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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糾纏她已久的噩夢似已驚醒，她開始覺得自己是走進了一場連綿無盡的夢遊中。無論痛苦還是歡樂，都失去了原有的滋味。無論已經發生過什麽，還將會發生什麽，都墜落於瑣碎的日子下麵，再找不到一種真實的感覺。她隻願自己長睡不起，如同浮遊在空氣中的塵埃，忽忽悠悠地隨風飄散……
在這冗長而沒有知覺的夢遊中，她唯一懸心惦念、依舊清醒銘記的，是她那個小小的女兒。
在蔚藍色的大海邊，住著一個老頭兒和他的老太婆，老頭兒每天撒網打魚，老太婆每天紡紗結線……
這是媽媽教我念的第一首詩。普希金的《漁夫和金魚的事》。
那幾年我們總是搬家，從仁德裏搬到西公廨，又從西公廨搬到中山中路，再從中山中路搬到紫金觀巷。那時媽媽已從工農速成中學調到杭州一中，又從杭一中，調到杭州女子初中。所以我們總是這樣搬來搬去的。我們搬家很簡單，隻有兩條被子一隻箱子和一些打成捆的書什麽的。我總是拎著那隻半夜用來撒尿的痰盂。媽媽收拾新家的時候，我就坐那隻痰盂上，像在小板凳上一樣。不管我們搬到哪裏，總是隻有我和媽媽兩個人。晚上上床睡覺以前，媽媽給我講故事。講完了故事，就教我念詩。
——有一天，老頭兒去打魚，第一網，打上來的，是一網水草……
媽媽停下來說，海裏的魚很少，但這個老頭，一心想打一條大魚。他是靠打魚生活的，打不到魚，他回家就沒有飯吃了。
我說。那他為什麽不去種田呢？
因為種田的人太多了。媽媽說。他的老太婆不讓他種田。
她又念……金魚苦苦地哀求著，老爹爹，放了我吧，你要什麽我都可以給你……
我每次念到“放了我吧”這句，媽媽就糾正我說：這四個字，重音在“放”字上，吐字要特別清楚，眼睛應該睜得大大的。你想，金魚被老頭兒捕在網裏，而魚一離開水，就會死掉的。假如老頭兒放了它，它就自由了。可以自由自在地回到大海裏，同它的爸爸媽媽兄弟姐妹們在一起玩兒了……
什麽是“自由”呢？我問。
媽媽抬起頭來望著窗外不說話。過了一會兒，樹枝上“嘟”地飛起一隻小鳥，朝著暗藍的天空飛去了。媽媽說：沒有籠子、沒有想抓它的野貓，小鳥心裏不害怕，這就是自由。
我撅著嘴說，媽媽去上班，我一個人心裏總是害怕。我不自由。
媽媽愣了一下，媽媽說好乖乖我們該睡了，不念詩了。媽媽再給你講個故事好不好？
我卻還在癡癡地想著那條可憐的小金魚。後來在媽媽學校的元旦晚會上，我還曾主動上台去朗誦過這首詩。台下的人拚命鼓掌，我得意極了，當時竟然站在麥克風前不肯下台，表示還想再念一首。我說我會背好多好多詩，都是媽媽教我的。這樣報幕的人又讓我念了一首唐詩，才算把我請下台去。
我跑下台時，聽見有人在我身後說，這個朱老師，還蠻有閑心的嘛，她老公送去勞改了，她還普希金呢……
我回過頭，傻乎乎地對他們說：普希金就住在我家的書架上啊。
老爹爹，放了我吧，你要什麽我都可以給你……
普希金是這麽說的。可是，老爹爹怎麽突然就不見了呢？
那是一個霧氣茫茫的早晨：天還沒有大亮，媽媽起床給我燒泡飯。剛點上煤油爐，聽見窗外有人在問路，打聽的就是她的名字。她開了門，一眼就看見老家洛舍店鋪當年的學徒阿三，背著一把雨傘，站在門口。她說阿三你怎麽來了？阿三低著頭說，師母讓你回去一趟家裏出事了。——出了什麽事你快說呀！——我師傅、師傅他，被縣上抓起來了，現在關，關在德清城裏的監獄裏……
阿三說完了轉身就走。媽媽怔在那裏，如五雷轟頂，喪魂落魄。
她忽然記起一年多前，曾經接到過父親的一封信，信上說，如今解放了，有了鄉政府，他不用再當那個鎮長，可以享享清福了。他完全擁護人民政府，為了做一點對百姓有利的好事，他打算重操舊業，掛牌行醫造福人民。信的後半部分，囑咐她務必把弟弟帶走，到城裏或是讀書、或是做工，但一定要想辦法讓弟弟離開洛舍。信尾用他工整的書法鄭重其事地寫了“拜托”兩個字。
當時她心裏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自從她十幾歲外出求學，從來都是花慣了家裏的錢，父母從未要她分擔過家裏的一丁點憂煩。而這次父親寫信來拜托她照料弟弟，難道父親有什麽難言的苦衷，或真是遇到了什麽麻煩麽？如此看來，父親一年前就已料到了今天這一劫難了，卻怕家人擔憂，忍著不說。這個阿爸，一生總是在替別人著想。
媽媽真想馬上就動身回洛舍去。卻又不敢貿然請假，怕領導說她同反革命父親劃不清界限。隻好先寫了封信去安慰我外婆，說阿爸雖是當過鎮長，但沒做過壞事，政府不會把他怎麽樣的。她眼下上課走不開，等一放了寒假就回去。
我爸爸剛剛被送去喬司勞改不久，我外公又被收審，看來也是凶多吉少。這樣的壞消息，對於我媽媽，無疑是雪上加霜了。
寒假終於來臨，媽媽把我扔在了奶奶家，自己一個人心急火燎地趕去德清。聽縣城的親戚說，我外公在監獄裏沒怎麽受苦，裏頭的人對他蠻客氣的，他生了病，還有人自動替他去勞動。據說外公每天都要出來給監獄夥房買菜，必得經過一家雜貨鋪。她就在那雜貨鋪門前等著。等了一上午也沒見人影，又等了一下午，外公還是沒來。她隻好到監獄去申請見她的父親。管教倒還和氣，領了人出來，讓他們父女二人會麵。她見父親明顯地瘦了許多，以往總是刮得幹幹淨淨的下巴上，生出了一層灰白色的胡碴，一坐下來就不停地咳嗽，好幾次，一口痰憋住，滿臉嗆得通紅。她想父親這一輩子，讀書行醫遊說鄉裏，雖談不上錦衣玉食，卻也是一介儒生，從未吃過苦受過罪，更何況是這樣的牢獄之災了。她輕輕給父親捶背，強忍著眼淚說，阿爸你要多保重身體，千萬當心別落下病，無論如何渡過這一關，以後的日子還長著呢。要相信政府，政府都有政策的，不會亂來的。外公淡淡一笑，說我曉得我曉得，你放心好了。我是做醫生的，自家的毛病自家曉得。說著又咳嗽，吐出一口濃痰在手帕裏，痰裏帶著殷紅的血絲。
我外公沒再多說什麽，分手時隻是一再關照媽媽：我隻是想那個杭州的小花兒，你給她拍張照片，下次帶來給我看看……
過了幾個月，我的外公最終因偽鎮長之職，定為曆史反革命。但無民憤，算是寬大處理，判了三年徒刑。兩年以後，又因在獄中表現尚好，被獲準保外就醫。外公回到洛舍家中後，終日咳嗽不止，卻依然抽煙喝酒，整天與四鄰的老友作方城之戰。過年時媽媽帶著我回洛舍去探望外公，曾勸他到省城的大醫院去看看病，外公總是推三推四。有一次被媽媽催得急了，慢吞吞說出一句話：你不要逼我，人的生死有命，不可強求。我天生是個快活的人，照這個樣子活下去，又有什麽意思呢？
外公最後因肺氣腫，死於一九五四年冬天。當媽媽帶著我和舅舅坐輪船趕到洛舍鎮時，天已完全黑了。我還記得門上寫著“朱萬興”三個大字的店堂裏，垂掛著一條條潔白的幔帳。櫃台上點著一根根白色的蠟燭，被風吹得忽閃忽閃。許多黑色的人影在牆上晃來晃去，陰森森的叫人害怕。
幾天以後，外公的棺材被架在兩條並列的木船上，送到鄉下去安葬。那一天，岸邊站滿了頭戴白花的大人和小孩，當船離岸時，他們突然都麵朝棺材齊刷刷地跪了下去，河上一片嗚嗚的哭聲，慢慢沉入水底。外公殮葬之日，鎮上的黃表紙賣得一張不剩。很多年以後，我回洛舍去，走在街上，還有一個挑著籮筐的老頭，追上來對我說：你外公可真是個好人啊。
外公生前是最喜愛我的。就像他年輕時寵愛我的媽媽那樣。
閉上眼睛，我總是看見外公坐在“朱萬興”店鋪門口的高腳凳上，一隻手抱著我，一隻手夾著煙，悠悠地望著小港那邊的風景。
——刨黃瓜兒——刨黃瓜——兒，噯，外公給你起個名字好不好，就叫小花兒，小花——兒，怎麽樣？外公把那個“兒”字音卷起來，又重重地翹上去，真把我笑死了……
外公留下的那隻墨綠色的鏡框，後來就一直放在外婆的床頭。它像一扇西式的玩具門，四周有一圈精致的門框，中間鑲著一片光滑晶瑩的雙麵玻璃，可以來回旋轉。這一麵，嵌著一張外公年輕時的照片；另一麵，是一扇鏡子。用手指輕輕一推，鏡子的銀光一閃而過，它悄無聲息地轉過身去，外公那雙仁慈的笑眼，就從背後轉了過來……
可我知道如今外公是死了。他孤零零地住在一個叫做砂村的地方。住在山坡上的一棵樹下。那年我四歲。
“老爹爹，你回來吧，你要什麽我都可以給您。”
在媽媽帶我回杭州的小火輪上，我有生以來“創作”加改寫的第一句詩，在滔滔的大運河上莫名其妙地脫口而出。
你說什麽？媽媽吃驚地問。
“老爹爹，你回來吧，你要什麽我都可以給您……”我又說了一遍。
媽媽紅腫的眼睛，眯得隻剩下了一條縫。她淚水盈盈地看著我，把我緊緊摟在懷裏。
……於是小鴨便去了。它在水上遊，鑽進水裏去；不過，因為它太醜陋，所有的動物都瞧不起它。秋天來了。樹林裏的葉子變成了黃色和棕色。風卷起它們，把它們帶在空中飛舞。空中是很冷的，雲塊低懸著，沉重地載著冰雹和雪花。烏鴉站在籬笆上，凍得隻管“呱呱”地叫。是的，你隻須想想這幅情景也會覺得冷的。這隻可憐的小鴨的確沒有舒服的時候……
我躺在被窩裏，媽媽倚在枕頭上。臨睡前，媽媽照例給我講故事，今天講的是一個叫安徒生的人寫的童話《醜小鴨》。
迷迷糊糊的，我問媽媽：小鴨為什麽這麽苦呢？
媽媽不說話。過了一會，媽媽說，因為它本來是一隻天鵝，所以其他的鴨子們都不喜歡它，把它趕走了。它有自己的天鵝媽媽，它不怕苦，它要回到它的朋友們那裏去，變成一隻真正的天鵝……
朦朦朧朧的，我看見許許多多的天鵝從我的頭頂飛過去。有一隻天鵝“嘎嘎”地叫著，煽著它的翅膀向我招手……
媽媽——
媽媽給我塞好了被角，輕輕吻了我一下，走到桌前，坐下來備課。每天晚上我睡了以後，她都還要在燈下工作。
她聽見自己肚子裏咕嚕嚕地響了一下。又響了一下。
還不到九點就餓了麽？她晃晃腦袋，咽了一口唾沫。
爸爸還在喬司農場勞改。這一年多來，媽媽在自己一個人全部的工資預算中，已經把除了吃飯以外所有的基本生活需求，都統統免除幹淨了。起初，住處離得婆婆家近，她就把自己50多元錢工資，都交給了婆婆。為了省下中午這一頓飯錢，她天天頂著烈日，走路回家吃飯。後來搬得遠了，除去她和我的生活費，她還是把其餘所有的錢，都用來撫養婆婆一家。而這些錢，也僅僅隻是剛夠維持婆婆一家五口人吃飯。兩個年齡稍大些的叔叔，在假期裏，還要打些零工掙一點錢來交學費。好在我的舅舅，已經在一個工廠當了學徒，可以自食其力；洛舍的外婆，靠著老家的家底子，變賣些家產，一個人總算能夠勉強度日。媽媽每用一分錢，都要仔細地計算了又計算，這對於我媽媽這樣一個從不知為瑣碎的家務、為柴米油鹽操心的人來說，實在是勉為其難了。在一項一項的開支中，媽媽把自己的開銷減了又減，而再減的隻能是她的夥食費。好多次她都是餓著肚子走上講台，她真怕肚子裏咕咕的響聲會讓學生們聽見。有一次窗外傳來收舊貨的叫賣聲，媽媽實在是太餓也太饞了，她找出一本舅舅丟棄的代數課本，拿去賣了，換了幾分錢，跑到路口的小鋪上，為自己買了兩塊油炸臭豆腐吃。那是媽媽唯一的一次“享受”。我記得媽媽常常用鹹蘿卜幹和腐乳下飯，但我的麵前，每天都有一個煮雞蛋或是雞蛋羹，飯後還會有一個小小的蘋果或是小小的橘子，還有一粒必須要吃的魚肝油丸。每次我剝開橘子，把一個橘瓣塞在媽媽嘴邊，媽媽總是把牙咬得緊緊地說，好孩子，媽媽不吃，媽媽怕酸呢。
……一天晚上，正當美麗的太陽下落的時候，有一群漂亮的巨鳥從灌木叢裏飛出來。小鴨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美麗的東西。它們白得發亮，它們的頸又長軟。這是一群天鵝。它們發出一種奇異的叫聲。它們展著美麗的長翅膀，從寒冷的地帶，向溫暖的國度，向不結冰的湖泊飛去……
媽媽——我在睡夢中也總是尋找著媽媽。
媽媽站起來，俯身親了親我。她為自己倒了一杯白開水，暖著手，然後不出聲地一口一口喝著。她覺得身上暖和了些，肚子也不那麽餓得慌了。她低下頭去繼續備課，手指無意地搓捏著教案上的那隻鋼筆帽。筆帽箍在手指上的時候，好像一隻戒指。
她忽然想起來，她曾經是有過一隻金戒指的。
那隻金戒指，是她結婚時，我的奶奶送給她的。後來，外公外婆也把一隻金戒指給她做了陪嫁。她又把它轉贈給了我爸爸。這樣，他們實際上就有了兩隻金戒指。但到了一九四八年淮海戰役前夕，爸爸在開辟餘杭橫湖地區的秘密武裝時，缺少經費，就把這兩枚戒指，都兌換成了金圓券，用於地下活動工作了。他們再也沒有自己的一點積蓄。結婚時，除了外公外婆為她添置的一些衣物，他們沒有置辦任何家具，現在家裏用的寫字台和一個櫃子，還是不久前，從洛舍老家運來的。
假如那兩枚金戒指還存在箱底，那該多麽好嗬。媽媽傻傻地想。至少眼前所有的難題都能暫時緩和一下了。女兒也能有過冬的新衣服了。可當時，她和愷之怎麽竟然連想都沒想過，他們會遇到這樣突如其來的災難，人生還會有如此不測不備不防的不時之需呢？
肚子又咕咕地叫了起來。
她不能再喝水了。喝水其實也是沒有用的。
她決定上床睡覺。也許隻有睡覺是最好的辦法。睡著了就什麽也不知道了。
卻仍然睡不著。肚子餓得難受。她翻了一個身，又翻了一個身。
肚子餓是能忍受的。她對自己說。令她無法忍受的是周圍的人的眼神。好像她是一個傳染病患者，同她多講一句話，都會變成敵人。學校領導總是把最吵的班級分給她、把別的老師不願幹的事情交給她做。在教研室裏，她坐的桌椅是最破舊的、她用的教具常常殘缺不全——她默默忍著。但她卻沒有資格說不。她沒有資格是因為她的丈夫和父親都是所謂的“曆史反革命”。反革命是人人避之而不及的。當革命勝利以後，人人都要表明自己是最最革命的了……
隻有到了深夜，在難耐的寂寞和饑餓中，媽媽才能將人們那如刺如棘的白眼，一根根從她心裏拔出來，滲出滴滴血珠，再一口口吞咽下去。她要為了女兒、為了丈夫、為了全家人，好好地活著——為此她甚至沒有權利自殺。丈夫在茅家埠的時候，曾對她說過，無論發生什麽情況，也要堅強地活下去。丈夫說過，他相信自己願為之獻身的新中國，不會沒有他們的容身之地。
她要看看這個世界究竟會變成個什麽樣子。
饑寒交迫的長夜裏，我媽媽津津有味地咀嚼著那些遙遠的童話，與睡夢中的我分享。也作為她自己的精神宵夜，聊以充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覺得，我在媽媽心目中，是作為一個美麗的童話存在的。這個日日與她相伴的童話，就成為她精神的避難所，也是她流亡的靈魂最後的寄存之處。
常常是舅舅來幼兒園接我。他在大門口看到我，就往地上一蹲說：上來嘍。我趴上他的脊背，用手摟住他的脖子，他就像一陣風似的跑起來。一邊跑一邊給我講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故事。所以孫悟空在我腦子裏的印象，總是氣喘籲籲的。有時是姑姑來接我，她背我的時候，常常把我的兩隻腳拖在地上。她的頭發裏總有一股汗味，脊背上的汗有時把我胸口的衣服都洇濕了。長大以後我才知道，姑姑其實隻比我大五歲，那是一個不到十歲的孩子背一個四歲多的孩子。有一次姑姑背我上樓梯，身子一晃，我們兩個都從樓梯上滾了下去。後來好多天我們臉上都塗滿了紅藥水。他們有時把我背到奶奶那兒，有時把我背到媽媽上課的教室外麵，讓我在那兒等著她下課。操場兩邊長滿了狗尾巴草和風仙花。伸手去采，那花子兒就會“啪”地一聲跳起來。我采了許多狗尾巴草，坐在教室門口的台階上，坐著坐著就睡著了。這種等待使我很憤怒。有一次我就學著街上的小販，在教室門口走來走去，怪聲怪氣地喊著：“賣豆子嘍——賣豆子……”希望能引起媽媽對我的注意。教室裏哄堂大笑，媽媽卻仍然不理我。她每次都是最後一個離開教室，等她帶我去吃飯時，食堂的飯常常都冰涼了。晚飯後假如媽媽還要學習（是一種叫做政治學習的學習），她就讓姑姑把我背到奶奶家去。奶奶家一點都不好玩，如果在樓板上跳一跳，樓下的人就會大聲喊：房子跳坍啦！有什麽東西掉在樓板上，一下子就從樓板的縫裏漏到樓下去了。隻有小叔叔養的蠶寶寶我最喜歡，它們不聲不響地呆在一隻套鞋盒子裏，吃桑葉的時候，那個像鼻子一樣的嘴巴，在桑葉上沙沙地咬出一個半圓形。我盯著它們看，始終不明白它們回過頭來，怎麽會知道還從原來的那個口子吃起。蠶寶寶到了快要吐絲的時候，渾身變得透明好像一肚子都是銀絲。可惜有一條蠶寶寶讓蚊子叮了一口，身上腫起了一個大泡，還沒吐絲就死了。我和小叔叔為它哭了一場。
隻有星期天，媽媽才屬於我。媽媽給我穿上淡藍色帶花邊的連衣裙，頭發上係一隻大大的蝴蝶結，帶我去爬城隍山。山頂上有個老頭賣一種番薯餅，在山腳下就能聞到它的香味。每次我們上山的第一件事，就是買一塊番薯餅兩個人分著吃。然後我們就在山上的石頭縫裏繞來繞去地捉迷藏。媽媽說這些石頭叫做十二生肖，每個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屬的那個動物。我喜歡騎在老虎的背上。如果剛剛下過雨，它的背光溜溜涼絲絲的摸上去很舒服。太陽一出來，它就毛茸茸的很暖和。我說要是讓它背著我去幼兒園就好了。媽媽就咯咯地笑。有時媽媽也帶我到湖邊去，讓小叔叔教我釣魚。小叔叔挖很多蚯蚓，一釣就釣起一隻大青蝦。每次小叔叔去釣魚，我們中午就有油爆蝦吃。有一次小叔叔幫我裝好了魚鉤，告訴我那個白色的魚漂一動，就趕緊往上拉。我拉起來一看，卻是一根稻草，不是漁夫的那條金魚。否則，我一定會把它放回西湖裏去的。
在紫金觀巷的那個大雜院裏，我有了一個要好的小朋友，名叫秀華，是一個校工的女兒。有一天，媽媽不在家，她來找我玩。她指著桌上一瓶金黃色的粉末，問我那是什麽。我告訴她那是蛋黃粉。她說好吃嗎？我說很好吃很好吃的，媽媽說很有營養。她說你給我吃一點兒好不好？我爬到桌上擰開瓶蓋，用一隻調羹舀了一點放在她嘴裏。媽媽說一次隻能吃一調羹。我說。她嘖著舌頭說真好吃啊，我從來沒吃過這麽好吃的東西，再給我吃一點好不好？我就又給她吃了一點。她說你不吃呀？我說我今天已經吃過了。她說反正你媽媽又不在家，你媽媽不會知道的，於是我也吃了一調羹。蛋黃粉實在是太好吃了，又香又甜，我忍不住又吃了一點。她說再吃一點好不好，再吃一點就不吃了。我們兩個人就又各吃了一調羹。她說我們索性再吃一點吧，再吃一點真的就不吃了。我們又吃了一點。當我終於忍住不再吃它的時候，我發現瓶子裏的蛋黃粉已經快沒有了。
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挨打。媽媽在這以前從來沒有打過我。那天媽媽真的很生氣，一邊打我一邊說，這蛋黃粉不容易消化，你吃壞了怎麽辦啊！
就在那時候，有人敲門，敲得很急。媽媽放下我去開門。她在門口愣住了，半天也不說話。後來她就撲在那個人的胸前，嚶嚶地哭了起來。我提上褲子，好奇地走過去。我看見一個男人，把媽媽緊緊抱在懷裏，還用手輕輕地拍著她的背。門口的地上，放著一隻鋪蓋和臉盆背包什麽的。我想這是個什麽人呢？他幹嗎讓我媽媽哭啊？
那個人看見了我，放開媽媽，迎著我走過來。他蹲下身子，張開雙臂，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他對我說：來，叫爸爸，你的爸爸回來了。
我扭過頭去不理他。爸爸？我已經不記得我還有個爸爸了。
叫爸爸——媽媽用很嚴厲的口氣對我喊道。
我抿緊了嘴。我根本就不認識這個人。
他向我挪了挪身子，伸出手一把抱住了我。
——你走開！我尖聲大叫，嚇得哭了起來。拚命地掙脫了他的手，朝媽媽跑去。
他的胳膊頹然鬆開了，垂落在地板上。忽然又猛地抱住了自己的頭，頭埋在膝蓋上，嗚嗚地哭出了聲。媽媽扔下我，走過去伏在他肩上，同他抱頭痛哭。我一看這情景，反倒自己止住了哭聲，在一邊傻看著他們。後來差不多有一個多星期的樣子，我一直不肯開口叫他爸爸。
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見我父親大哭。他從喬司回到杭州那一年，我已快滿五歲了。後來的許多年裏，我的爸爸也總是這樣來了又走，來來去去。由於童年的經曆，我和父親之間，始終若即若離，彼此都感到生疏和隔閡。
……她的一雙小手幾乎凍僵了。唉！哪怕一根小火柴對她也是有好處的。隻要她敢抽出一根來，在牆上擦燃，就可以暖手！最後她抽出一根來了。哧！它燃起來了，冒出火光來了！當她把手覆在上麵的時候，它變成了一朵溫暖、光明的火焰，像一根小小的蠟燭。這是一道美麗的微光……
現在我可以自己一字一句地來念這篇《賣火柴的小女孩》了。我已經上了小學一年級，我認得了好多好多字。除了學校的老師，還有一些字是媽媽教會我的。媽媽給我買了一本《安徒生童話故事選》，其中好些故事，我早都聽媽媽講了許多遍了。我喜歡這個叫安徒生的人。
小學第一個學期開學那天，媽媽還送給我一本書，封麵上有一個卷頭發的漂亮小姑娘，書名叫做《一年級小學生》。那個小姑娘的名字叫瑪露霞。當然，她是個蘇聯人。後來媽媽照著瑪露霞的衣服式樣，給我做了一條紫紅色寬背帶的圍裙，周圍有一圈帶褶的花邊，罩在白襯衣外麵，看上去像裙子似的。我穿到學校去，同學們都圍著我看。看來看去，就有男生朝著我做鬼臉，大叫：哈哈，你們看，後頭沒有的！於是大家都跑到我身後去看，然後都哄地笑開了，說：真是後頭沒有的，裙子穿長褲，沒看見過！那以後我死活也不肯再穿那條瑪露霞式的圍裙了。媽媽好不容易給我做的一件新衣服，隻好壓在箱底。媽媽效仿蘇式學生裝的創新企圖，就此宣告流產。
我的書包也常常是大家取笑的目標。開始時，媽媽親手給我做了一隻花布的書包。但因為她以前從來沒做過針線活，居然把那隻書包縫得歪歪扭扭，又窄又短，根本就放不進去鉛筆盒。我因此十分苦惱。有一天，我在寫字台抽屜後麵的空當裏，發現了一隻像書包那麽大小的手提箱，綠格子布麵，箱蓋上有金色的搭扣和把手，雖然有點舊了，但很好看也很精致。我問媽媽這是個什麽東西，媽媽說是以前外公放文件的。可惜它不是像書包那樣扁扁的，而是方方的。媽媽說，哈，你不如就用它作書包算了，拎著它，真的就像瑪露霞了。我不肯，說這和別人的書包都不一樣，同學會笑話我的。媽媽嚷嚷說，嗨，不一樣才好呢，還不容易拿錯哩。一個人就應該和別人不一樣嘛，否則你就成了別人了。於是我隻好很不情願地提著那隻書包去上學——結果第一天，我就遭到了男生的襲擊。在回家的路上，他們圍著我的書包團團轉，說這不是書包而是一隻匣子，用來裝洋片和玻璃球倒是蠻好的。他們讓我把匣子交出來，我不肯，他們來搶，危急中，我拿出削鉛筆的小刀，用刀子割傷了一個男生的手指。第二天，男生向老師告了我的狀。老師說我的書包像資本家，以後不許用了，還讓我在黑板前麵罰站認錯，又通知媽媽來把我領回去。媽媽很不理解地嘟囔說，連用什麽書包都要管，這些人是怎麽回事啊？媽媽這次的“書包改革”，也就此宣告失敗。她一氣之下，就把我轉學到她教書的中學隔壁的一所小學去了。
我發現媽媽這個人，總是同別人想得不一樣。有時，她好像不是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人，事事別出心裁，然後又處處碰壁。不過她從來不因此懊喪。她生氣的時候，就倒在**看書，從枕頭下拽出一本《格林童話》或是《伊索寓言》什麽的，看著看著，她會“撲哧”一聲笑起來。我說媽媽你笑什麽呀？她還笑個不停，說來來來，過來，媽媽給你講個故事。她就講《幸福的漢斯》講《狐狸和貓》給我聽。講完以後要是問她，媽媽你剛才為什麽生氣，她笑嘻嘻眨著眼睛說，哎呀剛才我是生氣了嗎？你看，連我都忘了那是為什麽……
就在我上小學那年，媽媽給我生了一個小妹妹。妹妹生在中秋節那天，我和爸爸去醫院看望媽媽，爸爸在路上給妹妹起了一個名字，叫做嬰音。爸爸說，讓妹妹像嬰兒的聲音一樣純潔。媽媽也很喜歡嬰音這個名字。我一直不明白，妹妹生在月圓之日，為什麽不叫她圓圓或是亮亮什麽的，而要叫嬰音呢？從抗抗到嬰音，中間相隔七年之久，我父母的心裏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麽變化？
當我長大以後，對於自己和妹妹名字的差別，曾很多次絞盡腦汁。爸爸媽媽在50年代初，為著自己心目中神聖理想而生的那種激昂的反抗、抗爭、抵抗精神，卻在莫測多舛的命運中，一次次陷入惶惑和迷離——於是他們不得不開始向純淨、高潔、稚拙和素樸的人生願望求助。“嬰音”是一個坦白的陳述、一次無悔的回首和回歸。當嬰音到來時，他們對自己的人生追求，重新作了判斷和肯定。所以嬰音這個不起眼的名字，卻也許蘊藏了至關重要的含義。很多年以後我才漸漸悟到，“嬰音”的出現，是否意味著一種精神和理想的修正。“嬰音”是一個排斥一切世俗的代碼，他們注定要恪守著這一崇高的信條，固守自己靈魂的那方天地。
河水帶著一個瓦鍋和一個銅鍋流著。那瓦鍋對銅鍋說道：請你離開我遊泳，不要靠近來。因為你如碰著我，我就碎了，即使我並不想要碰你。
這就是說，在貪婪的國王的近地住著的窮人的生活是很不平安的。
這是《伊索寓言》中，“兩個鍋”的故事。
我已經能把書上的字，念得很流利了。我的成績單上都是5分。
但我卻不太懂得這個寓言的意思。晚上我去問媽媽，媽媽說：一個瓦鍋和一個銅鍋，你動腦筋想一想，是瓦鍋結實呢，還是銅鍋結實？
當然是銅鍋結實了。我回答。
所以，瓦鍋和銅鍋在一條河裏流著，瓦鍋就擔心銅鍋會撞著它。瓦鍋如果在岸上，平平安安的，也許能用很久。但在水裏漂著，水裏有浪有漩渦，它不能掌握自己的方向，隻要有個堅硬的東西撞擊它，它是不堪一擊的。因此它很害怕……
媽媽講到這兒，忽然停住了。她的臉色蒼白，呼吸也急促起來。她合上了我那本《伊索寓言》，摸摸我的頭說，你快考試了，先不要看課外書了好嗎？然後她默默走開去，不再理會我。
那時媽媽學校的牆上，已經出現了許多大字報。我知道那叫“大鳴大放”。我每天都在那些大字報底下鑽來鑽去，和小朋友捉迷藏。但是媽媽很少在那些大字報下停留。她走過牆根時，步子，總是匆匆忙忙又慌慌張張的。
天空烏雲密布，一場更大的暴風雨，席卷著棍棒刀劍傾瀉而下。一九五六年的肅反運動剛剛過去不久，“反右”運動又開始了。
那些日子媽媽的右眼總是跳個不停，她覺得一場災難又要降臨了。就學校的這些老師來說，她大概可以算是唯一一個“三位一體”的“人選”了。——她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父親是個判過刑的“偽鎮長”；她的丈夫是個勞改剛回來不久的“曆史反革命”；而她自己，曆史上曾經被捕，1956年再次確定的審幹結論上，還是認為她有“自首行為”，沒有把她打成“叛徒”，已是萬幸的了。就她這樣的政治狀況，隻要說錯一個字一句話，都將跌落萬丈深淵，永劫不複。她是一隻地地道道的瓦鍋，且已是遍體裂紋、傷痕累累。不要說有隻銅鍋來撞她，就是漂來另一隻瓦鍋，不經意地一碰，頃刻間土崩瓦解的，隻能是她。
那段時間，媽媽整日裏沉默寡言，連故事也不給我講了。
就在“大鳴大放”最熱鬧那會兒，有一天媽媽低頭走過大字報前，她知道大字報的內容，大多都是反映有關知識分子待遇的，比如教師的宿舍太擁擠、教學條件太簡陋、學校黨支部有官僚主義等等。媽媽雖然心裏讚成這些意見，但她卻不願也不敢出頭露麵。因此當有一天，同一個教研室的老師，攔住她請她簽名時，她有些遲疑不決。她明知道自己不該簽名，但不簽又覺得對不住同事。她把自己的名字寫得潦草之極，潦草得幾乎看不出是誰。
“瓦鍋”順水漂流，隻能盡可能小心地躲著漩渦和惡浪。
蛇引出了洞，獵人很快就開始了迎頭反擊。
開始有人檢舉揭發朱小玲的反黨言論了。
所謂的“反黨”言論，是說她曾經穿過一件銀灰色的海孚絨大衣，上班時對×××說，你看這大衣還是我結婚時，父親送給我的，那時也不貴，現在怕是再也買不起了。
明擺著，她這不是在散布“今不如昔”，又是什麽呢？
又說她認識一個叫劉季野的人，那人是杭一中的語文教師，一九五五年被打成胡風分子。她同他有過來往，應當老實交代她和他之間的反動言論。
還有人說她想讓女兒學彈鋼琴，帶女兒去看戲，從不看現代戲，都是看的什麽外國歌劇或是莎士比亞的話劇；給女兒買的書，幾乎沒有幾本是中國書，她這不是培養女兒走白專道路，又是什麽？從這些事實可以看出，她的資產階級思想何等嚴重……
同一個學校的老師中，那些出身好的、那些丈夫是軍人或是幹部的、那些剛從師範畢業的、那些曆史清白的……都像是壓在媽媽頭上的磚塊，一層層越壘越高、越砌越懸，一塊塊壓得她喘不過氣來，卻有口難辯，連解釋的可能都沒有，唯恐言多語失。
“瓦鍋”心裏明白，她必須在自己那易碎的外殼上，設法裹上一層防護的布、油氈、三合板或是別的什麽。哪怕是一根稻草。她不能就此任人擺布、由人宰割。她隻有自己來救自己。而且應在校領導作出最後的決定之前，反守為攻，轉移目標，先把自己從火力的中心解脫出來。
很多年以後，我媽媽又一次對我講述了這件事。她講得坦率而平靜，但她說她永遠不能原諒自己。除了賈起之死，她一生中似乎沒有太多懊悔和愧疚的事情，而這卻是其中一件。
你想那個時候，我這麽一個從不關心政治、不求上進的人，還能有什麽錦囊妙計呢？媽媽自嘲地說。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拋出別人、保護自己——檢舉揭發別的老師。我們教研室有個女教師，據說也有曆史問題，領導把她列為重點。我就揭發她說，她平日在辦公室，舉止行為十分詭秘，寫了什麽東西，就搓成一團，收藏在她抽屜裏的一隻布袋中。這隻布袋子非常可疑，它究竟有什麽不可告人之處，應該將其公開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我揭發的當天，校領導就命令她把那隻袋子打開，她一邊解袋口的繩，一邊手都顫抖了。但結果大出意外，那裏麵是些廢紙、還有粉筆頭、用壞了的別針等等雜物，什麽名堂也沒有。我愣了，滿臉通紅。領導把那隻袋子拿走了，說還要研究研究，並且表揚我警惕性高，是好事。當時我恨不得鑽到地下去。幸虧她後來倒沒有因此而打成右派，隻是把她下放到郊區的中學去了。她臨走時收拾辦公桌，悄悄對我說，你不知道，我是個基督徒，有潔癖，一點點髒東西都從來不亂扔的，就準備了那隻布袋……我這才明白了那隻布袋的來曆，心裏很難過，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聽完了這個故事。我同樣也說不出話來。
似乎是有一點失望。對於我所尊敬的媽媽。
失望之餘，又有一種悲哀漸漸升起，為周圍所有的人。這些年裏，其實我也同樣體驗了這種“你死我活”的人生哲學。作為一個生活在五十至八十年代的中國人，恐怕幾乎沒有一個能幸免被人所整而又整人的悲劇。然而由媽媽親口對我述說的這件往事，就有了一種更為辛酸的含義。
“反右鬥爭”的風暴終於過去了。媽媽竟然僥幸“漏網”逃脫，最初連她自己都不敢想象。她一直沒有搞清一九五七年自己之所以未被打成“右派”的真正原因——或許是由於當時學校裏有比她的言論更加“反動”的教師捷足先登；或許是因為“右派”的指標暫時已湊足夠數？但她本人以為最大的可能，則是學校的教導主任唐佩蘭，在暗中扶了她一把。那個我稱作唐媽媽的教導主任，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她精明嚴厲，全校的人都怕她。但她每次一看見我，就笑嘻嘻地問我考試得了幾分。她喜歡學習好的學生，自然就喜歡講課最受學生歡迎的我媽媽。媽媽說，唐老師知道她家裏的困難情況，也了解她的曆史和為人，再把媽媽打成“右派”，唐老師實在是於心不忍。媽媽堅持說那個時候偶爾也會“正義戰勝邪惡”。她願意這樣去解釋一場被避免了的災難，這個猜測比較符合媽媽一向的人道主義理想。時至“文革”，唐媽媽被送入“牛棚”隔離審查，與我媽媽關在一起。她的丈夫，杭州市另一所重點中學——杭州二中的校長黃懷仁，被造反派批鬥致殘，最後死於癌症。他們所力行的人道主義，卻並沒有回報於自身。
然而一直持續到一九五九年的“反右鬥爭”，卻仍然給我們一家造成了新的威脅。爸爸從一九五五年回到杭州後，開始被暫時安置在公安廳勞改局教育科，編一份給犯人閱讀的《新生報》。他的工作能力很得教育科長的賞識。那位科長為他寫了證明，推薦他去省招聘委員會應聘。爸爸幾乎就在將被重新錄用之際，由於“反右”開始，一切努力付諸東流。那位教育科長也被打成了“右派”。不久後，我爸爸接到通知，從市內機關調去郊區屬勞改部門管理的“留下果園”，參加“生產自救”。從此又一次開始了他作為一個勞動者的艱苦生涯。
自從爸爸被送到“留下果園”去之後，每個星期六的晚上，媽媽就帶著我和妹妹，到龍翔橋的六路汽車站去接爸爸。經常的，眼看著那些下了汽車的人，一點點散盡，爸爸卻連個影子都不見。我們在路燈下等啊等啊，一直等到末班車過去，汽車站上一個人都沒有了，媽媽才歎口氣說我們走吧，他們大概又不放假了。爸爸一般隻能兩個星期回來一次，是晚飯以後才到家，第二天下午就得急急忙忙趕回去。我算了一下，他在家裏的時間，從來沒有超過二十四小時。就是國定假日也不例外。每次他回去的時候，媽媽總是拉著我們的手，把他送到6路車站。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我對於星期天的印象，是同那個破舊的6路汽車站連在一起的。
以後的歲月變得模模糊糊，籠罩在一片無休無止的**雨和迷霧之中。媽媽甚至都記不清後來的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一九五九年反右傾、三年困難時期還有四清，這一個個運動和災難，她拖家帶口，究竟是怎麽過來的。在那些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而又不得不言不由衷的假話後麵，媽媽的心底漸漸滋生了越來越多的疑問：不僅像她父親那樣的在抗戰時期做過一些好事的開明人士，不被這個製度所容；她曾經冒著生命危險從事地下工作的丈夫，也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大牆”下被剝奪了政治生命；一個個正直而有才華的朋友們，相繼戴上了這樣那樣的“帽子”，正從這個歌舞升平的時代一點點消失；就連她自己，從十幾歲就傾向進步、追求革命，並受過國民黨迫害的人，竟成了階級異己，被打入社會的底層——革命者或是同情革命的人，到頭來統統被革命所“革命”，那麽革命究竟是為了什麽呢？難道她年輕時所希冀的那個平等、民主和自由、富足的社會，隻是一個虛妄的夢麽？
她不敢往下想了。這些念頭，連想想都覺得可怕。
“瓦鍋”在歲月湍急的水中漂流，身不由己。但這隻“瓦鍋”的不可救藥之處，或者也可說是與其他易碎的泥缽、陶罐、玻璃瓶的不同之處，就在於這恰恰是一隻想入非非的瓦鍋。當她偶爾遇到一段平緩的河段，使她能稍稍地喘息和休整之時，她便津津有味地開始觀看岸邊的風景。蔥鬱的森林和高聳的峭岩令她陶醉，山坡上啃著青草的小羊使她著迷。她想這世界總會有一個她靈魂的流亡之地，她相信自己定能尋得一個逃避的去處。她惹不起難道還躲不起麽？她將要把自己的心藏入一個美麗的河灣，一個無人能夠侵襲的角落，去做一個飄然出世者。
多年以前媽媽在洛舍小鎮的孤寂與苦惱中，曾經安慰了她的那些文學作品，在六十年代的貧窮和壓抑中，重又在她心裏絲絲縷縷地複蘇。像那個時代許多追隨革命的人一樣，她早已是一個不信奉宗教的人。但當著神聖的宗教被更為神聖的“信仰”這個詞語所代替；當著許多人的信仰正一天天演化成一種新的宗教時，她卻隻能沉溺到她的書本裏去，將她心靈深處那些美麗的童話，建築成一座她所獨享的理想主義宮殿，並逐漸創造出一個可以稱之為童話理想主義的怪物，作為自己支撐苦難的另一種“信仰”。
人到底是不可沒有宗教的。正如沒有神可以造神；沒有神壇可以堆砌神壇。媽媽在少年時代曾那樣癡迷的信仰破滅後，她終究空落，她需要用那些遙遠而美好的故事，暫且充當撫慰痛苦的聖經。
在那一段漫長而淒苦的歲月裏，媽媽一步步把我引入她苦心營造的另一種夢遊幻境，讓我在她虛擬的童話世界裏，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