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祿山在叛亂前，究竟實際掌握著多少權力，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姚汝能在《安祿山事跡》中最早提出其“總三道以節製”的觀點，並注出三道謂其先後擔任的平盧、範陽、河東三節度使。②《舊唐書》、《資治通鑒》等均沿襲了這一說法。③然而如果我們對安祿山叛亂前夕的權力予以客觀分析，會發現安祿山並未掌握如史家所稱那樣大的權力。安祿山的叛亂與此後曆次藩鎮問題一樣，其實質在於藩鎮內部權力結構的更替。
從史源學角度來說，與安祿山同時期的文獻中並沒有關於其兼製三道的看法。以“三道”之類的方式統稱所轄區域，是唐後期處理地方事務時的常見稱謂，是一個產生於藩鎮行政體製時期的詞語，源於朝廷對一些地理緊鄰、政治密切的州道之間協同統籌的總稱。例如，憲宗《上尊號赦文》中有“鄆曹濮、淄青、沂海等三道百姓，久淪寇境”④的說法，又如，宣宗曾下詔“淮南、宣歙、浙西三道今年賀冬及來年賀正所進奉金銀錢帛，宜特放免均融”⑤,再如，懿宗製“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於潭桂”⑥,其中淄青三道、浙西三道，都是唐後期行政、經濟有密切關聯的地區，並稱之例頗為多見①。在安祿山叛亂之前的唐朝，一人統轄數鎮的情況極為少見，要麽是人事調整過渡期行政交接期間的臨時現象，如張仁願長安三年(703)年初一度身兼幽、並都督，要麽則是權高位危之際政治鬥爭的一時妥協，如王忠嗣天寶四載(745)統轄四鎮。②黃永年注意到早在玄宗朝中期，幽州節度使便兼領了河北采訪處置、營田海運諸使，“成為權力前所未有的河北全道最高軍政長官”③,不過從行政演進上來說這並不是當時的常態。張國剛指出：“采訪使如果沒有掌握一支強大的軍隊，即行政權若不與軍事權合二為一，是不可能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麵的。天寶年間采訪使與節度使的區域劃分並不完全吻合，二者也是分開設置的。”④故從經濟上來講玄宗朝末期更不會有三道合論的觀念。綜上而言，所謂安祿山“兼製三道”至少不會是天寶年間唐朝官方的看法，甚至也不大像是當時民間的觀念。姚汝能很可能是用晚唐的習語來指涉安祿山叛亂前權力之大。
在此基礎上，我們有必要對安祿山在叛亂前夕的實際權力進行逐一分析。首先來看安祿山對河北道的控製。對於開元中期以來幽州重要性的顯著提升，學界長期以來認為這一現象與契丹和奚所謂“兩蕃”的崛起和威脅密切相關。玄宗朝後期，隨著第二突厥汗國的沒落，東北部的契丹與奚逐漸成為唐朝的主要邊患。隨著開元初年默啜敗亡，東北邊疆奚與契丹的威脅日益嚴重。杜佑指出“開元二十年以後，邀功之將，務恢封略，以甘上心，將欲**滅奚、契丹，翦除蠻、吐蕃”⑤這一事實，可見東北方麵與奚、契丹間的矛盾已日益突顯。陳寅恪最早注意到唐代東北方的問題，指出“高麗廢而新羅、渤海興，唐室對於東北遂消極采退守維持現狀之政策”,認為“斯誠可謂唐代對外之一大事”。①黃永年將杜佑的“二統”說予以發揮，認為隨著第二突厥汗國“到開元初默啜敗亡，勢複浸衰”,肩負抵禦奚、契丹責任的範陽、平盧、河東三鎮則日見重要。②這種解釋存在明顯的局限性，它過分誇大了兩蕃在當時的實際力量，並刻意將幽營地位的提升與安史之亂的爆發聯係起來。事實上，分析這一時期唐朝的邊疆局勢，仍然離不開對整個北方戰略的宏觀把握。如果我們細審當時玄宗的諸道相關詔書，會發現對於兩蕃的遏製，其初衷仍在於對抗唐朝當時的頭號勁敵突厥。無論是經略幽營還是控遏兩蕃，根本目的都是最大限度地孤立和肢解突厥汗國。
在天寶後期，安祿山對其幽州節度轄下的河北道進行了刻意的人事調整。安祿山起兵後沿河北一路南下，要理解這種局麵的出現，就必須深入分析其幽州節度任上對河北道所做出的各種安排。李碧妍認為“雖然安祿山在天寶九載獲得了河北道采訪處置使的身份”,但“控製範圍其實主要還是在邊境地區”,對幽州以南的河北道並未“實施過有效控製並產生太大的影響”。③安祿山對幽州以南河北道的控製，主要是薦舉幕僚和籠絡州郡長官，控製重要戰略據點。我們既沒有必要誇大他在這一地區的權力，也不能無視這種影響。在顏真卿所撰《東方先生畫讚碑陰記》中，曾提到其“去歲拜此郡(平原郡，亦即德州),屬殿中侍禦史平公冽、監察禦史閻公寬、李公史魚、右金吾胄曹宋公謇，鹹以河北采訪使東平王判官巡按狎至，真卿候於境上”④。顏真卿係正常官員遷轉至德州，政治背景較為雄厚，安祿山采取了籠絡與巡察相結合的方式試圖控製，而派遣前往的平冽等人，則均為安祿山的心腹幕僚。除此之外，史料所見經安祿山舉薦表請而得升遷者尚有多人，如柳郡長史梁令直經“仆射安公奏充節度支度陸運營田四蕃兩府等判官”,“又遷文安郡司馬”①,戰後被奉為忠義典範的甄濟也是經“采訪使安祿山表薦之”而得“充範陽郡節度掌書記”②,至於前麵提到的一代英烈顏杲卿，實際正是經由安祿山的舉薦才得以以幕僚身份一路升遷並攝理常山。無論是籠絡的州郡官員還是拔擢的身邊幕僚，並不是所有人都完全投靠安祿山，上述諸人中有不少幕僚在叛亂前夕設法逃離，至於河北道轄下眾多的地方官僚，從叛亂後的反複立場來看③,雖然不都會像平原太守顏真卿那樣明確抵抗，但恐怕對於幽州方麵更多隻是一種表麵上的認可和服從。
其次，應當注意到安祿山與河東的矛盾。安祿山所兼製的三道之中，最晚獲得的即為河東。其對河東的控製到底達到何種程度，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安祿山雖兼有河東節度使之銜，但基本未得染指河東軍政。天寶十載(751)“二月二日，遂加雲中太守兼充河東節度采訪使”④,事實上其並未實際控製河東。要探尋安祿山兼製河東的曆史背景，仍然繞不開忠王黨及發生在天寶六載(747)的王忠嗣案。天寶“十載，(李)林甫兼領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俄兼單於副大都護”⑤,這就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信息，因為也就在同一年，安祿山兼任河東節度使。史稱“祿山奏請戶部侍郎吉溫知留後事，大理寺張通儒為留後判官。雲中之事一委吉溫，祿山甚重之”⑥。吉溫是安祿山在朝廷中的親密盟友。《舊唐書·吉溫傳》則記作“十載，祿山加河東節度，因奏溫為河東節度副使，並知節度營田及管內采訪監察留後事”①,進一步說明安祿山隻是名義上兼製河東，而實際控製河東的是吉溫，等於是雙方結成的一種政治陣營而已。吉溫此後不久即因丁憂而停職，天寶十三載(754)冬“河東太守韋陟入奏於華清宮”,“托於溫結歡於祿山”,被楊國忠發覺後“召付中書門下，對法官鞫之”,韋陟、吉溫被貶官，此後吉溫贓事進一步暴露，天寶十四載(755)八月死於獄中，三個月後安祿山便於範陽起兵，以至於“人謂與溫報仇耳”。②這說明直至叛亂爆發前，唐廷始終牢牢控製著河東。從目前所掌握的史料來看，安祿山實際控製的可能隻是與幽州地理相近的代北幾處軍鎮，而這種控製也並不牢固。究其原因，一則在於天寶末期獲得玄宗器重的朔方將領郭子儀實際控製著三受降城及單於都護府一線。叛亂爆發後，代北成為最早的戰場，但它也是戰局最早得以明朗的地區。早在天寶十五載(756)二月，郭子儀麾下軍隊就在代北取得優勢。隨著高秀岩的戰敗和歸降，燕政權實際上很早便放棄了代北地區。另一原因則在於玄宗朝後期，隨著第二突厥汗國的覆亡，鐵勒諸部大量入居代北，相應的蕃兵部落也逐漸建立，客觀上對幽州方麵形成有效抵製和威脅③,而且他們與以粟特胡人為主力的幽營方麵關係似乎並不密切。
再次，應辨析安祿山與平盧軍之間的關係變化。盡管幽州是河北胡化最初的發源地，但幽、營二州之間在政治上並非如人們印象中那樣是鐵板一塊，而是存在日益強烈的分離趨勢。《唐方鎮年表》將至德元載(756)鄧景山任青齊節度使作為平盧軍建製的開端，這是就平盧南下後的統轄範圍而言的。①與其他節度使相比，範陽與平盧的關係較為特殊。
開元七年(719)年初設平盧節度使，但實際運作中隸屬幽州管轄，至天寶元年(742)複從幽州轄下析出，由安祿山擔任節度使。②學界很早就注意到了雙方這種微妙的關係。馮金忠指出“玄宗在幽州、平盧二鎮態度上是十分矛盾的”,兩鎮間“離析並合情況十分複雜”。③而安祿山染指平盧軍事的時間，則可以提早至開元二十四年(736)任平盧將軍時。當年，圍繞安祿山討契丹失利是否應處斬一事，唐朝高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安祿山與身平盧軍事近二十年，但他並非平盧自始至終的實際控製者。最晚從天寶十一載(752)開始，平盧就被史思明實際控製了。安祿山在叛亂前夕，已經喪失了對平盧的有效控製，相應權力被史思明取代。
平盧的特殊性首先在於它此前雖僅為一軍，但規格與級別卻有類節度使。平盧係藩鎮是近年新提出的一個觀點，主要關注平盧南下後對中原藩鎮造成的影響，得到中日學者的較多關注。④據《安祿山事跡》記載，開元二十九年(741)安祿山任平盧軍使時，其完整職銜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節度使，知左廂兵馬使，支度、營田、水利、陸運使副，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略使，順化州刺史”⑤。我們從此前所提及的《高欽德墓誌》可知，在張守珪清洗東北邊疆之前，平盧軍使一般身兼幽州節度副使①,軍力遠在其他東北諸軍之上②,是時人墓誌所稱道的“裨副冠首”③。安祿山掌政東北後對張守珪的整治策略遵行不替，即削弱平盧的獨立傾向，兼掌幽州、平盧，並安排親信實際掌控平盧軍事。但這一策略實際上恰恰提升了平盧的地位，這也正是開元末年平盧不得不升格為節度使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安史之亂的爆發，事實上也始終貫穿著幽州與平盧之間激烈的鬥爭。這一變化在玄宗朝末期安祿山所擔任的職銜上得到了充分體現。天寶八載(749)安祿山加封東平郡王時，其職銜為“開府儀同三司、兼右羽林軍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禦史大夫、範陽大都督府長史、柳城郡太守、持節充範陽節度經略支度營田陸運押兩蕃渤海黑水等四府節度處置及平盧軍河北海運並管內采訪等事、上柱國、柳城郡開國公”④。這個職銜的實質，在於以範陽長史持節幽州、以柳城太守節製平盧，但事實上這樣的職任是無法兼得的。
在這種情況下，史思明作為天寶朝平盧軍事的實際掌握者，逐漸對安祿山的權力構成潛在製約與威脅。甚至可以說，幽州與平盧之間這種日趨顯著的分離傾向，是安祿山發動叛亂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在叛亂爆發前夕，安祿山實際已失去了對平盧的有效控製，這一轉變大致發生在天寶八載(749)至十一載(752)間。從開元二十九年(741)到天寶十四載(755),安祿山任平盧節度使長達十五年，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他始終實際掌控平盧。由於東北方麵史料缺乏，我們難窺其詳，不過若幹存留於唐中央的文件記載仍透露出這一變化的種種跡象。其一，是安祿山本人的職任及封爵變化。如上所述，範陽長史與柳城太守事實上是不可兼得的，安祿山以營州雜胡的出身發跡於平盧，即從開元二十四年(736)任平盧將軍算起，他實際控製平盧至少十年。也正因此，他被封為柳城郡開國公，這一封爵明確指出了其出身特點。然而正是天寶八載(749)這次看似榮耀的擢升，卻暗示著安祿山事實上已與平盧沒有太多直接關係。①其二，是安祿山親信高尚的職任遷轉。史載高尚“天寶元年，拜左領軍倉曹參軍同正員”,天寶六載(747)經安祿山奏為平盧掌書記，十一載(752)遷屯田員外郎。這次遷轉值得注意。在此之前，高尚是在平盧軍中供職的。其三，是史思明的職任升遷。史思明天寶元年(742)以將軍知平盧軍事，隨後“遷大將軍、北平太守”②。按：平州於“天寶元年，改為北平郡”,是盧龍軍駐地③,《唐六典》規定“橫海、高陽、唐興、恒陽、北平等五軍皆本州刺史為使”④,知史思明應該同時兼任盧龍軍使。及至天寶
十一載(752)由“祿山奏授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史思明已經事實上掌控了平盧方麵的軍事。高尚在同一年升任屯田員外郎，離開平盧全職來到幽州，成為安祿山的心腹顧問。其四，從安祿山起兵前的心腹成員也能看出幽營分離的趨勢。無論是《安祿山事跡》還是兩《唐書》祿山本傳抑或是《資治通鑒》相關部分，安祿山的心腹中均未提到史思明。《李休烈墓誌》稱其“本望趙郡，因官北徙，今為密雲人”,實際長於幽州，先後任“寧遠將軍守恒王府典軍、賜紫金魚袋、上柱國，充範陽節度經略副使兼節度都虞候，轉平盧節度副使兼都虞候。每自出師，皆知兩節馬步。……至天寶九載九月十一日遘疾，終於平盧官舍，春秋五十五”①,當為史思明心腹。我們據此來看，史思明在天寶後期已經在平盧培植起了屬於自己的軍事力量。
唐朝前期東北疆的衣糧供應和轉運模式，使得營州嚴重依賴遼海轉運，經濟上與淄青的關係遠較幽州密切。營州是東北海路轉運的主要對象，龐大的軍事需求使其成為河北道的財政負擔，為其棄置和南遷埋下了隱患。隨著開元後期江南普遍折租納布，河北道得以留貯更多的糧食以充軍用，對於營州這樣僻居東北的前沿重鎮，衣糧破用即由隔海相望的清河等州郡隨近支給，計入河北道轉運預算。這種特殊的支給方式既有地理上的原因，也與自古以來的經濟傳統有關。敦煌發現的P.2507開
元二十五年(737)《水部式》殘卷76～77行規定：“安東都裏鎮防人糧，令萊州召取當州經渡海得勳人諳知風水者，置海師二人、拖師四人，隸蓬萊鎮。令候風調海晏，並運鎮糧，同京上勳官例，年滿聽選。”王永興指出“都裏鎮乃安東都護府下的軍隊單位”②,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又作崔瑞德)援引《元和郡縣圖誌》“大人故城，在(蓬萊)縣北二十裏。司馬宣王伐遼東，造此城，運糧船從此入，今新羅、百濟往還常由於此”③的記載，指出蓬萊與遼東間的密切關係。④杜甫《後出塞》之四有“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的名句，仇兆鼇注曰：“遼東，南臨渤海，故曰遼海。”朱鶴齡進而解釋道：“蓋隋唐時，於揚州置倉，以備海運饋東北邊。祿山鎮範陽，蕃漢士馬，居天下之半，江淮挽輸，千裏不絕。所雲‘雲帆轉遼海’者，自遼西轉饋北平也。”①後人也多從其解。②這種解釋並不準確。在唐人的文本和語境中，“遼海”往往與幽州對稱，特指營州都督府。③杜詩此處用了互文手法，需要上下文合起來理解，即東吳粳稻經遼海轉運抵達平盧。據殷亮所撰《顏魯公行狀》載，在平原起兵後，清河客李華曾向顏真卿建言：“國家舊製，江淮郡租布貯於清河，以備北軍費用，為日久矣，相傳為天下北庫。”④平盧對於遼海轉運的依賴是顯而易見的，而這一傳統可能在開元十八年(730)以前已經形成。⑤平盧衣糧並非由淄青直接供給，但它卻嚴重仰賴遼海轉運，從而密切了其與淄青間的關係。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安祿山在玄宗朝後期的權力經曆了從平盧到幽州這樣一個遷移過程。在叛亂爆發前夕，他事實上已經喪失了對平盧的有效控製。這一結果與其說是東北獨有的特例，倒不如說是玄宗朝以來藩鎮發展的必然結果和日趨普遍的現象。
最後，我們有必要對安祿山的馬政權力予以辨析。歐陽修認為：“安祿山以內外閑廄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範陽，故其兵力傾天下唐，唐廷降旨稱其“或遼海貴族，或陰山寵裔”,即以遼海代指高麗。[(唐)玄宗：《賜高麗莫離支及吐穀渾等大首領爵賞製》,見(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二一，247頁。]《全唐文》卷四八《宥李忠臣詔》載：“遠自遼海，首拔全軍，擁義勇之師，徇邦家之急。”(527頁)《全唐文》卷二六五《左羽林大將軍臧公神道碑》載：“救河曲兮走朔方，解遼海兮振漁陽。”(2694頁)由此知遼海常代指營州而與幽州並稱。《全唐文》卷二二三《為建安王讓羽林衛大將軍兼檢校司賓卿表》又記：“滅犬羊於遼海，卷旌麾於燕薊。”(2248頁)這裏的建安王即武攸宜，據《舊唐書》卷一九九下《北狄·契丹傳》記載，孫萬榮叛亂時“清邊道大總管、建安郡王武攸宜遣裨將討之”(5351頁)。唐時東北疆幽、營對稱，這裏以“遼海”對“燕薊”,很明顯是指營州。
而卒反。”①加上粟特人與唐代馬政之間本身存在的密切聯係②,使得學界普遍認為安祿山因擔任隴右群牧使、樓煩監使而獲得了馬政大權。事實上這個觀點尚有較大的商榷餘地，理由要可如下。其一，按照唐馬政發展的趨勢，安祿山於天寶末年擔任的隴右群牧都使，在當時已經不是全國馬政的實際掌控者。③安祿山的馬政職銜，《安祿山事跡》記載較為詳細，其於天寶十三載(754)正月“加閑廄、苑內營田、五方、隴右群牧都使、度支營田等使”④,為了便於探討，先就這一職銜略做解釋。所謂閑廄使，即負責宮廷仗內仗外廄馬事宜；苑內營田使負責苑內營田事務；“五方使”當為五坊使，是就仗內馬政而言的⑤;隴右群牧都使是玄宗朝後期全國牧監的最高長官；度支營田使指隴右群牧度支營田使，負責隴右牧財政屯田事宜。從他當月隨後又加封苑總監來看⑥,他要求同時兼領仗內仗外馬政和隴右群牧事宜。這一職銜看似權力頗大，實際上隻是特殊時期對功臣或重要將領的榮寵待遇，並不會將馬政權力完全交給一人。安祿山這種兼統廄牧與監牧的職銜，在唐前期曆史上還曾出現過幾次，就目前所見到的史料來看，有斛斯政則、嗣虢王李邕、平王李隆基諸人。例如，禁軍宿將斛斯政則曾於顯慶二年(657)以右監門衛將軍“檢校騰驥廄，兼知隴右左十四監等牧馬事”①,實際是加強禁軍力量的一種配合舉措。②又如，景龍四年(710)嗣虢王邕曾以“金紫光祿大夫行秘書監、檢校太尉、殿中監知隴右三使仗內諸閑廄”③,亦非真正掌控隴右三使。④再如，景龍四年(710)六月平王隆基曾任隴右諸牧監使⑤,但史書記載其正式職銜為“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兼押左右萬騎”⑥,著眼點仍在於禁軍權力。安祿山在天寶十三載(754)獲得的馬政職銜，其實也類似於上述諸人，是唐廷對於榮寵之臣的特殊禮遇，不能據此認為其實際控製全國馬政。
據《唐會要》載：“(天寶)十三載六月一日，隴右群牧都使奏：‘臣差判官、殿中侍禦史張通儒，群牧副使、平原(按：當為平涼)太守鄭遵意等，就群牧交點……’”⑦天寶十三載(754)時任隴右群牧使的正是安祿山，作為群牧判官的張通儒位列副使鄭遵意之前，成為實際負責馬政者。從目前所見史料推測，安祿山在河東的權力僅限於對樓煩監馬政的掌控。張通儒是安祿山的重要心腹，在控製河東及馬政方麵扮演了重要角色。安祿山對河東政治及群牧的插手，事實上正是通過判官的方式來實現的。《舊唐書·安祿山傳》載其“既為閑廄、群牧等使，上筋腳馬，皆陰選擇之，奪得樓煩監牧及奪張文儼馬牧”①。值得注意的是，祿山攘奪樓煩監牧及張文儼馬牧之事並不見於《安祿山事跡》,後者僅保留了他任閑廄使、隴右群牧都使等職的記載。從管理機製來說，天寶末年的隴右群牧都使已經不直接管轄隴右牧，實際事務由副使一應負責，所以安祿山與吉溫隻是政治同盟，閑廄、隴右牧諸事，其實都由居於副職的吉溫負責。吉溫歸根結底仍是朝中一員，他在天寶末年黨爭中最終失敗，說明這一時期馬政也由唐廷掌控。安祿山借助隴右群牧都使一職實際獲得的，僅是河東境內樓煩監的馬政。
至於張文儼，他的名字除此之外僅曾出現過一次。據《新唐書》記載：“(開元十八年六月)拜忠王浚河北道行軍元帥，以禦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仙先副之，帥程伯獻、張文儼、宋之悌、李東蒙、趙萬功、郭英傑等八總管兵擊契丹。”②上述諸人中，程伯獻時任左金吾大將軍③,宋之悌當年年底接任太原尹兼河東節度使④。按：《舊唐書·玄宗紀上》不記各總管姓名，且記為“十八總管”,與《新唐書》所謂“八總管”不同，未知孰是。不過《新唐書》中打頭的程伯獻是正三品的金吾大將軍，第三位的宋之悌時任劍南節度使，從級別上看，這幾位排在各路總管前麵，是沒有問題的。據《唐會要》記載：“河東節度使，開元十一年以前，稱天兵軍節度。其年三月四日，改為太原已北諸軍節度。至十八年十二月，宋之悌除河東節度，已後遂為定額。”①知太原以北諸軍在開元前期統歸天兵軍節度使管轄，直至開元十八年(730)年底宋之悌任河東節度使後，才首次納入太原方麵管轄。宋之悌此前為劍南節度使、益州長史，而張文儼
位居第二，在其之前。唐代私營畜牧業頗為發達，高級官員、王公貴族乃至內附酋長都可能擁有大量私人馬牧②,而官員勳貴之間的馬牧攘奪，實質上是關於養馬的私田的財產糾紛③。所謂安祿山奪其馬牧，很可能隻是一樁官員之間的個人土地財產糾紛案件，在編纂《舊唐書》時與其掌控樓煩監事混淆編入。以往研究者認為安祿山“進一步篡奪中央係統馬政大權”,對其發動叛亂起到了直接作用。④結合史實來看，這個觀點可能還是有待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