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樓是上海建國西路上的一棟普通民居，不知何時被上海文藝出版社征做了作家創作室，因而我得以與它有緣。這麽多年我住過的賓館招待所真是不計其數，從最簡陋的鄉鎮小客店、到國外的星級豪華套間，惟獨感覺建國西路上的創作室溫馨難忘，因為它給我營造了“家”的氛圍，它使全國各地的作家們如同兄弟姐妹般聚居一樓，吃著樓裏老阿姨燒出來的家常小菜，聽她在燈下跟門房老師傅用糯糯的上海話講一些弄堂裏的傳聞，講今日雞毛菜多少錢，小排骨又賣多少錢，再抬頭看餐桌上一張張被小說人物折磨得七葷八素的焦黃麵孔，忽然心裏就湧出一種“今夕何夕”的恍惚，仿佛這樓裏住著的人和身邊煤氣灶上水壺裏蒸騰出的霧氣融成了一體，成為記憶中永難忘卻的畫麵。
我在小樓裏先後住過兩次。一次時間較長，是被文藝出版杜的張森先生“關”進去修改長篇小說《夜夜狂歡》的。一次僅僅是路過，住了兩夜。搜索腦子裏對這小樓的印象，不知怎麽總覺得在這兩次之前還應該再有一次，卻無論如何想不起來去幹什麽的，似乎沒有道理三次攪擾人家。大約對這小樓印象太獨特的緣故，記憶發生了錯位吧？
我不知道建國西路該不該算做上海一條比較偏僻的弄堂，反正在當年無“的”可打的時代，從小樓出來往任何一處繁華之地都不太方便，要走很長的路才能搭上電車。這樣，一旦我們住進樓裏，隻能一門心思埋頭寫書，一天三次到樓下餐室裏填飽肚皮，爾後再關上房門苦思冥想到半夜。那樓裏的煙味終年不散，浸透了每間房裏的桌椅床鋪。每次我住進去，都為被子上的煙味無法消除而頭疼。
設想文藝出版社的“老編”們一定為他們當年的選址英明而暗自得意，否則如何能拴住作家們散漫的魂靈，將他們老老實實按在書桌上不動呢？
印象中小樓的門房老師傅是個蘇北人，他的小房間裏有一本寫滿了密密麻麻名字的“住宿登記薄”，隨手翻開看看，總能找到一些文壇上當今人物的大名。老師傅自己在作家圈子裏浸染得久了，對很多人的熟悉程度決不亞於大刊物的編輯。有一次我外出回小樓，老師傅告訴我：“陸星兒打過電話來找你。”跟著就說起陸星兒在報上開了專欄，寫了哪些哪些文章，仿佛是說他很熟的鄰居。我第一次在小樓裏住了大約十天時間，第二次再去時，當中相隔了五六年漫長的日子，老師傅居然還能認出我，名字登記到一半時忽然停下問：“你以前在這裏住過的？”我點頭，心裏就想，五六年的時光彈指一揮間啊，這小樓裏一切如舊，光陰在這裏像是沒有做任何停留。
樓裏老阿姨燒一手很美味的家常小菜，兩葷兩素，拿小碟盛著，任你挑其中兩樣。清淡是清淡，可我不知道那些從東北和西北來改稿的北方大漢們是如何適應此等上海弄堂飲食的，我自，己就感覺老是俄，出門總不忘帶些糕點糖果留作宵夜。我記憶最清楚的是飯後必須自己洗碗，老阿姨每天把稠稠的淘米水留著，盛在一隻瓦缽裏，供我們洗碗時當洗滌劑用。這大約是上海老阿媽們居家過日子最經濟的辦法，節省慣了的老阿姨將此法帶到了我們的小樓中，還不住招呼我們說：“淘米水汰碗最清爽！”
當年我的鄰居是文藝理論家劉再複先生，我們倆的房間一牆之隔。印象中他是個溫柔敦厚的人，沒事總把自己關在房間裏，走過他的房門隻覺悄無聲息。因為他是長者，搞的又是純理論研究，而我一向對理論問題敬而畏之，連帶著對他這個人也敬畏有加，沒事絕不敢跟他搭汕，比鄰而居的幾天裏，我們總共沒說滿十句話。
我的責編張森先生最厲害，無論多懶惰的慢牛也能在他的“鞭子”下變成快馬。《夜夜狂歡》原本隻十九萬字，被他關進創作室的不到十天中，我非但從頭至尾修改一遍，還額外添加7三萬字的內容。最好笑的是謄清稿件編頁碼時，我昏頭昏腦重複了其中的一百個數字，三百個字一張的稿紙，二十二萬字應該有七百三十頁，我編到最後隻有六百三十頁。我心裏很納悶：辛辛苦苦添加的幾個章節內容到哪兒去了呢？小說字數沒見增多、啊！再見張森時，我很沮喪，有點“白用了功”的意思。張森拿過我的稿子三兩下一翻，馬上哈哈大笑，指著我重編的頁碼說我糊塗得少見。三萬字失而複得，皆大歡喜。此事帶來的後果是我對編輯的依賴程度日加嚴重，稿子寫完了連錯別字也不願查了，心想反正編輯比我心細，有他們替我把著關呢！
小樓一別又是五六年。樓依舊，人依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