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邊鎮新興勢力普遍崛起的曆史背景下，粟特人掌控幽營軍政，其實也是玄宗朝中期以來中央不斷調整東北邊疆軍事結構所導致的結果，這是安史之亂得以發生的直接因由，也將是接下來我們要重點論述的問題。玄宗朝前期，幽營軍隊中多有契丹及奚族將領。粟特人雖然入居東北，但在軍隊中不占據主要地位。事實上西方漢學界最初是將安史之亂視為契丹等東北民族的一次叛亂①,從安史軍隊的將領構成來看，這種說法無疑是片麵的，但它表明學界其實一開始便注意到契丹與奚在幽營胡化及安史之亂爆發的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8世紀初，唐朝重建了幽營地區的秩序，玄宗即位後在營州建立平盧軍，同時接受了契丹與奚的歸順，雙方通婚並建立朝貢邊貿關係，加上突厥的沒落和渤海國的親唐立場，從而“使東北開始了一段相對安定的時期”②。
契丹與奚的崛起不僅迫使唐朝將邊防重心逐漸轉向東北，也使幽營二州的內部軍事結構發生著潛移默化的轉變。在張守珪到任之前，“契丹及奚連年為邊患”,而“趙含章、薛楚玉等前後為幽州長史，竟不能拒”。③抗拒契丹與奚失利，成為幽州接連易帥的直接原因。但其背後的深層原因則在於對幽州舊有軍事權力的調整，表現為朝廷屢次試圖解除前任幽州節度使在當地培植的勢力，加強中央對幽營的軍事控製。這一曆程從開元中後期開始直至天寶初年，是一個持續十餘年的整體進程，其間有三次重要事件，茲考論如下。
發生於開元二十年(732)的趙含章案，揭開了幽州持續的軍事調整的序幕。開元二十年(732)六月，時任“幽州長史趙含章坐盜用庫物，左監門員外將軍楊元方受含章饋餉，並於朝堂決杖，流滾州，皆賜死於路”①。此案之緣由在顏真卿撰寫的《宋璟碑側記》中有更為詳細的記載：“開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於貨賄，多以金帛賂遺朝廷之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其後節度範陽，事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元宗切責名品，將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元宗納之，遂禦花萼樓，一切釋放。”②趙含章的問題，主要在於其節製安西時期，遍賂朝官以求進取，而從他遷至幽州來看，顯然其賄賂起到了作用。所謂玄宗“切責名品”,是要樹立朝廷的威信，正如杜牧所說，“縱有功勞，不贖罪犯”③,而宋璟在此事的化解中產生的作用，絕不僅限於簡單的進諫。楊元方史書闕載，南衙諸衛將軍員外置員者，一般會實任軍鎮之經略使。“饋餉”一詞在唐代大致有兩種含義，一指軍隊糧餉，一指財物饋遺，楊元方所受之“饋餉”當屬後者。按照《唐律》規定，“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絞”,所謂“監臨主司，謂統攝案驗及行案主典之類”。④
趙案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於其幕僚杜孚的墓誌中得到了充分展現：
開元中，幽州節度趙含章特相器重，引攝漁陽縣兼知判營田。屬林胡不庭，皇赫斯怒，而幽州稱天之罰，絕漠以討，乃總徒率馭，負糗束甲，熊羆萬族，輜駢千裏，爰征假護，見推才略，遂轉授公靜塞軍司馬假緋魚袋，始籌運帷幄，終折衝垣翰，卒使東胡殲夷，北虜窮逐，赤地草翦，黃沙骨鋪，雖任專將帥，蓋力展稗輔，斯則公之效也。而趙將軍凱奏未畢，誹書縱橫，功歸廟堂，身係下獄，對主吏以魂奪，援征驂而骨飛，屍僵路隅，名削勳府，部曲且死，占募何從。豈任安獨存；逝虞卿偕去，適免所假，遂安初服。感欒生之義，哀趙氏之孤，拉血無依，吞聲莫辯。怏怏終日，將成禍胎，悠悠苦思，奄缺中壽。雖生死恒理，誠今古所難，知己之分，未之有也。春秋五十一……以開元廿年十一月十日屬紡。①
誌主杜孚為京兆人，生於永淳元年(682),此前任仙州西平尉，開元十八年(730)趙含章受任節製幽州後征為幕佐，攝漁陽縣令，兼知節度營田判官。據《舊唐書·北狄·契丹傳》記載，開元十八年(730)秋“幽州長史趙含章發清夷軍兵擊奚，破之，斬首二百級”②,隨後的開元二十年(732)三月“信安王禕與幽州長史趙含章大破奚、契丹於幽州之北山”③。據墓誌知杜孚先後以節度營田判官、靜塞軍司馬之職參與了上述兩次對奚及契丹的作戰，其中開元十八年(730)對奚作戰時杜孚負責後勤軍需，有效地保障了前線作戰，即墓誌所謂“總徒率馭”、“輜餅千裏”。開元二十年
(732)征討兩蕃是更大規模的戰爭，由信安王禕親自督戰，杜孚時已擢任靜塞軍司馬。靜塞軍駐在薊州城內，其兵力在幽州轄下僅次於節度使直屬的經略軍及營州的平盧軍④,其地複密邇範陽，為此次軍事行動的重要力量，從“始籌運帷幄，終折衝垣翰”、“力展稗輔”等語來看，杜孚不光在戰爭初期隨趙含章坐鎮幽薊出謀劃策，還在後期隨軍出戰。從以上經曆來看，杜孚無疑是趙含章的心腹力量。
然而開元二十年(732)征討兩蕃後不久，趙含章就於當年六月“坐盜用庫物”而流放滾州，並“賜死於路”,《杜孚墓誌》稱此次政治變故為“誹書縱橫”,其間真相已難考知。不過從墓誌接下來的記載來看，都是與正史記載相吻合的。六月六日忠王浚、信安王禕均以功受封，當月十九日趙含章被廷杖流放，與墓誌“功歸廟堂，身係下獄”的說法非常切合。趙含章在流放途中被賜死，即所謂“屍僵路隅，名削勳府”。上述史實的勘合使我們有理由相信，《杜孚墓誌》較為忠實地反映了開元二十年(732)幽州的內鬥情況。既明於此，墓誌隨後“部曲且死，占募何從”兩句記載就尤其值得我們注意。據此來看，朝廷不光以“盜用庫物”之名加罪於趙含章，而且對其任內培植的親信力量進行了根除。其中“占募”明確指涉以杜孚為代表的征辟幕佐，至於“部曲”,雖然可以泛解為武將親信，但如下文即將論證的，此處很可能是特指親近趙氏的幽營蕃部。墓誌中“感欒生之義，哀趙氏之孤”之語，暗示杜孚或曾在東窗事發時試圖掩護趙含章的子胤，也可見趙案絕非一般的作奸犯贓之事，而更像是一次政治誅滅。杜孚回到河南後便於當年十一月中壽而卒，雖不能確定是否獲罪，但趙案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於此可見。
幽營軍事結構的第二次調整，發生在開元二十一年(733)九月至次年二月。在此期間，新任節度使張守珪對當地實權派蕃將進行了誅除清洗，並對以安祿山為代表的粟特胡人勢力予以大力扶植。開元二十一年(733)閏三月，契丹進犯，史載：
幽州長史薛楚玉遣副將郭英傑、吳克勤、鄔知義、羅守忠率精騎萬人，並領降奚之眾追擊之。軍至渝關都山之下，可突於領突厥兵以拒官軍。奚眾遂持兩端，散走保險。官軍大敗，知義、守忠率麾下遁歸，英傑、克勤沒於陣，其下六千餘人，盡為賊所殺。詔以張守珪為幽州長史兼禦史中丞以經略之。①
① (後晉)劉晌等撰：《舊唐書》卷一九九下《北狄·契丹傳》,5353頁。《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載：“閏月，幽州道副總管郭英傑等討契丹，為所敗於都山之下，英傑死之。”(199頁)《資治通鑒》卷二一三“開元二十一年閏三月”條載：“閏月，癸酉，幽州道副總管郭英傑與契丹戰於都山，敗死。時節度薛楚玉遣英傑將精騎一萬及降奚擊契丹，屯於榆關之外。可突幹引突厥之眾來合戰，奚持兩端，散走保險；唐兵不利，英傑戰死。餘眾六千餘人猶力戰不已，虜以英傑首示之，竟不降，盡為虜所殺。”(6801～6802頁)
張守珪調任幽州，本傳及墓誌均隻記載在開元二十一年(733)①,熊飛考證在閏三月或稍晚②,速水大考證在當年九月，並指出此次唐軍慘敗成為幽州節度更替的直接原因③。無論如何，從傳世的各類史籍記載來看，張守珪到任後的首次軍事捷報，已經遲至次年六月。④而關於開元二十一年(733)夏至次年夏這整整一年中幽州方麵的動向，傳世史料均付之闕如。所幸出土墓誌填補了這一空缺，並為我們了解當時幽州的內部實情提供了寶貴史料。先看平盧軍使高欽德的墓誌：
公教人數年，亦可以即戎也，自寧遠將軍製兼幽州副節度知平盧軍事。才可為裨副冠首。公諱欽德，字應休，渤海人也。曾祖瑗，建安州都督；祖懷，襲爵建安州都督；父千，唐左玉鈐衛中郎。公即先君仲子也。……先君身死王事，鴻澤酬汲，贈一子官，解褐拜陶城府果毅。……以開元廿一年九月十有九日，終於柳城郡公舍。
守珪大破林胡，遣使獻捷。”(136頁)這是張守珪到任幽州後見諸史籍的首次捷報。《冊府元龜》卷三五八《將帥部·立功十一》載：“張守珪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副大使，開元二十二年發兵討契丹，斬其王屈烈及其大臣可突千[幹]等，傳首東都。”(4245頁)《冊府元龜》卷四三四《將帥部·獻捷一》載：“張守珪為幽州節度副大使，開元二十二年，守珪大破林胡，遣使獻捷，擇日告廟。”(5158頁)《冊府元龜》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討五》載：“二十二年十二月，幽州長史張守珪發兵討奚、契丹，斬其王屈烈及其大臣可突於陣，傳首東都，餘叛奚皆散走(立其酋長李過折為契丹王)。”(11586頁)據以上記載可以看出，開元二十二年(734)張守珪針對奚與契丹展開了一係列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六月捷報應屬首戰報功，斬屈烈等則在下半年的行動中。
春秋五十有七。①
誌主高欽德生於儀鳳二年(677),其曾祖、祖父均為建安州都督。據《舊唐書·地理誌》,建安州都督府與其他等共十四處羈縻州並隸安東都護管轄，“凡此十四州，並無城池。是高麗降戶散此諸軍鎮，以其酋渠為都督、刺史羈縻之”②。雖然誌文對誌主的族屬僅以“渤海人也”含混而過，但通過其姓氏、代居當地、曾祖兩代任羈縻州都督③以及《舊唐書》的規定來看，其無疑為高麗降戶。高欽德卒前的官職為“幽州副節度知平盧軍事”,且“終於柳城郡公舍”,知其以節度副使的身份實際擔任平盧軍經略使，並長駐柳城。
另外一位翟選時任幽州經略軍副使，相關誌文如下：
公諱選,遼西柳城人……解褐授右衛中候。……襲父之故，授冠軍大將軍、行左屯衛翊府中郎將。……遷左威衛將軍，封遼西縣開國男，又進封遼西郡開國公，餘如故。屬天驕尚梗，河朔未清，以公為經略軍節度副使。廟堂算遠，金鼓氣雄；遭時不遇，王師小衄，貶授左威衛中郎將……夫人開元廿一年歲次癸酉十二月七日終於薊邑之第，春秋冊有三。公以廿二年歲次甲戌二月十八日終於幽郡之第，春秋五十有七矣。④
誌文部分文字殘缺，但可根據前後信息補正。誌主的郡望，文中雖稱“漢高陵侯方進之派別”,事實上從其封遼西縣男、郡公來看，所缺之字補充後正是“遼西柳城人”。《舊唐書·地理誌》載：“柳城，漢縣，屬遼西郡。”①此處或以漢時郡望稱之。②誌主在其卒前已官至幽州經略軍副使，所謂“遭時不遇，王師小衄”,正指開元二十一年(733)閏三月唐軍的潰敗。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誌主翟選因此“貶授左威衛中郎將”,但撰寫墓誌時仍使用了此前的“左屯衛翊府中郎將”一職，與稱最後官職的墓誌慣例不同。由此推測，翟說之貶官可能正是在張守珪到任之後。
我們綜合上引兩方墓誌，可以看到在開元二十一年(733)九月至次年二月這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平盧軍使高欽德、幽州經略軍副使翟選這兩位掌握當地核心軍事力量的將領相繼謝世，更為蹊蹺的是，他們的夫人也在同一時間內先後故去。③兩相比照來看，頗疑張守珪到任後對幽州內部的舊有格局進行了大幅度的深入調整。
幽營軍事的第三次調整，發生在開元二十九年(741)至天寶三載(744)。以安祿山相繼受任平盧、範陽節度使為契點，標誌著粟特胡人對幽營的主要軍事權力基本實現了掌控。《曲江集》及《全唐文》中保留了八封張守珪到任幽州後朝廷所下敕旨，是研究安祿山早期升遷的重要史料。但這些敕書不署年月，且並未嚴格按時間順序排列，為我們推斷其書寫時間製造了很大障礙。其中最關鍵的一封內容如下：
敕張守珪、安祿山：兩蕃自昔輔車相依，奚既破傷，殆無遺憔；
契丹孤弱，何能自全?複聞突厥征求，欲有逃避；傳者縱其未實，此虜終已合然。借卿運籌，徐以計取；況祿山義勇，武用絕人，謀帥得賢，裨將複爾，以討殘蓑，勢若摧枯。……今者又雲遇賊，略有艾夷，乘其數窮，日向殲盡，其灼然有功效者，可具以狀聞。……邊事煩總，無乃為勞。冬初薄寒，卿及祿山並諸將士已下，並平安好。①
蒲立本注意到該敕未提到次年夏“對敵(契丹)作戰的勝利”,“似與其前一封單寫給張守珪者及後兩封致降奚及契丹諸部者同時發出”。這四封敕書均提到了奚已降服而契丹仍舊反叛，奚在732年歸順，此後734年年初再次反叛，“直至契丹歸降”②,據此他斷定這封信寫於開元二十一年(733)秋，並進而認為安祿山是張守珪從河隴帶來的心腹故將，因為“在當年(733)四月前任幽州節度使(按：指薛楚玉)宣稱對契丹作戰勝利的一份加急公文中並未提到安祿山。如果他在張守珪到任前一直身在河北而默默無聞，則不會在當年年底就突然獲得如此令譽”③。蒲立本的這一看法頗有值得商榷之處。如前所述，《曲江集》中的敕文並未按時間順序排列，該封敕書中的“奚既破傷”、“契丹孤弱”是否就當時東北的總體戰局而言，未可完全坐實。唐人往往將契丹與奚並稱，且不乏省略之例，如《學海類編》本《安祿山事跡》有“二十四年，祿山為平盧將軍，討契丹失利”④的記載，而《資治通鑒考異》所引《安祿山事跡》則記為“討奚、契丹失利”⑤。據此來看，似未便單純根據上引文字未提到奚而斷定其具體年。況且熊飛從張九齡丁憂推斷該敕更可能作於開元二十二年(734)十月①,因此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安祿山是由張守珪自河隴帶至幽州的心腹故將。
張守珪掌政幽州期間刻意扶植東北邊境新興力量，成為安祿山迅速晉升的直接原因。在營州胡複雜的構成中，粟特胡人無論從數量還是勢力上都不占優勢。為了鏟除高麗—契丹種胡人在幽營軍事中形成的深厚根基，加強中央控製，唐朝官方對幽營胡人中的弱勢群體進行了刻意培植，安祿山便是在這種曆史背景下登上唐中期的政治舞台。開元二十四年(736),安祿山升任平盧將軍，由於對契丹作戰失利，引發了玄宗與宰相張九齡之間的嚴重爭執。在此之前，安祿山隻是一個互市牙郎，關於他與張守珪間的最初關係，有一則眾所周知的典故，即他因“盜羊奸發”將被殺，危急之際大呼獲守珪賞識。這則真偽混雜的傳說背後隱含著相對確定的事實，即張守珪到任後，安祿山與史思明同為其捉生將，祿山“後為守珪偏將”,因作戰勇猛而被守珪“養為子，以軍功加員外左騎衛將軍，充衙前討擊使”。②安祿山由捉生將升至衙前討擊使，這一轉變發生在開元二十一年(733)至開元二十四年(736)間。開元二十四年(736)他升任平盧將軍，至開元二十八年(740)為平盧軍兵馬使，並於次年任平盧軍節度使知左廂兵馬使。不到十年時間，安祿山從幾近白衣效力的捉生將，升為平盧軍經略使，這樣迅速的升遷，與張守珪的態度密不可分。
張守珪掌政幽州的局麵隨著中央的政治鬥爭而於開元二十七年(739)終結，但安祿山並未受此影響。張守珪東窗事發後，家屬受到牽連，家道中衰，以至於在複兩京後不久的乾元元年(758)三月，“取承寧坊張守珪宅置”司天台③,連家宅也被沒收。但安祿山非但未受牽連，反而更加受到朝廷的重用，並在天寶初年最終獲取幽營地區軍政大權，成為幽營軍事結構的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變動。經此變更，以安祿山為代表的粟特胡人取得了對幽營軍事的控製，標誌著河北胡化第一個階段——幽營胡化的基本完成。目前尚沒有史料直接表明此次變革經曆了流血衝突，但我們仍能尋到若幹蛛絲馬跡。據出土的《士如珪墓誌》,誌主“解褐授幽州臨渠府別將”,此後一度轉任潞州，張守珪節製範陽後“別表授平盧軍司馬”,據有營州重要權力。士如珪“以天寶二年四月廿九日終於範陽郡薊寧裏”①,卒因不明，但這一時間值得關注。當年正月，時任平盧節度使的“安祿山入朝”,史稱“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而祿山因得奏言：“去年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雲：‘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群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官。”②這一事件的背後，是安祿山對營州的完全控製。作為張守珪提拔的平盧舊僚，士如珪卒於隨後的四月。據此來看，不排除當時的幽營發生過軍事衝突，也再次印證了我們此前的觀點，即安祿山的騰達盡管離不開張守珪的拔擢，但根本原因在於此間唐朝對幽營軍事結構的持續調整。這正是為什麽同樣作為張守珪舊僚的士如珪卻在此次政治變動中成為犧牲品。
經過上述三次軍事結構調整，幽營二州實現了政治意義上的胡化，以安祿山及粟特胡人為主導，兼統其他內附蕃部及漢將，形成了明顯有異於其他邊鎮的特點。事實上，唐朝最初任命胡人的目的，仍在於最大限度地掌控邊鎮軍事力量，胡人隻是不次拔擢的邊將中的一部分，至於有粟特背景的雜胡安祿山登上曆史舞台，則更是開天之際政治變動的產物。時人盛傳的射虎將軍裴旻，正反映了這種趨勢。史稱“開元中，山戎寇邊，玄宗命將軍守北平州，且充龍苑軍使，以捍薊之北門”,最終使得“胡人服藝畏威，不敢南牧，願充麾下者五百餘人”。①唐朝最初的構想無疑是以最為經濟、省事的方法提升邊軍戰鬥力，而不會是像後世史家所說的那樣，因李林甫的私欲而提拔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