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整庵,即羅欽順,字允升,號整庵。明代江西泰和人。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少宰(明清吏部侍郎的別稱)。]

◎陽明頓首謹啟:昨天承蒙您教誨《大學》,因匆匆登船,未能及時回複。今早在船上稍有空閑,把您的信取出又讀了一遍。到江西後隻怕事務紛繁,趕緊先在這裏簡單回複,請您指教。

來信說:“認識道固然困難,而要體會道就更困難了。道的確不容易理解,但是,學問也確實不能不講。恐怕不能滿足於自己的見識而把它當作最高的標準吧。”

真的非常榮幸。哪裏還能聽到這樣的教誨呢?我怎敢自以為達到最高標準而心安理得呢?我正想著怎麽樣接近天下之道來講解明白呢。多少年來,對於我的學說,天下之人,有的譏諷,有的辱罵,有的不屑一顧。這些人願意教導我嗎?願意一再開導我,使我明白,並心存仁慈唯恐不能糾正我的錯漏?天下關愛我的人中,還有誰像您如此的深切周到?我該如何感激您呢?

孔子對“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不去培養品德,不去研討學問)深感憂慮。但今天的學習者,僅僅讀了幾天書,略懂一點訓詁,就自以為能夠知道學問了,就不再去講究探求了,真是可悲啊!道,必須體察後才能明白,並非明白了道之後再用體察道的功夫。道,必須通過學習才能理解,並非在講學之外還有明道之事。然而,現在講學的人有兩種,一種是用身心來講學,一種是用口耳來講學。用口耳講學的,揣測估摸,講的盡是捕風捉影、似是而非的內容。用身心講學的,所言所行,的確是自己具備的東西,確實來自自己的良知。懂得了這些,也就通曉孔子的學說了。

來信談到我和朱熹先生的分歧:“之所以要恢複《大學》的舊本,是因為人的學問應該在內心探求,而程、朱格物的觀點不免要到心外去探求。因而否定了朱熹重分章節的作法,並且刪除了他所增補的傳文。”

我不能讚同您的話。學問怎會有內外之分?《大學》的舊本也是孔子相傳的舊本,朱熹懷疑它有遺漏錯誤之處而重新加以改正補充,我則認為《大學》舊本並未有遺漏錯誤之處,就全部根據舊本罷了。我或許是太相信孔夫子了,並不是故意要去否定朱熹重分章節的做法,並刪掉他增補的傳文。學問貴在用心並心有所獲。如果我發自內心地覺得不對的,那麽,即使是孔子的言論,我也不敢認為它是正確的,何況那些比不上孔子的人?如果我發自內心地覺得它是對的,那麽,即使是平常人的言論,我也不敢認為是錯誤的,何況是孔子的話呢?而且,舊本已繼承流傳了幾千年,現在讀來,書中文辭朗朗上口;就功夫而言,既簡易又可行。又根據什麽來斷定這段必須在那裏,而那段必須在這裏呢?以及這裏是否缺少了什麽,而那裏又需要補充什麽呢?就這樣(看重)改正補齊舊的版本,是不是把背離朱熹先生看得過重,而把違逆孔夫子看得過輕呢?

來信說:“若認為學問根本不必到心外尋求,隻應該專心反身自求,那麽,‘正心誠意’四個字不是全部說盡了嗎?又何必在學問的著手處用格物這一功夫讓人迷惑不解呢?”

確實是這樣的。假如要說最關鍵的,“修身”二字已經足夠,又為什麽非要講“正心”呢?“正心”二字也已經足夠,又為什麽非要講“誠意”呢?“誠意”二字已經足夠,又為什麽非要講“致知格物”呢?隻是因為學問的功夫詳盡周密,但概括起來,也隻是一件事。這就是“精一”的學問,這一點不能不認真思考。天理沒有內外之分,人性也沒有內外之分,所以學問也沒有內外之分。講習討論,未嚐不是內;反身自求,未嚐就摒棄了外。假如以為學問一定要到心外尋求,那就是認為自己的本性之外還有外在的部分,這正是“義外”,正是“用智”;假如以為反身自求是在心內尋求,那就是認為自己的人性還有內在的部分,這正是“有我”,正是“自私”。這兩種見解都不明白性無內外之分。所以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由此就可以明白格物的學問了。

“格物”是《大學》切實的入門處,從頭至尾,從開始學習到成為聖人,都隻是這個功夫而已,並非隻在入門時有這一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都是為了修身。格物的意思,其實就是隻要你每天下功夫,就可以每天見到自己的成長。因此,格物,就是探究修正心中的物欲、探究修正意念中的物欲、探究修正認知中的物欲。正心,就是修正物欲的心;誠意,就是使物欲的意念誠實;致知,就是把物欲轉化為良知。這怎麽會有內外彼此的區別呢?理僅有一個。從天理的凝聚上來說就是性,從凝聚的主宰來說就是心,從主宰的發動上來說就是意,從天理發揮光明覺悟來說就是知,從天理光明覺悟的感應上來說就是物。所以,從物上來說稱為格,從知上來說稱為致,從意上來說稱為誠,從心上來說稱為正。正就是正此心,誠就是誠此意,致就是致此知,格就是格此物,都是為了窮盡天理而發揮本性。天下並沒有人性之外的天理,並沒有人性之外的事物。聖人的學說不能發揚光大,主要由於世上的儒生主張理是外在的,物也是外在的,卻不知道“義外”的觀點,孟子曾經批判過,以至於重蹈覆轍而不自覺,這難道不也是似是而非,難以明白嗎?這是需要明察的。

凡是懷疑我的“格物”主張的人,往往認為我肯定內心而否定外求,認為我專門致力於反省內悟而放棄了外在的講習功夫;認為我隻一心注重簡約的綱領本源,而忽視了詳細的細節條目;認為我深陷於枯槁虛寂之中,而不能窮盡物理人事的變化。若真如此,我就不僅僅是聖學的罪人、朱熹先生的罪人,而且是用異端邪說欺騙百姓的罪人,這是背道離經。人人都可以討伐誅滅我了,何況您這樣正直的人?若真如此,世上略懂一些訓詁,知曉一點先哲言論的人,也都能明白它是錯誤的,更何況您這樣賢明的人?我所講的格物,把朱熹所謂的九條全囊括進去了。然而,我的格物有自己的關鍵之處,與朱熹先生的不同。這正是人們說的有毫厘之差。差之毫厘就可以產生失之千裏的錯誤,所以不得不明察。

孟子批評楊朱、墨子是“無父無君”。其實,楊、墨也是當時的賢人。假如他們和孟子活在同一個時代,孟子可能也會認為他們是賢人。墨子主張“兼愛”,是實行“仁”過了頭;楊朱主張“為我”,是實行“義”過了頭。他們的學說,難道泯滅天理、擾亂綱常到能夠迷惑天下所有人嗎?但是,孟子把他們的學說產生的弊端比為禽獸、夷狄,是在用學術來殺害天下後世的人。

我們今天的學術弊端,是學仁太過了嗎?是學義太過了嗎?還是學不仁、不義太過了呢?我不知道他們與洪水猛獸相比,有什麽不同。孟子說:“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我哪裏是喜歡辯論啊,我實在是不得已啊)。”孟子的時代,楊朱、墨子的學說流行天下,人人推崇,很像今天的人推崇朱熹先生的學說,而孟子獨自一人和大家爭辯。唉,真是可悲。其時,韓愈說:“佛家道家的危害,比楊朱、墨子的危害還要大。”韓愈的賢明,不如孟子。孟子不能在世道人心還沒有敗壞的時候挽救人心,而韓愈卻想在世道人心已經敗壞之後恢複人心,這是不自量力,而且,他自身就已經陷入了危險卻沒有人來救他的困境。哎!至於我,更是不自量力,發現了麵臨的危險,卻沒有人能夠將我救出死地。大家都在欣喜歡悅,我則流淚歎息;大家都心安理得地趨炎附勢,我則獨自憂心忡忡疾首蹙額。這種情況,要麽是我喪心病狂,要麽是有極大的痛苦潛藏心中。如果不是仁愛到極致的人,誰又能體察到我內心的痛苦?

我寫《朱子晚年定論》,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其中,書上年代的早晚,的確有些未經考證,雖然不全是朱熹晚年的文章,但大部分是他晚年的著述。我的本意在於調和朱熹和陸象山的論爭,從而把聖人的真正學問講明白。我一向將朱熹的學說奉若神明,一旦要和它背離,心裏很不是滋味。所以說,不得已才寫了《朱子晚年定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本心不願意和朱熹的學說相抵觸,但又不得不這樣做,是因為聖道原本如此。不說實話,聖道就不會顯現。您說我是“一定要與朱熹的學說對立”,其實並非我一定要和朱熹學說唱反調,而是我不能欺騙我自己。道,原本是天下公有的道;學,原本是天下公有的學,並不是朱熹可以個人私有的,也不是孔子可以個人私有的。對天下公有的東西,隻得秉公而論。所以,正確的言論,即便與自己的見解不同,也對自己有益;錯誤的言論,即便與自己的見解相同,也對自己有損害。對自己有益的,自己一定會喜歡;對自己有害的,自己一定會厭惡。那麽,我今天所講的即使與朱熹不同,未必不是他所喜歡的。君子的錯誤,就好像日食和月食,改正了之後,人人都會敬仰。但是小人對於自己的過錯,一定要掩飾。我雖然還不夠賢明,但怎麽敢用小人的心態去對待朱熹先生呢?

您對我的諄諄教誨,反複數百言,都是因為還沒有理解我的格物主張。如果弄明白了我的主張,那麽,您所講的都可以不用辯論,也能毫無疑問。所以,我不敢再細細述說,以免累贅。但是,我的主張若不當麵陳述,用紙筆一下子是很難說清楚的。您對我的開導啟示,可以說是誠懇而又周詳了。愛護我的人,誰又能像您這樣呢?我雖然很愚笨,難道不知道要感激敬佩您嗎?但是,我不敢毅然舍棄心中真切的想法來姑且聽從您的教誨,這正是因為不敢辜負您的深愛,也想以此來報答您。秋後回家的時候,一定去拜見您,當麵向您討教,還望不吝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