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效法古人，洋務總綱始出台
當清政府還沉浸在“天朝上國”的美夢之中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早已經過了工業革命的階段，機器代替了手工業，國家發展的速度早已經超過了清政府。但是清政府的統治者們對外國的這些情況並不了解，他們還是處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中，自以為滿足。但是，中國的有誌之士早已經將目光投向了西方。他們發現了中西方的差距，並興起學習西方的熱潮。而為了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和思想，李鴻章帶頭辦起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
還是在李鴻章鎮壓太平天國的時候，淮軍的武器就是由西方的先進槍炮裝備而成，並且，李鴻章還創辦了一批近代的軍事工業，想要求得中國的“自強”。中國近代軍事工業的興起，主要由李鴻章帶領。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以奕、文祥等人為代表的清政府高層官員，清楚地了解到中國正處於內憂外患的局麵，因此他們積極地提倡“練兵”、“製器”，也就是清政府所謂的“自強之道”。當時在中國各個地方積極倡導“自強”這一主張的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而以李鴻章的實施最見效果，他動手最早、經辦最多。
剛來到上海租界的李鴻章，欣賞著西方國家的建築和生活方式，內心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洋人悠閑的生活方式讓李鴻章隱隱地對中國有些擔憂。除此之外，他還仔細地分析中國和外國的情況，最終得出中國要想和西方列強平起平坐就必須先“富”而後才能“強”的結論。在和洋人多次接觸之後，李鴻章逐漸了解了世界的大勢，而且他認為中國必須要改革。
“坐鎮北洋，遙執朝政”的李鴻章，經過初步的洋務實踐，慢慢了解了西方。他發現西方國家並不是中國人所認為的蠻荒之地，西方國家不僅軍事強大，而且經濟富裕。李鴻章還了解到，在18世紀下葉，英國人瓦特改良了蒸汽機，這樣就引來了一係列的技術革命。並且工業革命由英國迅速波及整個歐洲大陸地區，最終於19世紀傳播到北美地區。在工業革命的促進下，煤炭開采、鐵路運輸、武器軍火等各個方麵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歐美國家都在短時間內迅速發展，而閉關自守的中國依舊原地踏步。
同治十三年（1874年）底，李鴻章在關於海防討論的折子中表達了他的觀點。他指出西方各國對中國虎視眈眈，隨時準備侵略中國，而中國卻麵臨著古代的格局未曾變化，並且外國的武器和技術都十分先進，中國現在的實力根本就不足以抵抗。因此，李鴻章強烈要求清政府加強海防，發展軍事工業，並且改革科舉考試，興辦新式教育等。這些內容都包含在李鴻章呈報朝廷的《籌議海防折》中。
李鴻章的這些觀點無疑在守舊的傳統官員中激起了千層浪，這些保守的儒家官員說李鴻章的言論杞人憂天，無異於癡人說夢。和李鴻章相比，他們還沉浸在天朝上國的美夢之中，從來沒有想過要去關注世界其他各國的變化。在他們的眼裏，中國才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古有漢唐之風，今有康乾盛世，並且中國地大物博，禮儀天下文明，根本不需要學習那些蠻荒之地的國家，他們的思想更不值得一談。李鴻章麵對這些迂腐的思想，深感無奈，他覺得與他們爭辯無異於對牛彈琴。李鴻章以《易經》為例，陳述變法的觀點，將這些迂腐的大臣狠狠地批了一通，並且感歎如今世界各國都紛紛變法自強，唯有中國還津津樂道祖宗之法，亡國滅種之禍令人擔憂。於是，李鴻章更加堅定了變法的信念，決定像古時候的商鞅、王安石一樣，振興中華。
不過，李鴻章“變法”的思想僅僅停留在私下討論的階段，因為他發現堅持變法、堅持改革的人很少，並且朝廷中的守舊勢力力量強大，他認為必須謹慎行事，何況變法圖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耐心等待。最終李鴻章選擇了變法，他準備與那些頭腦清醒的同僚們一起仿效古人實行變法圖強。
2．上書朝廷辦洋務，開設江南製造總局
西方各國的發展讓當時的清政府目瞪口呆，特別是兩次鴉片戰爭與洋人的交鋒更是讓清政府統治者感到切膚之痛，他們也終於明白，隨著洋文化進入中國，一切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洋人打仗不能再靠人多將廣，而要依靠先進的武器和技術。
李鴻章決定經辦“洋務”，後來“洋務運動”中許多轟轟烈烈的事件都與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洋務運動”興起於19世紀60年代，這是由於太平天國的崛起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給清政府敲了一記警鍾，當時一些眼界開闊之人都提出了學習西方先進事物的主張。這些人雖然身份、地位各不相同，但是他們對中國的未來都是極為關注的。這些人主張在不摒棄中國傳統的情況下向西方學習。這些倡導“洋務運動”的人在中國近代史上被稱做“洋務派”。
自從知道“利器”的功用之後，李鴻章開始購買洋人的武器。不過購買過來的武器既貴又難以使用，因此李鴻章產生了建立中國軍工企業的強烈願望。但是，李鴻章的願望卻遭到了清政府各個方麵勢力的打擊。於是李鴻章寫信給總理衙門的最高管理人奕陳述了自己的觀點，給奕講解了西方蒸汽機的運用原理以及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李鴻章呈報的這封信有三千多字，它是中國對西方作出研究的重要文獻，也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資料之一。在“講求洋器”方麵的成效方麵得到了恭親王奕的讚賞，於是奕給清廷上的奏折中提到了李鴻章的先進思想。於是李鴻章又寫了一封信詳盡地介紹“洋器”的知識，並且指出“洋器”背後更深的知識和技術背景，這是中國官員對“西學”進一步了解的標誌。
李鴻章對中國的鄰居日本也頗為關注，日本“開國”向西方學習不久，國家迅速富強。李鴻章感覺到了日本的發展迅速，因此他時時以日本的崛起來鞭策國人，並且提出日本的崛起對中國造成了潛在的威脅。對於國人對世界大勢愚昧無知，李鴻章感到痛心疾首，他指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李鴻章抓住了問題的要害，提出要先從製度上改革，並且廢除中國的科舉製度。但是當時的清政府統治者遠遠沒有想到這些，他們隻是同意了李鴻章要求清政府派京城火器營兵弁到江蘇學習炸炮的建議。在恭親王奕等人的支持下，李鴻章開始著手“洋務”。
李鴻章在大力興辦洋務企業之時，多方麵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文化知識，並且積極地發展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近代人才。他在上海設立了外國語言文學文字學館，並且聘請洋人擔任外教，學習西方的測算之學、格物之學，為中國培養了一批相應的軍工人才。同治四年（1865年），李鴻章擔任兩江總督時，奏請朝廷置辦上海虹口洋人鐵廠機器，加上原有的兩局，合並後稱為江南製造總局。同治六年（1867年）9月，李鴻章又創辦了金陵機器局。江南製造總局和金陵機器局都由清政府財政撥款支持，既可以生產大炮、子彈等武器，也可以修船造艦等。同年，江南製造總局又附設翻譯館，著手翻譯外文書籍。並且，李鴻章還在軍事工業上頗費工夫，他成了改革國內弱勢到強勢的先驅者。
李鴻章的各項舉措對中國的軍事工業起到了比較明顯的促進作用，並且在國防方麵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軍隊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對內有專政的職能，對外還有抵禦外侮的作用。1880年，俄國又開始對中國虎視眈眈，在中國大力發展軍工業的時候它不時地挑釁，但是由於有中國的軍工業作為支撐，俄國人一時也不敢輕舉妄動。
清政府在與外國作戰中吃了很多虧，因此俄國的一舉一動讓清廷開始擔憂，這樣也迫使清政府開始思考自身的出路，他們認為隻有變強才能抵禦外國的侵略。而李鴻章也不敢怠慢，他開始督促軍工業的進度，準備應對外國的挑釁。這個時候，已經不是什麽崇洋媚外的膚淺看法了，中國必須強大起來，才能讓外國侵略者望而生畏。李鴻章在清政府的授意下，對“洋務運動”進行了更廣泛的開展。
3．興辦軍工求自強，師夷長技以製夷
李鴻章和曾國藩一樣，其洋務運動最先都是從軍事開始進行的，然而在中國近代軍事貢獻方麵，李鴻章又遠遠超過了曾國藩和其他洋務大臣。當然這與李鴻章本人的遠見卓識以及他奉命剿滅太平軍的特殊情況有關。
1862年，正當太平軍將領李秀成攻打上海時，上海官紳派人向曾國藩求救，經過仔細考慮後，曾國藩決定先派李鴻章前往上海。當李鴻章來到上海卻發現外國槍炮性能優越，具有很大的殺傷力，而中國自己生產的武器卻是相形見絀。並且，在與太平軍戰鬥時，李鴻章還發現李秀成的軍隊使用了很多洋槍，為了掌握戰場上的主導權，李鴻章決定用西方先進的武器裝備淮軍。於是，李鴻章請求他的哥哥李瀚章在廣州購買了大批的西方新式武器，用來武裝淮軍和湘軍。並且從1862年6月開始，淮軍裏麵也出現了“洋槍隊”。由此可知，湘軍和淮軍采用洋槍，是由李鴻章倡導的。在開始打仗時，曾國藩認為打勝仗“在人不在器”，後來得知洋槍洋炮的威力後他同意了李鴻章的主張並給予了極大的支持。正是由於曾國藩的積極支持和指導，李鴻章才走上了洋務強國的道路。同時，在恭親王奕的幫助下，慈禧太後也同意了李鴻章的請求，允許他在“剿匪”的前提下，學習製造軍火。
不久，李鴻章有意識地與英法等國有軍工經驗的人員頻繁接觸，為的就是模仿他們的生產。並且，在與洋人的接觸中，李鴻章的洋務自強思想也在不斷地深化。他認識到中國若想真正地自強就不能總是購買洋人的武器，而是要學習他們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思想文化，創辦和發展中國自己的軍工企業。通過與那些富有經驗的洋人的接觸，以及對武器生產等不斷的了解，李鴻章生產西式武器的決心日益堅定。
於是，從1862年10月起，李鴻章就開始了武器的生產。在李鴻章的支持下，由韓殿甲領導的技工生產出了炸藥和雷管。1863年，李鴻章雇用英國人馬格裏在鬆江設立了一個洋炮局，製造炮彈銅帽等軍用品。同年9月，李鴻章又調丁日昌到上海新建一局，主要仿造短炸炮以及各種新式炮彈。這三個洋炮局在李鴻章的統一指揮下先後建成，被李鴻章合稱為上海“炸彈三局”，它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做上海洋炮局。
事實證明，丁日昌在武器製造上有著獨到的天賦，他辦的炮局最有成效，“田雞炮”（迫擊炮）就是由他製造而成，還有能發射80磅炮彈的“開花炮”也出自丁日昌之手。後來，李鴻章就一直把丁日昌留在身邊，他也成為了“洋務運動”的積極實行者。
1864年，清政府和太平軍的戰爭已經接近尾聲。本來按照慈禧的旨意洋槍洋炮的製造應當放鬆下來。不過，李鴻章卻認為不僅不能放鬆相反更應當加強。他認為在仿造武器方麵，除了單純的模仿之外，還要逐漸學會“製器之器”。李鴻章還建議清政府向臨近的日本學習，充分地掌握西方的先進技術，這樣才能加強中國的國防力量，從而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李鴻章的兩位得力幹將韓殿甲和丁日昌分別主持的炸彈局都隻雇用中國工匠而不雇用洋匠，並且仿照洋人的做法，他們手工鑄造炸炮。上海洋炮局所造的炮，大多限於輕便的短炸炮，這種炮彈不滿50斤，並且每月隻造6到7尊左右，而炸彈每月卻可以生產一萬多枚。由上海“炸彈三局”生產出來的武器為李鴻章消滅太平軍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並且還為李鴻章後來創辦的江南製造總局、金陵機器局積累了經驗。
1864年5月，淮軍、湘軍與太平軍的戰鬥即將結束，此時李鴻章依然強調製造機器刻不容緩。並且他還拿日本的維新來進行說明，日本在美國艦隊打開大門後認真地學習西方的先進思想和科學技術，正處於飛速發展的階段。1865年，李鴻章接替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並在曾國藩的支持下，成立了江南製造總局。該局以“自立”、“自強”為宗旨，無論是經費的籌措還是洋匠的雇用等，李鴻章都要做到心中有數。1867年夏天，江南製造總局從虹口遷徙後規模變得更大，設備也陸陸續續地得以添置。到19世紀80年代時，江南製造總局已經有工廠十餘座，船塢一座。到了1867年，江南製造總局每天能生產毛瑟槍15支，12磅開花彈100發，後來連水雷等武器也陸續生產出來。這裏生產的武器被廣泛地應用到清政府管轄的各個地區和軍隊，他們由政府統一分配，不具有商業性質。江南製造總局除了製造槍炮外，還生產“製器之器”。李鴻章和曾國藩兩人眼界開闊，而且他們清楚地知道，中國想要自強，對付西方列強，做好沿海各個重要港口的防禦是關鍵。因此，曾、李二人又想辦法為江南製造總局籌集費用。同治七年（1868年），江南製造總局造出了第一艘新式大型兵輪。
從江南製造總局的成立來看，“自立自強”的觀念一直灌注其中，而且李鴻章事無巨細都頗為關心，因此它從一開始運轉就得到了強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持，獲得了比較大的發展。
1863年11月，李鴻章到達南京。因此蘇州洋炮局又遷移到南京，改稱為金陵機器局，也稱為金陵製造局。它的規模有所擴充，設備也有了一定的改進。到1879年時，機器分廠有3個，翻砂、熱鐵、柞廠各兩個，還包括火箭局、洋藥局、水雷局等，因此製造的武器樣式也多了起來。
李鴻章創辦以及接辦的這幾個製造局，奠定了中國軍事近代化的根基。其他各省在曾國藩、李鴻章的帶領下，也紛紛興建兵工廠。雖然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點，但是經過幾年的努力，中國已經能夠自己生產新式軍事武器，這也從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清朝軍隊落後的狀況，為中國走上國防近代化的道路奠定了基礎。
李鴻章興建軍工廠從本質上是想抵禦外侮的，而不僅僅是為鎮壓中國國內人民的反抗運動。這從清政府軍隊已經鎮壓太平軍、撚軍之後李鴻章仍堅持製造先進軍事武器可以窺見一斑。並且，江南製造總局等專業化技術工業的產生，對促進中國封建自然經濟的解體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為新的近代經濟的產生和發展做了積極的準備工作。李鴻章主持創辦的江南製造總局所生產的槍炮，開始的時候是運往前線對付太平軍或者撚軍，但是這些兵工廠的主要宗旨卻是製造中國的兵船，目的是防禦海口以防止外國侵略。雖然兵工廠屬於軍事工業，但是卻具有“禦侮”的性質，同時這也為中國近代工業打好了基礎。
無論怎麽說，在當時那種特殊的國情下，李鴻章所創辦的江南製造總局等企業是有著自己獨特貢獻的。江南製造總局內專設的輪船工廠，就為中國的近代海防和海軍建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李鴻章的洋務思想在具體的實踐中也在不斷地深化。後來李鴻章的具體行動表明，他辦工廠的目的是為了抵抗外國的侵略，維護清政府的統治和國家的安全，這也是李鴻章的老師曾國藩提出的“自強”。李鴻章堅定而忠實地執行著曾國藩的這一主張，並且作出了比老師更大的貢獻。
4．求強先求富，民用工業的蓬勃發展
除了經營以“求強”為目的的軍工企業之外，李鴻章還開始興辦以“求富”為目的的民用工業。李鴻章照搬照用西方軍事模式，想要實現富強的目的，但是，由於中國缺乏社會經濟發展的穩固基礎，因此出現了很多困難。
創辦兵工廠的經費來源枯竭，而原料又極其短缺，技術與西方國家相比相當落後，並且由於缺乏人才、管理混亂，導致中國軍事工業發展緩慢。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就必須為軍事工業的建設而去完善體係，李鴻章明白“武器的生產是以整個生產為基礎的”，因此圍繞軍事工業而興辦民用企業的問題，他牢牢地記在心中。同時，李鴻章心裏很清楚，想要創辦較大的工廠企業必須要得到總理衙門的同意與支持，因此他多次給總理衙門寫信陳述辦廠造船的重要性。他以清政府麵臨的外部壓力為突破口，仔細地分析先進武器在抵禦外敵戰爭中的作用。
李鴻章提出的建廠造船的建議最終得到了總理衙門的認可。對於具體的操作方案，李鴻章也有自己的獨特考慮，因為與洋人接觸的經驗告訴他，委托洋商購買機器不僅價格昂貴，而且不容易控製，而派人到外國機器廠學習技術，在短時間內也難以判斷其利弊。由此他考慮另一種方法。在當時，上海已經有外國人開辦的機器廠，李鴻章認為最好的方法就是收購其中的某一家，所以他積極準備。最終，丁日昌在李鴻章的授意下，於1865年以6萬兩白銀購買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記鐵廠以及其中儲備的所有原材料。當丁日昌買來美商旗記鐵廠後，李鴻章將其改名為“江南製造總局”。
李鴻章具有超前的意識，他甚至預言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即將來臨，在創辦生產民品以求富的企業上，李鴻章遠遠走在了與他同時代人的前麵，曾國藩、左宗棠等實權人物根本沒有想到民用工業也可以創造財富，並且為軍事工業服務。
李鴻章為了求強而求富，他於1872年籌辦輪船招商局，該局在次年正式運轉，而用現在的觀點來看，它實際上是一個官督民辦的股份公司。招商局開始時是由官商合辦，後來改為官督商辦的民用企業。李鴻章借鑒西方的股份製方法創辦輪船招商局，到最後它有輪船33艘，甚至兼並了美英合辦的旗昌公司，該局年平均收入在200萬兩白銀左右，年淨利為30萬兩白銀。
除此之外，李鴻章還開辦了其他一係列的民用企業，開平煤礦局、漠河金礦都在李鴻章的主持下獲得了較大的收益。
而上海機器布局，則是李鴻章創辦的中國第一家棉紡織工廠，也屬於官督民辦企業，最終失火焚毀，但是在重建後，又於上海、寧波、鎮江等地開設了10多家分廠。而且，清政府的損失也由這些民商“陸續歸交”。
中國的電報、鐵路等也是由李鴻章最先創辦，李鴻章在鐵路建設上與頑固派爭辯了很久，煞費苦心。為了修建鐵路，李鴻章一麵批駁頑固守舊勢力的謬論，一麵在自己管轄的區域內支持鐵路建設，從而造成既成事實。在給朝廷上奏的折子中，他有意將“鐵路”說成“馬路”，於是唐胥鐵路於1880年籌備動工，翌年建成。
李鴻章興辦的民用企業，除了北洋官鐵路局是由官辦建成之外，其他全部采用官督商辦的方式，這種方式由李鴻章創造，是由洋務派倚仗國家權力“收天下之財為己用”的一種形式。李鴻章擔心民商勢力過於強大，因此決計將私人資本置於官府的嚴密控製之下。
形式上，官督民辦模仿西方資本主義股份公司的模式，它既招商入股，又有商總等專門的代表。但是，中國的這些民辦企業都要直接受到官府的“督促”。而實際上，中國的官督商辦企業並不是民族資本主義，它屬於官僚資本主義的範疇。李鴻章從興辦官督商辦企業開始，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來維護官督商辦企業的利益，這些措施包括借墊官款、減免稅厘和申請專利等特權。
李鴻章的一係列舉措，對於剛剛籌建和開辦的民辦企業來說具有比較積極的作用。但是官督商辦又是官府控製和勒索民辦企業的憑借，並且官府的介入，束縛了民族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李鴻章主張興辦民用企業是為了和洋人“爭利”，在半殖民地的中國，想要“求富”則必須與洋人競爭。因為中國沿海航運幾乎全部被外國輪船霸占，紗、布等日用品大批地湧入中國，因此李鴻章希望通過興辦民用工業從洋商手中分得一些利益。李鴻章在興辦民用工業上還堅持“借用洋器洋法而不準洋人代辦”的原則，這表現了他對外國勢力的抗爭性。不過，李鴻章對外國侵略的勢力除了抗爭的一麵還有妥協的一麵。李鴻章所控製的一些民用企業，不是與外國侵略勢力“息爭均利”，就是靠舉借外債度日，這些都充分說明了李鴻章在麵對外國侵略勢力時的兩麵性。
李鴻章倡導的官督商辦企業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卻不是早期民族資本發展的必由之路。因為這些民辦企業，在政府的嚴密控製下，並沒有從官僚資本轉化為民族資本。最終這些官督商辦企業都麵臨破產或者被收購的命運。雖說如此，李鴻章的興辦民用企業的舉措還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它對中國的近代化進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李鴻章作為領頭人，帶領封建落後的中國艱難地向前走去。
5．重視教育事業，曆經挫折亦無悔
李鴻章是一個從科舉考試中嚴格訓練出來的封建士大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他的人生信條。但是，隨著與西方文化的日益接觸，對比中國落後的殘酷現實，李鴻章對中國人還沉浸在書寫小楷等八股取士的製度而感到厭惡。並且，隨著洋務運動過程中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的創辦，李鴻章越來越感覺到中國需要一批真正懂得西方先進技術的人才。顯而易見，中國的八股製度已經滿足不了社會發展的需要，因此李鴻章決定積極地倡導改革科舉，培養人才。
李鴻章率先提出“變法”的主張，準備以儒家傳統治略，內修政事，並且外學西法，舉辦洋務。於是，李鴻章對八股製度開始進行改革的嚐試。但是，他隻能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擴充洋學，因為他不敢暢言廢除科舉。19世紀70年代以後，李鴻章除了支持有關開藝科、課西學之清外，還實行了被清政府否決的洋務進取一格、設立洋學局的主張。在東西方教育對比中，李鴻章的心情也是沉重的，因為中國的教育顯得太呆板，而且一成不變，這樣在實際作用上與西方教育是無法比擬的。李鴻章後來也發現清政府重科甲正途而影響學生的來源和質量等問題，為此他憂心忡忡，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力圖通過為學堂人員爭取“與正途並重”或“由科甲進身”來扭轉這種不利的局麵。為此，李鴻章屢次上奏朝廷，想讓洋學館的學員能夠一展抱負。
光緒十四年（1888年），李鴻章再次呈上奏折之後，清廷同意了他的請求。於是，天津水師武備學堂教習以及學生得以和上海廣方言館肄業生、同文館學生一起參加順天府的考試。這次鄉試，在中國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它是中國首次實行的西學和中學同考，這使八股取士的製度也受到了一定的衝擊。李鴻章心中明白，中國想要在列強環伺的情況下“自強”，關鍵還是在於懂得科學技術的人才，隻要有人才，那才是國之根本——在這一點上，李鴻章和他的恩師曾國藩是一致的。不過李鴻章除了對“人才興國”的思考外，還注重人才的培養和深造。
李鴻章為了造就掌握科學文化知識的洋務人才，除了在國內興建洋學堂、改革科舉製度等，還派人出國留學。經過李鴻章、曾國藩等人的多次努力，從1872年起，就有幼童被派往美國求學，到1875年，共有120名中國人被派往美國求學。而其中傑出者有詹天佑、唐紹儀等人。
李鴻章等人倡導的出國留學的建議在當時特殊的國情下，充滿了阻力。那些封建衛道士們甚至認為出國留學是大逆不道，並且千方百計地加以破壞，最終導致出國留學之事人為地夭折。雖然李鴻章等人的主張遭受了打擊，但是那些曾出國留學的人最終都以先進的知識和科學技術證明了自己，他們在教育、外交等各個領域都展示了自己獨特的風采。從此以後，雖然留學之事困難重重，但是中學堂、軍事學學生到國外留學的風氣卻逐漸成為了一股潮流，出現了一大批像辜鴻銘那樣的洋務人才和著名學者。
李鴻章能夠根據洋務事業的發展需要，積極地主張和大力支持中國留學事業，這些都說明作為封建時代的地主階層，他與那些頑固的守舊派有著本質的區別。他能夠突破中國傳統文化的桎梏，不被八股取士的落後思想所束縛，不像那些頑固守舊者那般迂腐淺陋，依舊沉浸於“天朝上國”的美夢之中。在近代中國，隨著東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李鴻章以他的遠見卓識敏銳地抓住了問題的本質，不過由於一係列的阻撓和困難，派留學生去美國的願望最終化為幻影。這是那個時代的悲哀，也是李鴻章不得不麵對的現實。
第一次選派留學，雖然半途而廢，但在中國近代史上卻具有重要的意義。晚清落後的頑固守舊的風氣被留學熱潮所打擊，西學在中國也迅速地傳播，並且李鴻章等人還開創了中國近代選派留學生的先河。留學幼童半途而廢隻能說明當時的守舊勢力過於強大，中國幾千年的古文明將這種守舊的思想深深地印入每一個知識分子的腦海裏，要想改變，需要時間。總的來說，李鴻章對當時的教育事業還是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這一點，毋庸置疑。
6．固我邊防建海軍，提升國力為國防
1840年，英國殖民者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也被稱為第一次鴉片戰爭。1842年8月29日，在英國侵略軍的武力威逼下，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由此，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朝軍隊在鴉片戰爭中的不堪一擊和《南京條約》的簽訂，促使清朝統治集團中的一些有遠見的人士睜開雙眼，開始認真觀察外麵的世界。
就在這個時候，以抗英名臣林則徐以及具有獨到眼光的思想家魏源為代表，發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呐喊，聲稱要學習西方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以抵禦外國侵略勢力，並初次提出了創建近代海軍的草案。1856年到1860年，英法聯軍發動了對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他們的艦隊在中國的海麵上肆意遊弋，清政府在這巨大的創痛中，開始著手興辦近代海防，但是由於遭遇挫折而止步不前。
與此同時，中國近鄰日本卻在“明治維新”之後，在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麵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李鴻章還在江蘇任職時，日本就多次派專員到淮軍軍營考察學習，同時李鴻章也在日本的啟發下認真地發展洋務。並且，他時刻警惕日本，隨著日本的逐漸強大，他更加感到日本對中國是一個潛在的威脅，而且中國必須要提高警惕。日本經過明治維新之後，逐漸強大，也開始蓄謀向亞洲鄰國入侵，對中國、朝鮮等地區虎視眈眈。同治九年（1870年），李鴻章就任直隸總督後，在天津、大沽一帶布置防務。不過，清政府最高統治者始終未能予以最高重視，因此加強海防建設也一直沒有成為清朝的基本國策。同年，當日本看到列強紛紛在中國謀求利益，因此便派外務大臣柳原前光來到中國進行試探，當時李鴻章接待了他。為了聯手對付西方侵略者，李鴻章想要與日本合作，但是日本卻不是這樣想。柳原前光回到日本之後，日本政府又派人到中國與清政府進行談判，並要求中國給予日本最惠國待遇，在中國內地通商，與西方諸國一體利益均沾。
李鴻章麵對日本人的狂妄和無理，十分生氣，他堅決地拒絕了日本的要求。此時日本雖然野心勃勃，但是由於羽翼未豐，也沒有實力對中國進行武力入侵，因此中日雙方最後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和《通商章程》，指出雙方應當在指定的通商口岸進行貿易，並且雙方不得侵犯“邦土”，在有外敵侵略時雙方還應當相互幫助。李鴻章這一條約的簽訂，將日本染指中國的幻想打破，並在表麵上建立了中日聯合的東方陣線，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抵禦西方侵略。日本政府對這次簽訂的條約相當不滿，於是柳原前光又被派往中國與李鴻章進行交涉，並要求改簽條約，以謀求更多的利益。李鴻章異常憤怒，將柳原前光狠狠地批了一通，柳原前光灰頭土臉地回到日本，卻暗地裏尋找突破口想要在中國謀求更多的利益。
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琉球船隻因遇到颶風漂到台灣，台灣高山族誤殺船民50多人。1873年初，日本小田縣4人漂到台灣，也被誤認為是外敵入侵而被島民所殺。琉球是中國的藩屬國，而台灣則是中國的領土，向來與日本無關，但是日本卻趁機要挾中國，企圖占領台灣。於是日本政府又派柳原前光來到中國換約，這次柳原長了個心眼，他知道李鴻章態度強硬，於是繞過李鴻章直接跑到總督衙門那裏指責台灣島民殺害琉球船民，並聲稱琉球是日本領土，要求中國政府懲治台灣凶手。柳原前光的這一無理要求遭到了總理衙門的反駁，日本見無理要求沒有奏效，便開始尋求武力解決。
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美國的幫助下，日本出兵占領了台灣的東部琅嶠。英國駐華大使見美國幫助日本獨自插手侵略中國備感不滿，因此一麵提出抗議，一麵將這個消息告知清政府。在李鴻章的建議下，清政府派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帶兵萬餘人前往台灣，淮軍將領劉銘傳和法國人日意格在一旁協助。此時的日本並未有足夠的實力與中國進行正麵交鋒，於是又派出柳原前光與清政府談判，企圖以外交手段獲得自己的利益。除了要求所謂的懲辦凶手外，他們還向清政府索要白銀200萬兩，結果李鴻章對其又是一頓臭罵，柳原再次灰溜溜地回到日本。日本接著派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繼續與李鴻章進行談判，為了和平解決問題，清政府和李鴻章在西方列強的調停下，與日本簽訂了《北京條約》，該條約要求日本從台灣撤兵，並且承認日軍侵台是“保民義舉”，還給日本50萬兩白銀。《北京條約》的簽訂，除了讓日本探出清政府的底細之外，還為日後日本吞並琉球埋下了隱患，因為清政府並沒有明確表示中國與琉球的宗藩關係，並且說日本出兵侵占台灣琅嶠的行為是“保民義舉”，這讓列強們更加感到中國清政府的軟弱無能。
1874年，日本又以各種借口出兵侵占台灣，最終此事以和議告終並未導致更大戰端，但是清政府上下卻是一片嘩然，為此清政府統治階層內部引發了一場激烈的“海防大討論”。1874年11月，總理衙門的文件中強調了海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並提出了“練兵”、“造船”、“用人”等方法，要求各省的督撫和將軍進行討論。身任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的李鴻章，為此呈上了洋洋灑灑數萬言的《籌議海防折》，指出中國海軍海防事業的重要戰略意義，並且要求大舉興辦近代化的海軍海防。在這個折子中，他還分析了中國麵臨的前所未有的外部形勢：“曆代備邊，多在西北……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裏；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製，又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並且李鴻章還指出了處理國際關係的根本在於國家的實力以及時間的緊迫性。除此之外，他還闡述了關於海防的具體實施方法。李鴻章提出中國在國防上應當以陸軍為主，在海防上要設立南洋、東洋、北洋三支水師。為此，左宗棠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左宗棠認為清政府應當實施“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並重”的策略。因為他認為中國設立三支水師將導致政見不一，不好領導。李鴻章則認為海防重要而西北塞防則可有可無，甚至他還覺得新疆甚至可以放棄，在這一點上，李鴻章和左宗棠兩人產生了很大的分歧。而當時清政府麵臨著沙俄侵占伊犁，阿古柏占據新疆的嚴峻形勢，收複新疆迫在眉睫。
1874年底，同治帝病死，由光緒帝擔任皇帝，慈禧再次垂簾聽政。1875年，海防討論進入了廷議的階段。左宗棠和李鴻章的意見，總理衙門並沒有全部采納，最終作出了“海防”、“塞防”並重的方針。李鴻章被命令全權負責海防，而左宗棠則主要負責“塞防”問題。左宗棠表麵上同意清廷的意見，實際上依然主張全力西征，他認為西方各國無意侵犯中國，並且中國已經在海防方麵作好了充分準備，不必擔心。而李鴻章則認為當時的主要危險來自於海疆方麵，特別是京津、滬寧一帶，這些地方一定要做好海防的準備工作。不過，李鴻章對於新疆問題卻沒有認真對待，他也沒有想到中國西部疆土出了問題應當在第一時間解決，而左宗棠卻抓住了這次機遇，而且當時清政府財政困難，隻好將主要的財力都放在左宗棠的西征上。
李鴻章在“海防大討論”以及後來關於海軍海防的建議，為近代中國海軍海防建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動作用。在李鴻章等洋務派官員的努力倡導下，清政府建成了福建、北洋、南洋和廣東4支小規模的海軍艦隊。但是，在1884年8月的中法馬尾海戰中，整個福建海軍被殲滅，這說明中國海軍與西方國家相比還是存在很大的差距。於是，中法戰爭剛結束，光緒帝就鄭重發布了大力擴充海軍的命令，於是設立了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簡稱為海軍衙門。從此之後，海軍也正式成為中國的正式軍種，近代中國海軍海防事業也步入正軌。
李鴻章出任海軍大臣，具體負責全國海軍海防建設。他興辦水師學堂，購買船艦，建設大沽口、旅順口、威海衛等軍港基地，積極地利用徐建寅等一大批中外專業人才。1875年，日本入侵朝鮮。1876年，逼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解除中國與朝鮮的宗藩關係。1879年，日本吞並琉球，改設衝繩縣。這些慘痛的事實一次次震撼著清政府統治者，因此促使海軍建設的加速發展。特別是中法戰爭時整個福建海軍的覆滅更是讓清政府震撼不已，李鴻章成為了北洋海軍實際權力的掌握者。中國想要建立近代海軍，就必須先解決船艦的問題。由於中國自己造船的造價要遠遠高於從外國購買，因此李鴻章確定了從英、德買船為主，中國造船為輔的方針。經過李鴻章的悉心經營，旅順口和威海衛成為了北洋海軍的基地，並守衛著渤海和天津。
除此之外，李鴻章還意識到要培養一批海軍人才，因此福建船政學堂的學生，都被李鴻章所用。李鴻章還不惜雇用一批洋人擔任技術人才。為了獨攬北洋海軍的教習任務從而達到控製中國海軍的目的，英國公使威妥瑪向李鴻章提出了這一請求，但被李鴻章拒絕。李鴻章一直采用英國軍官和德國軍官並用的原則，這樣就讓列強想獨自控製中國海軍的目的不能得逞。
1888年10月，在李鴻章的精心準備下，海軍衙門上奏慈禧太後並獲準頒行《北洋海軍章程》，這是北洋海軍正式建軍的標誌。近代中國的海軍海防建設在這一階段也達到了輝煌的頂點，北洋海軍陣容龐大，一度躍居海軍世界大國的行列，在亞洲地區也是遙遙領先。北洋海軍一直以日本為假想敵，截止到甲午中日戰爭之前，中國的海軍實力已經達到了當時世界的領先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