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當年被貶去貴州龍場的路上,王陽明在憂傷痛苦中寫下的一句詩“客途最覺秋先到,荒徑惟憐菊尚存”,就是翻用了陶淵明《歸去來兮辭》那一句:“三徑就荒,鬆菊猶存。”但王陽明最終沒有像陶淵明那樣歸隱,而是堅持在官場中活出了自己。如果說陶淵明成就了一種自由而尊嚴的詩意人格,那麽,王陽明成就的聖人人格,其實是自律而尊嚴的現實人格。王陽明在《傳習錄》裏有一次和學生感歎,退隱是容易的,但當官太難了。當官,要遵守很多潛規則,要卷入各種你死我活的權鬥,如何保持自己的尊嚴?如何恪守自己的良知?如何保全自己的性命?非常不容易。
王陽明是怎麽做到的呢?
第一,堅守大的原則。這個大原則,後來王陽明把它叫作良知,不論多麽艱難,一定堅持這個大的原則,順從自己的良知,哪怕有生命危險。王陽明對於生死,基本上秉承的是儒家殺生成仁的信念,所以並不畏懼死亡,如果是為了仁義,死又有什麽可怕的?當他還是一個小官的時候,就因上書皇帝抨擊太監幹政而入獄,入獄之後就做好了死的準備。後來的寧王謀反,形勢非常複雜,也很危險;即使到寧王已經造反了,各級地方官員還是不敢報告皇帝實情,隻說地方動亂,因為不清楚最後鹿死誰手。寧王也籠絡過王陽明,但王陽明拒絕了;最後是王陽明平定了叛亂。
第二,在小節上適當妥協和退讓。這一點,在平定寧王叛亂之後,能明顯看出來。從少年時代對父親的叛逆,到漸漸學會和父親妥協,再到官場上各種周旋,王陽明展示了他極高的情商。王陽明不屑權鬥,光明磊落,但也不會坐以待斃,也懂得謀劃和經營,也懂得適當的妥協和退讓。
第三,堅持做自己喜歡的事。王陽明一生最喜歡的事,其實是講學。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當老師。一般人年輕的時候也有愛好,有自己最喜歡做的事,但一旦工作之後,就漸漸地陷入工作之中,把喜歡的事完全丟掉了。王陽明在自己家鄉開始講學生涯,後來到貴州,到江西,不論多麽忙,哪怕是在戰場上,都帶著學生,一邊打仗,一邊上課。由講學,延伸到對教育的重視,這在《傳習錄》中《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一文裏可以看出來。
如果一味堅持大的原則,不懂得平衡協調,那麽,在官場就寸步難行;如果一味平衡協調,那麽,在官場就會淪為苟且油滑的官僚;如果為了承擔社會責任,總是在做自己並不喜歡的事,那麽,生活就會變得枯竭,生命力就會萎縮;如果一味做自己喜歡做的事,那麽,可能會麵對維持生計等問題,比如陶淵明,他的代價是妻子、兒子跟著他挨餓。
王陽明在興趣和責任、在原則和世故之間,找到了平衡。
獨具一格的心學體係
做事,做人,成聖,這個過程裏,王陽明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哲學,即廣為人知的王陽明心學。王陽明心學的形成,大概經曆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龍場悟道”。王陽明在龍場時,住在一個石洞裏,有一天夜裏突然醒來,恍然大悟,悟出了什麽呢?悟出了“心即理”,“心外無物”,明白了聖人之道,無需外求,我們自己的自性已經具足。第二個階段是平定寧王之亂後,悟出“致良知”。第三個階段,是天泉證道,他把自己的學問歸結為四句話:“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這三個關鍵句子,基本代表了王陽明心學的核心。陽明心學的理路,並沒有離開儒家設定的大框架。儒家從創始人孔子,到孟子,再到宋明理學,一直認為三代和周文王時代,是理想的和諧社會,如何回到那個和諧社會?他們開出的藥方是:個人的道德。每個人注重道德修養,成為君子,成為聖人,整個社會就可以變得很美好。為了教化個體成為君子和聖人,儒家逐漸形成了一套教育體係,體現在四書五經裏。
五經是《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也有說六經的,還有一部失傳了的《樂經》。這幾部經典包括了曆史、哲學、文藝、禮儀等,是儒家教育的基本典籍。
四書是《論語》(孔子的言論集)、《孟子》(孟子的言論集)、《大學》(出自《禮記》,據說由曾參整理成文,程顥、程頤把它當作孔門的入門讀物)、《中庸》(出自《禮記》,據傳是孔子曾孫子思所作,被認為是孔門心法)。朱熹最早把這四本書編在一起,從此成為儒家的基本教材,尤其是《大學》,更是如何成為聖人的教科書。
《大學》一開篇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是成為儒者一生所要成就的基本目標,被稱為“三個綱領”,大意是,成為一個聖人的根本方法,或者說,人生的大道,就是要弘揚內心光明的德行;在親民,朱熹解釋為“在新民”,讓人民不斷自我革新,而王陽明認為應該解釋為“在親民”,按王陽明的意思,人生的大道,就是要與民眾仁愛無間,就是要達到最高的善,最完美的境界。
在接下來的論述中,又陸續提出了“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三個綱領,加上八個條目,強調的是修己,是自我修養,自我修養完善之後,才能治人,所以,修己的目的是為了治國平天下。儒家通過這三個綱領、八個條目,把個人的自我道德完善和治國、平天下結合在了一起,把個人、家庭、國家統一為一體。
朱熹把這一套教育聚焦在“格物致知”,認為通過格物致知,就可以“去私欲,存天理”,達到至善的境界。朱熹認為,“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在朱熹看來,格物是第一步,透過觀察,探究、窮盡事物的規律、奧秘、道理,從而進入第二步,致知,獲得認知、智慧、知識等。朱熹的解釋強調了訓練的重要性,以及訓練次第的重要性。但朱熹的朋友陸九淵不太讚同朱熹的說法,覺得朱熹的問題在於企圖從外在的事物上去求得“理”,這是不可能的。在他看來,格物致知,應該從心這個源頭上著手,心即宇宙,心就是理,從心上求理才是正道。
朱熹的學說得到官方的認可,尤其成為科舉考試的規則,所以,到南宋,朱熹理學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幾乎所有人把它看作是理所當然的。王陽明一開始也信奉朱熹的方法,但在一次“格物”的實踐後,他對於這種從事物上去探究尋求“道”的方法產生了懷疑。一次,他和一個朋友以竹為對象進行格物,朋友對著竹子格了三天就挺不住了,產生幻覺,極度疲乏,王陽明堅持了七天,也同樣產生了幻覺和疲乏。他和朋友歎息:“聖賢是做不得的,無大力量去格物了。”
從此,王陽明漸漸地轉向陸九淵的心學,他在龍場悟道的感悟,是陸九淵心學的繼承和發揚,“是了,是了,聖人之道,從我們自己的心中去求,完全滿足。從前枝枝節節地去推求事物的原理,真是大誤,哪知‘格’就是正的意思,正其不正,便歸於正心之外沒有‘物’,心上發一念孝親便是‘物’。”由此開始,王陽明窮盡一生的實踐,形成了自己的心學。
如何理解陽明心學
第一,一個曆史背景不能忽視。王陽明心學的產生,是基於朱熹理學到了南宋引發了很多流弊,儒生隻求形式上的訓練、記誦,隻求考試成功獲取功名,而忘了儒學的本義是自我修養,不是為了做官,而是為了成聖。
第二,王陽明心學不是心理學。心理學是西方現代科學,屬於二元論,把人的身體和心靈分為兩個不同的東西,把主觀、客觀看作兩個不同的東西。如果從心理學層麵去理解王陽明心學,包括禪宗、老莊等,很容易把他們僅僅當作是一種心態的調節。包括對於陶淵明,如果隻是從心理學層麵去理解,往往會成為很多人自我麻醉的雞湯。實際上,從老子、莊子、陶淵明、禪宗,到王陽明,他們信奉的都是一元論,他們講的心,講的天理,講的性,都是一元論的東西;隻有從一元論上去理解,才能把握到他們的真正意義。
第三,從一元論上看,王陽明所說的心,所說的良知,不是心態的心,也不是心理的心,而是本體意義的心,良知也是本體意義的良知。簡單地說,王陽明講的心和良知,指的是本源性的東西。《傳習錄》裏王陽明有一個比喻,說良知就是樹的根。我們為什麽要找到並實現我們的良知?就因為它是根。隻有找到了根,你的生命才能枝繁葉茂。由根的比喻,我們也可以說,良知是水的源泉。生命像水一樣流逝,隻有找到了源泉,才能生生不息、源源不絕。
第四,基於一元論,王陽明才會如此強調知行合一。知和行,一般人往往會認為是兩個階段的事情,是先有了認識,然後才會有行動。但王陽明卻說:“行之明覺精察處就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就是行。”“若會得時,隻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隻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隻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維省察,也隻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隻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才‘知’得真。”
第五,由知行合一,可以看出王陽明心學雖然在思維方式上深受禪宗的影響,但在應用上完全是兩個方向,如果說禪宗是放下,王陽明的心學是拿起,是擔當。因為強調擔當,所以又非常注重“事上練”,就是不逃避,在每件事情上去磨煉。有一個司法官員對王陽明說自己工作太忙,沒有時間學習。王陽明回答說:我並沒有叫你辭了職,懸空去學習啊,你做司法的工作,就從司法這件事上去學習,也是格物啊,比如,詢問案件的時間,不因為什麽發怒或高興,不因為自己的喜惡或人情關係而有所偏重,等等。這講的是我們其實可以在每一件事上學習,用現在的話說,工作就是修行。
陽明心學的現實價值
王陽明是一個傑出的思想家,又是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這在中國曆史上並不多見。所以後來很多人崇拜他。他的心學不是空談,不隻是理論思辨,而是實際的生活實踐。他自己的一生,一直在探索,學習過佛學,也學習過道家,最後歸於儒學。但和傳統的儒家,已經不完全一樣。雖然王陽明批評佛學和道家的超脫塵世,但他的思想裏,有很多佛學,尤其是禪宗的思維方式。比如,人人都是聖人,和佛學裏人人有佛性相近,再比如,關於性、心、理之間的關係,他的論述和《壇經》裏六祖惠能的論述,十分相近。
他和朱熹的不同,也有點類似惠能和神秀的不同。如何成佛?神秀的方法:“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惠能的辦法:“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神秀、朱熹重視的是次第的訓練,都要由外而內,擦掉灰塵,找到本心,或者觀察事物,推究宇宙規律或真理。惠能、王陽明重視的是本源,強調首先要回到那個本源,然後再由內而外。
這兩種路徑因人而異,惠能、王陽明更深刻,更有大格局,但容易流於空幻、摸不著邊際。神秀、朱熹更有實操性,但容易流於形式。
王陽明思想在江戶時代就傳入了日本,對日本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中國近代以來很多人(如蔣介石)都相信是陽明心學促進了明治維新。在一些暢銷書裏,有人甚至說日本近代思想啟蒙家福澤諭吉也是王陽明的信徒。實際上,福澤諭吉作為日本進入現代化國家的一個思想啟蒙家(今天日元上有他的頭像),對於儒家可以說是深惡痛絕,他認為儒家在國家治理上,妄想透過個人的道德修養,來實現和諧社會,是荒謬的。國家的治理,還是老老實實要依靠製度,依靠遊戲規則,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靠法治。靠個人的道德修養,無論用朱熹那一套,還是王陽明那一套,在國家管理層麵上,都沒有什麽效果。
但是,王陽明心學對於明治維新的一些人物的確有重要影響,這種影響基本上是個人層麵的。比如,當時明治維新要改變日本的社會傳統,而王陽明心學在儒學傳統體係裏,本身具有開放性,主張不要死守典籍,而要回到自己的內心,按照內心的良知去做事。《傳習錄》裏王陽明有一次說,如果我遵循了內心的良知,覺得這個事情不應該做,那麽,即使孔子說過可以做這個事,我也不會去做。這種說法,也多少是自我意識的覺醒。這是明治維新人物接受王陽明心學很重要的一個點。另一個點是“知行合一”,就是強烈的行動性。不要空談理論,不要空有夢想,而是要切實地做事,把理論、夢想、人格都融入日常的事情之中。還有一個點就是堅韌性,不論遭遇了怎樣的困境,都要始終相信自己的良知,一往直前。
這一些點都是個人修為層麵上的。今天,王陽明心學的意義,更多的也還是在個人層麵。明白這一點特別重要,其實不僅是王陽明心學,儒家整體的學說、老莊、禪宗等,在現代社會裏,他們的有效性基本限於個人層麵。在今天這樣一個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一個焦慮不安的時代,王陽明心學對於應對時代的變化、應對理想和現實的矛盾、應對理論和實際的脫節等等,都具有參考性和指導性,是個人獲得內心力量的重要思想資源。
今天我們生活的環境,信息泛濫,概念層出不窮,如果我們對於生命沒有自覺,很容易跟著信息、概念走,迷失了自我。如果我們學習王陽明“致良知”的方法,總是修煉自己回到良知,回到本源,就不會被這些信息、概念帶走,而是我們帶著這些概念、信息走,這個世界就成為了我們自己的一部分,為我們自己所用。
如果我們找到了那個本源,那個根本性的東西,那麽,我們就可以“一以貫之”,無論做什麽事,都貫穿著這個本源,就可以像王陽明那樣同時做幾件事卻忙而不亂,而且都做得很好。因為一以貫之,無論做多少件事,其實都像王陽明反複說的,隻是做一件事。
如果我們學習知行合一的方法,那麽,我們就會過一種和自己內心價值觀高度一致的生活,不再擰巴,不再分裂;我們就會養成“馬上做”的習慣,不會感歎“聽了很多道理還是過不好這一生”,而是去真正踐行一個道理,完成自己的生活;我們就會懂得學習之道,不會到處去聽課、去追逐新的知識,好像懂了很多,但到頭來什麽事也沒有做成。
知行合一的主張,也有助於對現代教育進行反思。梁啟超談到王陽明心學的意義,特別提到了現代教育的弊端:現代學校,往往是知識販賣所,“教師是掌櫃的,學生是主顧客人。頂好的學生,天天以‘吃書’為職業。吃上幾年,肚子裏的書裝的像鼓脹一般,便算畢業。畢業以後,對於社會上實際情形,不知相去幾萬裏,想要把所學見諸實用,恰與宋儒高談‘井田封建’無異,永遠隻管說不管做”。梁啟超認為這種教育弊端,唯一的救濟法門,就是“依著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做去”。
知行合一,是徹底的生活哲學,也是徹底的行動哲學,不是一種知識,而是一種思維方法和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不能確保你榮華富貴,但一定能確保你過你自己想過的生活,確保你的尊嚴,以及你內心的安寧,確保你在複雜而險惡的塵世永遠不會沉淪,永遠不會陷入泥潭,永遠走在光明的大道上。
《傳習錄》分上、中、下三卷,是門人弟子記錄的王陽明講學言論,還包括一些王陽明與友人、弟子談論學術的書信。這本書包含了王陽明全部的哲學體係及其基本主張,是研究修習陽明心學的基本著作,曆來被稱為“王門之聖書”“心學之經典”。
明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王陽明的門人薛侃在江西贛州刻印了《初刻傳習錄》,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傳習錄》上卷。嘉靖三年(1524)十月,王陽明的另一個門人南大吉,在紹興讓他弟弟校刻了《續刻傳習錄》,分上、下兩冊,其中增加部分就是現在的《傳習錄》中卷。嘉靖三十四年(1555),門人錢德洪參考同學曾才漢荊州刻印的《遺言》,進行了刪定,在寧國水西精舍刻印了《傳習續錄》,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傳習錄》下卷。
嘉靖三十五年(1556),錢德洪把前麵三次刊印的《傳習錄》進行了統校,分成上、中、下三卷刊印,一直流傳到今天。這次的翻譯,是以明代隆慶六年(1572)謝廷傑所刻《王文成公全書》為底本,又參考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王陽明全集》第一卷收錄的《傳習錄》。
王陽明那個年代,一般讀書人對於儒家的四書五經,對朱熹等儒家學者的學說,都非常熟悉,《傳習錄》裏有許多句子、詞語信手拈來,對當時的讀書人不會有任何理解上的困難,但對於今天的讀者,卻有不小的障礙。我在翻譯的時候,盡可能把它們譯成現代漢語,又適當地加了一些說明性的翻譯;但是,整個語境不可能通過翻譯解釋清楚,隻能依靠讀者自己去進一步了解儒家的經典和思想體係,才能把握到精微的意思。翻譯中一定還有不少不足之處,敬請方家指正批評。
費勇
2018年元旦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