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我在農村插隊，一天從廣播喇叭裏聽到關於恢複高考製度的消息。時間好像是在春末夏初，而考試定在冬天舉行，其間有半年左右的複習期。
父親給我寄來複習課本，囑我不能放棄機會。我自然也明白此一搏對我的重要。也是冥冥中命運對我的垂顧吧，那段時間我偏巧被調去參加縣裏的社教運動，使我有相當多的空閑功夫可以躲在房間裏溫課。
因為是“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采用了推薦和考試兩結合的辦法。但是人們已經普遍明白，這一回的推薦隻是過程而已。記得那天隊長召集老爺兒們老娘兒們開會決定我的命運，我提心吊膽地徘徊在門外，渾身冷一陣熱一陣哆嗦不止。
通過了推薦關，接著是預考。四鄉八鎮的知青太多，沒法集中到縣城，便在各個公社開設考場。那是一個淒風苦雨的深秋天氣，我們穿著破舊的高筒膠靴，在又粘又滑的江堤上跋涉好幾裏路，趕到公社中心小學。一屋子二十來歲的年輕人縮肩駝背坐在窄矮的小學生課桌上，邊答題，邊哈手。凜冽的江風從破敗的蘆葦屋頂和殘缺不齊的窗戶裏尖叫著擠進來，其場景悲壯而又肅穆。
正式考試挪到了縣城。也因為人太多，幾間中學安排不下，一部分考場還是設在小學裏。做我考場的那所小學，幾年前我曾在那裏代過短時間的課，想起來也是一種緣分吧。
我父親那年被抽調到揚州地區參加語文閱卷。事先他來信囑咐我，每日考試完畢，將所答內容詳盡記下，寄往揚州他的住處，他可請各科老師給我估分。
考試進行了兩天，兩天中我的精神高度亢奮。早晨起床，與我相依為命的老外婆還睡著，我捅開爐火給自己熱一碗稀粥，就著鹹菜吃了，揣著鋼筆和準考證匆匆趕往考場。兩小時後交了卷子，幾乎飛奔著回家，不忙吃飯，先在紙上把剛才的答題回憶出來。人到關鍵時刻，潛能總能得到超常發揮，當我回憶考卷時，我的腦子便成了一台高清晰的複印機，連考卷上每一個標點符號、每一處小心的塗抹都精確重現了。我依照回憶把考卷複寫一遍之後，塞進信封，貼好郵票，三兩口地扒下一碗飯，又匆匆出門，先去郵局投了信，再趕考場。下午和第二天，重複這一套程序。
考試過後第三天還是第四天，我接到父親的來信，他給我估的分數是三百二十到三百三十之間。之所以不能進一步精確，是因為作文分很難說得準，閱卷老師口味各不相同。相差十來分是常事。父親認為我這個分數錄取是沒問題了。
必須說明，在此之前我以非常現實的態度填寫了錄取誌願表。我心中最向往的是北大中文係和複旦新聞係，可我在信中與父親反複磋商之後，隻填了南師大中文係。做知青的要求不高，有個大學上上，將來能分配工作，已經十分奢侈了。
我心情愉快地跟老外婆告別，回農場等錄取通知。我對老外婆說：放心，不出一個月我就會回來。到了農場我決定不下地幹活了，我手頭正給父親織一件毛衣，必須在這一個月之內將它織完。我的同伴們對此表示了驚訝和不屑，也許還有暗地裏的嘲笑。我卻沉默著什麽也不解釋。那時候我拒絕下地的舉動是極端出格的，如果上綱上線，可以歸結為出身不好的知青對勞動的蔑視。但是我破釜沉舟地做了，我這麽做的時候，心裏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極複雜的快感。
時間一天天地過去了，附近生產隊已經有知青接到本省一些學校的錄取通知書了。我依舊坐在宿舍裏織毛衣，雖然心裏多少也有些沉不住氣。一天下午，忽然門外喧嘩起來，有人高叫著我的名字，說我考上了北京大學。我一驚，站起來。針紮了我的手，很疼。然後同伴就鬧哄哄地擁進來，為首的手裏舉著印有“北京大學”的信封。我伸手去接，手顫動得厲害，半天撕不開封口。無數次從小說中讀到人激動時手的哆嗦，那一回我有了生平第一次的體驗。
後來得知我考了三百二十六分，完全在父親的估計之內。
三天之後，我把鋪蓋卷好，把所有的衣物書本日用品塞進一口大木箱，離開農場，獨自登上了北上的列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