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學界習慣於將安史之亂作為唐朝前後兩期的轉折點，然而正如我們此前所指出的那樣，以安史之亂作為唐史分期的做法，摻雜了太多曆史學以外的因素。因此在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前，我們需要明確一個基本事實，即玄宗的統治並未因安史之亂的爆發而立刻終結，天寶年間的深層政治鬥爭直至天寶十五載(756)六月，亦即潼關失守、馬嵬兵變後方才宣告結束。這個連續性已為前輩學者所注意，例如，陳寅恪基於其一以貫之的文化史觀以及相應的唐前期“關中本位主義”觀點，將安史之亂作為唐朝內外實力對比的轉折點，指出唐前期中央革命無論流血衝突與否，皆“全國莫之能抗，則以‘關中本位政策’施行以來，內重外輕之勢所致也。然自玄宗末年安史叛亂之後，內外輕重之形勢既與以前不同”,政治革命遂“大抵不決之於公開戰爭，而在宮廷之內以爭取皇位繼承之形式出之”。①這種觀點被榮新江稱為“天寶變革論”②。
至今為止，尚未見學界將唐朝中央的黨爭與胡化明確聯係起來論述，事實上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關鍵問題。如上所述，發生在安史之亂及其前後時期的中央鬥爭是持續一貫的，其影響借由安史之亂而縱貫玄、肅、代三朝。從一定意義上來講，正是天寶年間激烈的黨爭直接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爆發，因此對於這一問題的分析顯得尤為必要。關於天寶黨爭中的集團劃分，學界長期以來圍繞吏治與文學之爭展開討論。蒲立本即認為李林甫專權的形成“並非隻是玩弄心機的結果，而是兩個勢不兩立的利益集團間長期鬥爭的結果”③。任士英則將天寶黨爭分為初年和末年兩個階段，分別對應李林甫、楊國忠當政時期。他認為在天寶初年“唐朝中樞政局內的矛盾鬥爭與相互較量，已經投影到唐朝邊防軍事勢力之中”,也可視為邊將勢力卷入了中央鬥爭中，而如“王忠嗣屢奏安祿山有謀反之心”、“安祿山入朝不拜太子”等事“都反映出這種政治態勢”。而關於末年的鬥爭，則主要體現在潼關戰局上，它“是這一時期唐朝中樞政局內不同勢力集團之間矛盾鬥爭的表象”。④總體來看，以往學界的討論無論是吏治文學之爭，還是李楊權力更替，都沒有對玄宗和太子李亨在天寶黨爭中的作用予以專門分析。例如，蒲立本認為玄宗並未介入任何一方，而隻是“怠於提不同意見的官員”,而選擇了“被溫言順從的李林甫所蒙蔽”。①黃永年雖然將對肅宗朝政治的研究上溯至玄宗朝，卻認為“肅宗在成為皇太子以後仍缺真正的奧援，沒有能形成自己的政治勢力”②。任士英指出，正是由於忠王當時“在內廷外朝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依賴”,才得以代壽王而被立為太子。③然而如果從唐中期中央集權不斷強化的趨勢來看，玄宗與太子在天寶黨爭中的作用才是問題根本之所在。也正因此，我們有必要從源頭上指出當時黨爭的實質，即中央集權的不斷強化和玄宗對舊僚猜忌的持續加重。在這一過程中，太子李亨及相應官員由於人事關係、政治鬥爭等因素而逐漸聚集起來，在事實上形成了與玄宗及宰相相對立的利益集團。
在玄宗朝後期中央集權不斷加強的趨勢下，太子李亨與以王忠嗣為代表的一批朔方河隴軍將逐漸趨於接近，形成了一個相對鬆散但持續時間較長的政治集團，我們將其稱為“忠王黨”。忠王黨的形成有很大的被動因素，是玄宗朝中後期日益激烈的儲位鬥爭和皇權猜忌的產物。這一集團在天寶年間與以李林甫為首的宰相集團之間的矛盾，成為蕃將勢力崛起的直接原因。《舊唐書·王忠嗣傳》載：“忠嗣初名訓，年九歲，以父死王事，起複拜朝散大夫、尚輦奉禦，賜名忠嗣，養於禁中累年。肅宗在忠邸，與之遊處。”④正史僅簡述忠嗣少養宮中的經曆，對其與肅宗的遊處詳情及深層關係語焉不詳，而傳世的《王忠嗣碑》則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史實，對理解忠王黨的形成有重要作用。《王忠嗣碑》由元載撰文，王縉書丹。元載是王忠嗣之婿，王縉則生於700年，較王忠嗣尚長六歲，與其為同一代人，安史之亂爆發後“選為太原少尹，與李光弼同守太原”①。這兩人撰寫的碑文，可信度應該是很高的。兩《唐書》王忠嗣本傳所載事跡不出碑文範圍，但多有遺漏省略。②因此，《王忠嗣碑》是探討其經曆的關鍵途徑。現擇要錄文於下：
衣之以朱線，錫名曰忠嗣。部曲主家，後宮收視，每隨諸王問安否，獨與肅宗同臥起。至尊以子育，儲後以兄事。公亦唯專唯直，不傾不墮，未嚐迕目，孰雲有過。……上既知公有日碑之純固，加李廣之材氣，義形於主，確然秉誌，少而侍中，慮不省事。乃試守代州別駕、大同軍戎副。幹法大豪，閉門自斂；賣功老將，俯伏聽令。涼秋八月，禾幹草腓，方佯白登外，馳突長城下。單戈指虜，輕騎犯胡，有向必摧，能當輒破。往往射雕者，居公掌握中。匈奴憚邊，不敢捱。肅宗上泣曰：“王忠嗣材敢戰，必恐亡之。”即日征還，守未央衛尉。入侍之歲，時方就冠，元獻皇太後降家人之慈，盛擇配之禮，命之主饋，恩情甚厚。公以仇恥未雪，激憤逾深，每對案忘餐，或獨居掩涕。玄宗雖欲大其伸而全其屈，終亦觀其誌而感其衷。俾以中郎將官從徐公蕭嵩出塞，但使通知四夷事，飽習軍陣容，不得先啟行，無令當一隊，且有後命，虞其夭瘀。枕戈假寐，如詔三年。③
史載王海賓戰歿後玄宗曾有“因撫而謂曰：‘此去病之孤，吾當壯而將之，萬戶侯不足得也!’”的言語，烈士遺孤的身份是忠嗣得以少養宮中的前提，而這恰恰密切了他與忠王的關係。王忠嗣生於706年，肅宗生於711年①,忠嗣長其5歲。開元二年(714)王忠嗣入宮時8歲，肅宗年僅3歲。所謂“每隨諸王問安否，獨與肅宗同臥起。至尊以子育，儲後以兄事”,清楚地說明了這種收養關係及王忠嗣自幼便擁有的特殊待遇。但如果細究碑文，會發現玄宗與忠王對其的態度有很大不同。玄宗對王忠嗣的態度，始終是有所懷疑和保留的，這與王忠嗣少年時即表現出的偏執好勇不無關係。與此形成對比，忠王與之則交誼篤深，而且這背後其實有忠王生母楊氏的支持。王忠嗣初次外任為試守代州別駕、大同軍副使，這一職位級別相當之高，對於尚未弱冠的王忠嗣，不可能憑正常遷轉獲取，隻能以試職膺任。外任的原因，在於玄宗擔心其“少而侍中，慮不省事”。從碑文所謂大豪斂跡、老將聽令以及王忠嗣單騎頻繁出邊來看，這位不更世事的少年別駕在代北可能多有意氣用事之處，與邊將相處恐未必融洽，這也是肅宗泣訴請傳回宮中的原因。王忠嗣再次入宮後受任衛尉卿，“入侍之歲，時方就冠”,即當年他才到了行冠禮的年齡。唐中期男子冠禮最晚為20歲②,則王忠嗣再次入侍宮中的時間約當開元十二年至開元十三年(724—725)。
這一事件背後其實有更為深層的政治因素。我們已知王忠嗣再次入侍後由楊氏為之舉行冠禮並婚配。楊氏為肅宗生母，據史載：
太平公主用事，尤忌東宮。……後時方娠，太子密謂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胤，恐禍及此婦人，其如之何?”密令說懷去胎藥而入。太子……夢神人覆鼎……異之，告說。說曰：“天命也，無宜他慮。”既而太平誅，後果生肅宗。太子妃王氏無子，後班在下，後不敢母肅宗。王妃撫鞠，慈甚所生。開元中，肅宗為忠王，後為妃，又生寧親公主。張說以舊恩特承寵異，說亦奇忠王儀表，心知運曆所鍾，故寧親公主降說子珀。開元十七年後薨……玄宗命說為誌文……二十四年，忠王立為皇太子。①
據此知楊氏於景雲元年(710)選入東宮事奉太子李隆基，在尚無名分的情形下懷孕。楊氏墓誌見張說撰《節湣太子妃楊氏墓誌銘》②。肅宗出生後，長期被太子妃亦即後來的皇後王氏當作己子撫養③,楊氏本人甚至“不敢母肅宗”,遑論為宮中養子王忠嗣做主婚配。由於無子且事涉厭勝，王皇後於開元十二年(724)七月被廢為庶人④,開元十五年(727)肅宗由陝王徙封忠王⑤,楊氏方才晉升為妃，因此楊氏為忠嗣舉行冠禮並主婚隻能發生在開元十二年(724)七月以後。開元十三年(725)十月，玄宗舉行了規模浩大的東封，輿駕東行約三個月，這期間不太可能處理召回王忠嗣這樣的宮廷瑣事。綜合上述因素，可以推知王忠嗣再次入宮為開元十三年(725),具體時間在當年十月以前。忠嗣時年二十，在楊氏主導下行冠禮並婚配。而他所擔任的“未央衛尉”,很可能正是針對當年冬的東封而授予的近衛之職。
尚沒有直接證據表明忠王黨與文學派之間的淵源流轉，但其與文學派領袖張說之間的人事關係則不容否認，並且後者與吏治派的關係，間接影響到其在天寶年間對以李林甫為首的宰相集團所持的反對立場。《資治通鑒考異》引柳理《常侍言旨》記載了至德二載(757)複兩京後，肅宗與玄宗之間關於張說父子和東宮舊事的一段對話，可以看作對於這一關係的忠實記載：
肅宗下殿，叩頭再拜曰：“臣比在東宮，彼人誣譖，三度合死，皆張說保護，得全首領以至今日。說兩男一度合死，臣不能力爭，儻死者有知，臣將何麵目見張說於地下!”嗚咽俯伏。①
《資治通鑒考異》雖指出此記事之謬，但認為其意指張說二子“以說遺言盡心於肅宗”。這段出自肅宗本人的自白毫不隱晦地道出了張說父子與李亨的關係，更為重要的是，它一語道破了忠王黨日後得以形成的原因，即皇位的繼承權問題，這也正是忠王黨與李林甫、楊國忠等宰相集團均發生衝突的根本原因。
忠王黨的出現，從根源上講仍在於玄宗念茲在茲的儲位問題。玄宗本人早年的特殊經曆，使其對太子及相關可能對皇位構成威脅的勢力極為敏感②,這種具有鮮明傾向性的政治認識，使得太子問題進而影響到天寶年間的政治格局，“逐漸形成一人把持朝政的局麵”③。隨著忠王黨與李林甫針鋒相對的鬥爭，北方邊鎮的蕃將勢力悄然崛起，由此導致了天寶前期接連的幾起大案。學界對此已有較多論述，認為是李林甫對太子集團所發動的攻擊④,但其背後的深層政治關係似尚待揭示，其中的關鍵因素，則在於忠王黨和朔方集團的日益結合。朔方節度使初設於開元十年(722),隨後的開元十五年(727)正月，陝王“封忠王，改名浚。五月，領朔方大使、單於大都護”①,忠王自此遙領朔方軍，其大使一職至安史亂前未見取代。按：及至安史之亂前夕，曆任朔方節度使依次為張說、王睃、楊執一、忠王浚(即太子亨)、蕭嵩、信安王禕、牛仙客、韋光乘、王忠嗣、張齊丘、李林甫以及安思順。②其中忠王浚為節度大使，牛仙客、李林甫則以宰相兼任，三人均屬遙領，真正與忠王黨形成有密切關係的是王忠嗣，他是節製朔方時間最長者[自開元二十九年(741)至
天寶五載(747),凡六年],在其任內朔方軍事力量與太子李亨相結合，成為忠王黨的堅強後盾。《資治通鑒》記載：“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為己禍，常有動搖東宮之誌；而堅，又太子之妃兄也。皇甫惟明嚐為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意頗不平。時因見上，乘間微勸上去林甫，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為。”③這段文字表明韋堅案背後是太子與李林甫兩派的衝突，所謂皇甫惟明“見林甫專權”而“意頗不平”,僅為托詞，其實是太子勾結皇甫惟明的河隴軍事力量向李林甫施壓。該案以李林甫取勝結束，死者包括李適之、韋堅、裴敦複、皇甫惟明等大員。此後，王忠嗣兼任河西、隴右兩節度。史載：“李林甫以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誌，托以禦寇，築雄武城，大貯兵器，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夏，四月，忠嗣固辭兼河東、朔方節度，許之。”④王忠嗣借機言安祿山反，矛頭直指李林甫，其實是上年皇甫惟明之發難的繼續。而忠嗣之固辭河東、朔方兩節度，非僅出於其個人原因，其實是迫於李林甫及玄宗的壓力。史稱“忠嗣杖四節，控製萬裏，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①。這樣一種局麵自然不為玄宗所容。
太子李亨與王忠嗣、皇甫惟明之間的政治結盟更為深遠的影響，則在於由王忠嗣一手提拔、掌控河隴朔方軍隊實權的一批將領與李林甫間接形成對立，成為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例如，契丹將領李光弼之父李楷洛武周時率部歸唐，開元初年為朔方節度副使，光弼“天寶初，累遷左清道率兼安北都護府、朔方都虞候。五載，河西節度王忠嗣補為兵馬使，充赤水軍使。忠嗣遇之甚厚，常雲：‘光弼必居我位。’”②光弼以門蔭入仕兼以軍功遷轉，是朔方軍中根基雄厚者。天寶五載(746)他隨王忠嗣調任河西，以河西節度兵馬使充赤水軍使，足見信任之深。又如，哥舒翰
天寶元年(742)為河西節度衙前討擊副使③,王忠嗣節製河西後“補為衙將”,“以為大鬥軍副使”,及至天寶六載(747),已得“擢授右武衛員外將軍，充隴右節度副使、都知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④。翰以軍功仕進，初與朔方軍本無關係，但其在政治上的關鍵性拔擢正出於朔方核心人物王忠嗣之手。王侄開元二十九年(741)到天寶二年(743)任河西節度使⑤,王忠嗣兼任河西時哥舒翰最多在當地五年，其後方遷左衛郎將，可見先時地位卑微。忠嗣以之為衛將並任大鬥軍副使，成為其政治生涯中極關鍵的一步。再如，王思禮少隨其父在朔方軍中，“隨節度使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對為押衙”⑥。
上述三位將領均由朔方節度使王忠嗣拔擢，李光弼、王思禮並代居朔方，以軍將為世職，而此三人又因共同的政治經曆而關係密切，互為援引，成為忠王黨事實上的支持者。從天寶黨爭的表象來看，忠王黨一派屢受打壓，似乎處於劣勢，實際恰恰表明其勢力涉及範圍之廣。盡管這種勢力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政治掌控，且其內部亦難統一，但它在一次次鬥爭中不斷撼動著以李林甫為首的宰相集團，並間接催生了北方蕃將勢力的崛起。玄宗此時之所以屢袒林甫並一意提拔幽州胡將如安祿山者，非因年老怠政，而是此期太子一黨勢力實在林甫之上，且采取攻勢。
王忠嗣在當年十月即去職下獄，史書認為是因在攻取石堡城一事上與玄宗態度不同①,複受李林甫誣告。其實石堡城事僅係表麵，誣告一事方為根本原因。據《舊唐書·王忠嗣傳》:
玄宗方事石堡城，詔問以攻取之略，忠嗣奏雲：“……請休兵秣馬，觀翼而取之……”玄宗因不快。李林甫尤忌忠嗣，日求其過。六載，會董延光獻策請下石堡城，詔忠嗣分兵應接之。忠嗣偶俛而從，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危之，遽而入告。……及延光過期不克，訴忠嗣緩師，故師出無功。李林甫又令濟陽別駕魏林告忠嗣，稱往任朔州刺史，忠嗣為河東節度，雲“早與忠王同養宮中，我欲尊奉太子”。玄宗大怒，因征入朝，令三司推訊之，幾陷極刑。會哥舒翰代忠嗣為隴右節度，特承恩顧，因奏忠嗣之枉，詞甚懇切，請以已官爵贖罪。玄宗怒稍解。……明年，暴卒，年四十五。②
如前所述，王忠嗣與太子交往篤深，魏林所奏未必全誣，而這正是玄宗最為忌諱之事。天寶六載(747),當王忠嗣下獄之際，哥舒翰剛剛升任隴右節度副使、都知關西兵馬使、河源軍使，玄宗召其至華清宮，“與語悅之，遂以為鴻臚卿，兼西平郡太守，攝禦史中丞，代忠嗣為隴右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仍極言救忠嗣，上起入禁中，翰叩頭隨之而前，言詞慷慨，聲淚俱下，帝感而寬之，貶忠嗣為漢陽太守，朝廷義而壯之”①。正是由於哥舒翰的極力保全，忠嗣才得以保全性命。所謂翰時“特承恩顧”,並非因為玄宗單純賞識他，而是忠王黨勢力已經形成，不可能進行全麵清洗。玄宗並未在忠嗣下獄後選擇職位較高的李光弼，而是直接拔擢起用資曆較光弼為淺的哥舒翰。顏真卿稱翰“自郎將授將軍，便登節製，後生可畏”②,可見拔擢之速。翰時掌隴右兵權，玄宗方倚重之，故“怒稍解”。而忠嗣竟於次年“暴卒”,終可見玄宗之痛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