現在開始，你給我停職反省，作出書麵檢討！你爸爸頭也不回地走出了屋子，會場上鬧哄哄的亂成一團。
到了第三天，家裏來了兩個幹部樣子的人，說是來外調的，又不肯報出單位和姓名。一來就裝模作樣地讓你爸爸談個人曆史。你爸爸也故意不問他們到底要調查什麽，就滔滔不絕地給他們講地下工作時候的事情。對自己的個人曆史，你爸爸反正早已是倒背如流，重複無數遍了。他東拉西扯的，聽得那兩個人直打哈欠。
又隔了幾天，街道通知你爸爸去開會。我想大概又是那個“逃票”的事，什麽時候才算完啊，真是舊冤未了，新錯又添，我們到哪裏去講理呢？
你爸爸走進會場，大吃一驚。原來是一個鬥爭會，聽說，那個在電車上假冒張愷之逃票的人，竟然被抓到了。那天到我們家來外調的人，就是市交通公司的……
（爸爸在一邊忍不住插進來說：那個人叫杜國江，是武林街道的。我怎麽都沒想到，會是這個人冒充了我。杜國江曾經同我一道在果園“自救”，後來也回了杭州，所以知道我的地址。他本是湖南湘潭人，老家離韶山隻有幾裏路。十年內戰時期，在國民黨軍隊當排長，圍剿井岡山時被俘。聽說朱德總司令還對俘虜講了話，去留悉聽尊便。他居然站到“去”的隊伍裏，又回國民黨軍隊當了排長。到抗戰初期，此人已爬上副營長之職。抗戰勝利後，他才離開國民黨部隊，去做了生意。解放後的處境當然可想而知了。這樣一個人，在電車上逃票被人抓住，問他的工作單位和姓名，他竟說自己叫張愷之，是××街道的臨時工等等，說得有鼻子有眼。公交公司的材料轉到我所在的街道服務站，金彩鳳趁機大抓階級鬥爭，才惹出了這場小小的風波。不過，那個杜國江，在批判大會上，總算低頭認罪，遭到了眾人的唾罵，我看他也真是沒出息，可憐又可恨啊……
不過那天金彩鳳還是批判你了，爸爸！妹妹提醒說。）
是的是的。媽媽點點頭說。還是批判你了。這件事最滑稽的就在這裏。他們把那個杜國江批判完了，放他走後，金彩鳳又跳到台上去，振振有詞地說：今天這個事情，雖然是搞清楚了。但是，張愷之必須要接受教訓，社會上到處都是階級鬥爭，一不小心就會弄出問題來的啊……
（嗨，還是讓我自己來講吧。爸爸又插話說。我聽金彩鳳那麽講，實在是忍無可忍了。刷地站起來，不管三七二十一，理直氣壯地對大家說：請各位革命群眾聽著，指導員讓我接受教訓，我不懂！我一沒有逃票、二沒有冒充別人逃票、三沒有誣蔑人家逃票，要我接受什麽教訓呢？金彩鳳惱羞成怒，馬上打斷我，尖聲喊道：這是階級敵人的猖狂反撲！張愷之，你給我回答，他為什麽不冒充別人，偏偏要冒充你呢？你和他狼狽為奸，互相勾結，企圖破壞“**”，罪責難逃！我根本不理她，指著她的鼻子說：金彩鳳你今天給老子講清楚，你說我到城站去搞什麽反革命勾當了？你身為指導員，不調查研究就血口噴人，讓大家說說看，到底是我接受教訓，還是你應該接受教訓啊？我講完就坐了下去。台上的金彩鳳臉色鐵青，“哇”地哭了起來，歇斯底裏發作一樣，大叫大嚷：我不幹了，我不幹了，你們牛鬼蛇神都翻天了……台下的人笑嘻嘻地一哄而散，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那天晚上你回家以後還在生氣呐。妹妹補充說。我真怕你把火氣發到我頭上來。不過還好，你就是罵了金彩鳳幾句。
我罵她了嗎？我罵她什麽呢？爸爸覺得很奇怪。
妹妹吞吞吐吐地說：我不會講，那是一句粗話。
我罵粗話了？爸爸越發驚訝。我怎麽會罵粗話呢？
是真的。難道你自己不曉得嗎？妹妹很認真地望著他。
我不曉得。我一點感覺都沒有啊。
從你到了街道後，你一直是這樣的。尤其是這幾年。
嗬嗬，我想這不可能！爸爸似乎有點不好意思。
嬰音說的是實話嘛。媽媽公正地加以確認。我也作了旁證。
是這樣啊……爸爸若有所思地搖了搖頭。街道……他歎了口氣說。街道這個地方……不過，那些講粗話的人，可都是好人呐！
故事三：關於“磨刀霍霍”
時間：“文革”後期
這一次，是妹妹講的。任何事情經她一講，即使原本很平常，也會忽然就好笑得很。
——噯你記得那個汪永連嗎？就是那個每次來我們家，離老遠的地方，就開始喊爸爸名字的那個人。喉嚨有點啞殼殼，聲音一往上翹，就會突然跑調的那個人。想起來了嗎？嗯。你不要看他這麽邋邋遢遢的一個小個子，爸爸說他以前參加過土改工作組，是工人提拔的廠工會主席。不過他這個人有點喜歡自說自話，那破喉嚨又不動聽，一跑調，往右邊一拐，就拐成了“右派”，後來弄到街道裏來。爸爸做白鐵工的時候，他給爸爸打下手的。
——你曉得劉學謙嗎？那個瘦高高的長條，戴副眼鏡，一看就是很聰明的樣子。聽說他從前是礦冶學院的大學生，念到三年級，那一年暑假，到天津去看他姑夫。他姑夫是天主教教區的一個神……神什麽？（爸爸提示：神職人員）你說他看什麽不好，偏偏去看神……神父。其實他父親解放前是上海海關的檢疫專家，解放後弄到新疆去了，後來也不知怎麽又變成了反革命。他對我說過，他們家在杭州耶穌堂弄裏的私人房子，也被沒收了。他自己的父親太遠了沒法去看，就隻好去看姑夫。沒想到這麽一看，就看出麻煩來了。回到學校，說他同宗教組織有聯係，勒令他退了學。不過他功課好，懂機械什麽的，就到一所中學裏去代課。代來代去的，同一個教數學的青年教師很要好。到一九五七年，那個數學教師變成了“右派”，讓他揭發，他不肯，就被學校趕出來了。反正他有技術，七弄八弄的，到了服務站來當了技術工人。同爸爸一道，給新房子做水電安裝。
還有一個叫邵岱南的電工，說他寫過反動標語。他爸爸解放前當過縣長，後來逃到台灣去了。有一次他看報紙，一邊看一邊隨手亂劃，在報紙的邊邊上，寫了好多字。讓別人發現了，說他是反革命。他仔細一看，才看見那報上有張領袖像，他在旁邊寫了好多“打倒”。其實是因為那天的報上登了美軍入侵黎巴嫩的消息，他解釋說自己是想寫打倒美帝國主義，隻是後半句還沒寫完。但沒有用，還是把他送去勞教，他真是跳到西湖裏也講不清楚了。那個叫黃其煌的人，你認識的，十七歲時在上海交大念一年級，就打成“右派”了，他不是還會寫詩的麽。還有一個“章木陀”，力氣很大，專門管搖絞板的。他原來是個派出所的戶籍警呐，三年困難時期，他老婆生了孩子，餓得沒有奶，他就在業餘時間去“柯黃魚”，做點小生意，好給他老婆買豬腳爪發奶，結果被送去勞動教養了，出來後隻好到街道裏混日子。這麽一批牛鬼蛇神，在一道做生活，街道裏當然是眼睜睜盯著他們的啦。
（爸爸插話：還有一個叫俞通的人，一九四九年參過軍，向大西南進軍時，在部隊做文化教員。隻因他姑夫是國民黨官員，他後來被清洗出部隊，弄到街道上來。他做過會計，有經濟頭腦會算賬，也是個人才。我們這幾個臭知識分子，臭味相投，大家相處得很好的。劉學謙以前在安裝隊幹過好幾年，懂設計施工，又會操作，我們以他馬首是瞻，互相配合，一連幹了好多個工程項目，房主都很滿意。有一段時間，我們甚至想，也許可以設法同某單位掛鉤，籌建一個獨立經營的水電安裝隊。）
你先讓我講下去嘛。哦，偏偏工地上有一種大鋸條，鋸一段時間，就會斷掉的。斷掉了沒有用，劉學謙看扔了可惜，出個主意，說是可以用來磨水果刀。爸爸他們都讚成，每個人都很起勁地磨了好幾把。（爸爸插話：那種鋸條的鋼極好，又韌又薄，安上一個木頭柄，可以當菜刀用。）刀片長長的，亮得像鏡子一樣。劉叔叔還專門送了我一把小的，我用來削鉛筆，刀片還沒碰到鉛筆，木屑就掉下來了。同學都和我搶。爸爸要用它來剔肉骨頭，我是不肯的。
可是突然有一天，爸爸回家時臉拉得長長的。對我嚷嚷說那些刀呢？統統去找出來，派出所要我們上交了。不上交就變成階級鬥爭啦。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我說那我用什麽削鉛筆呢？爸爸說都到這時候了，我還管你用什麽削鉛筆呀！
（爸爸糾正說：不對，你漏掉了關鍵的細節。事情是這樣的：那次派出所所長把我們找了去，板著臉說：最近你們都在幹些什麽？劉學謙笑嘻嘻說：沒幹什麽，不就是管道安裝嗎。派出所所長喝道：我不是問你這個，有人反映，你們在工地上不好好幹活，搞什麽名堂？劉學謙說：我們也搞不出什麽大名堂，就是混口飯吃……所長一拍桌子：你們還想抵賴，有人反映你們磨了很多尖刀，你們到底想幹什麽？劉學謙嚇了一跳，連忙解釋說：我們隻是用斷鋸條做了幾把小刀，是削水果用的，沒什麽意思啊。所長想了想，命令說：那你們回去吧，明天把所有刀子，統統都給我繳上來，一把也不許留！以後再不準這樣搞，誰搞就對誰不客氣！我們走出派出所，鬆了口氣，又歎了口氣，第二天，大家隻好把刀子都繳了上去，才算拉倒。）
妹妹又說：爸爸你忘啦？那天晚上汪永連偷偷跑到我們家來，告訴我們，千萬不要把那大的水果刀繳上去，要繳就繳小的。我說小的我還要削鉛筆，要繳就繳大的吧。他說那我可一定要留一把大的，到時候你們就說我沒做大的好了。就這樣，總算混過去啦。
（媽媽補充說：後來我聽說，這件事，是你們修建隊裏的積極分子反映給隊長的，那個退休老工人，隊長吳阿四，一聽就趕緊跑到派出所去匯報說：不得了啦，階級敵人都在磨刀霍霍啦，你們還不去管一管！）
妹妹最後說：後來有一次我到派出所去換戶口簿，看見劉叔叔的那把刀兒，就放在所長的辦公室桌上，他們正在用它切西瓜呐。那把刀頂漂亮了。劉學謙還說等以後有機會，他一定要把它“偷”回來的。對了，你想不想看看我那把小刀呢？我去給你拿來噢！
妹妹去找那把小刀的時候，爸爸說：可惜那樣一來，我們幾個人想籌建水電安裝隊的計劃，自然就落空了，沒有人再敢提起。
聽完這些“故事”，我啞然無語，哭笑不得。比起“文革”中那種種驚心動魄、血肉橫飛的大事件，這些小故事實在是平常而又平淡。但多年後我依然難以忘卻。
很多年以後，當我們重新溫習那些愚昧荒誕的往事時，我們看到，在“革命”這個神聖偉大而崇高的旗幟麵前，“人”顯得何等渺小、卑賤而微不足道。假如人們為了“革命”而成為非人，那麽革命究竟又是為了什麽？
在那個喪失了理性和良知的歲月裏，張愷之隻能將他的疑問深藏於心底。
在那個“磨刀霍霍”的故事發生以前，爸爸一直在糧食局的倉庫，做些收貨出貨的雜活。
他考慮到自己的年紀一天天大了，即使外調結束，他也不能再去做裝卸工了，應該掌握一門手藝才好。當時倉庫來了個白鐵工胡師傅，正需要人幫忙，爸爸就去給胡師傅打下手。
聽說這個胡師傅，小時候學過這門手藝，抗戰時當了兵，鈑金工的手藝就扔了，後來重操舊業，也就是個三級工的水平。胡師傅解放前在國民黨軍隊當少尉文書，後來部隊在四川起義，所以解放後，他持有國防部頒發的複轉軍人證。原在一個廠裏做合同工，因為他認識肉鋪的人，常常走後門給食堂買些便宜的肉骨頭下水之類，有一次食堂用餐的人吃了那些排骨，全都上吐下瀉，送去醫院急救。查來查去查到他頭上，被安上一個階級報複和蓄意破壞的罪名，有口難辯，判了三年勞動教養。從此不知哪根神經搭牢，竟然逢人便說，他奶奶生前告訴過他，他是偉大領袖早年離散的親生骨肉毛岸龍，早年由毛澤民送來杭州。因此他一有空就給中南海方麵寫信，那些信都被轉回到街道裏，久而久之，大家習以為常，也沒人理會他。刑滿後到了糧食局倉庫。爸爸說這個人其實挺正直的，他跟著胡師傅學手藝，胡師傅提出的第一條守則，就是不準用公家的白鐵做私活。他平日不肯給人做私活，單位的頭兒對他還算不錯。
過了三個月，胡師傅要爸爸自己攬活做，我爸爸隻好硬著頭皮去獨立操作。他係上了長圍裙，拿起了檀木方尺，開始跟人叮叮當當地敲白鐵。又買了些《鈑金工實用手冊》之類的書籍來看，憑著胡師傅教給他的一些基本要領，自己一點點用心琢磨。幾個月下來，漸漸熟練了，居然也就有些入門。開始時，爸爸做簡單的隔漏、落水管，再學做水桶、水壺等實用家什。後來就依樣畫葫蘆，嚐試做通風保暖設備、蝦米彎頭、圓錐體等等。“文革”以後，社會上生產早已萎縮，這些白鐵業務，都是隊裏的泥水師傅，設法同業主聯係來的。所以爸爸很珍惜自己的活計。他是在學會了鈑金工的技術後，才進一步發展到後來那個水電安裝組去的，據說他專門分工做白鐵水管，人稱張師傅。
奶奶活著的時候，曾說“換一件活計換一副骨頭”。爸爸做了鈑金師傅後，手上胳膊上，常常被劃上一道道的血印。肩上挑煤的老繭未退，手掌上的老繭又一層層壓得老厚。冬天的時候，隻要他粗糙的手一碰上絲綿被的被麵，就會勾出幾根細細的長絲來。白鐵皮一般被用來做屋簷下的隔漏，鐵皮卷成形封嵌好了，還得爬到屋簷下去安裝。有時幾層高的樓房，他戰戰兢兢地爬上去，腳下發虛，身子直晃。爸爸從小就有恐高症，一登高便冷汗淋漓，天旋地轉。但他居然能把那些隔漏，一隻隻地裝在屋簷下，真不知道他是怎麽堅持下來的。
爸爸終於能夠憑自己的手藝過活了。他的技術日益熟練，於是他常常忍不住在我和妹妹麵前，吹噓自己的手藝如何如何，不過我們總是不大相信。媽媽對爸爸自稱的四級工水平，也抱著十分懷疑的態度。為了證明自己的技術，某一日爸爸回家的時候，從包裏拿出了一隻方形的白鐵盒子，蓋子可以打開關上，雖然開合有點費勁，總算是能開能合的。他很驕傲地告訴我們，這是他利用休息時間，用白鐵的邊角料做成的，給媽媽用來做針線盒，實在再好不過了。那隻針線盒至今還保存在媽媽的抽屜裏，封存著一段不堪回首的記憶。我每次開啟那隻不太靈活的盒蓋時，總會有許多往事的碎片，在手中綿綿的長線中，絲絲縷縷地連接起來。
後來他還做過一隻水筲和一隻形狀粗笨的罐子。那隻罐子盛上凝固的豬油，隨托運的食品，發送到北大荒農場，一直伴隨了我許多年。
許多年過去了，那些少年時代的往事漸漸被記憶洗得淡漠。浮於表麵的瑣屑，被歲月的流水淘篩，隻剩下了沉澱於底層那些最沉最重的顆粒。隨著起起伏伏險惡多難的人生波浪，隻有當我自己也逐漸經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敗後，才開始向我飽經風霜的爸爸漸漸走近。
在後來北大荒凜冽的寒風中，我許多次爬上積雪覆蓋的草垛，遙望著家鄉的方向——我看見爸爸背著蔬菜走過漫長的公路、看見他每天“挖山不止”走上漆黑的煤山，他仍然是高高地揚著頭、極目四眺，儼然一副俯瞰眾生的神態。他用自己頑強的生存意誌和體力，擔起了所有壓在他身上的重負。當他煩惱、當他苦悶、當他暴躁、當他憤怒——他卻終未有過怯懦和悔恨、終未有過諂媚和妥協。他走過“卑賤”人生，還始終堅持了他自尊堅忍的個性人格。爸爸同那些身處逆境，而心理先行頹喪的人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之處是：他無論經曆怎樣悲慘的遭遇，在精神上卻是永遠“打而不倒”。
爸爸和媽媽正好是一個相反。媽媽在苦難中沉湎於她的幻想。用一種可以稱為“童話理想主義”的浪漫精神，抵禦了命運的殘酷。而爸爸在苦難中逐漸拋卻了他的幻想，變成一個腳踏實地的勞動者，笑傲塵世，獨立於天地之間。
我想，當我的青年時代和“文革”同時戛然而止時，我才真正理解了我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