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慎理天津教案，妥善處理顯遠見
在李鴻章剿滅撚軍的軍事行動結束之後，清政府對李鴻章的態度變得複雜起來，為了避免清政府對自己的猜忌，李鴻章也開始仿效恩師曾國藩，開始裁減淮軍。為了保住淮軍的精銳部隊，李鴻章不得不求助於新上任的兩江總督馬新貽，希望他能為湘淮軍提供軍餉，馬新貽爽快地答應了李鴻章的請求。李鴻章還將湖廣的厘金以及百分之四十的關稅作為軍餉，這樣一來，淮軍的軍餉更勝從前。
李鴻章擔任湖廣總督期間，清政府給他安排了許多雜事。不是派他去四川就是派他去貴州，最讓李鴻章煩惱的是清政府還要他去陝西協助左宗棠鎮壓回民起義。李鴻章和左宗棠彼此看對方都不順眼，並且還寫信給老師曾國藩訴說自己的苦惱，他想出各種借口拖延去陝西的時間，直到接到清廷命令四個月後才趕往西安，而此時是1870年7月。
同治九年（1870年）6月21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為了平息事端，李鴻章又一次成為清政府的“救火人”。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由於《天津條約》的簽訂，西方基督教已被允許進入中國。並且，它在中國的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也日益強大，基督教以不平等條約為護符，“教堂幾遍天下”，並以文化侵略為主，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造成了巨大的衝擊，這種新興的文化激發了交織著中國文化衝突和侵略反侵略雙重內涵的反洋教鬥爭。而在所有的教案中，“天津教案”又由於其激烈的程度而備受關注。
在“天津教案”發生前，由於法國天主教育嬰堂的嬰兒因為傳染病死了30多個，而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紛紛謠傳說是教會的人雇人用藥迷拐兒童，並將其殺死後把心肝挖出做藥。這一天，天津的民眾抓住了一個拐賣兒童的販子武蘭珍，武蘭珍交代是一個名叫王三的教徒賣給他迷藥的。於是，群情激奮的百姓們就到教堂裏去要人，卻發現並沒有王三這個人。隨之趕來的法國駐天津的領事豐大業盛氣淩人地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鎮壓，但是被崇厚拒絕了。於是，氣急敗壞的豐大業朝崇厚連開兩槍，卻都被崇厚躲開了。不久豐大業遇到前來勸和的天津知縣劉傑，他又朝劉傑開槍，卻將劉傑的助手打傷。民眾實在是忍無可忍，豐大業的蠻橫給他自己帶來了死亡，於是民眾蜂擁而上打死了豐大業和他的秘書。接著，民眾衝進教堂，將20名洋人和傳教士打死，還放火燒毀了法國育嬰堂、仁慈堂、美國布道堂、英國講經堂等多處。
事發之後，法國與美、英、俄等多國聯合一起向清政府提出抗議，各國的軍艦在天津和煙台聚集，清政府處於列強的武力威懾之下。此時曾國藩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因此，“天津教案”一發，清廷立即要求曾國藩前去處理。曾國藩為人謹慎，知道此事事關重大，馬虎不得，因此在他臨行前給兒子寫好遺書、買好棺材，準備以死赴任。在處理“天津教案”的過程中，迫於洋人的壓力，曾國藩不得不先後逮捕了80多人，其中有20人被定為死罪，25人被流放。而天津知縣劉傑和知府張光藻也被革職充軍，知道這個事情後，朝野上下一片嘩然，人們紛紛指責曾國藩“賣國求榮”、“為洋人獻媚”，麵臨內外壓力，曾國藩終於支撐不住，以年老力衰為由希望清廷請別人處理。
這個時候，李鴻章也一直關注事態的發展，並一直關注曾國藩處理問題的方式。他喜歡從別人的失誤中找到自己成功的機會，雖然他早已看出老師曾國藩的做法存在問題，但是他不能插手。
就在這個時候，李鴻章接到朝廷的命令，讓他火速帶兵趕到京畿一帶備戰，並接替曾國藩擔任直隸總督。李鴻章迅速渡過黃河，到達直隸邊境，但是李鴻章並不急於趕往天津赴任，因為他知道如果淮軍離北京、天津太近的話就會引起列強的疑心，從而引發戰爭。到了保定之後，李鴻章給曾國藩寫信說自己的肝病複發需要調理一段時間，這樣，他就把自己置於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境地，對於曾國藩的煩惱他並不理會。如今的李鴻章，在官場上的手段和謀略遠遠超過了自己的老師曾國藩。這也充分證明了曾國藩的評價之準：當年，曾國藩曾在李瀚章麵前說過李鴻章會“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李鴻章利用觀望的手段既可以了解“天津教案”的具體情況，又可以測探洋人的耐心和目的，這說明他在官場上已經如魚得水。在給清廷的奏折中，李鴻章主要表明了如下觀點：群眾說教堂拐賣兒童、挖心肝做藥等並沒有確鑿的證據；崇厚的崇洋媚外行為早就引起了群眾的不滿，導致群情激奮；豐大業開槍射殺朝廷命官，罪不可赦；群眾隻打死了20個洋人。從這些事實中可以發現中外雙方都有自己的過錯，因此要以和平方式解決。一是捉拿凶手，二是理應賠錢。不過賠錢要有限度，洋人更不能以割地相要挾。除此之外，李鴻章還在奏折上說如果清政府合情合理地處理了這件事情，而洋人卻還無理取鬧，那麽我們就將和他們決一死戰。
李鴻章據理力爭，和洋人巧妙周旋，通過談判，最終將死刑犯減少了4名。其中，還有人說提出火燒法國望海樓的主謀是陳國瑞，而李鴻章通過努力，終於保住了他的性命。除此之外，協助李鴻章辦理教案的丁日昌在李鴻章的授意下偷偷地用死刑犯換出了真正的反洋教領袖。李鴻章還與曾國藩一起拿出自己的積蓄並湊夠兩萬兩銀子送給劉傑和張光藻，以對他們經濟上作些補償。
後來李鴻章給曾國藩寫信說，與洋人交往時不妨稍微用點“痞子腔”，不能輕易地用死來逃避責任。後來，李鴻章在處理與洋人的相關事務上，一直以“痞子腔”來巧妙地周旋，而沒有聽從老師的以“誠”相待。
天津教案之後，李鴻章正式擔任直隸總督，而和曾國藩相比，他更加謹慎，對官場的沉浮之道他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
2．痛失恩師真情露，封疆大吏第一人
1870年，對於李鴻章而言，是其政治生涯中的轉折點，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同年9月，他正式擔任直隸總督一職。盡管直隸總督職高權重，乃封疆大吏之首，但是卻存在很多問題。新上任的直隸總督李鴻章不得不麵對吏治、民政、防務等問題。
1871年5月到6月，直隸下了一場特大的暴雨，從而導致永定河上遊發生了八處漫口，甚至連盧溝橋下的石堤也被洪水衝毀。等到夏季到來時，整個直隸地區並沒有什麽收成，李鴻章不得不奏請清廷以漕糧賑災。在洪澇災害麵前，李鴻章累得筋疲力盡，他的身體需要吃藥才能維持，因此，他也開始注重保養自己的身體了。9月21日，他還給自己的老師曾國藩寫信表達了自己的想法——李鴻章對民生疾苦深表同情，也很想實現“實惠及民”。對於當時的朝廷命官來說，能有這種意識是難能可貴的。
工部尚書毛昶熙在10月份奏請朝廷撤銷三口通商大臣而由直隸總督全權負責。清政府思考一段時間之後，於10月20日同意了毛昶熙的主張，將三口通商大臣一職撤銷，並任命李鴻章兼任北洋大臣，負責一切北洋洋務和海防事宜。李鴻章還被清廷任命為欽差大臣，負責統轄東海關、牛莊關等地。李鴻章一人身兼數職，負責的事務既多且雜，但是李鴻章是一個踏踏實實為清政府做事的人，所以，對清政府的安排，他感到很滿意。因此，李鴻章在籌劃洋務和海防的事情上又花費了很多的心思。為了更好地完成清廷交給他的任務，李鴻章建議清政府添設專管中外交涉事件的津海關道，並且自己兼任直隸總督的海防行營翼長。
同治十一年（1872年）3月12日，曾國藩因病去世。在他臨死前，依然對“天津教案”一事耿耿於懷，悔恨不已。曾國藩一輩子講究做事的原則，對個人的名節和品德看得很重，誰知晚年卻名節不保，因此，他心中的苦楚可想而知。
噩耗傳來，李鴻章悲慟不已，他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以至於他開始懷疑這封信寫錯了。最後確認事實後，他又暈倒了。巨大的悲痛讓他忍不住號啕大哭，寢食俱廢。於是，他提筆為恩師曾國藩寫下挽聯：
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
威名震九萬裏，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
李鴻章哀痛欲絕，恩師再也不會醒來。放眼清廷，再也沒有人能指導他做事或者給他帶來心靈上的慰藉了，一種莫名的孤獨感和空虛感襲上他的心頭。李鴻章原本倚仗的恭親王因為權勢太大也被慈禧太後壓製，突然之間，李鴻章更加不知道自己可以依靠誰了。曾經與自己南北相應的恩師曾國藩就此離去，而李鴻章從今往後隻能孤軍奮戰了。因此他悲哀、痛哭，除了對恩師離去的憂傷外，還包含著一種對未來的恐懼和不安之情。李鴻章明白，慈禧太後一直在玩弄權術，自己仍舊在她的嚴密控製之下，今後的路，他依舊要走下去。
李鴻章是曾國藩門下最早的弟子之一，曾國藩和他既師亦友，曾國藩對李鴻章的一生有著很大的影響。一想到曾國藩對他的恩情，李鴻章就會情不自禁地悲痛萬分。但是，李鴻章並沒有長久地沉浸在這種哀傷之中，不久之後，他就冷靜了下來，決定化悲痛為力量，將曾國藩的遺誌繼承，支持國事。
痛失恩師之後，李鴻章還要麵臨慈禧太後操縱的各派勢力人物的複雜鬥爭。雖然他一直小心謹慎，但是前前後後的“暗箭”總是讓他防不勝防。清政府此時內憂外患頻繁，不得不依賴重臣，這樣李鴻章也便成為了清朝真正的宰相。
當曾國藩、左宗棠相繼去世之後，李鴻章獨攬大局，成為了“以一身負天下之重”的重要人物。由於清政府當時的時勢以及朝中大臣的關係，構成了李鴻章成為宰相的必要條件。當時的軍機處是清政府的政府中樞，它由幾位王公大臣組成，並且他們還同時兼任總理衙門大臣，最主要的是這兩個機構都由恭親王主持，而李鴻章和恭親王的關係很親密，這為他的官場之路作好了保障。由於慈禧擔心恭親王的權勢太大，因此免了他的議政王職位，並且積極扶持恭親王的反對派勢力，這就讓恭親王的改革政策很難實施，並受到了極大的牽製。不過由於中樞的人物都待在京城，對外界事物了解不多，因此在作決策時，他們不得不倚仗封疆大吏，而李鴻章作為直隸總督——封疆大吏的首位人物就更是被他們看重。
恭親王身邊有文祥、桂良、勝保等人，他們做事有原則，能夠“謀定後斷”，並且積極地準備振興中華，反擊外國侵略者。因此，李鴻章諫言進策得到了很好的保證，並且李鴻章的意見也很容易被采納。光緒二年，文祥去世，恭親王身邊的這些人隻要李鴻章不出主意，他們就不作決策，此時的李鴻章儼然成為了他們的核心領導和精神領袖。
直隸總督位居各地封疆大吏之首，而他的主要任務是保衛京師。清政府讓可以信賴的股肱之臣擔任此職務並兼任內閣大學士，有人稱其為“宰相級總督”，李鴻章在擔任直隸總督之前已經有了協辦大學士的頭銜。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鴻章晉升為武英殿大學士。兩年之後，他再次晉升成為內閣大學士之首——文華殿大學士，而在李鴻章之前，這個職位一直由滿人擔任，李鴻章是第一個得到這一職銜的漢人。從此以後，他穩坐封疆大吏的頭把交椅，成為了漢官中職位最高、權力最大的人，他是名副其實的封疆大吏之首，並且在這個職位上一幹就是25年。
3．弱國無外交，巧妙與洋人周旋
李鴻章正式與洋人打交道是他到達上海之後。1862年9月，“常勝軍”的頭目華爾被太平軍擊斃，接著引發了由誰繼任華爾職位的問題。英國海軍司令河伯推薦白齊文擔任“常勝軍”的首領，而李鴻章提出條件，要求“常勝軍”必須由自己統一調遣，因為它是屬於中國的軍隊。不久之後，李鴻章就要求白齊文去援助南京的湘軍，但是白齊文卻置之不理。白齊文雖然對李鴻章是又氣又恨，但是他不敢公然和李鴻章作對，於是他便拿鬆江道台楊坊撒氣，他不僅毒打了楊坊，還將搜刮到的四萬兩洋銀洗劫一空。白齊文做了壞事自知理虧，於是躲到英國軍隊中尋求庇護。曾國藩對於白齊文的“常勝軍”沒有來增援倒沒有多大意見，不過李鴻章卻不能容忍這種毆打朝廷命官、入室搶劫的事情發生，於是他命令吳煦限期捉拿白齊文，並將“常勝軍”置於中國官員管轄之下，外人不得幹涉。
英國軍隊見李鴻章發了脾氣，覺得不能為了一個白齊文而破壞了中英兩國的關係，於是決定交出白齊文。不過英國駐華水師司令迪佛立卻與白齊文有著很好的關係，因此他堅持不交出白齊文。這讓李鴻章找到了突破口，他決心改組“常勝軍”，借此可以收回“常勝軍”的兵權和削減“常勝軍”的經費，用來補充淮軍的發展。英國人當然不會同意李鴻章的方案，因此英國政府任命戈登為新任“常勝軍”統領。
李鴻章通過仔細分析，意識到英國政府絕不會放棄對“常勝軍”的領導權，因此他派人仔細調查戈登的底細，了解了戈登的優缺點，因此戈登一到中國，就受到了李鴻章的熱烈歡迎。白齊文則躲在英國軍艦裏不敢出來。與李鴻章見麵後，戈登心裏也備感愉快，他甚至寫信給英國政府稱讚李鴻章是中國最傑出的軍事家和政治家。
開始的時候，戈登和李鴻章合作甚歡，但是隨著“蘇州殺降”事件的發生，導致了戈登對李鴻章十分不滿。太平天國的叛徒郜永寬等人與戈登秘密協商後，同意了歸降清政府，並且在這件事情上，戈登認為自己有功，因此他要求李鴻章撥給“常勝軍”兩個月的恩餉，並且以不給就辭職來威脅。當戈登知道郜永寬等人已被李鴻章殺掉的消息時，他感覺臉麵無光，認為是李鴻章在玩弄自己。於是氣急敗壞的他拿著手槍四處尋找李鴻章，說要殺了他。並且，戈登要求李鴻章辭職，還要清政府對其進行審判，不然的話，就會率領“常勝軍”重新奪回淮軍收複的地方，交給太平軍。
最終，經過赫德等人的調解，並且對戈登陳之以利弊，終於將此事解決。從此以後，戈登和李鴻章的關係就一直不錯。
1863年，李鴻章率領淮軍攻打常州。常州的將領吸取了教訓，死守常州，拒不投降。因此，李鴻章請來戈登，利用大炮轟開了常州的城門，“常勝軍”在戈登的領導下，協助淮軍收複了常州。因為戈登的行為並沒有事先征得英國官方的同意，因此英國政府感覺難以控製，所以英國駐軍司令河伯向英國政府提議解散“常勝軍”，而上海的防務則由駐滬英軍負責。
李鴻章早就想解散“常勝軍”，因此在他聽到英國政府同意解散的時候抓住時機立即宣布解散“常勝軍”。李鴻章的這一行為讓英國人極為不滿，他們認為解散“常勝軍”一事隻能由英國公使處理，李鴻章無權作出任何決定。這可讓李鴻章心裏暗暗著急，他了解英國人的脾氣，如果錯失這次機會，再想解散“常勝軍”那就難上加難了。而戈登又猶豫不決，李鴻章了解戈登這個人的缺點，他知道戈登一向好名，因此就以躲在英國軍艦中的白齊文為例，對戈登進行了一通說教，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告訴他不要因為別人的利益而將自己毀掉。除此之外，李鴻章還派出丁日昌進行勸告，說現在的“常勝軍”名聲不好等等，尤其以戈登的名譽對其進行勸說。戈登在李鴻章等人的勸說下，終於動心了。於是，李鴻章迅速籌集了19萬兩遣散費交給戈登，隻留下炮兵600人、洋槍隊300人、外國教官11人，而其他人全部解散。
戈登拿著這些錢，還頂著清政府頒發給他的提督榮譽頭銜，高高興興地離開了中國。在解散“常勝軍”這件事情上，就連李鴻章的老師曾國藩也不得不表示佩服，他讚歎李鴻章居然能夠駕馭外國人。
4．立約製法為華工，竭盡全力為國人
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從中國沿海地區掠奪華工賣到南美洲、大洋洲等各島充當奴隸。華工在國外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各種疾病和苦役嚴重地危害著他們的身心健康。
當時，秘魯就是需要大量勞動力的地方。1854年，因為秘魯頒布了解放黑奴的法令，因此造成了本國勞動力的大量短缺，為了讓各種工廠正常開工，機器正常運轉，秘魯開始實行“中國人法令”，鼓勵掠奪中國勞動力以補充秘魯國內勞動力的不足。而政府的鼓勵讓那些人口販子更加肆無忌憚，他們加大了掠奪華工的力度。1864年時，秘魯隻有6000多名華工，而到1875年時則已經達到了11萬人。在異國他鄉，華工受到了殘酷的待遇，他們“十人有九人死於非命”，這種現象引起了李鴻章的關注，他認為如果這種現象不加以製止，那麽中國人遭到的危害將會無休無止。
1869年和1871年，秘魯的華工聯名寫信給中國清政府的總理衙門請求幫助。他們對秘魯的非人折磨提出了控訴，並希望清政府解救他們。李鴻章知道這件事後，對他們的命運深表同情，並且他認為朝廷應當為這些華工排憂解難，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
1873年8月，秘魯與日本簽訂了友好條約，負責招工的全權大使葛爾西耶不久之後也來到了中國，他想使拐賣華工合法化，卻遭到了中國清政府的拒絕。10月中旬，葛爾西耶來到天津與李鴻章談判達8個月之久，李鴻章想要“嚴定招工章程”，而葛爾西耶卻想盡辦法辯護，兩國的想法截然不同。當李鴻章說秘魯迫害華工時，葛爾西耶拒不承認，相反卻狡辯說秘魯有保護華工的法律。李鴻章心裏非常氣憤，於是他拿出了1869年和1871年華工先後聯名寫的《訴苦公稟》，將華工在秘魯的非人遭遇都一一展示給葛爾西耶。李鴻章要求秘魯無條件地送回被拐的10萬華工，並且以後不再進行這種非法的拐賣活動，中國才願意和秘魯簽約。李鴻章在和葛爾西耶談判時，以華工利益為重，態度強硬。而葛爾西耶憑借英法的支持，在談判時根本不把李鴻章放在眼裏，他語氣傲慢，以為這樣就會讓李鴻章同意他的方案，卻不想李鴻章嚴詞拒絕。10月26日，葛爾西耶開始了和李鴻章的第二次談判，他繼續為秘魯迫害華工之事進行辯解，並且還說要到北京呈送國書，想要憑借各國公使的力量逼迫清政府就範。李鴻章識破了葛爾西耶的詭計，他將華工《訴苦公稟》原件拿出來，在事實麵前，葛爾西耶無話可說。隨後李鴻章說大清國皇帝早就知道秘魯迫害華工的事實，如果葛爾西耶遞交國書，那麽則對秘魯不利，李鴻章的一番動作和話語有力地打擊了葛爾西耶的企圖。無奈之下，葛爾西耶隻好說明秘魯和日本也不過隻簽訂了7個月的友好合約，因此希望和中國也能盡早簽訂。李鴻章以中國華工被拐去10萬之眾作為突破口，並說葛爾西耶即使待在天津談判三年也說不通，葛爾西耶又被說得啞口無言。
之後，葛爾西耶和李鴻章又談判了數次，但是雙方還是各執一詞，難以達成一致。李鴻章要求秘魯送回被迫害的華工，並且中國要先訂立保護華工章程，然後由中國派專員到秘魯調查清楚後再簽訂合約。不過葛爾西耶對李鴻章的這些要求都置之不理，更拒絕送回被迫害的華工。並且他還以立約相要挾，說隻有先立約才能保護華工，葛爾西耶甚至以回國與清政府斷交來威脅李鴻章，但是李鴻章堅決不讓步。葛爾西耶在天津整整待了兩個月，與李鴻章的談判卻沒有任何結果，因此他前往北京，與總理衙門接觸後，總理衙門要他回天津繼續和李鴻章談判。於是葛爾西耶請來英國威妥瑪、美國施博等各國公使和領事來調停，這些外國人表麵上看是中立態度，實際上卻向著秘魯一方。英國公使威妥瑪甚至派梅輝立刻到天津去轉告李鴻章要他盡快與秘魯簽約，否則會受到西方各國的輕視。但是李鴻章認為這個條約關係重大，絕不能輕易答應。李鴻章知道英國公使有意偏袒秘魯，心裏有氣，於是當著梅輝的麵狠狠地批評了威妥瑪，並讓梅輝轉告威妥瑪中國政府的決心。
於是，在1874年5月，葛爾西耶不得不重新回到天津，與李鴻章再次談判。李鴻章對這次談判看得很重，他明白自己擔負著華工今後的命運，而且隻有竭盡全力才能為他們爭取最大的權利。在重大的問題上他字斟句酌，小心翼翼，最終和葛爾西耶簽訂了《查辦章程草案》，這使華工的權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護。不久，葛爾西耶共提出51條條約的草稿，並說要按照國際條例進行簽約，並且態度十分強硬。然而李鴻章也毫不示弱，針對性地提出了20條相關條約，在這種情況下，雙方談判再次失敗。李鴻章考慮再這樣拖延下去，會對在秘魯的華工的人身權益帶來更多的危害，於是在總理衙門的示意下，李鴻章稍微作出了讓步。這樣，清政府和秘魯於1874年6月26日簽訂了《中秘查辦華工專條》和《中秘友好通商條約》等19款條約。
這些條約的簽訂讓華工的利益有了一定的法律保障，為了徹底解決秘魯販賣華工、迫害華工的問題，李鴻章和葛爾西耶爭論了很久，最終有了比較滿意的結果。之後李鴻章一邊向清政府奏報，一邊等待與秘魯的簽約。簽約後不久，李鴻章派出陳蘭彬、容閎到古巴和秘魯調查華工在當地的狀況，並在同年底，將調查報告交到了李鴻章的手上。中國的華工在秘魯的待遇比黑人更加悲慘，他們被賣往開山、種蔗等處，不是被打死就是自盡而死，或者投入火爐、糖鍋而死，大量的照片和證詞展示了這些血淋淋的內容，這些都充分說明秘魯根本就沒有履行條約。
光緒元年（1875年）6月，秘魯換約大使艾勒莫爾來到中國，他遭到了李鴻章的嚴厲指責，秘魯的言而無信等都被李鴻章一一披露。李鴻章準備讓秘魯大使為保護華工而作出書麵保證，但是卻遭到了拒絕，因此他不再與艾勒莫爾談判，而是奏請清政府讓丁日昌代替自己來談判，而自己則在幕後指揮。在李鴻章的指導下，丁日昌與艾勒莫爾展開了談判。但是，雙方難以達成共識，談判也陷入破裂的邊緣。這個時候，英美插手說隻要中國與秘魯換約那麽秘魯肯定會交出照會。但是李鴻章依然強硬地堅持自己的觀點，他告訴總理衙門，為了保證華工的權益，必須慎重換約。清政府也同意了李鴻章的建議。因此李鴻章向秘魯大使提出了最後通牒，並且警告秘魯大使如果再不讓步，中國將采取措施，不僅會暫緩批準條約，還會將秘魯違約虐待華工之事公之於世，假如秘魯大使仍然拒絕在換約時添入照會，那麽連北京都不必再去。
在一係列的事實麵前，艾勒莫爾非常被動，李鴻章和丁日昌在談判中更是大有底氣。最終艾勒莫爾隻好承認華工在秘魯遭受的迫害和非人的折磨，於是他開出了相關的照會，而李鴻章也在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上作出了讓步。不久，艾勒莫爾發表聲明說秘魯要保護華工，並保證華工人身與財產的安全，與中國所派使者緊密合作，並認真探討華工事宜。就這樣，在李鴻章的努力下，中秘條約在天津正式簽訂。
《中秘查辦華工專條》是近代中國第一個保護僑民的條約，李鴻章還想到華工距離中國遙遠，因此建議朝廷向海外派遣使者，清政府同意了。於是，陳蘭彬、容閎開始出洋赴任。《中秘查辦華工專條》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護秘魯華工的作用，它的正式簽訂花費了李鴻章很大的心血，從開始談判到正式換約，中間經曆了多次的爭吵和辯論，時間長達兩年。在保護華工這件事情上，李鴻章無疑是首倡者，而且也是積極的推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