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天寶政局做出分析的基礎上，我們有必要對《舊唐書》提出的李林甫“用寒族、蕃人”使之“專任大將”而“竟為亂階”③的觀點進行商榷。陳寅恪基於“太宗所任之蕃將為部落酋長，而玄宗所任之蕃將乃寒族胡人”這一事實，認為正是由於太宗對於蕃部羈縻保全並任用其首領繼續管轄，因此“此酋長及其部落亦造成一種特殊勢力”,其極端表現便是“東突厥敗亡後而又複興”。殷鑒在前，“職此之故，玄宗之重用安祿山，其主因實以其為雜種賤胡”,是看重“此蕃將及其統領之諸種不同之部落也”。④這一觀點尚有商榷餘地，孟彥弘認為這一現象實有深層的政治原因。⑤借由對天寶黨爭的分析，我們可以對這個問題有更為深入的看法。
為了限製忠王黨勢力，玄宗在天寶後期開始著意培植新的邊鎮力量。王忠嗣卸任後玄宗之所以起用張齊丘和安思順，主要在於他們和朔方集團素無淵源，甚至與朔方軍中的忠王黨有所不和。安思順上任後有意拉攏朔方資深舊將李光弼，“奏為副使、知留後事”,並“欲妻之”,而光弼則“稱疾辭官”。時任隴右節度使的哥舒翰“聞而奏之”,在其幫助下光弼乃“得還京師”。①至於哥舒翰則更與安思順勢不兩立，在祿山起兵後“使人詐為祿山遺思順書”,並上書曆數其罪，一手製造了安思順及其弟元貞被誅之案，以至於“楊國忠不能救”。②上述兩事，史家多以個人恩怨解釋，殊不知其後自有集團利益關係，這從郭子儀後來為安思順平反的積極態度也可見一斑。③
關於張齊丘的生平行狀，史料記載不多，但唯其如此更顯關鍵。張齊丘為吳郡望族④,開元年間應已在朔方軍中任職⑤,天寶五載(746)繼王忠嗣為朔方節度使⑥。張齊丘任內最大的影響，在於他一手培植了橫塞(天德)軍勢力。天寶四載(745)冬唐廷曾在單於、安北兩都護府境內各置一縣①,據此來看，王忠嗣在其節製朔方後期，即已著手充實單於、安北兩都護力量②。但直至天寶八載(749)三月“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於中受降城北築橫塞城”③,才標誌著這一新興軍事力量的崛起。當年九月，朝廷下詔遍祭河嶽諸神，其中“太仆少卿兼單於、安北副太[大]都護張齊丘祭北海”④。按：《舊唐書·郭子儀傳》稱“天寶八載，於木剌山置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命子儀領其使”⑤,從郭子儀當時的資曆及本傳所謂“累曆諸軍使”的記載綜合判斷，其應為橫塞軍首任經略使，實際經營這一軍事力量，節度使張齊丘僅以副大都護身份虛領。從上引與張嘉貞混淆之逸事，以及天寶八載(749)秋代表玄宗祭祀北海⑥綜合來看，張齊丘在朔方任內一度炙手可熱。天寶九載(750)“靈州都督兼禦史中丞張齊丘上言，請於新築(安)北大都護府建聖德碑頌許之”⑦,頌聖德隻是幌子，實際在於標榜其興建橫塞軍的政績。
在張齊丘的拔擢之下，安史之亂期間年紀最長、大器晚成的將領郭子儀(生於697年)從中層軍鎮走上曆史舞台。天寶八載(749)唐朝“於木剌山置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以郭子儀為左衛大將軍、橫塞軍使，天寶
十三載(754)移置永清柵北，易名天德軍，“子儀為之使，兼九原太守、朔方節度右兵馬使”。①橫塞軍、天德軍、九原郡及安北都護府均位於今河套地區，唐曾先後於此築三受降城。②郭子儀自天寶八載(749)以後，長期經營此地，並於天寶十三載(754)兼九原太守。郭子儀與仆固懷恩等蕃將不同，後者以其部落家族為基礎，往往為羈縻府州首領，並因其善戰而多在節度使衙前任職，控製著朔方軍的嫡係力量。子儀則武舉出身，“累曆諸軍使”,屬體製內武將遷轉之類。在天寶八載(749)任橫塞軍使前，他未必都在朔方節度使管內任職。郭子儀長駐三受降城，控製著天德軍，其拔擢經由張齊丘、安思順二人之手，與朔方集團的忠王黨勢力固無瓜葛。郭子儀以天德軍使兼九原太守、朔方節度右兵馬使，其職位均較辭官回京的李光弼為低。安祿山起兵後，玄宗“以子儀為衛尉卿，兼靈武郡太守，充朔方節度使，詔子儀以本軍東討”③,充分顯示出對其之信任。安祿山起兵於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郭子儀之任朔方節度緊隨其後。所謂“以本軍東討”,即子儀未回朔方駐節地靈武，而是在受任節度後直接帶領麾下天德軍經代北東進。這一則是出於戰略鉗製的考慮，二則恰從側麵證明子儀實際控製的力量為天德軍。
安史之亂爆發後至潼關陷落前，楊國忠與哥舒翰之間的鬥爭，可以看作忠王黨勢力的最後一次大的舉動。東京失守後，身為前線元帥的榮王琬突然死亡，太子趁機取得東征元帥之位，並以哥舒翰為先鋒元帥，掌控了潼關軍隊。《舊唐書·楊國忠傳》載：
及哥舒翰守潼關，諸將以函關距京師三百裏，利在守險，不利出攻。國忠以翰持兵未決，慮反圖己，欲其速戰，自中督促之。翰不獲已出關，及接戰桃林，王師奔敗，哥舒受擒，敗國喪師，皆國忠之誤惑也。①
此舊史慣常說法，以國忠中沮為潼關失守原因。但若與他傳參看，則知其謬。《舊唐書·哥舒翰傳》載：
翰至潼關，或勸翰曰：“……公若留兵三萬守關，悉以精銳回誅國忠，此漢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為何如?”翰心許之，未發。有客泄其謀於國忠，國忠大懼，乃奏曰：“兵法‘安不忘危’,今潼關兵眾雖盛，而無後殿，萬一不利，京師得無恐乎!請選監牧小兒三千人訓練於苑中。”詔從之，遂遣劍南軍將李福、劉光庭分統焉。又奏召募一萬人，屯於灞上，令其腹心杜乾運將之。②
《資治通鑒考異》所引《玄宗實錄》與此同。所謂“誅國忠”以為“漢挫七國之計”,實是發動軍事政變，矛頭直指玄宗。上引本傳所謂“或勸翰”之“或”者，正為朔方軍中的忠王黨人物王思禮。③哥舒翰與國忠本非一派，但因阿布思之故而在邢辭案中站在國忠一邊。李林甫倒台後，“楊國忠欲厚結翰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④。但玄宗對哥舒翰實存顧忌，所謂翰以風病廢居京師，不排除是朝廷對其進行人身控製。安祿山起兵後，局勢倒向太子一黨，玄宗不得已重用劍南勢力。而天寶十四載(755)年底，太子節製關東，哥舒翰為先鋒兵馬元帥，雙方矛盾加劇。以劍南節製朔方忠王黨勢力，恐未必出於國忠私心，而當是玄宗本意，之前即已如此。既選劍南兵及監牧小兒，翰複斬其將，矛盾遂至不可調和。於是玄宗及國忠頻施壓力，翰出擊而敗。
以上我們對忠王黨在天寶黨爭中的動向及其對北方邊鎮蕃將勢力普遍崛起的作用進行了梳理。正如我們所強調的那樣，忠王黨是一個在中央集權下被動形成的鬆散群體，它反映出唐中期中央權力不斷強化的整體趨勢。與其說忠王黨終結於潼關陷落前夕的政治鬥爭，毋寧說其隨著肅宗靈武即位而圓滿完成使命。作於乾元三年(760)正月的《河陽陝東破賊賀表》記載：“勝州已北百姓數千人，忽見兵馬極眾，喚百姓索食。其中有人雲：‘我是張韓公及王忠嗣，領此兵馬為國家討賊，不日當太平。’百姓陳祭訖，須臾不見。”與此事同時記載的還有河陽出現毗沙門天王，因此該奏表稱“聖德所感，人神合符”。①這說明在安史之亂期間，唐朝人仍將張仁願和王忠嗣作為與毗沙門天王相類的戰神看待，所謂“人神合符”即為此意。及至建中三年(782)陪享武廟時，唐朝共有十人入侍，左側為尉遲敬德、蘇定方、張仁願、王睃、王孝傑，右側為李孝恭、裴行儉、郭元振、張齊丘、郭子儀。其中玄宗朝以來入選者凡六人，即每側後三人。②唐德宗在為先輩舊事定論時，借助於武廟排序巧妙地將朔方集團的先祖和忠王黨核心人物王忠嗣擯斥在外，代之以政治態度更為中允、沒有汙點的張齊丘和郭子儀。他不會不知道祖父與王忠嗣等人間的深厚關係，這一舉動證明沒有一成不變的黨派，隻有唯我獨尊的皇權。
安祿山在短期內得以不次拔擢，從根本上說源於玄宗朝後期邊鎮軍隊的擴充。況且，安祿山並非玄宗朝後期升遷最快的邊鎮將領。我們可以選取哥舒翰作為比較。史載翰“年四十，遭父喪，三年客居京師”,此後“發憤折節，仗劍之河西。初事節度使王侄”。③按：王侄開元二十九年(741)到天寶二年(743)任河西節度使④,作於天寶元年(742)的《河西破蕃賊露布》中哥舒翰之職為節度衙前討擊副使①,這是一種節度使身邊親信性質的差使，並非正式官職，這與本傳所謂“初事節度使王侄”的說法是符合的。哥舒翰投身河西的原因，除了本傳所謂“發憤折節”外，恐怕還有更深層的人事因由。王體在史書中記載不多，目前所知的，是他
在開元九年(721)前後任新豐尉，經由時任京畿按察使的韋抗薦舉任其判官②,開元二十九年(741)得授河西節度使③,天寶九載(750)曾與王鐵、張均等人尋石經寶瑞並進獻④。翰父哥舒道元傳稱“安西副都護”,事實上《新唐書》“安西都護將軍、赤水軍使”⑤的記載可能更加符合實際情況，即道元在安西僅為一普通都護，他應當在後來調任赤水軍使，這一職任相對應的級別已經相當高。哥舒翰“年四十，遭父喪，三年客居京師”,開元二十九年(741)從軍河西，以此推算，哥舒道元卒於開元二十七年(739),翰則生於700年。天寶元年(742)十二月河西節度使王任督軍遠征吐蕃漁海軍時，哥舒翰時年43歲，其職僅為河西節度衙前討擊副使(僅為副職)⑥,至天寶六載(747)冬則已“代(王)忠嗣為隴右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⑦。因隴右節度大使一般由皇子遙領，因此其實際職務即為隴右節度使，如此騰達僅用五年。與之相似，安祿山在開元二十一年(733)任幽州節度衙前討擊使(已為正職),至天寶元年(742)方得棰、金城尉王冰、華原尉王燾為判官及支使，其後異卿等皆名位通顯，時人以抗有知人之鑒。”[(後晉)劉晌等撰：《舊唐書》卷九二《韋安石附從父兄子抗傳》,2963頁。]韋抗開元八年(720)後不久任京畿按察使，開元十一年(723)調任，知王 於開元九年(721)前後任新豐尉。按照所需的年資推測，王任約生於690年。
“持節充平盧軍攝禦史大夫，管內采訪處置等使”①,其間用時八年，而且平盧節度的實際地位較隴右明顯要低②。有學者認為直至天寶十一載(752)安祿山才與玄宗建立了進一步的信任關係③,與哥舒翰的迅速升遷相比，安祿山不能算是被過度寵信，我們應該更關注其背後所反映的政治鬥爭。
從地域上來講，這批邊鎮力量主要分布在朔方節度使轄下的三受降城與安北都護府一線、範陽節度使轄下的幽營地區，以及由楊國忠遙控的劍南兩川地區。從人員上來說，張齊丘、安思順、郭子儀、安祿山、史思明、章仇兼瓊等一眾新起節帥都在此範圍之內。史學界習慣以“寒族蕃將”來予以概括，事實上“寒族”隻是表麵現象，其實質在於培植新興邊鎮勢力；而“蕃將”也與事實不盡相符，隻是在雜胡廣布的幽營一帶較為顯著而已。一個明顯的反例是，李光弼是典型的蕃將，但他並非玄宗著意提拔者。陳寅恪認為“玄宗時默啜帝國崩潰後，諸不同胡族之小部落紛雜散居於中國邊境，或漸入內地”,而“唐平安史之亂，其主力為朔方軍，而朔方軍實一以胡人部落蕃將為其主要成分者”。④“蕃將”的崛起隻是玄宗朝中央政治大變動催生出的一種表象，無論是幽營諸州還是朔方軍轄內，胡人勢力的興盛都是政治鬥爭支配下的諸種結果之一。如果將這種現象作為安史之亂爆發的起因，則恐有舍本逐末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