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對營州胡的形成過程做出了較為係統的分析，但這隻是族屬層麵的變動。安史之亂歸根結底，是一個政治事件，政治因素在其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安史之亂與中央政治的關係，是自古以來議論最多的。《舊唐書》認為李林甫為固位，“杜出將入相之源”,因而“用寒族、蕃人”,使之得以“專任大將”,而“祿山竟為亂階，由專得大將之任故也”。①司馬光進而將節度使的權力歸納為久任、遙領、兼統三個特點。②這可以看作關於安史之亂與中央政治之關係最早的論述。而在現代史學意義上，則是陳寅恪最早提出觀點，指出唐代皇位繼承的不確定性導致皇帝與太子關係的惡化，在唐前期由於強幹弱枝的政治格局，這種不確定性主要表現為對北衙禁軍的爭取，在唐後期則表現為宦官專權。③繼陳寅恪之後，汪錢提出了著名的“文學—吏治”模式，對後人研究玄宗朝政治問題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汪篾看來，武則天以女主掌政，間接加劇了皇位繼承的不穩定性，而“開科選士”和“破格用人”又在客觀上助長了朋黨之風，這兩大因素直接影響到玄宗朝政局的走向。大體而論，玄宗朝的文學派以張說、張九齡為代表，以文章作為士人進退標準，重視科舉取士，排斥胥吏雜途，此派“是承襲武則天破格用人崇尚文學的觀點”;吏治派以宇文融、李林甫為代表，主張“擇官的標準應憑才識吏幹，不應專用詞章”,其思想源頭可溯至張柬之等“五王”和故相姚崇的施政舉措。雙方的派係爭鬥和勢力浮沉塑造了開天之際的政治格局，而天寶年間的幾起大獄則實屬這一問題衍生出的“私人爭權”。①此後，蒲立本提出“中央化”(centralization)觀點，即玄宗朝為解決當時的各方麵問題而不斷加強中央權力，最終導致黨爭嚴重、邊將權力膨脹②,李林甫專權是上述矛盾的集中體現，“過度依賴於一人之能”而使其基礎“岌岌可危”,以製度穩定為代價換取行政的高效率，卻最終“退化為(當權者)個人野心和一己私欲的滿足”③。製度既已毀壞，因此當李林甫死後，安祿山與楊國忠的矛盾日益激化，從而走向反叛。唐華全對黨爭與安祿山勢力崛起的關係進行了論述，認為李林甫與太子兩大集團的矛盾是玄宗朝後期最重要的政治鬥爭，作為其地方親信的軍事力量，安祿山的勢力隨的依賴性不斷增強，因而玄宗即位之初就麵臨著嚴峻的財政危機。為了增加中央稅收，玄宗先後任用宇文融、裴耀卿、韋堅、楊慎矜、王鐵、楊國忠等人負責財政，強化使職差遣。雖然中央財政得以充實，但地方行政體製大為削弱。李林甫的當政可以看作這一中央化的最高體現，但正是他對文士及貴族的打壓、對胡人邊將的重用，使得安祿山得以發動叛亂。總體說來，蒲立本延續了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傳統史家對於安史之亂的解釋，與溫公不同的是，蒲立本在敘述背後始終關注著製度性的東西。與“中央化”的核心概念相聯係，他同時劃分出了“文士”(literati)、“貴族”(a-ristocrats)、“士族”(gentry)、“權相”(dictator)等不同集團。要而言之，文士指以張說、張九齡為代表的政治力量，貴族包括皇室、宦官、宗室等群體，士族特指江南的南朝士族，權相即指李林甫及其黨羽(henchmen)。
著李林甫權勢的膨脹和玄宗的寵幸而迅速壯大。①任士英觀察到玄宗朝中樞輔政體製崛起的現象，主張從政治體製變化的層麵來分析天寶黨爭與安史之亂的關係。他認為：“唐玄宗通過政治體製的調整對皇太子權力地位的壓縮與防範，特別是中書令因中樞輔政體製的調整權力滋長成為首相，使其能夠在執行皇權意誌的前提下挾其權勢以傾動太子，才是來自政治體製方麵的深刻根源。”②
上述研究從政治史的角度對安史之亂的爆發做出了相對完整的分析，然而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在於，並非玄宗朝的一切政治鬥爭都與安史之亂存在因果關係。易言之，我們需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探尋安史之亂爆發的直接原因。細審前賢所論，可以看出其論述的焦點仍在於開元、天寶年間的政治鬥爭。因此，本章選取天寶政局作為切入點，對叛亂爆發前幽州局麵形成的政治緣起和人事因由予以進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