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
序轉入一九五二年的初夏，我眼看就快滿兩周歲了。
在這個都家花園裏，除了那些警衛人員和班幹部，我是唯一一個自由的人。但我每次在花園裏玩耍，卻從不靠近那扇黑色的鐵門，我知道那是一道絕對不能逾越的界限。我害怕衛兵的槍，有時他們來逗我玩，我極不友好地尖叫著逃開去。我喜歡在食堂裏同那麽多人一起吃飯，把飯桶和搪瓷碗敲得當當響。我早已習慣了這種又像是共產主義、又像是監獄的生活。我從不央求媽媽帶我回家，出生至今，我還從未有家的概念。
那是一個靜悄悄的上午。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
剛剛下過一場雨，草地上落滿了紅紅白白的花瓣，像扔在水裏的糖紙，蔫蔫的皺成一團，一棵桃樹下掉了許多青青的小毛桃，空氣中浮**著青草和腐葉的氣味。那會兒我正在小洋樓的台階上玩，突然看見花園外麵的大路上，開來了一輛綠色的吉普車和一輛大客車，就停在花園洋房的大門口。帶槍的衛兵齊刷刷地跑步列隊，門裏門外排成了兩行。我有些怕，就往樓上跑，想去找媽媽。這時哨子響了，有人大聲喊著，快點快點，緊急集合了。爸爸從裏麵跑出來，一把抱住我說，好孩子，別動，就在這裏玩兒，我們一會兒就回來。我縮在一根柱子後頭，心怦怦直跳。
整棟房子裏的人好像都出來了，在台階下自動排成幾行。
那個平日總是板著臉的班主任，手裏拿著一份名單，用濃重的山東口音，大聲說：大家聽好了，我叫到名字的人，站出來！
我看見媽媽的脖子伸得老長。她好像比我爸爸還焦急不安。
她突然像是被雷電猛地擊了一下，身子晃了一晃。起初她以為自己聽錯了。但那個山東口音明明白白又重複了一遍。是的，是她的丈夫張愷之。我還聽見爸爸響亮地回答了一聲：到！
——叫到名字的人，馬上回宿舍去打鋪蓋，立即上汽車！那個聲音命令著。其餘的人，統統回房間去，不許說話！
沒有理由、沒有解釋、甚至沒有宣讀所謂的結論。隻有一個命令。一個必須服從的組織決定。
媽媽慌慌張張地朝那個人跑過去。她好像是要問問這到底是怎麽回事？他究竟犯了什麽罪？他要被送到什麽地方去？去多久？她作為他的妻子，她有權利知道啊。或者，至少應該給她一點時間。讓她問問他，還有什麽話要說，家裏有什麽事要安排……
但媽媽被衛兵攔住了。我隻看見她的嘴一張一合，看見她的胳膊在揮動。後來她的眼淚流了下來，她的黑黑的頭發四散開去。隊伍中，我的爸爸已經不見了。我終於“哇”地一聲大哭起來，跌跌撞撞地向媽媽奔去。媽媽緊緊抱住我，死死地箍住了我，我們滑倒在草地上，哭成一團。
不知是誰，在我們耳邊低聲說：別哭，別哭，孩子哭壞了怎麽辦？他們是送去喬司農場勞改的，頂多三五年，不算長不算長啊……
媽媽的肩膀猛烈抽搐，哭得越發傷心。哭聲中，我聽見鐵門外汽車發動的聲音，像大灰狼的嗥叫，在花園上空淒厲地盤旋，又一點點遠去……
這一天，在靈隱“革大”校本部所屬的四個分部，被處理成勞改的“學員”共五百人，是由省公安廳負責人講話宣布的。這批人連同監押幹警人員，分乘二十輛大客車，一輛接一輛地駛過靈隱路、西山路，然後轉上萬鬆嶺，向東沿著錢塘江邊疾馳而去……
一個星期以後，媽媽接到通知：調離省報，去市教育局報到。
我們終於離開了茅家埠的都家花園。我們走的那天，花園裏一朵花也沒有了。隻有一片陰森森的墨綠，綠得發黑。
我媽媽常常覺得自己的一生，差不多就是一場連貫的噩夢。
自從媽媽目睹我的爸爸被強行押走，媽媽好像突然間變了一個人。她的臉上再也沒有笑容，走起路來，步子很沉很重，老遠老遠，就能聽見她踢踏踢踏的腳步聲，像一輛脫了鏈條的自行車。媽媽的手帕幾乎每天都是濕的，她再也不掏出自己的手帕來給我擦鼻涕了。我不敢看媽媽的眼睛，那裏布滿了一根根血絲。眼神直愣愣的發呆，一眨一眨的，眼珠一動不動，像我的洋娃娃。後來我把那個洋娃娃塞到床底下去了，看見她我就想起媽媽絕望又憂鬱的眼睛，叫人想哭。
我和媽媽從仁德裏報社宿舍，搬到了一個叫西公廨的地方。
媽媽被分配在工農速成中學教書。那個地方離奶奶家不遠，我常常被叔叔和姑姑們從家裏背到媽媽學校、再從學校背到奶奶家，像一隻背來背去的包裹，然後把吃的東西填進我的肚子裏。一連幾個月，都沒有一個人來看望我們，周圍的人好像都躲避著媽媽，連同她說句話也是匆匆忙忙的就走開。媽媽的學生都是工農幹部，給這些階級覺悟很高的人上課，可不同於當年在“方小”給窮苦的孩子們教書，媽媽總是提心吊膽地擔心出錯。她夜夜睡不好覺，才幾個星期，媽媽就瘦得一塌糊塗，抱著我，細細的胳膊勒得我好疼。
幸好不久就到了暑假，媽媽決定去一趟上海。
那時媽媽已經設法打聽到爸爸的勞改期限：三年。一朝之間，張愷之從黨員幹部變成了人民的敵人。這個結果於他們真可謂是晴天霹靂。更糟的是，他和我媽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所謂“罪名”究竟是什麽。難眠的長夜中，媽媽思前想後，仍是覺得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大清洗，同她一直來接受的革命理論，完全是南轅北轍的兩回事。
所剩的一點書生氣，再加上尚未完全破滅的幻想，媽媽要親自去上海。去找當時同他一起入黨、工作的戰友，為他作出證明，至少，能幫助她向上級司法部門提出申訴。
她把我留給了奶奶。那天酷熱，我的頸下悶出了一層痱子。
我爸爸是一個十分珍重友情的人，以他一向對待朋友的熱忱，媽媽以為爸爸的朋友一定會同情她的處境，為她想想辦法。媽媽趕到上海一家大報的幹部宿舍，找到了爸爸做地下工作時生死之交的戰友，希望他們能幫她向有關方麵作些反映，也許能適當糾正“鎮反”的擴大化傾向。
她不停地擦著汗，急急忙忙述說著。麵對著丈夫當年最親近最信任的朋友夫婦，這一年多來積蓄於心頭的委屈和痛楚，猶如開了閘的江水，傾瀉而出。——你們是了解他的。她說。你們應該是最了解他的。可以說，他是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革命了，這樣處理他是不公正的啊……她的聲音哽噎了，她說不下去，淚水堵住了她的喉嚨。
那位朋友坐在沙發上慢慢地喝著茶，一言不發。他用杯蓋拂著水麵上的茶葉，那手微微地有些顫抖。他眼裏掠過一絲驚慌，避開了媽媽的目光。
他的夫人扭頭看了看牆上的鍾，又低頭看了看腕上的手表，站起來說，哎呀小玲，你來得真是不巧，你看我正要去廣州開會，馬上要去火車站了，我實在不能多陪你了呀。
媽媽眼眶裏的淚水，頓時就凝固了。
可是……她喃喃自語。她一時竟不知如何說下去。
那位夫人像是想起了什麽，從身上掏出幾塊錢，遞給我媽媽說，喏，這點錢，你就拿著買車票吧。凡事要想開些才好……
媽媽像是被什麽東西燙了一下，臉漲得通紅，她倏地站起來，退了幾步，怔怔地望著這位當年曾經一起在大街小巷裏張貼反內戰的標語，互相掩護著甩掉特務的跟蹤，曾一同挽著手參加遊行示威的女友——那個瞬間，媽媽忽而覺得自己好像從來沒有認識過他們。
媽媽輕輕推開了她的手，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那兒。
她沒有再去找任何人，當天傍晚就上了開往杭州的火車。
火車在黑暗的田野上奔馳。我媽媽疲倦地靠在座位上，傷心地閉上了眼睛。她真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場，然而，渾身軟綿綿的，連哭的力氣都沒有了。周圍都是陌生的旅人，一雙雙麻木的眼睛，像一堵無形的牆，隔開了她同這個世界的聯係。她不會再去找任何朋友了，在這堵看不見的高牆之下，所有的朋友都已離他們而去。即使還會有人願意幫助他們。她也決不想給任何人添麻煩。她從那對夫婦的麵孔上，看見了以往她從未體驗過的世態炎涼、人情冷暖；還有深深的恐懼和戒備。猶如她是一種傳播病毒和瘟疫的媒介，會把災禍帶給別人。但她不想怪任何人，在直屬班的一年多裏，她已多次感受了這種恐懼——人們連自己都保護不了的時候，還怎麽可能去保護別人呢？
她昏昏欲睡。朦朧中聽見一聲叫嚷：硤石車站到了！
列車緩緩地停下來。媽媽隱隱記起，大軍渡江前夕，我爸爸受地下黨的派遣，從杭州到海寧、平湖一帶，策動地方武裝起義，組建了杭嘉湖遊擊支隊，清掃上海外圍，為解放大上海鋪平了道路。而如今，這些事實卻成為他被宰割被殺戮的理由。這究竟是為什麽呢？
當初，她在那個混沌的年月裏，一步一步地尋找革命的時候，她心目中神聖的新世界，不是這般嚴酷這般無情的嗬。
車輪沉重的滾動聲碾過鐵軌碾過抽穗揚花的稻田碾過路基旁白牆黑瓦的農舍碾過她淩亂的鬢發。她的心被碾成一堆辨不清顏色的肉醬，一坨一坨從車窗裏飛出去……
她緊緊抱住了自己的肩膀。她覺得自己是如此的孤立無助。她曾是個棄兒，但她從不孤獨。直到今天，她才真正覺得自己確實是被這個社會拋棄了。就連能再救她一次的“養父母”也不會再有了。
媽媽——我在睡夢中喊道。
媽媽聽見了。她欠起了身子。昏暗的車窗外，遠遠地有星星點點微弱的燈光，閃閃爍爍，疾馳而過，像女兒亮晶晶的眼睛。媽媽緊鎖的眉緩緩地舒展開來。驀然間她明白了，現在她隻剩下了唯一的一個朋友，那就是她親愛的女兒。
她的胸口湧上一陣母性的柔情，溫泉般的熱流在她的血液裏震**，糅合著她心上的溝壑與傷痕。
她知道自己必得咬著牙站起來，從此挑起全家人的生活重擔。無論多重、多遠，她都得往前走，除此之外她別無選擇。
媽媽到家已是夜裏九點多鍾了。那個晚上我說什麽也不肯先睡，我要等媽媽，誰哄我也不聽。媽媽回來了，她顧不上洗臉，在奶奶在床邊坐下來，對奶奶平靜地說：媽媽我不能再瞞您老人家了。愷之他不是在學習，他已經被送去農場勞動了，要兩三年才能回來。從他走的那天開始，他的月工資就沒有了。他……
奶奶一聽，頓時哭了起來。幾個叔叔和姑姑也都哭開了。
於是我也一同哭。但這一次，媽媽卻沒有哭。
媽媽用手帕給我擦著眼淚。一邊對奶奶說：您不要難過，也不用擔心，我是張家的兒媳婦，從現在開始，我來負擔你們的生活。隻要我有工作，有一份工資，全家人就都有飯吃。就算是過得苦一點，日子總能過得去的。我們大家，都一定要……一定要好好地過下去，讓愷之他在那裏麵……讓他放心……
說到這兒，她蹲下身子抱住我，把臉埋在我的圍兜裏，猛地抽泣起來。
那是一個很冷很冷的冬天。
寬闊的平原，剛剛冬翻過的水稻田裏，長著一叢叢不冷的綠色的小草。媽媽說那叫苜蓿，可以做肥料和牲畜的飼料。一個斷了一條胳膊的稻草人，在寒風中簌簌發抖。幾隻極瘦麻雀在上麵鑽來鑽去躥上躥下，一聲不吭，人離得很近它們也不飛走。
天色一點點暗下來。在前麵的天盡頭，剩下最後一點血紅血紅的雲彩，又漸漸消失在茫茫的暮色裏。曠野悄無聲息，一個人影也沒有。隻聽見我和媽媽的腳步聲，在鹽堿地的小路上走過來又走過去。路麵凍得邦邦硬，踩上去，腳指頭脹脹地發疼。
這天早上，天還沒亮，我們就從城裏出發，坐長途汽車到了這個叫做喬司的地方。那會兒地上屋頂上全是一層銀白色的霜，好像下了雪一樣。然後我們就不停地走路，走得我的棉鞋上直冒熱氣，那些霜慢慢就不見了。我不停地問媽媽到了沒有，媽媽總是說快到了快到了，但實際上總是沒有到。後來我就蹲在地上哼哼起來，我說我再也走不動了，連一步也走不動了。媽媽手裏拿著一個大包裹，媽媽沒法抱著我走。又過了一會，來了一個農民伯伯，他把我像背一隻籮筐一樣背在身後，走起路來一暾一暾的，我覺得自己像一隻青蛙似的在他背上跳跳著。很快我就睡著了，醒來時我發現自己坐在一塊石板上，他接過媽媽給他的兩毛錢，大聲說：喏，前麵就是一分場了。
中午我和媽媽在一個小鋪子裏合吃了一碗光麵，麵湯清光光的連蔥花都沒有。我把湯都喝下去了，後來就蹲在路邊的茅草叢裏撒尿，撒完尿，媽媽說我們走吧，我們就要看見你爸爸了。
我們朝一座高高密密的竹籬笆走過去。籬笆前麵有一個門，左右兩邊立著兩座尖頂的小木房子。門口有背著槍的解放軍站崗。他讓我們等著，過了好久，一個腰上紮著皮帶的人走出來，他問我媽媽要找什麽人，媽媽說了我爸爸的名字。他翻開手裏的一本簿子，看了半天，搖搖頭對媽媽說，沒有，你要探視的那個人，我名單上沒有。
媽媽說，怎麽會沒有呢，是他們讓我們來這裏的。
那個人挺和氣地說，我是這裏的隊長，我不會不知道嘛。
那……怎麽辦呢？媽媽愁眉苦臉地歎著氣。我還帶著這麽小的一個孩子……
那人說，這裏是翁家埠，你會不會弄錯了地方呢？大部分犯人都在外喬司，那裏有場部，你不妨到那裏去問問看。
我覺得好奇，就問：媽媽，什麽叫犯人？
別插嘴。媽媽不理我。又對那人說，我們就是從場部過來的呀，他們叫我到翁家埠來的。媽媽摟緊了我。
那人想了想說：離開場部兩裏路的地方，前些日子開了一個新監房，有四個隊，要不然，你再到那裏去找找？
我們隻好重新又走到小路上去。我緊緊揪著媽媽的衣角，自己一步一步走。我說媽媽我的腳痛，媽媽說，媽媽給你唱個歌吧。媽媽就唱太陽光金亮亮。唱完了我的腳還是痛呐。媽媽說，媽媽給你講個故事吧。媽媽就講小紅帽的故事。講完了我說我的肚子又餓了，媽媽就從那個包裹裏掏出一塊餅幹給我吃。媽媽說就許吃一塊，那些要帶給爸爸的。我說那我不吃了，留給爸爸吃吧。媽媽放下包裹，冰涼的臉貼在我額頭上。有什麽東西癢癢地從我臉頰上淌下來。
又走了好久好久，媽媽見人就問路。天越來越黑了，我說媽媽我們怎麽還不到啊？媽媽說我們隻要走啊走啊總是會走到的。媽媽在我前麵蹲了下來，讓我趴在她的背上，她就這麽一隻手拿著包裹、一隻手托住我，搖搖晃晃地朝前走……
後來我們終於走到了一片有燈光的房子前麵。媽媽放下我，走上去敲門。裏麵有人問她找誰，她說找隊長。人說隊長不在，到監房去了。媽媽問監房在哪裏，那人說你問監房幹什麽，媽媽說我查問一個犯人在不在這裏……
我走過去問媽媽：我想知道，什麽是犯人呢？到底。
媽媽還是不理我。
那個人還是不開門，媽媽隔著門同他說著什麽。我在門外轉來轉去，就在這時，我忽然聞到了一股飯菜的香味，口水順著嘴角流下來。我不由自主地沿著那香味走過去，走了幾步，在牆根下發現了一隻漂亮的小白貓。它的脖子上有個小鈴鐺，一動那鈴鐺就零零地響。它弓著身子看了我一會，轉身就往一個大房子跑去，活像一隻滾動的皮球。我忍不住跟著它跑過去，它扭頭看看我，圍著我繞了一個圈，鑽進了那個有燈光的房子。我去追它，它一下子就鑽到桌子底下去了。
我正想跟著它鑽進桌子下麵去的時候，有個聲音在我頭頂說話——噯，這個穿花衣服的小姑娘真好玩，她是從哪裏來的……又有個人說，咦，怎麽，她不是誰誰的女兒嘛，怎麽到這裏來了？
這個人牽住我的手，問我是不是叫什麽什麽名字。我點點頭。他說你怎麽到這裏來了？跟誰來的呀？我說我是跟媽媽來找爸爸的。於是我扯開嗓子就拚命地喊媽媽。媽媽急急忙忙走了過來，一看見那人，媽媽就高聲叫起來，說哎呀原來是你呀牛朋，我總算是找對地方啦。
那個叫牛朋的人嘿嘿一笑說，這還多虧你的女兒呢，我是先認出了她的呀。否則，你找到天亮也找不到，那些人，總是把來隊裏探望的家屬，推來推去的……
一九八一年我回杭州探親時，曾在家裏遇到過當年的那位牛朋叔叔。他是從福建東山來杭州，向省公安廳申訴要求平反的。牛朋叔叔本姓馬，說自己是牛的朋友。他解放前在浙東金肖支隊當指導員，一九五二年在直屬班受審後，分配在勞改隊當了管教幹事，但一九五三年仍被清洗回鄉，直至一九八二年才平反恢複黨籍。
後來那個牛朋叔叔就帶我們到食堂去吃飯。吃完飯以後，門口出現了一個穿灰衣服的人，興衝衝朝我們走過來。
媽媽站起身，拉著我的手說，快，快叫爸爸。
我望著他，搖了搖頭。
那是你爸爸。媽媽使勁地晃著我。你不是來看爸爸的嗎？
我咬住了嘴唇，喉嚨幹幹的發不出聲音。他不是我想念的爸爸。他的頭發全被剃得光光的，他是一個——光頭。
奶奶的餐桌上，開始有了姑姑從湖邊挖來的薺菜和馬蘭頭。春天已經悄悄地來了。
這些日子，媽媽下課以後，總是伏在桌上寫啊寫的，讓我自己去玩。
我知道媽媽是在為爸爸寫申訴材料。媽媽暑假時去上海找朋友幫助，那種出乎意料的失望和傷心，使她幡然醒悟，她明白現在隻有依靠自己來為爸爸申訴。她帶著我從喬司看望爸爸回來後，越發堅定了這個決心。她一直記著爸爸被捕前在茅家埠悄悄對她說的話——假如我真的被送去勞改，你一定要想辦法為我申訴。
而如今，向上級司法部門申訴，就成了她唯一的希望和出路。
麵對厚厚一疊寫好的申訴材料，她卻又猶豫了。
如果由她出麵提出申訴，有關方麵和單位領導，會不會指責她喪失立場，為反革命丈夫鳴冤叫屈呢？她還算是個國家幹部，萬一再有個閃失，這一家老小的生活來源就真沒了著落……
她把我十七歲的大叔叔張其偉叫來，對他說，你大哥的事，是冤枉的，我到死都這樣認為。我們一定要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訴。但是我想最好能用你的名義出麵，你年紀還小，是個學生，他們不能把你怎麽樣。材料我都已經寫好了，你要是同意，就寫上你的名字。
大叔叔點點頭，簽上了自己的名字，就到郵局去發了信。
叫是一連好多天過去，那申訴信如石沉大海，就像一粒沙子掉進西湖裏，連一個水泡、一絲漣漪都不見。
那份寄給中央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訴書中，還附有爸爸留下的一大疊文稿。其中有一冊題為《摧枯拉朽集》的報章剪輯，裏麵的文章，全都是解放前一年，爸爸任《當代晚報》總編輯時寫的時事雜評。那時他在報上開辟了一個《朝花夕拾》專欄，每天寫一篇不署名的短文，以犀利的筆鋒，抨擊了國民黨的腐敗醜行，共有數百篇之多。爸爸曾叮嚀媽媽，必要時可以把這本剪報集拿出去，足以證明他當時的立場和行為。爸爸終究是一個知識分子，他以為真會有人來認真研究這些文章，然後為他作出公正的評價。現在看起來，這種願望實在幼稚可笑。
根本就沒人理睬那申訴信，連他那些心血結晶的文稿，也下落不明、不知去向。
每天都在焦慮而又毫無希望的等待中過去。媽媽又急又惱，她終於被司法部門這種對人的政治生命極不負責的冷漠態度激怒了。
她已顧不得瞻前顧後，憤然提起筆，親自給省人民法院院長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張愷之從事地下黨工作時的表現，黨組織應該是了解的。他的問題究竟出在什麽地方，司法部門應有確實的證據。我要求你們實事求是地對待一個對革命做過貢獻的人，哪怕是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希望你們能夠重新調查有關的曆史疑點，對他作出正確的結論……
她還在“應有確實的證據”幾個字下，加上了圈圈點點。
卻仍然是泥牛入海無消息。沒有答複，沒有人找她談話，甚至連法院究竟收沒收到過這封信，都無從知道。
媽媽在無望的期待中失去了耐心，她讓大叔叔以家屬的身份，上訪省人民檢察院。那天大叔叔回來以後，向媽媽複述了當時同檢察院工作人員的對話：
阿偉：我大哥到底犯了什麽罪？
工作人員：張愷之解放前被敵人利用，進行反革命宣傳活動。他交待問題時避重就輕，隱瞞了一些重大問題。
阿偉：我大哥是一個地下黨員，他一直在黨的地下組織的領導下工作。舉個例子，當時他作為《當代晚報》的總編輯，把新華社的廣播秘密收抄下來，改頭換麵，再以“本報收聽舊金山廣播”的形式發表，可以說為了宣傳革命，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你們說他進行反革命宣傳活動，這怎麽可能呢？
工作人員：情況是很複雜的，並不像你說的這麽簡單。
阿偉：我大哥解放前在上海、杭州、餘杭、海寧等地從事革命活動，冒著生命危險，做了許多工作，這總是事實。
工作人員：這我們當然會區別對待。你們家屬應該相信黨相信政策。張愷之這個人有才華、有能力，隻要他好好接受改造，重新做人，還是會有前途的。
大叔叔對媽媽說完了這些，臉上一片茫然。
媽媽的心揪緊了。她覺得這些冠冕堂皇的話，都是在搪塞應付，沒有一點兒實際意義和解決問題的可能。她眼前的最後一點希望，就像越升越高的氣球，終於在灰暗的雲層下破滅。炸裂的碎片，紛紛四散，隨風飄去，蹤影全無。
她能做的，隻是把大叔叔的上訪記錄，抄寫了一份，寄給了我爸爸。（那時的“犯人”允許與外界通信）我爸爸接到這份上訪記錄，對於自己竟然有一個“被敵人利用”的罪名，感到十分意外，前思後想，一陣困惑又一陣迷惘，最後不由得啼笑皆非了。
我那個鍥而不舍、執迷不悟的爸爸，從此開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申訴“運動”。他在喬司的勞改隊裏，幾乎每個月都向省市和中央的有關部門，寄去他一封又一封的申訴信。每個月我媽媽給他送去的衣物雜品中，最多的就是信紙和信封。他已記不清自己寫了多少重複的文字，記不清他在昏暗的燈下，把那些原本並不複雜的人事，翻來覆去地糾纏了多少個來回。他在連續申訴兩年以後，終於有一天，勞改隊的管教幹事交給他一張表格，要他如實填寫。表格的名稱是：“未決叛徒犯登記表”——我爸爸的眼睛亮了亮，他立刻意識到解決問題的時間快到了。他在“地下”時，從未被捕過，而現在竟是“未決叛徒犯”，可見對他的懷疑是入黨後又叛黨而同國民黨勾結。現在既然讓他填表，不是說明這種懷疑差不多快要被否定了嗎？
我爸爸填了那份表格的半年後——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也就是他在勞改農場待了兩年半以後，終於宣布不作刑事處理，無罪釋放。可是釋放並不等於平反，他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回到杭州，沒有黨籍，失去了幹部身份，也沒有工作。省公安廳勞改局利用他的專長，暫時讓他去辦一份勞改報紙。他自十六歲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十八歲從上海淪陷區到天目山《民族日報》當副刊編輯，十幾年來，寫下了百十萬字的散文、小說、雜文、新聞通訊等等。當年，也算是滬杭一帶的知名報人了。而這位優秀的特派記者，在他二十七歲被剝奪了寫作的權利之後，從此再也沒能寫過一個字的新聞報道和雜文評述。他一生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消耗於向司法部門無休無止的申辯和上訴。人說“著作等身”，我想我的父親可謂是“申訴等身”。至一九五五年他回到杭州後，他的申訴仍然持續不斷，一直堅持到“文革”之初，實在沒有可能再堅持下去為止。而那些字字血淚凝成的申訴材料，卻在歲月的嚴酷碾磨中，變成一堆無人問津的廢紙，隨一次次運動的狂飆而去，最後灰飛煙滅。
自從大叔叔去省檢察院上訪，卻答非所問，敗興而歸以後，我媽媽便從此放棄了這種自欺欺人的努力。她已對這種自我安慰的申訴感到了厭倦。她麵對的是自己五十多元錢的工資，要養活七八口人；麵對的是全家人一日三餐、柴米油鹽的現實。現實是如此艱難而又迫在眉睫。她這麽一個從來都生活在虛無縹緲的浪漫世界中的人，將如何把自己降落在塵埃彌漫的現實生活裏，度過今生今世這長長的暗夜呢？
在那個春天綿綿不斷的霏霏細雨中，她走在紫藤繽紛的落花之下，心裏忽然清朗，似乎有了一種大徹大悟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