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冬夜

那一年冬天總是下雪，一場接著一場。那時的農民衣單被薄，逢到數九寒冬，總是一家老小早早地上床，腳對腳暖被子。我們社教工作隊的領導說，農閑正是搞運動的好時候，要抓緊時機教育農民。於是我們剛圍著鍋台喝下兩碗熱熱的玉米粥，老組長便吆喝我們下隊。

老組長是相鄰某個公社的副書記，年齡接近退休，扁扁的麵孔，一對圓圓的、像是天真又像是狡猾的眼睛，見人嘻嘻的笑，有著大多數農村幹部都有的那種善良和世故。我們的組員中，一多半是他公社裏調出來的大隊幹部，另加三個女知青。承蒙當年縣委書記潘寶才的器重，二十歲的我在組裏當副組長。我初見老組長時，他很高興，稱我“女秀才”，說是這下組裏的材料不愁沒人寫了。結果進駐社教單位後的第一篇上報材料就讓總部退了回來，說是像小說不像總結。老組長氣得朝我翻白眼，萬般無奈地委任另一位曾任大隊會計的組員返工重寫。從此這位組員就成了我們的專職秘書。我呢，自然樂得一身輕鬆。

當社教隊員有補貼，每天八毛錢。可這錢也不是好拿的，必須有成績擺出來。回回跟著老組長去總部開會，聽別組的人眉飛色舞談他們挖出了多少貪汙犯、盜竊犯、反革命分子及腐化墮落分子，老組長的眼梢就搭拉下來，唉聲歎氣。接下來的事情自然是對組員們施加壓力，讓大家沒日沒夜地查賬，組織村民們揭發檢舉，派人外出調查核實，再逼著懷疑對象交待承認。

沒有感到壓力的是我。我雖身為組長但卻是副的，我是個女孩子，我在組裏年齡最小，我沒有利用社教工作入黨升官的打算。唯一的私念是：參加工作隊可以逃避我插隊農場中的繁重勞動。

我像隻快樂的蝴蝶，整天在各個生產隊之間的田野上飛來飛去，哪裏熱鬧就往哪裏趕。白茫茫的雪地裏，我脖子上的鮮紅圍巾飄拂閃爍，象征著我二十歲的蓬勃生命。我腳上的高統雨靴穿漏了，雪水從破裂處滲進去，補過的襪頭濕漉漉的，生出滿腳的凍瘡，我從來沒有感覺到寒冷。

晚上，從工作組的駐地趕往我們女同誌借宿的農戶家。茫茫雪野一片寂靜，耳鼓膜裏感到了那種靜的壓力。我們小心翼翼滑下河溝，再爬上岸去，然後趟過長長的被雪覆蓋的麥壟。四個女孩子，手牽著手，深一腳淺一腳地走，時時留心我們中的“大姐”別摔跟頭―她肚裏的孩子已經好幾個月了。

因為住處的狹窄，也因為抵抗冬夜裏的嚴寒，我們兩人腳對腳睡一個被窩。我跟“大姐”睡。熱呼呼的被窩裏，我總覺得能聽到胎兒弱微的心音。我小心收縮著自己的腿，生怕一不注意蹬到了孕婦的大肚子，把一個血糊拉塌的孩子蹬出來。對於那時尚且懵懂的我，與孕婦同睡一床的感覺極其微妙，有一種探索神秘世界的興奮和激動。

一般說來，對村民講話是不用我開口的，老組長當了幾十年公社幹部，做個報告、訓個話什麽的是小菜一碟。可是有一天晚上老組長不知何故缺席了，當時村民已經被我們挨家挨戶從被窩裏拖出來，集中到了四麵透風的隊部。在場的工作隊員，除我之外是兩個更為羞澀的女孩子，指望她們撐起場麵幾乎沒有可能。萬般無奈中，我硬著頭皮坐在台上，開始了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做報告”。我從國際形勢講到國內形勢，講到“樹欲靜而風不止”的階級鬥爭理論，講到我們手裏已經掌握的幹部們貪汙、盜竊、腐化的種種劣行。我洋洋灑灑一口氣講了兩個小時。散會之後我幾乎不敢相信時間已經將近十點。此後的二十年中，我再也沒有過那種指點江山的氣魄和心勁，我在公開場合所講過的話，加起來或許還不到兩個小時。

生命中的輝煌應該不止一次，列數起來，雪夜裏對村民的長篇講話要算在其中。

二十年過去了。我再沒有去過那個雪地裏的村莊。不知道當年穿著破衣爛衫瑟縮著聽我講話的村民，還記得那個圍一條鮮紅圍巾的女孩子嗎？曾跟我共睡一條被筒的“大姐”肚裏的孩子，算起來該是讀大學的年齡了，可我還不知道孩子到底是男是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