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末年終，女兒期末考試在即。小東西渾然不知憂愁，倒是我這個做娘的忙前忙後，一條條地出複習題，一條條地講解，再一條條地劃勾打叉。
白天送走女兒，忽然想到自已升初中、升高中、升大學的幾次考試，心裏很是感慨，這裏寫出來，算是給女兒輩的孩子們提供一段不太枯燥的史料吧。
小學期間，我是班上年齡最小、個子最高的一個，且又屬智力上的晚熟類型，身體和大腦的發育不能同步，五年小學也不知是怎麽糊裏糊塗混過來的，印象中似乎九十分很少跟我沾邊。
一九六六年夏天，我小學畢業升初中。那時候正是“文革”運動要起未起之際，升學考試尚未破除，我硬著頭皮報考縣中。早晨起床，吃了頭天母親特意買回來的米糕，取“高中”之意。而後母親“送考”，將我送到做考場的教室門口，便回去給她的學生上課了。
我至今清楚地記得語文考試裏的作文題目：“在隊旗下成長”。一九六六年剛滿十一歲的我，居然就有了很敏銳的政治嗅覺，知道什麽樣的作文內容能拿高分。我編造了一段如何與我的地主奶奶劃清界限的事情。回家父親盤問我考試的內容，我怕父親生氣，謊說我寫的是關於熱愛勞動的故事。父親歎口氣，說我選的題材太平凡了，怕是難拿高分。我不吭聲，心裏卻暗自得意。
考完試我回如皋外婆家過暑假。此時“文革”運動已經風起雲湧，我在外婆家遭遇了“破四舊”和抄家等等一係列的大事，使我短時間內很快地長大和成熟起來。一天我接到父母拍來的電報，寥寥五個字：“蓓考上縣中”。當時我並不很吃驚，有那篇作文墊底，我對自己很是自信。直到去年，有一次和父母聊天，談及我們生活了很多年的縣城裏的熟人，父母才漏出來，原來那年我並沒有考上縣中，是一位管文教的好心的副縣長說情，又因父母都曾在縣中執教，這才得以破例。此事父母瞞了我將近三十年。如今想來，若是當時知道自己分數不夠而進了縣中，幼小稚嫩的心靈是否會早早背上一個恥辱的包袱呢？
我的初中時代是從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〇年。那幾乎是我一生中最抬不起頭來的日子。我父親被下放到蘇北黃橋中學任教，全家跟隨遷去。三年中我總是為同一樣事情困擾：如何應付那一次又一次憶苦思甜的班會和作文。家庭出身不好是我心中時時在流血的傷疤，我躲閃著遮掩著盡力不讓我的同學知道。但是我不敢謊報出身，說自己的祖輩如何苦大仇深，如何吃了上頓沒下頓。我總讓自己的言詞模棱兩可，在剝削與非剝削的邊緣之間滑來滑去。那幾乎是一場出色的智力遊戲，我不能不贏。我在那期間日益變得聰明起來，並且打下了日後當作家寫小說編故事的基礎。
初中畢業，正逢上山下鄉運動有一個暫時的停歇，全班除我之外，全部放棄高中，參加了工作分配。那期間父親被關在縣裏的一個學習班上，讓我繼續升學的決定是母親幾夜不眠之後獨自做出的。沒經曆過上山下鄉運動的人想像不出我母親當年做出這個決定的艱難：不升學能夠進廠，升了學很可能兩年後畢業下鄉。這是關係到女兒一生命運的選擇，我母親的焦慮和徘徊想來不亞於中世紀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
感謝母親當年的決定。母親是教師，教師的心目中，大概再沒有比讀書更要緊的事情了吧？
我升高中沒有考試。“文革”期間沒有升學考試這一說法。
高中一年級，我一次次打報告要求入團，一次次被拒絕。眼淚咽進肚裏，化作一種不屈的自尊，使我憋足勁兒在班上拿學習第一。到高中畢業考試，語文、數學、外語、政治、物理、化學，總共六門功課，我拿了平均九十八分的成績。那時候考試是我最愉快的日子，因為我隻有通過考試實現自身的價值。我清楚知道畢業之後的出路便是下鄉，唯其如此，學習對於我有一種背水一戰的悲壯，是一種既苦澀又甜蜜的說不出來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