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平均律

Bach: The Well—Tempered Clavier

最早論述“十二平均律”理論的是中國明代的一位王子，朱載堉。這一理論第一次付諸實踐，正是巴赫的鍵盤曲集《十二平均律》。從1584年朱載堉在他的著作《律學新說》中提出“新法密律”，到1722年巴赫的《十二平均律》鋼琴曲集問世，其間相隔了138年。我們小時候的曆史書上總是強調這個差距。其實就算我們更早搞出理論也無優勢，音樂上的成就，我們怎麽跟德國人攀比。

十二平均律是一種音樂律製，它將一組八度音平均分成12個半音音程。鋼琴正是采用這種律製。

巴赫的《十二平均律》以樂曲驗證了這種律製的優越性。他依次以12個音為調，依半音逐級排列，將每一調輪流奏遍，證明十二平均律不但可操作，而且可以很方便地轉調。《十二平均律》沒有淪為迂腐的學術應景作品，這部精妙而宏偉的鍵盤曲，後來被西方音樂史喻為鋼琴文獻的“舊約”聖經。

12個音，分24個大小調，在每個調上寫一首前奏曲和一首賦格，一共寫了48首，分為上下兩冊。其中，前奏曲類似如今的練習曲。那時候練習曲是可以拿到音樂會上演奏的，在音樂會開始之前，樂手們先來個練手曲暖場，順便告知全場：晚會開始了，請各位關閉手機，停止閑聊。

巴赫的練習曲也非常講究，有古代舞曲、幻想曲、眾讚歌等各種風格，音流運動中隱伏著結構線索，深邃地暗示著音樂的“正文”部分——賦格曲。等前奏曲結束，聽眾們洗耳聆聽，賦格曲從一條洗練的主題旋律開始，娓娓道來。

每次聽到《十二平均律》，我總是想起一部叫做《調琴師》的小說，美國作家丹尼爾·梅森的處女作。這個故事發生在19世紀末的英緬戰爭中。醫生卡羅爾上校千辛萬苦將一部埃拉爾鋼琴運到緬甸的小村莊裏，鋼琴在熱帶受潮，他又找來英國最好的調琴師，讓他千裏迢迢從倫敦到緬甸為鋼琴調音，調琴師德雷克就這樣被命運派上了長途。

漫長顛簸的旅途籠罩著一片神秘的安寧，如必然之途。後來德雷克死在那一片潮濕的熱帶天光裏。彌留一刻，他翻出上校留給他的紙條，原來是《奧德賽》書中撕下的一頁——“吃了蜜一般甜的蓮子的人，無一例外都不願意捎信回來了，也不願意離開，他們隻想留在那裏，與食蓮人待在一起，忘了回家的路。”就像他在彈奏中跟隨音樂遠行，停留在夢幻之地，再不想離開了。

調琴師大約最懂得平均律。他以平均律半音調試鋼琴，調琴完畢，上校讓他給部落的客人們演奏，他彈起了《十二平均律》，一首首連續，一句句爛熟於心。

“樂音起起伏伏。他發覺自己一邊彈奏一邊搖擺。我還可以告訴醫生很多，他想著，比如我為什麽選這首曲子。這首曲子完全符合對位法，正如所有的賦格曲一樣。這首曲子是簡單旋律的精巧組合，我們不得不遵從曲子前半部分定的基調。在我看來，這意味著由規則與標準組成的美麗。我可以告訴他，這是一首沒有主旋律的曲子，在英國，很多人嫌它太過精確，缺少能追尋到或吟唱出的調子，可能他已經知道這個了，可是撣族人並不知道此類曲子，正如我被他們的旋律弄得暈頭轉向一樣，蘇巴也可能被我們的音樂弄得摸不著頭腦。我選擇這樣精確的曲子，這是放之四海皆準的，所有人都能欣賞它，在聲音的格式裏找到它的神韻。”

精確、規則與標準組成的美麗、聲音格式裏的神韻，還有巴赫的音樂裏“放之四海皆準的道理”，這些可以穿越語言和習俗。調琴師彈得搖頭晃腦，心裏有很多話說，他知道他隻需要接著彈下去。緬甸的王子與土匪都在朝他行禮微笑，他們一定聽懂了音樂中的溫暖和友好。不過這還不夠，他還要展示這聲音背後西方藝術的莊嚴偉大。這部小說講的就是文明交流的滄桑。

交流的滄桑，當然不僅僅關於幾首名曲的傳播。戰爭、仇恨、爭奪土地與權勢、誤解、獻身、感情統統攪和在一起，說這是交流簡直美化了殖民主義。但經由時間衝刷，殖民地留下了聖經、基督教堂、讚美詩、鋼琴、西式建築、武器和現代醫學，原始部落過上了文明便捷的生活。在書中，一頭大象馱著一部造型典雅的鋼琴，晃悠悠在叢林中穿行。琴槌在搖晃中不停碰到琴弦，一路叮叮咚咚，引來一群光屁股的小孩。先是大象馱，之後山路變窄，換六個腳夫抬，一腳夫不慎遇上亞洲眼鏡蛇，一命嗚呼。他們將僵硬的屍體攤開五花大綁在鋼琴上，繼續在深林裏前行。這幅情景叫人想起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天黑了，他們點了火把上路，鋼琴像漂浮在河流上。

把鋼琴運到村子裏，多麽奢侈的事情，在此已到達了行為藝術的境界。美得莊嚴神聖，堪比拉斐爾的油畫。人們為美付出的代價，到了一定程度就叫人肅然起敬。

一個調琴師不僅懂平均律，他其實就是一個現代巴赫，一個為音樂服務的聖徒。他像巴赫一樣有一顆謙卑細膩的心，貌似拘謹，其實充滿渴望。他認得東方的委婉，一點一滴體會著土地與清風的潤澤，流連忘返。這樣一個對戰爭與陰謀毫無防備的人，最後必然是權力鬥爭的犧牲品。作者無奈，但提出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