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
老實話吧！“救濟特捐”原來就是用來救難民的，可是救到現在，難民更多，而“特捐”還在未知之數。上海滿街滿弄是難民，靠布施活命，市政府當局除了在“市容”方麵覺得傷腦筋，“照顧”“負擔”，實並無其事也。
聯總會送大批難民回鄉，但時僅年餘，今日難民的數字，比送回原籍的，又不知增加了多少？
——摘自《當代晚報·朝花夕拾》：《難民還鄉》
我曾以為，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即將到此結束了。
我沒有想到，自從爸爸平反後回了報社，他就像是一棵返青的老竹，在綿綿春雨之中，從四周的泥土裏爆出了無數的筍尖；又像是一屜正待繅絲的蠶繭，從沸水中扯出了一根根數不清的線頭。
張愷之自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加入地下黨，一直是在白區工作；去杭州辦報、又搞策反，也多與“敵人”周旋；他周圍這一大堆複雜的人事關係，因當時的革命需要所造成後來的曆史疑點，是他在解放後首當其衝被打翻在地的主要原因。
而後，他被逐出革命隊伍，打入另冊，一次比一次更深地沉入社會底層，直至“生產自救”，直至淪落到街道服務站謀生。
這漫長的三十年間，他親見比他的遭遇更為悲慘的其人其事，如牆角密密的螞蟻群落，在他身邊蠕動，比比皆是。
那是一個巨大的黑雪球。從建國之初的第一場冬雪起始，足足滾了三十年。雪結為冰，冰又裹雪，挾卷著草棍紙屑煤灰爛葉這世上所有的垃圾，和那些渣滓一般的人。並將他們難以辯白的冤情，擠壓成泡沫和碎片，層層疊疊地包藏其中，壘成一座難以融化的冰山。
而如今，黑色的大山崩裂成無數大大小小的岩石，就像這滿城街巷的民房下堆放的一塊塊蜂窩煤，黑黝黝烏塗塗，瞪著期待的眼睛。
當張愷之從那座黑山下得以解脫之時，他驀然發現，冰殼下至今還伸著一隻隻掙紮的手臂，一聲聲微弱的呻吟，向蒼天呼籲著公平和援助。
在爸爸一直牽念的朋友們中，他首先想起了餘杭橫湖的楊天波。
一九四九年杭州解放前夕，在地下市委的領導下，爸爸開辟了餘杭橫湖的地下武裝，使橫湖成為迎接解放軍進城的門檻。而楊天波正是這支秘密武裝中最年輕的一員幹將。然而建國之初，當張愷之接受審查並被開除黨籍後不久，便株連到楊天波。一九五一年七月，楊天波被後勤學校不分青紅皂白勒令退學，清洗回了老家，回到橫湖鎮上，靠出賣勞動力為生。起初挑黃沙養家活口，後來又自學了一些電的知識，在電管站和糧庫做臨時工，一過就是三十年。
爸爸間或聽熟人談起過楊天波的情況。還聽說他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慘。麵對昔日的“戰友”如今的窘狀，很多年中一直縈繞於他心底的愧疚感，重又陣陣襲來。就算自己真的有罪，也不應該殃及一個不到二十歲的進步青年嗬。因此，對於這些解放前由於受了他的思想影響而參加革命、解放後又因他的牽連而受盡迫害的老朋友，爸爸總有一種難以擺脫的負罪感。
他立即給楊天波寫了一封長信。希望他盡快向當地組織提出申訴。楊天波隔了很久才回信說，餘杭縣對他的申訴一直沒有答複。於是爸爸親自跑到餘杭縣去詢問，得知餘杭縣不肯受理，因為楊天波當年並非餘杭縣處理的。爸爸進一步作了了解，才弄清楊天波當時是省軍區後勤學校的學員，應該找省軍區解決。爸爸又找到軍區政治部聯絡處的熟人，堅持讓楊天波再去找軍區申訴。經過如此幾次三番的奔波折騰，軍區總算受理了楊天波的案子。一天，一位頭發花白的老軍人來報社找爸爸，請他為楊天波當年的情況作出證明。這位軍人就是負責複查楊天波一案的李處長。不久後，軍區聯絡處的一位青年幹部專門來到報社，告知了楊天波被平反的喜訊。
楊天波被落實政策後，在縣糧食局辦理了離休手續，仍由地方安置，後來一直協助鎮政府工作。據說橫湖溪上那座小石橋，當年曾為“地下武裝”迎接大軍解放杭州立過奇功。如今人們已嫌這座橋窄小，集資在上遊再建一座新橋，於是精力充沛而熱情不減當年的楊天波，便擔任了建橋的副總指揮。
我是在楊天波叔叔被平反後的那年春天，在杭州家裏見到他的。他的嗓音洪亮，被多年鄉間的風雨塗抹得黑紅的圓臉上，尚留著幾分“秘密武裝”時代的豪氣。
我說楊叔叔這些年你受苦了。聽爸爸說，“文革”時，你被人誣告陷害，說你是“反革命集團”的頭目，被折磨得死去活來。那個餘杭“文革”時著名的“407”專案，據說牽連了五百九十六人，被迫害致死十四人，是真的嗎？你是怎麽活過來的呢？
楊叔叔欠了欠身子說：你看，我的腰都直不起來了，就是那時被打傷的，一到陰雨天氣渾身都痛得動也不會動了……不過這還算是好的，總算是個幸存者，大難不死啊。要是給你說說那年“407”冤案的刑罰，我敢說你這樣年紀的人，怕是聽都沒有聽到過哩……
——有一種土刑，叫做“稱元寶”。就是把人的兩隻手綁起來，吊在屋簷下麵，雙腳離地八個鍾頭，放下來的時候，人都昏過去了，他們就用冷水把人噴醒，再反綁在凳子上，再綁八個鍾頭。等到鬆開繩子的時候，兩隻臂膀老早不會動了。我女兒給我送來一罐飯，我哪裏還會用手拿筷子吃呐，肚子又餓，實在沒有辦法，我就用下巴把罐子推倒，用舌頭舔著吃，像豬一樣。可我寧可像豬，也不肯承認自己是反革命。不承認他們就越發不肯罷休。幾天幾夜不讓我睡覺，叫我用半隻腳板，站在一張桌子的邊緣上。那怎麽能站得住哩，幾分鍾腳就麻了。我一直堅持到後半夜，實在是太瞌了，結果一閉眼睛，就從桌子上跌落下來，撞在桌子前麵的一副凳杠上頭，休克過去。12月的寒風刺骨，過一歇，我又被風吹醒，曉得自己是困在地上，心想還不如就在這泥地上困一覺算了。看管我的人發現了，拚命用腳踢我，踢在我的肋條骨上，鑽心刻骨地痛出一身冷汗，又昏死過去……
那個時候你腦子裏想到了什麽呢？我又問。
想到什麽？他反問了我一句。遲疑了一會，又說：你想聽真話還是假話？
當然是真話噦！
他把頭扭過去，望著窗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說：
那個時候我。想……我想我真是上了張愷之和朱鴻鈞的當了……我還想，早知如此，我何苦去參加革命呢！
他停了停，又說：我想來想去，我還得先保住這條命，我還有一家老小要養，除非他們把我打死，我一定不能自殺。等將來出去了，我定要去找張愷之問一問，當年他給我天花亂墜地描繪的新社會，什麽平等民主和公平的新社會，難道原來是這樣的啊……
我的喉嚨堵塞，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爸爸苦笑著說：我曉得自己欠了你們的債，這筆賬，我這輩子是還不起了，所以隻好請共產黨的政策來幫我還……
楊天波嘟噥了一聲說：那麽又是誰欠了你的債呢？實在說起來，當初也是我自己情願的……
淅淅瀝瀝的小雨落下來，乍聽有聲，再細聽，那雨點若有若無的，融入了窗外嘈雜的市聲中。
那麽，曾一進與倪布明，如今又怎麽樣了呢？
張愷之每天在堆滿了稿件的辦公桌前坐下來，望著那些四方來信上黑色的郵戳，愣一會神，心裏便湧上一陣針刺般的隱痛。
曾一進和倪布明的名字，始終是連在一起的。
這兩位在策反海寧地方武裝、爭取海寧和平解放的鬥爭中，始終跟隨在爸爸左右的國民黨起義軍官，一九五一年九月各被判處五年徒刑。刑滿後，曾一進回了天津老家，一直在天津炭黑廠當工人，始終未能結婚成家；倪布明去了杭州郊區一個叫上泗的鄉下當農民，妻子已同他離婚，他自己帶著一個女兒過日子。這些年中，爸爸自顧不暇，隻是間或地聽說一些關於他們的消息，雖無佳音可報，隻知曆經幾十年的坎坷，彼此都還健在。
解放初爸爸的“問題”雖由他們引發——罪名之一就是在對敵策反時，拉進了一大批如曾、倪這樣有嚴重曆史問題的人，而受到追究。但爸爸仍然難以忘記當年患難與共的“戰友”——
一九四八年底，當這位在蘇州任流亡學生總隊上校總隊長的倪布明，從蘇州匆匆路過杭州，準備回福建老家去時，是中正大學的老同學曾一進挽留了他，並介紹他認識了張愷之。當時正對張愷之十分佩服的曾一進，曾告訴我爸爸說，蔣經國的親信劉某某，即將被派往浙江省出任民政廳廳長。而倪是劉某某的老部下。若是劉來任廳長，由倪出麵，弄一個縣長當，起義不成問題。於是張愷之對爭取倪布明抱有極大的期望。但後來劉某某未來浙江，此舉作罷。曾又說倪父曾是蔣經國的老師，可直接麵見蔣氏。張愷之得到上級批準，便派了倪去溪口探聽蔣的動向。其時國民黨已人心惶惶，倪未能見到蔣本人，隻見了劉某某。得知國民黨近期的計劃，一是準備上山（打遊擊）；二是準備下海（去台灣）。溪口正亂作一團。於是倪決定放棄隨國民黨撤去台灣的想法，而與曾一進一起，留在大陸迎接全國解放。其實，按曾、倪的資曆，日後完全可以在台灣軍界混個一官半職，然而他們卻在年輕的共產黨員張愷之的鼓動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當他們自以為從此獲得了新生的那個時刻，絕不會想到，他們將從此被當作國民黨的潛伏特務嫌疑，幾十年不得翻身。
鎮反一開始，交際處的胡處長便打電話給我爸爸，說你當初介紹曾、倪二人來交際處工作時，寫的介紹信，很有問題。你怎麽能擔保他們沒有政治問題，還說出了問題可以由你負責呢？爸爸分辯說，他們屬於國民黨青年軍官中的叛逆分子，思想是傾向共產黨的。當時他們寫了曆史自傳，我了解他們的曆史情況。胡處長說，無論如何，你這麽寫是不妥的，誰也不敢打這樣的保票。現在隻有把他們交給有關部門去審查了。這一“審查”，便有去無回。
所以當平反後的張愷之，終於找到那份至關重要的中央文件，找到那一段簡潔明了的準確依據時，他說這下可好了，這筆債總算有人認賬了。文件上的那段話的大意是說：凡是解放前參加中共地下組織秘密工作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都可以作為起義投誠人員對待，等等。
那段日子裏，他寫了許多許多的信，發往曾一進和倪布明的所在地，要他們一步步按程序來解決問題。並告訴他們，自己將為他們那一段起義的曆史，作出實事求是的證明。對於曾一進和倪布明一生的遭遇，爸爸總覺得自己是有責任的。他必須要為他們證明，證明他們的清白和功勞——如他當年曾經給予他們的許諾，重新回歸革命隊伍。那些日子裏，爸爸給我的來信明顯變得潦草，他說他實在太忙，他有許多事情要做。幾十年積累的“舊債”，哪裏是一朝一夕就能償還得完呢？
媽媽說，爸爸已處於一種忘我的狀態，如癡如醉，樂此不疲。
曾一進與倪布明二人，最終被撤銷原判。
1992年夏天，爸爸聽說曾一進已身患重病，囑我與媽媽專程到天津去看望曾伯伯；那時他早已落實了政策，與一位退休女醫生建立了家庭，並有了一套小小的單元房。我和媽媽叩開了他的房門，他似乎並沒有感到怎樣的驚奇。一個麵容清臒、風度儒雅的老人，平靜地坐在窗口的藤椅上，與我們默默相對，久久無語。他隻是問了我一些關於文學方麵的事情。關於他自己這些年的經曆，他什麽也沒說。
那是一間陳設極其簡樸的房間，處處留著多年清貧的痕跡。隻是在他的桌上、枕邊，摞著一些書。
我去廚房續茶水的時候，望著案板上的半根黃瓜，我的眼睛刺疼。我不會忘記，“文革”中我還在北大荒的時候，曾經有好幾年時間，每逢年節，我總會收到從天津發運到農場的食物包裹，裏麵有當時限量供應的醃肉和臘腸。爸爸說那是他一個叫曾一進的老朋友寄給我的。他希望我在寒冷的北大荒農場，還能有一個好身體。
那時我尚不知這個曾一進伯伯，為什麽會這樣關心我。如今麵對這位淡泊無言的老人，我的眼睛酸澀，又一片模糊。
一九八二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我家的房門被輕輕敲響。
門口站著一位佝僂著脊背的老頭，拎著一隻肮髒的人造革包。
是張愷之嗎？我可算是找到你啦！老頭向他伸出顫巍巍的手，喉嚨裏發出含混不清的聲音。
你是哪一位呢？爸爸疑惑地問。他一時想不起來，眼前這個衣冠不整的老人是誰。
我是駱中傑啊。來人已是涕淚縱橫。
老駱啊？你怎麽……爸爸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說不出話來。
當年杭州市委策反領導小組負責人、杭嘉湖獨立遊擊支隊副支隊長，一個幹練的工農幹部，如今怎麽變成這個樣子了呢？他在這個秋夜突然造訪，實在大出張愷之的意料。
我……我是來請你幫忙的嗬……駱中傑似乎有些艱難地開了口。
請我幫忙？有事你盡管說好了。爸爸仍然覺得迷惑不解。那個瞬間他的腦子裏忽然如閃電般掠過了這個熟悉的名字——駱中傑。他記起來，一九五九年在錢江公司的文化補習學校，為犯人編班的時候，他曾經在學生的名冊裏，看見過這個名字。他還記得在名字旁邊有一條備注：駱中傑，上海青浦人，一九四〇年入黨，曾任青浦地下縣委書記……因曆史問題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但張愷之當時卻無法得知，像駱中傑這樣資深的地下黨領導人，為的是什麽樣的“曆史問題”，竟被判了重刑。
那夜窗外的桂花飄香，房間裏彌漫著一陣陣濃重的馥鬱。爸爸起身關上了窗戶，他覺得今夜這桂香充滿了苦澀。
那是一個曲折離奇而苦澀沉重的故事。很久以後當我聽爸爸複述這個故事時，我的手心竟是一片冷汗淋漓。
一九四五年，駱中傑任青浦縣地下工委書記。抗戰勝利時，主力部隊北撤，當時有兩個傷員病情太重，無法隨部隊前進。部隊便將這兩個傷員，交給了地方黨組織，隱藏在一個農民地下黨家裏。當時國民黨正在青浦縣到處清鄉抓人，風聲很緊，地下組織無法把他們送去治療，一時也不可能把他們轉移去別處。這兩位傷員的傷口潰爛、腐臭生蛆，他們天天哭鬧，揚言如再不給他們治病，就要殺人。那個農民黨員擔心萬一暴露，身家性命難保。駱中傑也發愁如此下去會引發許多問題，甚至導致整個地下組織遭到破壞。正在他焦急萬分之時，有人提議，幹脆將這兩個傷員，就地“處理”掉算了。
駱中傑當時對這種提議十分震驚。他沒想到，革命同誌之間，竟然會有這種極其殘忍的念頭。即使是為了顧全大局，他也決不能同意。他當即表態說，事關人命，究竟如何掩護這兩位生命垂危的傷員，必須請示上級領導決定。但當時上級領導正在轉移之中，一時聯係不上。縣工委也分散活動，情勢十分危急。駱中傑到處尋找願意掩護這兩位傷員的群眾，但卻遲遲未能落實。初冬的一日傍晚，他外出回到駐地，發現那兩位傷員的床鋪已空，有人報告說，傷員在當天上午咽了氣，因擔心情況隨時有變，所以將他們草草入土安葬了。
對於這個說法，駱中傑當然是有懷疑的。但因當時的環境複雜，“地下”組織麵臨四方威脅，又沒有傷員非自然死亡的證據，傷員既然已死，他無法讓他們複生，也就隻好作罷了。隻是沒有完成上級的任務，他心裏悵悵。那天晚上，那幾個原來看護傷員的人，弄了些熟菜，在一起喝酒，還叫他也一道來喝。他夾了兩筷子肉，喝了一盅酒，心裏覺著有點不對頭，就問他們這買酒的錢是哪裏來的？那幾個人喝得迷糊，醉醺醺說是從那兩個傷員的身上找出來的，反正人已經死了，把錢帶到棺材裏去，還不是白白浪費！駱中傑一聽大怒，一腳踢翻桌子，將他們臭罵了一頓，拂袖而去。
傷員之死與喝酒的事情發生後，駱中傑自責甚深，覺得自己沒有盡到責任。愧對上級領導，更愧對那兩位傷員。他隨後便主動向淞滬工委領導作了匯報，並請求處分。許多年裏，這個再也無法彌補的過失，成了他的一塊心病，使得他常常寢食不安，輾轉難眠。
於是一九五四年他在華東黨校學習時，又一次主動向組織作了徹底交代。當時黨組織經過調查，認為他作為地下縣工委書記，對於傷員被害未能及時製止，確實負有一定責任。但他事前事後立場鮮明，並為保存地下組織做了大量工作。為懲前毖後，給予記大過一次的處分。一九五五年，他從原來市總工會的組織部長，貶為勞保部副部長。
然而到了反右後期，一九五八年，沒有任何解釋，突然宣布對他判處有期徒刑十年，送某農場勞改。一九六八年獲釋後，回青浦老家務農。無黨籍無公職，老婆早已同他離婚，如今是孤身一人，晚景淒涼。
爸爸聽完了他的敘述，很久沒有說話。
駱中傑抹去眼角渾濁的淚水，喃喃自語……有人說，這叫做坦白從嚴，是我自找的苦頭，不過我倒是不後悔，我承認自己有罪，我不該同他們一道喝酒……我隻是想，這麽多年過去，黨也應該寬恕我了吧……可是我兩次申訴，兩次都被駁回了……
你請求寬恕是沒有用的。爸爸打斷他說。問題不是寬恕與否，而是從黨的政策上衡量，你到底是不是有罪。依我看，你現在要做的，就是澄清你究竟是不是有罪的問題。
駱中傑囁嚅說：我沒有參與殺害傷員，我始終是反對這樣做的。當時上級也認為我有責任，但責任是間接的。
是的，你沒有直接責任，所以證明你沒有罪。爸爸歎了一口氣，又繼續說。你不是有罪，而是有錯。錯和罪，是根本不同的兩個概念，不能混為一談的。你在當時那麽複雜的環境中工作，確實需要考慮整個地下組織的安全，而且你始終盡了最大的努力，保護那兩個傷員。你沒有完成任務，是你的失職，但不是犯罪；你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同他們喝了酒，放鬆了警惕，是政治錯誤，但也絕不是犯罪。你說是不是啊？
駱中傑點點頭，眼裏閃過一絲亮色，臉上恍然大悟。
爸爸站了起來，在屋子中央來回踱步。
依我看，這幾年平反的大量冤假錯案，其中有一大部分，就是由於中國目前的法製不健全造成的。爸爸的眼睛注視著駱中傑衰老的臉龐，一邊激憤地說：動不動就上綱上線，動不動就是階級鬥爭，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朋友就是敵人；量刑不是依照客觀事實，而是根據政治需要；定罪不按法典，而是任人好惡。你想，這樣幾十年下來，豈不是綱常紊亂、敵友不分、黑白顛倒，把本來支持這個政權的人，一個一個地打倒在專政的鐵拳之下了麽？
那……那我的申訴……駱中傑囁嚅著，惶惶抓緊了手裏的拎包。
這樣吧，你今天晚上就在我這裏住下。張愷之十分痛快地說。我來趕個夜班，幫你重新起草一份申訴書，把你要求平反的關鍵理由，陳述清楚。明天你自己抄寫整理一份，再送上去試一試，你看好不好？
那個深夜，爸爸在燈下伏案而坐。台燈柔和的光亮，在黑暗中彌散成一道透明的三角。這情景使他覺得十分熟悉，他想起了青年時代的筆墨生涯，那時每天夜裏就是這樣在燈下寫著一篇篇文字激揚的專欄稿。一晃竟然幾十年就過去了，當他重新坐在桌旁時，卻是在為自己、為別人，一次一次地寫著寫不完的申訴材料。
他的筆尖沙沙從紙上滑過，像是一點點剝剔著曆史的塵埃和鏽斑，露出筆底人世的本色。他幹得輕車熟路遊刃有餘，就像修理著一隻被台風扭曲了的白鐵隔漏，得心應手地敲打著朽蝕的裂縫，再將它們鑲拚嵌接起來。他將用筆慢慢剖開那些被曲解被篡改了的曆史事件，然後在重岩迷霧中另辟蹊徑。
屋角的沙發上，傳來駱中傑沉沉的鼾聲，伴著一聲聲驚悸的夢囈。天快亮的時候，張愷之寫完了最後一個字，他揉著眼睛，抻抻胳膊，扔下筆；把厚厚的一疊材料放在駱中傑的枕邊，回到自己的房裏和衣而睡。窗簾上已映出淡淡的曙色，天空脫去了黑色的長袍，如同一個走出牢籠的囚徒，沐浴在自由的空氣裏。他覺得很疲倦，卻頓時沒有了睡意。中指上的硬繭，在手上隱隱作痛。他的嘴邊掠過了一絲苦笑。他想自己手裏的這支筆，莫非真的隻剩下幫人寫申訴材料這一點用處了麽？他等待了幾十年的平反，而平反後他真正可做的事，好像隻剩下去幫別人平反，這莫不是一種辛辣的嘲諷麽？
但他無法拒絕。因為這不單是為了幫助那些人改變個人的命運，而是修改一種他至今難以說清其實質的曆史存在。
三個月以後，駱中傑被撤銷原判，並恢複了他十三級幹部待遇，在青浦縣城安度晚年。
從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三年期間，我每次回杭州探親，家裏總是門庭若市。我們的午飯和晚飯，經常被各種各樣來訪的人打斷。來人自然都是來找爸爸的。不是來送材料，就是來取材料。爸爸在任何時候總是和顏悅色，來者不拒。那些人或是麵容憂戚、或是滔滔不絕、或是心事重重、或是笑逐顏開，在我們家裏留下了一個又一個大同小異、傷心而又重複的故事。我初時不免略有厭煩，稍後又驚訝憤怒，再以後，便漸漸歸於平靜，在沉默中思緒萬千……
一次我和爸爸上街，剛剛走出小巷，迎麵過來一個老頭，老遠就衝著爸爸叫張先生。走近了，隻見他滿麵笑容地向爸爸深深地彎腰鞠了一躬，弄得爸爸怪不好意思。
女兒回來啦？他笑眯眯地看著我說。我發現他的額頭上有一道深深的刀疤，在陽光下喜氣洋洋地閃爍。
回來了。爸爸答應著。你這一向好哦？
好的好的，托你的福啊。自從平反以後，兒女們每個禮拜都來走動，拎著老酒，蠻孝順的哩……
那就好那就好。爸爸也眉開眼笑的。回頭又說：酒少喝一點啊。
曉得曉得。他連連點著頭，並不走，站在那裏目送我們。
這個額頭上有刀疤的老頭，是不是就是好幾年以前，在這個院子裏砌花壇的那個泥水工呢？我問爸爸。
你還記得他？爸爸覺得奇怪。
當然記得囉。我說。他這個人很怪，怪極了，臉上從來沒有一點笑容，也從來不同人講一句話，看上去蠻嚇人的，我印象好深。有一次天氣很熱，我們從外麵回來，買了幾根雪糕，你看他在樓下幹著活，汗流浹背的，叫妹妹拿了一根雪糕給他吃，他死活也不要。妹妹就把那根雪糕放在他旁邊的花壇上，上樓去了。過了一會她下樓有事，發現那根雪糕原封不動放在那兒，地上化了一攤水，妹妹很氣，說早知道他不吃，還不如不給他呢。是不是有這麽回事？
是啊。你記性倒是好。爸爸一邊走一邊說著。那時我每天從他麵前走過，也是覺得奇怪。憑我的經驗，我看出他也是一個不幸的人，一定有很深的痛苦埋在心裏。我就去問他，到底有什麽事情使他不開心。他開始不肯說，我一次一次問他，他才告訴我說，他原來是京劇團的一個辦事員，自然災害那年，他實在餓得受不了，偷吃了食堂的三個饅頭，還拿走了兩個蘿卜。單位發現了，帶著人到他家搜查，說有人檢舉他解放前是國民黨特務分子，曾經跟蹤過進步人士，就這樣把他送去勞動教養三年。實際上，解放那年他才十三歲，說他是特務，真是無稽之談。他額頭上的刀疤，就是在勞教時挨打留下的。他勞教期滿回到城裏後，再也沒有固定的工作，後來總算結婚生了孩子，但孩子長大後，總是嫌他有政治問題，對他一直不好，他覺得自己做人這一世，真是沒意思也沒盼頭，你想想，就為了這麽點事，弄得他幾十年沒有一點笑容……
如今他怎麽突然像是換了一個人一樣啊？我問。
爸爸不無得意地說：那是因為現在他的頭可以抬起來了。
媽媽在一邊插話說：又是你爸爸，為他寫了申訴書，過了不久他的原單位就來了答複，說那個特務的罪名是當初別人陷害他的。不但撤銷原判給予平反，還為他辦理了退休手續。兒女都回來了，老頭的日子過得很開心。
所以那段時間，媽媽給爸爸起了一個雅號：“平反專業戶”。
可惜，爸爸這個“專業戶”，隻投入不產出。光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並無任何經濟效益。不過，說他不“產出”也不完全對，畢竟，許許多多孤立無援的人，經他之手，重新在社會上堂堂正正地站了起來。我想這大概可以算是爸爸生命史上最為輝煌的一頁了——盡管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浪費在無窮無盡的審查之中，盡管他至今一事無成，但他在自己的暮年歲月，用他最後的一點力氣，幫助那些被汙辱被損害的人，恢複了人的尊嚴。
在這個世界上，人是最寶貴的——記得曾有人說過這句話。然而，直至八十年代，主宰這一方紅彤彤的天空之神，才大夢初醒，為這片焦渴幹旱的土地灑下了一場久盼的甘霖。
是永久滋潤的雨露麽？不知道。如果赤色的驕陽重又高懸？
當年“方小”的那位董運謀伯伯，去四明山根據地後因痔瘡嚴重發作不能行軍打仗，卜明介紹他去蘇州做地下工作。解放後任一絲廠廠長。但一九五五年肅反時撤職降級，至“文革”開除公職掃地出門，和妻子拖兒帶女下放到蘇北農村。董伯伯得了嚴重的肺病，全靠帶去一隻荷蘭種奶羊，保住一條性命。八十年代初才平反回到蘇州。
難道還需更多的筆墨麽？
就以爸爸向我提供的事實為例——在一九五一年鎮反前夕，從國民黨的《東南日報》接管過來的省報各部門中，因這樣那樣的“問題”，被送去審查曆史的共十八人，其中十二人在學習班先後被判刑並送去勞改。經過漫長的三十多年，至一九八五年為止，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得到了平反。
值得慶幸的是，這些被平反的人中，除個別人以外，大多數人都還活著，並成為省報的離退休幹部。
那位曾與爸爸一起在省勞改局編《新生報》的錢伯伯，鎮反時被認為問題嚴重，送去臨平重刑犯監獄，結果“查無實據”，被判三年徒刑。一九八〇年後，他多次向法院申訴，均被駁回，仍維持原判。他幾乎失去信心，一次次涕淚縱橫。爸爸對他說：法律不相信眼淚，它隻相信事實。你在國民黨監獄中並沒有叛賣行為，而判決書上說你有罪，這是個大是大非問題，是對你一生人格的判決，怎麽可以不了了之呢？於是錢伯伯繼續不斷申訴，法院終於在一九八五年撤銷原判，宣布無罪。他妻子何珍也在一九八五年平反，但一九九一年便發現得了不治之症，救治無效而死。何珍阿姨是他當年“刑滿就業”後認識的。她十九歲時在一個部門當會計，隻因查賬時少了一百五十元錢，便以貪汙挪用公款罪被判了二年。實際上這筆錢是一位有急難的女同事向她苦苦哀求借用的，而查賬時那人卻矢口否認。他們夫妻幾十年中相濡以沫，一生鬱鬱。
而另一位徐衡伯伯，此時在民革辦的業餘學校搞教務，忙得不亦樂乎。他一九三九年入黨，一九四二年被捕脫黨。解放後被誣為大特務，報紙上曾登過大字標題。爸爸每次見他，都督促他快點去申訴。但這位前江西省南昌市地下共青團書記徐衡，卻仍是一派名士風度，總是說：隨它去吧！不久後中風而死。爸爸聞之欷歔不已。
當他的那些友人們終於被洗清了種種罪名，重新在社會上抬起頭做人的時候，很多人卻已先後走完了自己慘淡的生命裏程，在那片火紅而冰冷的烈焰中，無聲無息地化為灰燼。
雖然這已成為過去。
這個漫長的故事也許是該結束了。
但它卻似乎結束得很困難。
活著的人，雖然恢複了名譽，卻已無法重新再活過一次。而那些早已含冤死去的人呢，地下的亡靈仍然渴望著再生。
我看著爸爸周圍的朋友們，一個個相繼落實了政策，我想爸爸的心情定會一日日輕鬆起來。然而爸爸時而欣喜，時而又獨自悶坐，長籲短歎。難道還有什麽未了的遺案，在繼續困擾著他麽？
一襲低沉的濃雲，如一片不散的陰魂，始終盤旋在這個城市的上空。那個當年曾洪亮如鍾的聲音，一次次固執地在爸爸耳邊回響：還我頭來！
爸爸在某一個清晨醒來時，睡眼矇矓地對媽媽說：我還有最後一樁心事，實在放不下嗬。其實我不說，你也是知道的，那就是俞文奎的問題。
俞文奎死了。這個原海寧縣國民黨自衛大隊長，解放前夕向中共杭州市委領導的杭嘉湖遊擊支隊投誠起義、並為海寧和平解放作出貢獻的人，在一九五一年的鎮反運動中，以惡霸罪被處決。
當年爸爸到杭嘉湖遊擊區旅行采訪時，目睹“燒毛”部隊搜刮民財、為非作歹，親見俞文奎帶兵較嚴，一直堅持遊擊抗日，在當地老百姓中沒有惡名。這一點，當年曾隱居“和平軍”，一度與俞文奎交好的鮑自興，也能作出證明。
一九四九年俞文奎起義後，槍支人馬全部如數上交。他手下有個叫張關榮的分隊長，有民憤，解放前夕被當地群眾揭發，畏罪潛逃當了土匪。解放初期，俞文奎曾被介紹到杭州一家工廠做工。鎮反開始後，他被逮捕審查。他在“思想改造學習班”裏寫的“交心”材料，被認為是實事求是的。但後來風雲突變，政府有關部門限令時日，讓他去把當土匪的張關榮找來投降。俞文奎早已同張關榮失去聯係，自然是無處可找。於是，俞文奎便以勾結土匪的罪名被處決。
日複一日，爸爸苦思冥想：俞文奎一案，按照黨對待起義投誠人員的政策，應如何得到公正的結論呢？
他寫信給俞文奎的子女，希望他們能以家屬的名義提出申訴。他還在參加海寧縣黨史座談會時，發言呼籲為俞文奎平反。海寧法院曾來人作了調查取證。然而一晃幾年過去，此案卻始終被擱置，再無下文。
曠日持久的拖延，成了爸爸一塊鬱積的心病。
一個悶熱的夏日，爸爸終於決定親自出馬了。他約了鮑自興伯伯，兩個人一起坐火車到海寧，直接找到市委書記，談了此事。爸爸以一九四九年餘杭縣縣長白衝浩兵臨城下時投誠為例，餘杭縣早已為白衝浩落實政策，而海寧為何對率兵起義的俞文奎置之不理？他說得很激憤，呼呼旋轉的電風扇下仍是出了一頭大汗。急得鮑伯伯使勁地拽他的衣角，生怕他得罪了領導於事無補。那位書記剛上任不久，介紹他們去找法院的一位經辦人。於是他們才算得到一個明確的答複。
那位女同誌告訴他們，俞文奎的案子是認真查過的。問題出在當年與爸爸一起去海寧策反的唐為平身上。他在證明材料中說，當時俞文奎起義是假，一次俞文奎曾對縣政府建設科的科長說過，要伺機殺掉唐為平和張愷之，投奔嘉興的國民黨軍隊。——既然唐為平如此證明，我們感到事情非常棘手。那位女同誌解釋說。
這太奇怪了。我是當事人，可老唐從來沒有對我說過這件事啊。爸爸覺得很驚訝。
鮑自興伯伯提議，應該設法找到那個建設科科長，再次核實材料。
爸爸沉吟片刻，提出了兩個疑點：他說當時如果俞文奎確實有叛變投敵、並殺死我們兩人的打算，唐為平為什麽不及時告訴我，以便采取對策？二是當時情況緊急，我和唐為平的腦袋都架在刀子上，俞文奎有槍有兵，要想殺我們易如反掌。但他實際上並沒有叛變殺人，而且一直服從我們的指揮。這兩條，是不是可以推翻老唐的說法呢？
經辦的那位女同誌表示，一定繼續追蹤調查，把這件案子盡快徹底解決。
爸爸和鮑伯伯走出了法院的大門。他站在小城熙攘的街市上，眯起眼望著來來往往的人群。那些匆忙過往的人們，不會知道這裏曾經發生過什麽。正午的陽光，透過樹葉，在地上投下斑駁的黑影。酷暑燥熱的空氣，憋悶得人喘不過氣來。
老唐啊老唐，他在心裏默默念叨。你是怎麽搞的呢？難道你真的有點老糊塗啦？你從一個省辦公廳副主任，七鬥八鬥，一直到把你弄到勞改工廠去當管理員、拉大車，你自己就是一個冤假錯案的犧牲品，你怎麽能這樣輕率地對待另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呢？
回杭州的旅途似乎格外漫長。搖晃的車廂裏，爸爸斜靠在車窗邊上，遠望著西沉的夕陽。他已經奔波了整整一天，六十多歲的人已不比當年，他確實覺得有些累了。但他卻無半點睡意，心裏很亂、腦子很沉。窗外掠過清悠的小河和古樸的石橋，那一刻他腦中突然跳出一句話，是那位歐洲著名的左翼黨派領導人說過的一句名言：我們黨就是依靠不斷的清洗而生存發展的。——國際共運史的許多年中，這句話甚至已成為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但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這個世界上，大概任何一個人都沒有資格存在；任何一位革命者，隨時都可能、或者最終都將可能被清洗出革命的隊伍。
那麽，這種持續不斷的徹底大清洗，其目的難道最終隻為了留下一個徒有虛名的政權麽？
車窗外刮來的熱風吹幹了他身上的汗。他忽然打了一個冷戰。
當年他和曾一進、倪布明，就是從這條火車線上，奔赴海寧的。結果卻使得俞文奎走向了他生命的終點。人生真像是一個奇怪的圓圈，許多人興致勃勃地踏上遠征的旅程，繞了一個大圈，最後卻又回到了當初出發的原地。
——而對於他來說，命運似乎隻給了一個開頭和一個結尾。從他十九歲進入報界，時間已過去了半個世紀。這期間的大部分歲月裏，他被剝奪了寫作的權利。也許本應是厚積而薄發，然而他卻步將進而躊躇、筆將下而維艱。當人生的開頭和結尾最後相交的時候，他才發現在那個將他圈縛的圓圈中央，竟然是一塊偌大的空白。
他甚至不知道，這種“平反”的結局，究竟是一個喜劇，還是一種如今被人稱為黑色幽默的悲劇。
爸爸的心底湧上一陣無法言說的悲戚。
時針已指向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
連綿的細雨已下了多日，那一天忽而停了。雲漸漸散去，露出一隅灰茫的藍天。陽台上爸爸親手種植的薔薇和金銀花，濕漉漉的花瓣被雨打落了一地。
已是暮春了？爸爸茫然地放下了手中的報紙，走到陽台上去。
他覺得空氣中彌漫著一種熟悉的氣味。那是什麽呢？是雨是花還是草葉？不，似乎是同五月有關，似乎是同五月二十日有關，他們一生中的許多事情都和五月份的這個日子有關……然而那究竟是一種什麽氣息呢？真的想不起來了？他遺憾地搖了搖頭。
媽媽輕手輕腳地走進來，遞給爸爸一封信。一封從海寧市法院來的掛號信。
爸爸一反往常用剪刀剪開信封的習慣，急急地撕開了信封。
他看到了一頁文件的複印件，上麵是一行漆黑而端莊的文字：
撤銷原判死刑立即執行的判決。俞文奎按起義投誠人員對待，並做好善後工作。
爸爸沉重地歎了一口氣。
媽媽深深地鬆了一口氣。
那團久久不散的陰雲，從高樓的頂端飄過，悠悠升空，融入了蒼茫的藍天。蒼穹之下了無痕跡。
過了一些日子，爸爸得知，海寧法院曾派人四處尋找那位建設科長。此人在舊政權移交中有過貢獻，又是學技術的，解放後一直當工程師，如今已在安吉一所林場退休。他回答法院的人說：老唐這句話，我想來想去，好像是沒有說過。我覺得沒有根據。
這一年春節，爸爸去給八十高齡的唐為平伯伯拜年。爸爸沒有提起唐伯伯曾提供的那個材料一事，隻是告訴他說：俞文奎終於已被平反。政府給他的兒子發了三千元的撫恤金；俞文奎當年在斜橋鎮上的大宅院，解放初被政府沒收後改成了斜橋衛生院，他的家屬正在請求政府補配給一間住房……
這樣好這樣好……唐伯伯漏風的牙齒間，語音有些含混不清。
一切都結束了。
真的是該結束了。——爸爸的故事和我的故事。
盡管，生生不息、跌宕沉浮的人世間，那些悲傷和歡樂的故事，仍將和生命一起發生、一同延續下去……
一九八四年底，爸爸和媽媽先後辦理了離休手續。他們像兩塊一輩子冒著黑煙卻不能發光的煤餅，終於未及燃燒，就從爐膛中被搛出來，作為殘剩的煤核，回家去發揮餘熱了。
離休是一個含義明確的總結、一個最後的證明和補償。然而，每當他們長久地注視著這張離休證褐色的硬殼封皮時，常常覺得它像一個結痂的傷疤，在陰雨天氣裏，依舊泛出紫紅色的瘢痕……
風和日麗的黃昏，年逾七十的張愷之和朱小玲——我的爸爸和媽媽，會在忙裏偷閑，到湖邊去散步。山色空濛，湖光瀲灩，幾隻白色的水鳥，貼著湖麵自由盤旋，悠悠滑落，又簌然驚飛。西沉的夕陽，收斂著滿天彤雲，正無奈地繞過山脊，去作黑夜裏漫長的沉思。
我爸爸仍然每日騎著自行車，匆匆穿過擁擠的街市，奔忙著那些永遠忙不完的事情。老朋友已經一個個少下去，年輕的朋友，又有誰願意知道那些不可思議的往事呢？有時他胸口會突然襲來一陣莫名的隱痛，真理的許諾雖已幻滅，但他心底依然留著最後一個疑問，無處終了：他的一生，究竟為什麽會陷於一個晚年才得以糾正的錯案呢？究竟錯在哪裏？又為什麽會錯？是一不留神錯的，還是必然會錯的呢？改錯了以後，還會不會重新再錯呢？當然錯了還可以有非凡的勇氣改正，然後改了再錯，如此循環往複地走向光輝燦爛的明天麽？
……
我終於合上了爸爸保存的那本薄薄的剪報。
我想起在開始寫這部書的時候，我和爸爸有過以下的對話：
——那麽，你會為自己的一生感到慚愧嗎？
——不！我隻有遺憾。遺憾我沒有能用自己的筆，為社會的進步服務。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裏，我的筆不屬於我。當這支筆還給我的時候，我卻已力不從心……
——那麽，你覺得後悔嗎？
——不！因為我從來沒有向命運低頭。我慶幸自己從未諂媚，從未趨炎附勢，從未自怨自艾。沒有人能剝奪我的自尊。
——很不恭敬地說，爸爸，這樣是不是有點阿Q呢？
——不阿Q怎麽辦？中國人就是依賴這點民族文化的傳統精神，創造出五千年文明，支撐這苦難人生的嗬……
然而我想爸爸卻沒有說出那最重要的一點：每個人的生命，隻有一次。無論幸運和背運，都同樣是用一個人的生命來支付的。誰能說，一種受盡虐苛的人生，要比自由和歡樂的人生更有價值呢？
是他忘了還是他不願意這樣說呢？我不知道。
畢竟，我早已從爸爸媽媽體內脫穎而出，我們已分割為兩個時代的人。我活過兩次，對這一切真的還會懵懂無解麽？
當我寫出這最後一句話的時候，凝望窗外，以往北方夏季幹熱明朗的天氣，近日卻是連綿陰雨、濡濕沉悶；霧氣迷茫、薄雲層疊；天空說不出是什麽顏色——非黑非藍非橙非赤。唯有一隻碩大的氣球下垂掛的廣告條幅，正悠悠飄過這座城市的上空，那是我視線中僅有的一點亮色，像一條巨大而鮮紅的舌頭。
1994年8月完稿於北京花園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