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
話說：“解鈴還須係鈴人”，政府的政策把人民“倒”而“懸”之，到頭來幾個官吏“辭職”，“懸”也就此“解”下，這幕劇，真是“惡作”也夠味兒之至。官話說，無論“八一九”改革幣製，或現在取消限價，為的都是解除老百姓的苦痛。某些大官，因為害怕大家因此埋怨起政府來，乃曰：“思慮或有不周，辦法或有不妥，但衷心卻是為了人民”，他們對於自己的顢頇低能，壓根兒不覺得一點難為情，反而戰戰兢兢的隻求老百姓對他原諒，真是怪事。
……
——摘自《當代晚報·朝花夕拾》：《解懸了嗎？》
很多年以前，當我爸爸還在煤場一鍬鍬“挖山不止”的時候，他也許就已經有了一種神秘的預感，覺得強加於他頭上那座黑色的大山，已開始在曆史巨大的掌心中緩慢移動。它被人類前行的力量所驅使，正在一點點挪開它原來的位置……
夏日的台風猛烈地搖撼著黑沉沉的煤山，他甚至聽見了從煤礫中發出嘎嘎崩裂的粉碎聲。
這隻是一種幻覺而已。他解嘲地搖了搖頭。這座山實在是太大太硬也太堅固了。何況，每挖去一鍬，它又會重新生長出來。每隔七八年又來一次，像一個砍不盡的九頭怪獸。
日曆已經指向一九七六年秋。那一天，頭上已出現幾縷白發的張愷之，正在彈簧廠孜孜不倦地敲打著他永遠的洋鐵皮。忽然，他似乎覺得腳下的大地劇烈地震動了一下，他的身子晃了晃，那張寬大的鐵皮猛地從他手中蹦了出去，鋒利的尖角在他手上劃開了一道長長的口子，殷紅的鮮血噴射在灰白色的鐵皮上，漫漫流淌成一個奇妙的符號……
像是個字呢！我爸爸忘了疼痛，好奇地側頭望著那延伸著的血跡——是個“大”字，還是“人”字呢？他琢磨著。最後他斷定那是一個“人”字。西斜的陽光在那“人”字上駐足不去，刺疼了他的眼睛，血色便格外地鮮豔奪目。他發現自己原來還擁有如此旺盛而鮮紅的血液，這個意外的收獲使他對自己感到十分滿意。
那個大地震動的時刻，時年五十二歲的張愷之，正津津樂道於研究那個鮮血塗抹的人字。他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正在發生著什麽。他已經等待得太久，他的生命是由幾十年的等待連接而成。他對這種等待的結果其實早已麻木，等待已成為他的生命本身。
在他的一生中，盡管他曾經多次預言過自己一定會重新站起來。但當著七十年代末期撥亂反正的鍾聲，在滿目廢墟的神州大地敲響時，他仍然感到了一種極度的惶惑和震驚。
他麵對著一種結束和另一種開始。然而究竟是一種“什麽”行將結束，又是一種“什麽”即將開始呢？
曆史的風車疾速地旋轉，從一九七八年開始，短短幾年，中國將三十年來糾結的亂麻、沉積的汙垢，匆忙重新整理和清掃。“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資派”，紛紛官複原職；反右“擴大化”的所謂“右派”，終於恢複了名譽、重新安排工作，並歸還了被抄家沒收的財物……滿目瘡痍的黃土地，掩埋著無以數計的冤魂；狹長的鐵路公路，擠滿了離鄉背井的上訪者；四海之內冤假錯案的受害者，聲聲哭訴、陣陣怨憤，一時氣衝霄漢。
那麽張愷之呢？他既不屬於“文革”、也不屬於“反右”。他的冤情發生得太早，早在共和國建國之初；早得某些人差不多已經忘記了還有過這樣的事情。他的“錯案”屬於“鎮反運動”後期，清理中、內層幹部中的個例，哪兒和哪兒都挨不上，那麽將由誰、由哪個部門來受理他的申訴呢？
那段時間張愷之不斷收到各種聚會的邀請，去送別他昔日的難友們，歡天喜地回歸革命隊伍。我那仍然做著白鐵、水管的爸爸，一次次向老友們表示真誠的祝賀，然而笑容裏未免摻著幾分苦澀。他時而衝動時而沮喪時而激憤時而焦灼，他已在等待中苦熬了近三十年，三中全會決定在全國範圍內平反冤假錯案，大概是他有生之年最後一次可盼望的機會了。
我在千裏之外的北大荒，不時收到爸爸充滿焦慮的來信。他說某某伯伯建議應向公安部提出重審他的案子；某某伯伯建議應找當年主管政法的省委領導；但不管將從哪裏開始著手，他總算已弄明白，不會有人主動找上門來為他平反。現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必須盡快找到當年直接與他聯係的地下黨領導人。
張愷之終於向省公安廳，正式遞交了他的申訴書和自述材料，並將副本交給省報——他原來的工作單位。希望他們能聯合複查，解決他的問題。當他將一遝厚厚的稿紙，鄭重地放在那張堆滿了各種文字材料的桌子上時，他恍然覺得這個重複了許多年的動作，實在已熟練到近於機械的地步了。這份經過他六天六夜“苦鬥”，在原來所有申訴材料的基礎上寫出的長篇自述，幾乎耗盡了他全部的心血和耐力。走出公安廳大門時他的四肢癱軟，他不敢去想也不敢相信，這是不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申訴？
答複竟然很快就來了。省公安廳已同意和報社聯合複審。報社政工部門為此事已發出了六十多封外調專函，對張愷之的曆史“疑點”進行查證。那段時間，省公安廳此類申訴堆疊如山，應接不暇，故要求省報派出一位人事處副處長，協助公安廳進行外調，報社也很配合。張愷之懸吊的心，總算是有了一線依托。他長達二十七年的申訴，至此第一次被受理。一九五二年寫下的“戲本”，一九七九年才算是終於開了場。
各地的證明材料陸續寄回來了。卻偏偏的，他最重要的一位證人，當年地下黨直接領導他的王鼎成（解放後任上海文化出版社社長），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於是尋找另一位證人便很費了些周折。
每一次去公安廳催問“案子”的進展，爸爸總是興衝衝又憂心忡忡。幾次聽說快了，一時卻又杳無音訊。那座黑色的大山總是挖一鍬又長一鍬，日日月月沒有窮盡。他每天都看見陽光從他的頭頂掠過，卻眼睜睜看著它消失在高遠的藍天。希望像一絲稍縱即逝的閃電，在天際可望而不可即。這是爸爸生活中一段異常難熬的日子，甚至比那漫長的“自救”生涯更令人難以忍受。他不停地給我寫信，企圖以此來緩解自己的焦慮不安。畢竟，平反曆史上的冤假錯案，隻是上頭的一個決定。或許說，是一份登陸的許可證。你能否走過這片泥淖，還得自己找鞋。
他們周圍所有的熱心朋友，幾乎都幫著張愷之投入了“找鞋”的活動。
經某某朋友介紹，爸爸認識了一位馬律師，當時他恰巧在省公安廳為一位領導起草文件。他青年時代在上海參加過學生運動，解放後多年一直從事公安工作。外表永遠溫文爾雅的馬律師，對張愷之的遭遇出於一種深切的同情之心，開始為爸爸的平反一事四處奔走。
張愷之終於得到了公安廳二處那位態度和藹的欒科長較為可靠的答複。他說事情已經搞得差不多了，結論的草稿都寫出來了。目前就是還缺少一份證明材料——在某個重要的曆史關節上，一個查證人的證言。經過聯係，得知此人曾在上海提籃橋監獄，然而時隔多年，如今已下落不明。省公安廳通過北京公安部門去查找，隻知此人是在勞改係統，解放初從上海送去外地勞改。現在究竟人在何處，還需要等候各地的回函。總之不是在內蒙古，就是在黑龍江，或者是新疆、青海這樣一些遙遠的勞改農場。要找到這個人，是很費時間的事情。要耐心地等一等。不過，按此線索找下去，總是找得到的，想必應該是快了。那位科長還說，你如果是一般的問題，有半個月我也就給你搞好了，但你的事情時間太長，這個人又很重要，我們這樣認真地去查實，就是為了給你作出全麵的結論……
爸爸在心裏長長地鬆了口氣；他一直擔心這個“證人”在解放前夕跑到台灣去，那他真是有口難辯了。既然此人還在大陸，總還有查清的希望。解放初期，他在“革大”直屬班受審查時，有關方麵根本不作任何調查，單憑一種武斷的猜測，就輕易草率地把一大批人打成了“反革命”，將他們的政治生命判了“死刑”，弄得這些人幾十年有冤無處申訴。如今能夠這樣徹底地查一查，弄個水落石出，他當然求之不得了。
那一天傍晚，張愷之走出公安廳大門時，心裏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輕鬆。時已深秋，他卻覺得身上有些燥熱。他脫去了那件髒兮兮的黑呢子上衣，在暮色中匆匆走回家去。最後一線夕陽，將他的灰色的毛衣染成了怪異的紫紅色，一晃一晃的十分耀眼。他覺得自己像是一個被解除了魔鬼咒語的怪物，正一層層蛻去那身黑色的外殼，恢複他幾十年前的本來麵目。
那天他心情很好。路過電影院時，他心血**地買了幾張電影票，請媽媽和妹妹看了一場日本電影《砂器》。
坐在黑暗的電影院裏時，他忽然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感覺。他覺得很多年前，發生在他身上的那場“浩劫”，很像是一部拙劣的推理小說：A=B，B=C，所以，A就=C了。如此草菅人命，問題究竟出在由於當初沒有認真核查事實，還是由於評判事實本身的標準所造成的呢？標準作為一個量詞，究竟由某種思想體係還是由某一集團製訂？更確切地說，是黨還是國家呢？難道一旦掌握了標準的製訂權，就掌握了解釋“曆史”的權力麽？推理小說似乎源出日本，但《砂器》卻證明，世界上的事情，無論多麽複雜的案情，事實必定具有它不可更改的客觀性。
這場電影看得他心情激憤，一時卻又更為迷茫。
過了幾天，馬律師來找他說：那個重要的證人已經找到了，並寄來了證明材料。你本人提出的申訴與複查的情況相符。他又說，省公安廳的複查人員認為，一九五四年張愷之從喬司回來後，沒有發現他有什麽其他問題，原本就應該讓他回報社工作，那時沒有這樣做就是不對的。馬律師還拿出了一份（79）96號文件，給他念了一段用紅筆畫出的文字：凡是原則認定的主要事實失實，混淆敵我矛盾的，都應屬於有錯必糾之列。他收了文件，歎口氣說：但是現在積壓的申訴太多，還必須履行一整套繁複的公文程序，時間確實是拖得太久了一點，你再耐心等幾天，想必應是快了，快了。
馬律師剛一走，張愷之再也按捺不住，急急跑去找公安廳的那位欒科長。一打聽，才知他病休在家。他又跑到欒科長家裏。欒科長見到他，竟問：怎麽，還沒有搞好嗎？我還以為元旦前就搞好了呢！原來這個月欒科長動了手術，在家休養。張愷之的事，已交給別人去辦了。爸爸說：那麽春節前能不能辦好呢？這可已經是一九八〇年了。欒科長點點頭說，爭取吧，我上了班，馬上去催。
現在我已忘了一九八〇年的春節，我為什麽沒有回杭州探親。我是在春節過後收到爸爸的來信的。那是一個雪後初霽的大晴天，窗玻璃上晶瑩的冰淩花，正在溫煦的陽光下漸漸消融，化作滴滴清淚般的細流，在明亮的玻璃上蜿蜒著，洇濕了雙層窗框中的木屑。那些奇妙的冰淩圖案，慢慢消失在陽光和暖氣中，露出了窗外銀白的積雪……
我打開了爸爸的信。他的第一句話就是：
為爸爸高興吧，我們多年來等待的奇跡終於出現了！省公安廳和省報作出了決定：撤銷一九五二年對我的處理。並宣布給予平反。我真的解放了！
下麵的一句話是：我衷心地歡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正確路線勝利萬歲！
我沒有感到什麽特別的驚喜。也許這早已在我的意料之中。也許，那麽多年的盼望，已使我近於遲鈍和麻木。
隻是，我的目光在“解放”那兩個字上，停留了許久。我眼前出現了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杭州解放的第二天清晨，他正飛快地騎著一輛破自行車，沿著公路駛向杭州城，去報告海寧縣和平解放的消息。而這位地下黨員張愷之同誌本人，卻在三十年以後，才真正得到“解放”，這是不是有點像一部荒誕小說的情節呢？
爸爸在信上還說，關於他平反後的工作，還要等待省人事廳的安排決定。他本人的願望，自然是回省報去工作。
他幾乎每天都興奮地準備著返回工作崗位。然而，他的工作安排，卻遲遲沒有消息。
他仍然天天去糧食局倉庫上班，叮叮當當地敲著白鐵。鐵皮在他手中卷曲成一個個圓筒，將他的憂慮和渴盼，一層層卷裹於其中。
一晃就是幾個月過去了。仍然沒有人來通知他去報社報到。
到底出了什麽問題呢？他開始忐忑不安了。
又是一趟趟的跑腿和催問。一次次地在堆積如山的文件裏查尋。
開始時有一種奇怪的說法。人事廳認為，既然張愷之當初並沒有被判刑，說明當時是作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不存在平反的問題。但省公安廳指出，那時都把人家弄去勞改了，實際上還是作敵我矛盾對待的。既然搞錯，就應該給人徹底平反，恢複工作才能算是最後解決。
人事廳終於答複說，恢複張愷之的工作，需要有省公安廳當年處理他的原始檔案作為依據。然而，在報批的材料中，根本沒有這個原始檔案。他的檔案殘缺不全。是遺失？還是原來就根本沒有？無人知道。
爸爸那隻薄薄的檔案袋裏，除了幾份幹部審查登記表、本人“交代”的曆史材料等等，還有一張省公安廳的公用信箋。上麵寫著十五個字：張愷之——特務嫌疑、叛徒嫌疑、托派嫌疑。
既無公章，也沒有署名。
這是誰寫的呢？不知道。算是結論嗎？也不知道。
他想起一九五四年底對他宣布無罪釋放的時候，他曾問過，一九五二年對他作出勞改處理的主要事實依據究竟是什麽？有關方麵的回答含糊其辭：你沒有現行問題，不予起訴，也不作刑事處分。他說：那麽總該給我一份處理書吧。回答是：不必了，不作刑事處分還有什麽處理書呢？
就這樣，張愷之從入黨到變成“反革命”，從“地下”到“地上”，從“反革命”到幾十年後平反改正，始終沒有見過任何書麵文字材料。他就像一個登山探險的失蹤者，一個注銷了戶籍的死囚犯，消失在冰川峽穀或戈壁荒漠……
十億人口的泱泱大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人”真的是最寶貴的東西麽？——他不得不問自己。
那座壓在他頭頂的黑色大山，如一棵枯死的大樹，地下尚有粗壯的根係，延續伸展到地層的深處。
在他的一再催促下，省公安廳、省報和人事廳反複交涉，但人事廳仍然堅持必須搞清他的原始檔案，才能落實工作問題。
從春到秋，從秋到冬。從公安廳到人事廳，又開始了新一輪的馬拉鬆。湖畔已是枯葉飄零、朔風呼號，就在張愷之被省公安廳告知複查結論，宣布平反以後，整整八個月過去了，爸爸還是在當他的白鐵師傅。
他的那些焦急不安的朋友們，為他找到了當年在“方小”時的地下黨負責人卜明。後來又終於找到了在地下時期的第二位領導人，也就是爸爸當年將薑弘任介紹去上海後，指示薑弘任從事搜集上海外圍駐軍情報的那位同誌，大軍解放上海前，他曾是地下閘北區委成員，如今正巧出任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之職。我很難想象爸爸見到他當年的上級時的心情。爸爸隻是對我說過，他們十分理解他的處境，一定會實事求是地作出負責的證明的。對於過去發生的那一切，他們的心裏也許更為沉重。
多年以後，當種種冤假錯案被糾正時，我在無意中發現，其中似乎存在著一個奇怪的邏輯：上頭的人堅持說，是底下辦事的人執行錯了；而底下辦事的人強調說，我們從來都是根據文件執行的。於是所有的人都毫無責任地獲得了解脫。那麽後人將如何走出這座錯誤的迷宮呢？那是一個永遠的“二律背反”。
也許張愷之命中有救。大概連命運之神也已幡然醒悟，覺得愧對於他——一九八〇年八月那一個陰沉的下午，正在他走投無路之際，如有神力相助，一次奇妙的邂逅，竟然意外解救了他。
那一天他心事重重地騎著自行車，經過天水橋。焦慮的目光漫不經心地掠過路邊的行人。忽然，眼前閃過一個熟悉的麵影。他的心猛地一驚，定了定神，刹住了車把。——這個人是……對，是他！就是他！郭成俊，直屬班的那位班主任！他不是早已帶著一批勞改犯到青海去了麽，怎麽又回來了呢？張愷之差點喊出聲來。他永遠都認得這個人，不管此人走到哪裏，不管如今變成了什麽樣子，那雙鷹隼般鋒利的眼睛，一輩子都在叼啄著他的心。張愷之緊迫了幾步，跳下車招呼那人。他的嗓子發緊，笑得很勉強。他曾希望自己永遠不要再見到這位郭成俊，但恰恰也許就是這一位當年負責處理他問題的郭成俊，能夠提供自己原始檔案的有關線索。
出乎張愷之的意料之外，郭成俊見到他，竟然喜出望外，十分高興。他好像已經完全忘了當年把張愷之送去勞改一事了，親熱地向他問長問短，倒使得張愷之一時有些尷尬起來。兩個人站在馬路邊上寒暄了一番，言談之間，爸爸才知道，原來郭成俊一九五八年去青海當了勞改支隊政委，在大西北這些年，也吃足了苦頭。如今老婆患了老年癡呆症，兒子犯了刑事罪坐了牢，他也是剛剛落實政策回到杭州的……
三十年風塵歲月，天地滄桑，物是人非。當年那位居高臨下、掌握著審幹生殺大權的直屬班主任，同眼下站在張愷之麵前的這位笑容可掬、態度謙恭的“老熟人”，像是判若兩人。西北的風沙磨去了郭成俊眼裏的陰鷙，他的目光暗淡，嗓音嘶啞，黑黃的麵孔中透出幾分難言的恍悟。
爸爸定了定神，告訴他自己已經正式平反了。但因省人事廳缺少原始檔案，恢複工作的問題遲遲得不到落實。說到這裏，爸爸忽然覺得喉嚨裏有一團黏糊糊的東西，使他覺得憋氣。他想要大聲地說點什麽，於是他用力地咳了一聲，在心裏對自己說——那都是過去的事情了，整人的人和被整的人，都不過是一粒小小的棋子嗬。他很快平靜下來，問起郭成俊是否還記得當年他的原始檔案的記錄，並希望他盡快同省報人事處聯係一下。那位處長還是郭成俊的老鄉呢。郭成俊一聽，當即痛快地答應了。
那一天爸爸欣喜若狂地趕回家，向媽媽報告這一奇跡般的轉機。他在敘述了過程之後，疑惑不解地對此事加上了幾句評語。他說，真沒想到，郭成俊如今變得這麽通情達理了啊？他又說，自從我平反以來，周圍的人怎麽一個個都變得那麽客氣起來啦？他還說，看來，這個世界，正義終究還是能夠戰勝邪惡的，對吧？
媽媽淡淡一笑說：但願！
第二天，郭成俊果然如約去了報社。人事處長給他看了那份不署名的公用箋。郭成俊一眼認出了“三大嫌疑”那十五個字，出於當時的某某同誌之手，此人現在平湖縣的一所中學當校長。於是經過再次認真查證，至一九八〇年九月，省人事廳終於同意恢複張愷之的工作，這前後長達一年多的平反，至此，才總算有了最後的結果。
糾正一個在一夜之間草率作出處理的錯案，卻竟然花費了一個人的一生，整整二十八年的時間。
五十六歲的張愷之重新走進省報大門的那天早晨，他的心情似乎並不像自己當初想象的那麽輕鬆。他茫然地望著大門口來來去去年輕而陌生的麵孔，望著那幢熟悉卻又生疏的辦公大樓，心裏像是有一種被完全掏空了的感覺，災難和不幸雖然都已成為過去，可是重新開始的，又將是什麽呢？
人事部門通知他先去副刊報到。除此之外，報社的領導中，沒有一個人向他表示慰問和道歉。他提出應該為他公開恢複名譽，答複是，當年處理你的時候，並未在報社的大會上公開宣布，談不上恢複名譽。何況，現在報社的年輕人，根本也不了解情況，就在各部門負責人會議上宣讀一下平反決定便是了。其他能免就免了吧。不過，有關親屬的工作單位，可以開列一份名單來，由報社發函，告知平反的結果。就此完事大吉。
報社大樓寬敞的走廊裏，對流的穿堂風掀起了辦公桌上一疊疊文件，露出文件篇頭那行鮮豔的紅字，在他眼前晃動。
當初把你送走是正確的。如今請你回來，同樣也是正確的。——他像是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在說話，心裏忽然有些空落。
穿堂風把門“嘭”地帶上，又一陣風來，將門猛地彈開。
走廊裏來來去去的人，認識的和不認識的，客客氣氣、冷冷淡淡地同他打著招呼，從他身邊經過。——回來了啊？有人問。——回來了。他回答。——看你身體蠻好吧？——蠻好蠻好。——有空來坐坐呀。——好的好的……
他覺得後背有些發冷。就好像他離開了不是近三十年，而是三個月。甚至也許前些天才離開，隻不過是到外地去出了一趟公差回來，沒有人想知道曾經發生在他身上的那些遭遇，究竟是因為什麽。人們很忙，沒有人對二十八年前的事情感興趣。——就好像他被驅逐得完全正常，如今回來得也非常自然。
人們似乎不想多問也不願多說。那些被歲月磨起了皺褶的麵孔上，仍像當年一般毫無表情。既沒有驚訝也沒有憐憫。
冷漠。令人心寒心悸的冷漠，彌漫在這座機器一般隆隆運作的大樓裏。
那麽……
哦哦，至於黨籍的恢複嘛，還需要研究。
那麽……
至於工資待遇嘛，此事不太好辦啊。按照有關文件規定，原則上是恢複原來的工資級別。但你的事情發生在一九五二年，那時的幹部尚未評級。我們查了報社一九五一年的會計賬冊工資單，當時南下幹部都享受供給製，而你的工資是五十九萬元舊幣，這個數目在當時是很高的，所以嘛……
張愷之急急插話說：當時我是從《當代晚報》轉到省報的，報社領導特別強調說，地下黨的同誌一向在地方上工作，需要養家活口，所以暫時就按照《東南日報》的工資發，但這完全不能體現我的級別呀……
他的解釋被冷冷地打斷了：這個問題我們已經研究過了。遵照文件精神，恢複原工資待遇。所以，你當年的五十九萬元，等於現在的五十九元。相當於二十一級幹部。你一平反，就是二十一級，不比你當白鐵師傅強多了麽？
我爸爸頓時目瞪口呆，哭笑不得。他的臉漲得通紅，氣憤地說：你們這樣生搬硬套，實在是太可笑也太過分了！一九五一年我就被任命為文教組組長，又是特派記者，相當於中層幹部，難道現在還比不上一個新聞學校畢業的實習生麽？你們堅持要按原來的工資，那麽我的職務，為什麽又不按原來的呢？
處長笑笑說，我也沒有辦法。上頭隻有這麽一條規定。
二十九年前，敢於站在地板中央質問社長的張愷之，曾是血氣方剛、不知天高地厚。如今他曆盡了半生磨難，盡管精神不倒，畢竟已磨去了幾多凜然的銳氣。何況他還保留了知識分子那一點兒可憐的自尊；何況他自以為還應當牢記共產黨員大公無私的品格。他囁嚅著嘴唇，再也發不出聲音。
沒有任何賠償。什麽賠償也沒有。像所有那些被平反的人一樣，爸爸就連任何一點索取賠償的念頭都沒有。他隻不過希望得到起碼公正的待遇。然而，在某些人看來，平反卻是一種恩賜，除了對寬宏大量的平反感恩戴德，你難道還想再要求別的什麽嗎？
一個人被無辜毀壞了的大半生，包括精神肉體家庭家族的一切損失，就這樣輕而易舉地一筆勾銷。
張愷之平反後第一天上班，悻悻而歸。
破舊的自行車穿過擁擠不堪的小巷，鏈條在腳下發出吱吱呀呀的響聲。暮色沉沉地降下來，像一道厚重的高牆，隔開了他與黑暗中行走的路人。他想他也許永遠也無法知道正在夜色中進行的種種秘密。他想在無關的路人看來，他也許隻是他們身邊一閃而過的一個黑影。那一刻他甚至覺得原來一切都並沒有任何改變，就像這破爛昏暗的小巷，路麵不斷地被修修補補，卻仍然固定在城市原來的位置上。他仍然像是每天傍晚從糧食局的倉庫下班出來，穿過這條彎曲狹長，通往人生終點的隧道……
那個傍晚他決定，他還得繼續“申訴”。不僅僅是為了他自己，也是為了那道人為設置的高牆。
幾個月以後，我收到了爸爸恢複黨籍後的來信。這封用秀麗的毛筆字小楷書寫的家信，我一直珍藏至今。對於我來說，這封信是一個永久的紀念；對於爸爸自己，卻是一個無意的總結。
他在信中寫道：
報社黨委終於告訴我：你就去參加支部的組織生活吧。
我就這樣糊裏糊塗被開除出黨，又稀裏糊塗回到了黨內。
我恢複黨籍，這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得“道”多助的結果。我不但沒有太激動，而是痛定思痛，沒有多少歡欣的情緒。實際上，放在我麵前的種種問題，一個也還沒能解決。今後能否解決，也未可知。但是我認為，恢複黨籍就是恢複了我的名譽，恢複了曆史的本來麵目。
……今天的黨是很有希望的——隻要它能得到你們這代人中優秀分子的信任和支持，它就可以振興和建設我們的新大陸。也許你以為我這些想法仍是太書生氣，但是，書生氣是一個民族精神力量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沒有一點書生氣，就隻能陷入庸俗的市儈氣氛之中……
我將那封信反複地讀了幾遍。
我不知道所謂“名譽”這種東西，一旦喪失，是否真的有可能重新恢複？一個人在幾十年中所承受的精神折磨、所經曆的損害汙辱，難道是恢複名譽所能補償的麽？我甚至無法知道，當一個人已邁入晚年時，當著他失去了一生中所有的時間、生命和機會以後，“名譽”的恢複對於他還有什麽實質性的意義？
我沒有在爸爸的信中，找到通常那些被平反的人，種種言不由衷的陳詞濫調——他沒有說他感謝黨。沒有。從來沒有。雖然，我知道，在他飽受創傷的心底，他仍然是深愛著它的。因為那畢竟，畢竟是折磨和支撐了他一生的理想。
我每次重讀他那封信，都會有一種強烈的宿命感。當十七歲的張其靄走出上海吳淞路的水果行，在流浪的歲月裏最終成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時候，他所向往所濡染的那些“書生氣”，卻為他帶來了一生的厄運。他一頭栽在自己夢寐以求的紅色理想中，為了實現這“民族精神力量中最有價值的部分”，而喪失了自己作為“人”的價值。
這本應渾然一體的價值觀，究竟是從什麽時候開始，分裂成為對立的兩極呢？如果社會理想的實現需要以人的價值喪失作為代價，那麽這種社會理想的“價值”究竟何在呢？
當我亦無可挽回地成為一個所謂的知識分子時，重溫爸爸1980年的教導，我不得不一次次固執地向自己發問。
就在爸爸平反恢複工作的同時，卻傳來了盧坤伯伯在上海病重的消息。爸爸一時顧不上其他，去報社報到後，立即趕往上海探望盧坤。據爸爸後來講述的情形，此時盧坤伯伯已肝癌腹水，疼痛難忍。形銷神鎖，麵色灰黃。爸爸拉住他枯瘦的手，話未成聲已是淚如雨下。
盧坤伯伯從來都不是一個愛惜自己的人，一向都拒絕上醫院。待病情發現時，已是晚期，上海的醫療條件也無能為力了。
那是爸爸一生經曆的所有痛苦中，最為傷心的日子。
病床前吊瓶裏的藥液，無聲而緩慢地淺落下去。像一條即將幹涸的河流，消失在茫茫的戈壁灘上。他幹癟的手臂上，已難找到能夠插入針頭的皮膚，就像岩石和沙漠，將生命之源拒絕在外。短暫的昏睡中，盧坤伯伯會被劇烈的疼痛折磨得禁不住哼出聲來，但他一旦清醒，無論怎樣地難忍，終是咬著牙，任憑汗珠如豆粒般滾落……
爸爸伏在他的耳邊，告訴他自己平反的消息。
盧坤伯伯被痛苦扭歪的臉抽搐了一下，眨了眨眼睛。也許隻有爸爸能夠看懂，一絲一絲的喜悅和欣慰，在盧坤暗淡的眸中閃過。如果那能夠稱為微笑，那麽一定是世界上最真誠的笑容了。那微笑融化在爸爸的眼睛裏，麵前一片模糊如大雨滂沱天昏地暗了……
爸爸在盧坤伯伯的病榻旁，整整伺候了十天。
陪伴另一個人走向生命的終點，也許比自己親曆死亡更痛苦。
在深夜的寂靜中，爸爸時常久久地注視著他的老友昏睡的麵容。一個麵色黧黑、頑皮聰穎的男孩子，從病榻上一躍而起。柏年麽——爸爸麵對少年的盧坤輕聲喊道。他想起了四十多年前，他和盧坤剛剛在粵幫水果行的聯益小學認識時的情形。柏年長他幾歲，遇有同學打架，他總是跳出來抱打不平，打得鼻青臉腫地回家，依然雄赳赳的一副模樣。他們一起學說上海話，可是柏年怎麽也改不掉濃重的廣東口音，說“雞蛋”，他非說是“給當”；說“吃飯”，他非說“釋放”……差點把上海人笑死。他的頭腦靈活而舌頭笨拙，簡直可以說一點語言細胞都沒有，到後來連他自己也灰了心，索性就開始進行“創作”——直到解放後，盧坤在領導崗位上，還說著一種上海話不像上海話、廣東話不像廣東話的奇怪方言，他那個美麗而賢淑的上海妻子倒是心領神會的……
……假如當年他和柏年不離開那個廣東老家呢？他癡癡地想。假如他們沒有來到這座陌生的繁華都市，在這裏接受了最初的民主理想，從而走上了一條坎坷的革命旅程，那麽他和盧坤的一生，又會是什麽樣子的呢？假如他們像大多數廣東人一樣，漂洋過海，去了大洋的那端，他們生命的最後歸宿，又將會在哪裏呢……而人生無法假設也無法重新開始，他們注定了漂泊、注定了流浪，像所有背叛了故鄉的異鄉人，一生一世都在苦苦尋找著自己精神的家園……
昏昏沉沉的瞌睡中，爸爸想起了自己平反回報社後，許多朋友感興趣的，僅僅是他的身體氣色。他們對他樂觀飽滿的精神狀態感到驚訝。他們津津樂道於他仍然像年輕人一樣旺盛的精力、羨慕他敏捷的思維和矯健的步履。那幾位熟識的同事，甚至充滿善意地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做“英俊少年”。
……他真的還是當年同盧坤一起在上海叱吒風雲的那個“英俊少年”麽？他似乎不會相信。他隻知道，這些年來，為了等待這“有朝一日”的平反改正、為了證明自己最後的無辜，他拚命地堅持著苦熬著掙紮著支撐著。他臉上的開朗和眼裏的明澈，都被他這種信念和希望脅迫而生。是他自己創造了那樣一種精神狀態，他之所以能夠不屈不撓是因為他不得不如此。一旦他不小心越過了那條絕對的精神封鎖線，他就會無所依托、一敗塗地了……
然而當他真的回到報社的時候，當歲月證明了那曾經發生在他身上的謬誤時，他卻已經老了，他的精力才華已銷蝕殆盡。他忽然覺得，也許真正的悲哀，恰恰在於他曆盡坎坷，卻居然還保留了那個笑傲人生的外表……
老友的呻吟使他猛然驚醒。
盧坤終將撒手人寰，先期離他而去。永遠永遠。而他又究竟還能支撐多久呢？在老友的病榻前，爸爸忽然覺得自己也同樣已沒有力量維持下去了。在他的心靈深處，也許他的“精神狀態”正在臨近崩潰，他的所謂信念正在裂變瓦解，而這些，除了他的妻子小玲，是沒有任何人能夠察覺和理悟的……
那個淒涼的夜晚，他最後的廣東老同鄉，在彌留之際睜開了渾濁的眼睛。
那雙眼睛久久地望著他，似乎還有什麽話要說。
爸爸把一側耳朵緊貼在他的嘴邊。我在這裏。他對他說。嫂嫂和孩子也都在這裏，我們聽得見的……
盧坤伯伯那氣若遊絲的聲音，在生命最後時刻，說出了一句完整的話。當爸爸辨別出那句話的意思時，爸爸覺得自己的呼吸也隨他一同停止了——
……要搞搞清楚，一定要搞清楚。貼標語的那件事情……他們說我不肯去貼標語，就是自動脫黨，是政治動搖……這個曆史結論……我不能接受……一定要……幫我申訴……
這就是一個老黨員離開這個世界之前，最後的遺言。
盧坤伯伯於一九八〇年九月在上海逝世。終年尚不到六十歲。據說後來，在他的家屬的一再請求下，有關方麵依照他的遺願，終於撤銷了審幹時對他的不實之詞，也算是為那段曆史“平”了“反”。
盧坤伯伯的去世，使爸爸痛心欲絕。平反給我們全家帶來的歡欣，湮滅在這一悲哀的噩耗裏。
比盧坤伯伯的突然病逝更令我震驚的，卻是他臨終前的遺言。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始終想著他最後的那個遺願。那是他參加革命之初發生的事情，早在建國後的曆次運動之前。那個幼稚純真的少年，不懂得“組織”需要絕對的服從——當革命給予了他們關於自由平等的理想時，“組織”卻需要他們用個人自由作出抵押。革命與自由本互為因果卻又互不相容，這大概是許許多多知識分子革命者，所始料不及之處。
據爸爸說，盧坤伯伯為了那次所謂脫黨的經曆，解放後幾十年，一直心情壓抑。那種不治之症，大抵都是長期積鬱成疾所致。
盧坤伯伯去世的幾年以後，時至一九八三年中央落實政策檢查組到達杭州，爸爸經過又一輪鍥而不舍的上訪和申訴，報社總算同意，調整了他的級別，但仍然沒有徹底落實。對於爸爸如此執著地要求公正恢複他的待遇，我曾迷惑不解地對爸爸說：算了算了，何必呢，不就是幾十塊錢的事麽，費那個口舌幹什麽？
算了？爸爸生氣地提高了聲音。怎麽能算呢？你知道這些事情為什麽那麽難？就是因為改錯的人，往往就是當年做錯了事情的人，否定自己是很痛苦的啊，你別看“落實政策”一共隻有四個字，“落實”本來有彈性，“政策”也可以加以解釋。而我要爭取的就是一個真正的而不是敷衍的落實。否則，我要平反做什麽？
我在很多年中，曾以為命運的種種磨礪，已使爸爸徹底放棄了他青年時代滿懷**的理想主義。我一直認為爸爸早已變成了一個安於現狀的現實主義者。但平反後恢複了本來麵目的爸爸，使我深切地體會了那句名言：你不可改變我！
至此，張愷之的艱難的平反經曆總算告一段落。他一生所受的苛虐也可算是終於結束了。但那並非是一個時代的終結。就在我寫這部小說的時候，新的冤情和莫須有之罪，依然在我身邊此起彼落地生長蔓延。然而宇宙本不知何以為初，又安知何以為末呢？也許在終結之前很久，另一種開端，其實已經正在發生著、替代著、演化著了……
那將是我這個故事以外的故事。也是我寫出這個故事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