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王陽明心學,《傳習錄》是最好的讀本。王陽明因為心學而在中國曆史上具有重大影響,但王陽明的心學,不隻是思辨性的、學術性的,更不是書齋的,而是實踐的、行動的,是生活哲學和生活方式。可以說,王陽明恢複了哲學的本義:哲學是一種生活方式。古代的哲學家比如孔子、蘇格拉底,都是融哲學與生活為一體的,哲學即生活,生活即哲學。

王陽明的一生,就是實踐心學的一生,或者說,王陽明的一生,最好地詮釋了什麽是王陽明心學,什麽是“知行合一”,什麽是“致良知”。所以,我們閱讀《傳習錄》,一定不能隻看文字,而應該和王陽明的實際生活相結合,才會有更深切的理解,才會有真正的收獲。

不平凡的一生

王陽明,原名王守仁,生於明成化八年(1472),明嘉靖七年十一月(1529年1月)去世,浙江餘姚人。他父親叫王華,是明成化十七年(1481)的狀元,做官做到南京吏部尚書。他祖父叫王倫(字天敘),應該是一個灑脫不羈的人,當時的人把他比作陶淵明、林和靖。再往上追溯,可以追到西晉時期琅琊孝子王覽,王覽的曾孫就是書法家王羲之。王羲之定居浙江紹興,一直傳到二十多代,有個王壽,移居到餘姚,成為餘姚王陽明家族的起源。

王陽明原來的名字叫王雲。據說他出生前,他祖母做了一個夢,天上一個神仙踏著祥雲把一個可愛的嬰兒送到自己懷裏。然後,隔壁就有嬰兒的啼哭,兒媳婦生下了一個兒子,就是王陽明。他祖父為了紀念這個夢,就把嬰兒取名王雲。奇怪的是,這個孩子直到五歲還不會說話。將近六歲那一年,有一天,一個和尚從門口經過,看到王陽明,感慨說:“天機是不可泄露的,你們既然泄露了,他自然就不會說話了。”於是,他祖父把他的名字改為:守仁。果然,很快就會說話了。

王守仁年輕的時候,曾經在家鄉附近的陽明洞築室讀書,所以,後來的人都叫他陽明先生。關於王陽明的生平事跡,有一些一定有添油加醋的成分,這也是人性的通病,喜歡神化一些自己喜歡的人,當作神供奉起來。但王陽明一生的經曆,確有非凡之處。一是他很小的時候,就顯現了不凡的天賦,二是他一生的經曆挺傳奇的,幾乎像一部武俠小說。

王陽明十一歲那年,跟隨祖父去京城,經過鎮江時,祖父邀約了一群朋友在金山寺喝酒。從前的文人,一起喝酒就免不了要即席賦詩,就在大家想著寫什麽好的時候,王陽明突然高聲朗讀了一首自己寫的詩:“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樓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在場的人都很吃驚,一個十一歲的小孩怎麽能寫出這樣的詩?有人提議以眼前的“蔽月山房”為題,再寫一首,結果,王陽明很快就脫口而出:

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

若有人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

這首詩顯現了王陽明廣闊的視野。十五歲那年,王陽明自己一個人出遊長城居庸關一帶,進入塞外蒙古等少數民族的區域,考察他們的情形,一個月後才回到京城。十七歲(1488)那年,王陽明奉父親之命,到江西去結婚,迎娶江西布政司參議諸養和的女兒。結婚那天,準備行禮的時候,王陽明突然不見了。原來他一個人到外麵散步,走到鐵柱宮,遇到一個道士,就聊起了養生之說,把婚禮給忘了。等到諸家的人找到他,差不多已經是第二天淩晨。

王陽明考了兩次會試,都落榜了,直到第三次考試,終於考中進士。此後在工部、刑部等當公務員,本來可以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晉升,但王陽明在1506年上書皇帝,抨擊當時的太監劉瑾,結果遭到廷杖四十的懲罰,還被關進監獄。在監獄裏,王陽明每天讀《易經》,思考其中的玄理。最後皇帝下詔,把王陽明發配到貴州龍場做驛丞。

去貴州的途中,經過浙江,王陽明發現有殺手跟著他,於是在錢塘江邊寫了兩首絕命詩,跳進了江水中。殺手以為他已經自殺,就回京城去向劉瑾報告了。不想王陽明是假裝自殺,實際是躲在一條商船的下麵。他跟著這條商船,一直漂到了福建沿海,上岸後向武夷山走去。在山裏,他遇到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二十年前他在江西鐵柱宮遇到的那位道士。這位道士點撥了王陽明,不應該逃避,而是應該到龍場去赴任。

到了龍場,王陽明建立了龍岡書院,傳播文化,發展教育。龍場在王陽明的精神曆程上,是一個裏程碑式的地方,“龍場悟道”即發生於此。王陽明講心學,講知行合一,就是從龍場開始的。1510年,朝廷任命王陽明做廬陵縣令,在縣令任上,王陽明顯示了傑出的管理才能和處理複雜事件的應變能力。1511年,升任南京刑部主事,不久又調任北京吏部主事。

1516年,王陽明升任都察院右僉都禦史,巡撫南(安)、贛(州)、汀(州)、漳(州)等地。這幾個地方多年來一直遭受匪患,曆任官員都無能為力,但王陽明作為一介書生,展現了卓越的軍事才能,不僅殲滅了四股土匪力量,而且為當地製定了長治久安的政策。這次江西平寇是王陽明一生中最值得稱道的“事功”之一。

第二大“事功”是平定寧王叛亂。寧王朱宸濠的祖上是朱權,是朱元璋的第十七個兒子,當年燕王朱棣騙取他的信任,他與燕王朱棣一起造反,奪取皇帝的位置,但朱棣當了皇帝後,沒有兌現自己的承諾,反而把朱權打發到南昌。因為曆史上的過節,寧王家族一直有不滿。到了第四代寧王朱宸濠時期,正好當時的皇帝朱厚照荒**無能,朱宸濠覺得機會來了,於是,網羅人才,苦心經營,終於在1519年起兵造反。王陽明當時已經升任都察院右副都禦史,正被朝廷派往福建剿匪,途中聽到寧王起兵,又折回南昌。在兵力懸殊的情況下,王陽明用計謀打敗了寧王。

當然,由於皇帝的昏庸,王陽明不僅得不到表彰,還差一點被誣陷為寧王同謀。1521年,武宗朱厚照死了,世宗嘉靖皇帝繼位。嘉靖下詔封王陽明為新建伯,這在當時是一個很高的榮譽。此後幾年,王陽明一直在家鄉講學,直到1527年,朝廷又派王陽明去廣西剿匪,這是他一生中的第三大“事功”。那時王陽明已經56歲,還患有肺病。他一路顛簸到了廣西,以招撫的辦法,和平地解決了匪患。王陽明在給皇帝的上疏中提到,廣西思恩十八九年中,不斷有人造反,是因為官員的設置體製出現了問題。

嘉靖七年(1528)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從廣西返回浙江的途中,在一個叫青龍鋪的地方,病入膏肓的王陽明到了生命最後一刻,他的學生問他有什麽遺言,他回答:“此心光明,亦複何言!”說完,溘然長逝。

他的遺體葬在浙江紹興蘭亭洪溪仙霞山的南麓。

生命自覺與聖人人格

王陽明一生,不隻是非凡,更有著強烈的生命自覺。我們一般人,生下來活在世界上,往往按部就班,比如在中國古代,讀書人基本上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讀書,考試,中秀才,中舉人,中進士,中狀元,然後一路做官,到告老還鄉。今天的情形,其實也差不多,一般人讀完中學,上大學,然後找一份工作,一路做到退休。一輩子也就這樣了。少數人不願意隨波逐流,立誌要成就一番事業,像王陽明那樣,中了進士,後來三次平定叛亂,在古代已經算是做出了一番事業。今天一些人創業成功,或者在某個領域取得卓越成績,也算是做出了一番事業。

但還有極其少數的人,不僅活著,不僅做事,還要做人。也就是說,活著,不隻是延續生命,而是成就一番事業;成就一番事業,不隻是獲得社會的認可,而且要在做事的過程中,成就一種人格。王陽明就是這樣極其少數的人。

王陽明十歲左右,進私塾,問老師:“什麽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回答:“讀書,中進士。”老師說的,其實就是一般人的人生套路。十歲左右的王陽明顯然不願意鑽進這個套路,所以,他質疑了老師:“中進士應該不是人生第一等事吧。第一等事應該是讀書做聖賢。”

十七歲那年,王陽明去江西成親,回餘姚途中,經過上饒,聽說理學大師婁諒在此地,就去拜謁,向他請教如何才能成為聖人,婁諒告訴王陽明:“聖人必可學而至”,並告訴王陽明,成聖之路是內聖而外王,首先要“內聖”。怎麽內聖呢?要通過“格物致知”。

雖然王陽明後來對於格物致知有自己的理解,但婁諒那句“聖人必可學而至”,卻成了他終身的追求,先內聖而後外王,也成了王陽明心學的大方向。

為了做聖賢,王陽明從少年時代到青年時代,先後沉迷於任俠、騎射、詞章、神仙、佛家,尋找人生的出路,最終歸於儒家,但又和當時正統的儒家朱熹有所不同,開創了自成一格的心學體係。這個心學體係不是純粹的思辨,而是實際的生活方式,用來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有意義,讓自己像一個聖人那樣活著。

王陽明曾經在詞章上下過功夫,苦讀經典,寫詩作文,直到有一天突然領悟到:我怎麽能用有限的精力,去做無用的虛文?從那以後,對詞章看得很淡。王陽明也在道家的養生上下過功夫,但深入修行了一段時間,覺得這個不是聖賢大道,不過是“簸弄精神”,很快就放棄了。

佛學,尤其是禪宗,對於王陽明應該有過深刻的影響。隻要我們把《傳習錄》中關於心、關於性的論說,以及“知行合一”的主張,和六祖惠能在《壇經》裏關於心、關於性的論說,以及頓悟的主張,加以比較,就會發現他們在思維方式上驚人的一致;確如胡適先生、錢穆先生等前賢談到的,沒有禪宗,就不可能有宋明理學,也如太虛法師所言,“我國自晚唐、五代以入於宋,禪宗實為學者思想之結核”(《論宋明儒學》)。

但為什麽王陽明終究沒有成為禪宗的信徒?據說,王陽明年輕的時候到山裏去禪修,卻無法忘掉祖母、父母。在這一點上,他對佛教有所質疑,他認為:“這個愛親的念頭,從小生成,要是這個念頭可以去得,不成了斷滅種性嗎?”

又有一個故事,說他在杭州見到一個和尚,已經閉關三年了,幾乎不曾開口說話,王陽明走到和尚身邊,大喝一聲:“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什麽?終日眼睜睜看什麽?”這句話其實頗有禪的機鋒,可惜這個和尚隻會打坐,並沒有真正的覺悟,被王陽明一喝,居然說起話來。王陽明又問:“你有家嗎?”和尚回答:“家裏還有老母。”王陽明問:“想不想念你母親?”和尚老實回答:“想念。”然後,王陽明就和和尚討論了一番關於人性的話題,說得和尚第二天就還俗回家,奉養母親去了。

又有記載,說王陽明曾經上九華山尋訪高人。首先見到的是一個叫蔡蓬頭的道士,王陽明向他請教了很多問題,他一概回答“尚未”。最後,他告訴王陽明:“看你的麵相,雖然有出世之韻,但終究還是脫不了官相。”說得王陽明非常失望。不久,他聽說九華山地藏洞裏住著一位異人,又去拜訪,那個異人正在閉目養神,王陽明摸了一下他的腳,嚇了他一跳:“這樣的險地,你怎麽上來的?”王陽明表示了仰慕之情,就和他聊了起來。異人並沒有指點什麽,隻是說:“北宋的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

這些記錄或許有渲染的成分,但可以看出王陽明為什麽沒有成為禪宗或道家的信徒,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他對於親情、對於人性不能忘懷。《傳習錄》裏王陽明批評佛家為了不為親情所累,就遠離父母,而在他看來,不想為親情所累,恰恰應該充分地表現、承擔親情,也就是通過孝道,才是真正不為親情所累;因為親情就是他自己的良知,就是其天性。

毫無疑問,禪宗也罷,道家也罷,他們不喜歡這個塵世,就遠離這個塵世;儒家其實也不喜歡這個塵世,從孔子到王陽明,中國的儒家都是現實批判者,都認為現實是“禮壞樂崩”,隻有從前堯、舜、禹的時代,是唯一的美好時代;但儒家不避世,正因為這個世界不美好,所以更要深入其中,讓它變得美好。

所以,王陽明一生最大的特點,是擔當。可以說,他在自己的生活實踐中,把儒家的自我擔當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他的心學,就是在生活中不斷自我擔當的過程中漸漸形成的。在個人興趣和社會責任之間,王陽明更重社會責任,並通過修行把自己的興趣融入社會責任之中。王陽明人生遇到的第一個矛盾,應該是科舉考試與成聖之間的矛盾。宋代程顥遇到周敦頤之後,覺得聖人之學才是人生真正應該追求的,就放棄了科舉考試,一心做學問,探尋人生的真諦。宋代以後到明代,知識分子在要不要參加科舉考試上,一直有分歧。

王陽明最初對科舉並不以為然,但後來慢慢認識到,聖人之學和科舉考試,以及科舉之後的做官,並不矛盾,關鍵在於必須帶著聖人之學去考試,去做官,而不是為了做官去考試,為了功利去做官。因為把科舉考試看作是聖人之學的一個手段,所以,王陽明對於考試的心態就很放鬆,他兩次考試都沒有考中,尤其是第二次落第的時候,按常理應該受到很大的打擊,但王陽明安慰其他落第的考生:“世以不得第為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為恥。”

王陽明在《傳習錄》以及其他文章、書信中,多次談及聖人之學和科舉之間的關係,他總的看法是,舉業和聖人之學並不矛盾,重要的是你有沒有聖賢之誌。如果你有聖賢之誌,那麽,無論做什麽,都是在磨煉自己成為聖賢。不論順境逆境,都是在磨煉自己的誌向,磨煉自己的意誌和德行。同時,王陽明也認識到,在當時那樣一個社會,如果不參加科舉,就很難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很難改變這個社會,所以,不去通過科舉而求得官職,就像沒有盡最大的努力,卻抱怨天命一樣。

王陽明的態度,其實是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繼承。現實確實不盡如人意,社會確實有種種弊端,但作為知識分子,總要盡到自己的責任。但是,中國古代從秦朝到清朝,在以皇權為核心的人治製度下,總會有小人當道,官場也經常腐敗,怎麽辦呢?

東晉時的陶淵明猶豫再三,最後拂袖而去,歸隱田園。在陶淵明看來,為了尊嚴和自由,也為了安全穩定,實在沒有必要在官場這樣一個處處是陷阱、時時有危險的地方做無謂的努力,不如做一個農民逍遙自在。陶淵明的活法,打動了曆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

王陽明在平定寧王之亂後,經曆了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他沒有得到皇帝的嘉獎,反而被皇帝身邊的人誣陷,幾乎麵臨生命危險,王陽明寫過一首詩,最後一句是:“若待完名始歸隱,桃花笑殺武陵人。”大意是等到功成名就之後再像陶淵明那樣歸隱,就已經晚了;說明那時他已內心隱隱有歸隱的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