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許

多年中，我媽媽一直對我說；如果她沒有在方震小學工作的那兩年，她這輩子，簡直就沒活出個什麽滋味來。

愛情和事業，在那兩年裏，轟轟烈烈地一起向她湧來。

方震小學，實際上是當時中共地下組織的一個活動站。

我媽媽隨著張愷之穿過閘北公興路那一帶的棚戶區。上海人管這種屋頂像船篷篷一樣的貧民窟，叫“滾地龍”。裏麵所謂的牆壁，是用竹片、破油氈和黃泥糊成，潮濕的泥地麵高低不平。這些“房子”裏住的都是拉黃包車、彈棉花、撿垃圾、扛麻袋，靠力氣過活的江北人，一天的工錢買全家人一天的糧食，所以大多數孩子都不識字，稍大一點的，就到街上去賣報或是給人擦皮鞋。昨天剛下過一場大雨，屋裏幾個半大的孩子，正在忙著用盆往外舀水。有一隻碗漂在水上，那幾個孩子不知為什麽就互相打了起來……

“方小”，就是為這些窮苦的孩子們辦的。他嚴肅地對她說。

他們拐過一條肮髒的弄堂，再走過一片一個雜亂哄吵的小菜場，然後在兩間低矮的樓房前停下了腳步。他對她說到了到了，這就是方震小學。

方震小學真是一所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學校了。兩層的簡易樓，樓下兩間做教室，樓上做辦公和男女教師的宿舍。幾十張高高低低的課桌，五六個年輕教師，就是學校的全部。一個白白淨淨、高個兒的年輕姑娘，向她走來，緊緊握住了她的手。她說她是方小的校長，就叫她哲宣好了。我媽媽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這個哲宣。

我叫朱小玲。我媽媽對她的同事們自我介紹說。那個在她填寫入黨申請書上使用過的名字，在那瞬間脫口而出，從此開始正式生效。她似乎生來是喜歡貧窮和簡樸的，那一雙雙親切的目光使她想起了朝鮮義勇隊的日子，簡陋的小學校使她有一種回歸之感。

她每天都歡歡喜喜去做每一件瑣碎的事情。先是走遍了這一帶貧民區，一個一個去動員那些邋裏邋遢的孩子們來上學，學校隻收一點象征性的學費。課餘時間，他們挨家挨戶到孩子們的家裏去訪問，用自己很少的一點錢，買幾支鉛筆或是糖果，分給孩子們。冬天來臨，他們又到繁華的上海街頭，為孩子們募集棉衣。在方震小學的兩年中，大家始終不拿工資，學校管飯，每月發給三元零用錢，還發些草紙肥皂什麽的，這種有點像共產主義的氣氛最讓她入迷。她穿著藍布舊旗袍，穿著洛舍的媽媽做的布鞋，在十裏洋場的大上海，土裏土氣地走來走去，心裏充滿了驕傲。

直到現在她還記得，她的班上有個大眼睛的男孩，名叫牟永正。他爸爸早幾年在給輪船卸貨時，從跳板上跌下來摔死了。他的幾個弟妹就靠他媽媽撿垃圾養活。後來他一連好多天不來上課，她去家訪才知道他媽媽得了肺病，咳出濃濃的血，連**的被單都染上了黑色的血跡。於是她連夜去找一個朋友，那人認識紅十字會醫院的人。他們設法把他媽媽送進了紅十字會醫院，因為這是全市唯一一家免費的醫院。那幾天晚上她興奮得睡不著覺，覺得自己的生命開始有了價值，理想有了寄托。我每時每刻都能聽見她強勁的心跳，那顆心鮮豔而稚嫩，血紅血紅，整個裝的都是那即將來臨的新世界。

她的學生們都管她叫小玲老師。小玲老師像個大姐姐，又像朋友。小玲老師的那個班級，上課時總是坐得滿滿的。

小玲老師喜歡教大家唱歌。男老師女老師都來唱。方震小學的屋頂上，從早到晚，歌聲此起彼落。

星期天，她和同事們常常一起到公園去。他們討論時事分析戰局，互相傳遞著有關解放區的消息，為解放軍每一個戰役的勝利激動得熱淚盈眶；上海的學潮風起雲湧，她也走上街頭，匯入反饑餓反內戰的行列，幾乎每天都處於高度的亢奮狀態。那是四十年代整整一代進步青年的狂熱，曆史上的每一代人，都曾經試圖用一種幻想中的新秩序，來取代舊製度。千百年來，由於眼前的社會總是不盡如人意，人們便一次次在自己的頭腦中製造出另一種理想的社會。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正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最後的曆史性大搏鬥。而對於我媽媽那樣從小就生活於夢想之中的人來說，現實鬥爭隻不過是為她那種無拘無束的個性，提供了一個充分發揮的舞台。

我未來的父親張愷之同“方小”的關係，是他的廣東同鄉林泉介紹的。林泉後來又介紹他認識了孫毅。他們都是中國新聞專科學校的同學。林泉出生於印尼，具有雙重國籍，又是印尼《巴達維亞新報》駐滬記者。他父親是中國銀行巴達維亞分行行長，後來起義回國。當時他父親已為他辦妥了去英國劍橋大學留學的手續，但他為了爭取全國解放而放棄出國。林泉和我父親都是由孫毅介紹入黨的。

但我媽媽那時已好像把重新加入共產黨的事情，完全忘在腦後了。她曾經曆盡辛苦去尋找裴嫣，也就是尋找那個她曾無限崇仰的黨。而黨實際上已出現在她麵前的時候，她卻稀裏糊塗放棄了這個機會。她一次也沒有向我爸爸表示過入黨的願望，同時卻又那樣熱衷於為“黨”做事。也許天目山那次不了了之的入黨經曆，深深刺傷了她；也許她覺得入黨的名義並不重要，她看重的是自己純真的心靈。從她在“方小”這個地下黨的活動站，積極活動一年多，最終卻仍然沒有入黨的這一事實，就可知我媽媽是怎樣一個淡泊的人了。

“方小”的生活很清貧，但“方小”的生活充滿詩意。

“方小”是青年知識分子的世界。在這個年輕人的天地裏，空氣中時時處處都飄**著愛情的養料。

有時我甚至很羨慕三四十年代的那些革命者——所有轟轟烈烈的革命行動都圍繞著愛與死這個永恒的主題。他們總是首先從自己做起，為反封建不惜身體力行。麵對殘酷的敵人和嚴峻的環境，愛情仍在蓬蓬勃勃地生長。

我媽媽記不得“方小”更多的革命內容了。她能記住的，隻是程哲宣和黃建平熱戀中的那個小窗口的燈光；記住林泉的未婚妻，那個湖南姑娘岱岫，每天天一黑，就在“方小”門口的路燈下，癡癡地等著林泉來同她約會的情形；“方小”是一個愛情的搖籃，愛情的風暴恰如一天天長驅南下的大軍，要把世界攪個天翻地覆。

我未來的爸爸和我媽媽，從初識到戀愛到結婚，中間長達六年。他們彼此都是失而複得，因此就格外珍惜也格外熾熱。每個星期六晚上，他們都想方設法去劇院看那些進步的話劇。沒有太多的錢，隻能買丙票，坐在後排的位置。兩隻手互相長久地握著，握到酸麻了，也不鬆手。夏天的夜晚，他們寧願走很遠的路，到外灘的江堤去散步，在樹影下久久地依偎，聽著黃浦江的夜濤聲聲不息，直到午夜的鍾聲一遍遍敲響。星期天，他們會到張愷之窄小的家裏去吃一頓簡單粗糙的午飯，每次我媽媽總是吃得津津有味。

她第一次到武昌路張愷之家裏去，走進廣東小雜貨鋪後門，在黑暗中爬上吱吱響的木樓梯，看到閣樓上那個狹小的家，她差點嚇了一跳。房間裏幾乎什麽家具都沒有，隻有一張木床，靠牆放著。房子中央有一張矮桌，四五個小凳。幾個弟妹依次站在屋角，愣愣地望著她。她環顧四周，不由得好奇地問他們都睡在哪兒。他的臉紅了紅，朝著地板抬抬下巴說，那兒！他母親也就是她未來的婆婆走過來，用極不信任的眼光打量著她，然後咕嚕咕嚕地說了一大串廣東話，她一句也沒聽懂。那會兒她想起了洛舍老家的廳堂和自己的閨房，竟然覺得有些慚愧。她想，她和他出身於不同的階級，但她愛上了他，也就是愛上了他的那個窮苦的階級。她就是愛天下的窮苦人並要讓他們幸福，她的心從來都是屬於他們的。

以後每次去他家，她總是從自己的零用錢裏，為他的弟妹買些小玩具，或為她未來的婆婆捎上一塊布頭。然而使她納悶的是，他的母親對她的到來似乎置若罔聞，對於她的好意也似乎無動於衷，並且在以後的幾十年裏，始終對她懷有一種固執的成見。

關於張愷之的父親張老明一家，究竟是怎樣從遠在廣東新會的老家，遷徙到上海灘來謀生，並且如何逐漸融入上海的城市貧民階層，還產生了一個也同樣與這個家庭格格不入的熱血男兒張其靄（後改為張愷之），——這又是一個曲折的故事，我將在這部書的後半部分另行講敘。

我媽媽沉浸在她甜蜜的愛情生活中，一邊戀愛一邊革命。革命和戀愛都蒸蒸日上。我在她的體內一日日蘇醒一日日**，滿懷著焦渴和欲望，期盼著那個神聖的時刻來臨。我常常聽見我未來的父親長時間呢喃的情話，聽見他劇烈的心跳緊緊地貼著我媽媽的心。我被他們疾速流動的血液一次次浸泡一次次衝擊，在我出生以前的幾年中，我整天暈暈乎乎、如癡如醉。像一粒飽含著生機的穀種，等待著陽光和水分，我知道我很快就要噴薄欲出了。

我那多情的媽媽，長年外出念書，在自由的日子裏積累了豐富的戀愛經驗，然而她一向卻隻事耕耘，不問收獲。當她真正在心底確立自己的愛人時，才發現原來她的標準不過如此簡單：第一必須會講國語。（所以像楊君那樣一口寧波鄉音的大哥哥，似乎不在考慮之列。）第二是人要長得秀氣些，有一種布爾喬亞的氣質。第三是應該會寫文章，有真才實學。——我未來的爸爸幸運地撞在了她的網上，一網即被收緊。那網上沒有織出關於金錢的網眼——她為自己編織出愛人的種種美好幻象，卻獨獨忘記了關於錢財這項立身之本。但她說那不是忘記，而是憎恨，是揚棄。當她獻身於他時，她便從原來的階級中徹底分離出來，真正裂變為一個新時代的人。

運河女神當年將她送去朱家做小姐，真是白白地徒勞一場。

我手頭有一張翻拍的照片，是我父親1947年發表在上海一家報紙副刊上的一篇短文，也是曆經“文革”洗劫後僅存的幾幅資料之一。

那篇文章的題目是《愛情》。我從那縮微的底版小字上，還能找到他們當年愛情的痕跡——

……你的淡而美麗的眉間矜持地一揚，你的玲瓏的大眼睛飽含著人類所有的純潔與善良，但是你懷疑，你表示你還沒有明白我是一個怎樣的旅客。

你靜靜地說：“你要到哪裏去？而我是從一個泛濫著罪惡而荒**、充滿著饑餓和痛苦的城市來的。”

你說著，你的眼睛裏突然湧出了明亮如珠的晶瑩的眼淚。

……

“我也來自那樣一個可怕的地方，”我顫聲說，“但我要去的卻是一個最理想的幸福的草原，在那裏，我能拾回夢裏的歡笑，在那裏，努力工作的人，就會獲得希望。”

你像是一個字也不願意遺漏地緊緊地捉住了我的聲音。你的淚痕幹了，冬天的特殊溫和的風吹動了你的黑發，你好似在忖念著什麽。

“你的目的和我的去處相同嗎？”我又問你。我極願意知道你怎樣回答。

但你仍然默默地不說一句話。可是你嚴肅的眼波恢複柔靜了。仿佛，你已經有點明白，我們將在那遙長的路途上走在一起。

……

遙長的人生之旅，雨雪霏霏。以後的幾十年中，我仍能不斷地聽到從那篇短文中傳來溫柔的回聲。那是一個革命浪漫主義者，同一個更為浪漫的理想主義者之間的戀愛。兩個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的精神結合，使他們竭盡**與想象，把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發揮到極致，最終被自己的理想所淹沒，沉入毫無浪漫可言的深淵之中……

據說我父親當時的密友，也是地下黨黨員的林泉，曾向張愷之提出關於發展朱小玲入黨一事，被我父親婉拒。那時我媽媽已對張愷之說過自己曆史上脫黨的經曆，我猜我未來的父親已看透了她那馬馬虎虎大大咧咧、永遠難以成熟的脆弱個性，擔心她萬一再次被捕，豈不容易給組織帶來麻煩，就對林泉說，她留在黨外似乎更合適些。

我一直懷疑我媽媽究竟是不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信徒。那時她對重新投身共產黨，已完全喪失了興趣。她被熱烈的愛情簇擁著，將她那些虛無縹緲的理想，一股腦兒托付給了她的愛情和愛人。當她和張愷之星期天去江灣郊外踏青時，她指著遠處的茅屋對他說，其實，隻要有你，我們就是一輩子住這樣的茅草棚，我也心滿意足了。

我父親耳邊又一次響起這個不幸的預言，是在1957年反右鬥爭，我父親被送去郊區的果園“生產自救”以後，我媽媽去探望他的時候。那個夜晚，他果真在一間被用作工具間的茅草棚裏接待了她。

平心而論，我媽媽始終都是一個隻注重過程的人。當她被那場國內革命的大風暴席卷其中時，她除了不斷地奉獻和失去，從未想通過“革命”來得到什麽。在“方小”工作的兩年，於她隻有一個具體的收獲：她在愛情的滋養和同伴們的鼓勵下，開始了寫作。

還在我幼年的時候，我父親曾對我說過一句話，令我久久驚恐不安。他說你媽媽本來可以成為一個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家，可惜中途夭折了。

夭折，聽起來是個可怕的詞。我曾在字典上查“夭”這個字，上麵寫著：夭折，未成年而死亡。

家裏的箱底一直存有那本薄薄的小書。筆記本大小。封麵上由交叉的兩大白色和紅色組成。紅色的底版上趴著一個胖乎乎的娃娃，腰上圍一條細碎圖案的肚兜，他正伸手去抓四周遊動的一條條花斑大魚，那些魚在水草叢裏翻著筋鬥，一邊吐著泡泡。上麵那白色的底版上，從右到左，拐彎往下，印著一排像是用刀子刻出來的黑字：

《幼小的靈魂》

那是由八篇短文組成的一本兒童文學集。目錄上印著這樣一些題目：《會長小草的》《燈》《槍》《荒穀裏的小姑娘》《小學校和興隆當》《饋贈》《謀生》。我曾在一個陰冷的雨夜，躲在被窩裏翻看過這本小書。那個夜的感覺很奇特，冷風卷著驟雨，敲打著我床邊的玻璃窗，似有傷心的嗚咽從遠處傳來。我輕輕翻著那些泛黃的書頁，好像一不小心，那紙就會破碎。我記得那書中的文字很美，也很憂傷，記錄著一些窮苦孩子們的故事，他們穿著破爛的衣衫，一張蒼白的臉，但有著明淨的額頭和眼睛，他們在荒野裏奔跑，舉著微弱的燈籠……

媽媽在“後記”裏這樣寫：

認真說起來，我開始寫作，還是最近一年的事。在以前我曾寫過一點，但都是蕪亂不堪的。過去一年間，我在上海的一個小學校教書，這個學校在閘北貧民區，同時有一群熱情的朋友，我愛這個學校，心情就特別愉快了。

我首先寫了《小學校和興隆當》這篇短文，得到朋友們很大的鼓勵。朋友們告訴我，你的天真幻想，隻有走為孩子寫作的方向。

我跟孩子們在一起生活，我的靈魂跟孩子們的靈魂成為朋友……我這本小書。就作為“跟未來談話”的一篇小引吧。

我接著讀到了這樣的文字：

……我走在路上，我左手拿著一本書，右手拿著一個孩子的玩具。

天色很陰鬱，而且有風，風裏卻飄著一片稻花香。

桑樹，因了陰鬱的天色，而顯得更深沉的翠綠，有一隻翠綠的鳥，扇開著翅膀，坐在桑樹的枝幹上大模大樣地叫。

我走，我的衣服不時地被風卷起，我看見衣角上繡的一朵淡黃色的小花，皺了，又展開，揉得察嚓地響。

……

“然而我的夢醒了，這是一個溫柔的夢麽？不，因為我的心裏充滿了歉疚。我將會立即跑去看這個拒絕了我的饋贈的小朋友……我知道這回該給他帶去一些什麽了。”

……

二十多年後，我重讀那些文字，依然清新如洗，依然純真質樸。那是一個我熟悉的靈魂，一個永遠如孩童般幼嫩和稚拙的靈魂。透過歲月厚重的塵垢，我仍能聽見從書頁中傳來她靈魂的傾訴。

那隻是媽媽在“方小”工作時寫的作品中的一部分。爸爸把它們收編成書，於是它便永遠地保留下來，成為我媽媽在“方小”那段生活的一個紀念。每天每天，當夜幕降臨時，她坐在那搖晃著的小小的課桌上，開始同自己靈魂的對話。那是多麽愜意多麽沉醉的時刻嗬。心靈在這低矮的屋簷下自由地遊**，飛上雲端又沉入海底，潔白的紙上有一個小小的屬於她自己的天地，她聽見沙沙的雨聲滋潤著她的筆尖，於是就有孩子們的笑靨，像春天的草芽，在暖烘烘的陽光下一個個冒出來……

我聽見她對自己說，她終於找到了存放自己那些想象的最好地方。許多次，我幾乎整夜整夜地陪伴著她，咀嚼著她那些動人的故事，作為我生存的營養。我同她一起哭哭笑笑，直到太陽升起她又走向課堂。我已默認了這個事實——作為生活在另一種夢幻世界中的她，生來是應該寫作的。她除了寫作，再也幹不了別的什麽了。如果她能一直這樣寫下去，她會成為一個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家的。我相信。但遺憾的是，在我出生以後不久，她的寫作生涯便從此戛然而止。

《幼小的靈魂》，竟是她一生中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作品。

“文革”中這本書和其他一些東西被偷偷送去我舅舅家保存。當我在十幾年後再一次讀到它時，它已被換上了黑色的硬殼封麵，像一個年代久遠的筆記本。在書的後部，還留有一遝空白紙頁，並有一篇著名書法家薑東舒老先生為此寫下的“裝訂後記”。他寫道：

“這本小書交到我手裏時，已是一個殘本了。裝訂線已爛了，書頁飛得亂了順序，而且少了最後的一篇——《謀生》。而這一篇，據說正是作者最得意的一篇。”

“這是作者僅存的一個本子，我怕再行失散，就自作主張地請朋友重新裝訂起來。在裝訂前我還設想，萬一能夠發現一個完整的本子，可以把散失的一篇補抄進去，所以就留了一部分空白紙頁。”

以下洋洋七頁文字，薑老先生以其揚名四海的小楷，一筆筆書寫了對媽媽作品的評價。這位薑伯伯是我父母解放初期在報社工作時的好友。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很多年中他們彼此相濡以沫以度艱難歲月。薑先生閑暇專攻書法，一九七九年複出後以其精美的小楷絕技聞名江南。他在書尾處最後注明：

1977年2月9日上午。大雪，去餘杭不成，悶極寫此。

10日嗬凍陸續抄完。老舒附記。

那篇《謀生》卻從此悄然隱去，再也沒有找到。但媽媽說，那篇《謀生》實際上是被她自己撕去的。解放後媽媽多次被隔離審查，考慮到《謀生》這個故事寫的是一個鄉下孩子，為了生活，被特務利用去做了壞事。爸爸擔心有人會懷疑與方震小學有關，到時有口難辯，不如撕去了事。

當我再一次翻閱這本小書時，猶如麵對一個傷殘的人生，瘢痕累累，難以修複。卻從書尾那一頁頁空空的白紙中，浮生出一種對於“夭折”的別解。——在我媽媽的後半生中，就連親近這“幼小”、表現和記述她的“靈魂”，也成為一種奢侈和無望酌夢想。她再也沒有寫作。隻能把她溢滿心扉的天真和爛漫，在那淒苦的年月裏，作為兒童節的禮物，轉贈於我。

一九四九年底一個漆黑的深夜，我媽媽在睡夢中突然被樓下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她好像聽見是張愷之在喊她的名字，急忙披衣下樓。剛一打開門，就被我未來的父親緊緊摟住，抱得她氣都喘不過來。她說你怎麽了出了什麽事？張愷之隻是一個勁地親吻她，從額頭一直吻到脖頸，最後連十個手指都一一吮過，卻隻是沉默不語，那神情莊嚴肅穆，好像是一次生死訣別。

你為什麽這麽晚來？出了什麽事？她掙脫了他，狐疑地問。

是……是有一點事……我，我準備離開上海……他吞吞吐吐地說。

為什麽？有人要抓你嗎？她懂得如果不是有了危險，他是不會離開上海的。

還沒有這麽嚴重。他說。

那是為什麽呢？

這個晚上，張愷之在迫不得已之下，對我媽媽實言相告：不久以前，南京來的內部消息，近期國民黨查禁的書刊目錄中，有他編的短篇小說叢刊第一輯《人性的恢複》；很快，盧坤也告訴他，出版這本叢刊的假地址——東長治路401號已被搜查。他向組織作了匯報，組織命他立即離開上海。今天，他收到了杭州來信，杭州的《當代晚報》邀請他去那裏工作。組織上已經批準了……

我未來的爸爸，一口氣說了這麽多，使我媽媽感到吃驚，卻又似在意料之中。組織？還有什麽別的組織呢？她其實早就猜想過多次了——她也許早該猜到他是一個共產黨員。假如他不是共產黨，怎麽會在“方小”附設的民眾夜校兼課時，給青年工人講述解放區的土地法大綱呢？他編的《人性的恢複》叢刊，就是以當時無處敢於發表的姚雪垠的小說《人性的恢複》作為書名的。這篇小說寫一個國民黨特務，監視知識分子，後來良心發現，終於棄暗投明；還有豐村的小說《一個軍法官的經曆》，也是直截了當地揭示了國民黨打內戰，不得民心，必然失敗……

這個夜晚，雖然張愷之的解釋含糊其辭，刹那間她還是什麽都明白了。

那我怎麽辦呢？她心裏忽然一陣空落落地發慌。

你留在“方小”。“方小”一定要堅持下去。我已經向組織上提出，我到杭州後，就設法去解放區。組織上同意我暫時不轉關係。我的上級領導說他可能過幾個月就去解放區，他會帶我一道走的。等我落下腳來，我自會來安排你……

他的眉宇漸漸舒展，又一次把她緊緊擁在懷裏，同她深深吻別。

我媽媽多麽想說一句：讓我同你一起走吧！但她說不出來。她想到自己不是共產黨員。這個瞬間她忽然明白加入共產黨畢竟還是很重要的，但為時已晚。

冬夜濕冷，寒氣襲人。從“方小”窄小的窗戶望出去，微弱的路燈像遙遠的星星，淹沒於廣袤的宇宙。她久久依偎在他的懷裏，心裏悵然卻又甜蜜。現在，不管怎麽樣，她已經知道他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了。他告訴了自己，他是共產黨，他才是她真正的愛人。賈起當年沒有告訴她，她無法救他；賈起也沒有成為她真正的愛人。而從今天開始，無論是坐牢，是犧牲，生生死死，她都會同他在一起。永遠永遠。

一九四八年春，我媽媽同張愷之在杭州正式結婚。這是因為我爸爸當時已做好了去解放區的準備。結了婚，等上海組織的通知一到即可啟程。到了解放區後，再設法把媽媽接去。他們以為離革命的最後勝利還有一段艱苦的旅程，他們沒想到，實際上全國解放已迫在眉睫。

我未來的爸爸受聘為杭州《當代晚報》總編輯，這一年他二十五歲。他每個月都悄悄去上海，同地下組織保持聯係。終於有一次，那位穿西裝的化名為老李的人對他說，組織上已經決定，他的情況非常適宜在杭州堅持地下鬥爭，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會關係，開展工作。去解放區的事，暫時就不要再提了。於是從那以後一直到1949年杭州正式解放，張愷之利用《當代晚報》總編輯的身份作掩護，為迎接杭州地區革命的最後勝利，可謂鞠躬盡瘁。

然而很久以來早已銷聲匿跡的裴嫣，便注定要在這個曆史性的轉折關頭，突然又一次出現。我早已說過裴嫣是一個對我媽媽一生有重大影響的人。她在革命成功前的最後一分鍾裏，終於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得亂七八糟。

當然她不是故意的。

事情實際上又是由我媽媽引起。她和我爸爸度蜜月時，因為我爸爸等待去解放區遲早要走，分手在即，兩人便上莫幹山遊玩。玩時不知怎麽就想起了裴嫣。裴嫣的丈夫薑弘任，當時已成為莫幹山所在地的武康縣縣長。我媽媽與裴嫣分手多年，既然她也結了婚，就該讓裴嫣也高興高興。他們兩人一起去拜訪了裴嫣。裴嫣喜出望外，同她丈夫薑弘任，專門陪著他們到山上玩了兩天。期間我爸爸試探過薑弘任對時局的看法，但他的回答含糊其辭。

過了幾個月，薑弘任突然專程來杭州找我爸爸，說他已被省府免去武康縣縣長之職，派為文成縣縣長。他來杭州時，恰好我媽媽正從上海來杭州度假。他說，文成縣是浙南括蒼山土共最活躍的地方，讓他去文成反共，他不願意。如果朱小玲能跟他一起去文成的話，在文成幫他同共產黨接上關係，他就索性率部在文成起義，投奔共產黨了……我爸爸出於警惕，說我們沒有投奔共產黨的關係。薑弘任說，那你們給我介紹上海的朋友吧，我多少可以做些有用的事情。我爸爸知道他同上海社會局的人有很深的關係，對打入敵人內部有利。就同意給他介紹一個上海的朋友。此人就是“方小”的林泉。但我爸爸畢竟已有多年地下工作的經驗，為了不暴露“方小”，他告訴了薑弘任一個茶樓的地址，讓他去找孫某。也許命運就是這麽奇怪，那一天，薑弘任來到茶樓找孫某，孫某不在，薑便說是通過孫某找林泉的。孫某的弟弟說，你既是找林泉，何不直接到“方小”去找呢。——至此，我們的故事就留下了一個麻煩的伏筆，為一九五一年開始的全國鎮反運動提供了觸目驚心的內容。

其實，薑弘任到了上海後，確實為地下黨做了一些工作。特別是他擔任了上海市軍民合作指導委員會的秘書長，能搞到上海外圍駐軍的兵力、兵種分布圖，這些情報對上海戰役十分有用。可惜這一切事實，都在幾十年刀光劍影的階級鬥爭中，被弄得麵目全非。

解放戰爭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黑暗中最後一段日子裏的最後一個故事，在革命勝利以後，也許都將成為莫須有的罪名。

曙色正在一日日顯露。太陽正從東方升起。天很快就要亮了。我和我幸福的媽媽一同迎接著那個勝利的日子。恰好是共和國誕生的那個月，我在愛情的巔峰被創造成一個新生命的胚胎。

我即將來臨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