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體而言，三種因素從各自角度共同塑造了戰後河北的“胡化”印象。
第一個因素，在於安史之亂中政治軍事格局的客觀作用。隨安祿山南下的將領有很多成為後來河朔藩鎮的統帥，如安忠誌(李寶臣)鎮守土門而逐漸據有成德；而隨史思明南下的平盧係將領田承嗣等，更是後來居上成為晚唐河朔藩鎮的主要力量。代宗朝末年，整個河北的軍事格局已基本定型，此後無論是魏博還是成德，其發展更多表現出一種胡漢融合後的特征。及至元和年間田弘正歸唐，他將過往六十年的河北演變史總結為“自天寶以還，幽陵肇亂，山東奧壤，悉化戎墟”,盡管我們已就“戎墟”的政治意涵有深入辨析，不過對於自幼生長於茲的魏博新帥而言，作為“戎”之本義的幽營胡騎，其南下河朔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卻是再明晰不過的。
燕朝高層內鬥而軍鎮力量穩定發展，使恒魏在叛亂期間分別成長為各自區域的軍事重鎮。渡邊孝、毛漢光等學者均對此有專門探討①,不過這種探討更多著眼於叛亂之後的情形，所描述的是河朔藩鎮穩定下來後的內部結構。而要探尋其中胡化的淵源，則需要從安史之亂中恒魏兩州的內部變化入手。這是恒魏此後長期割據的濫觴，也是其胡化最為顯著的時期。安祿山在起兵前夕，便已安排其幕僚顏杲卿以太常丞、範陽節度營田判官的身份攝理常山太守。安祿山於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初九夜在範陽起兵，次日太原即上報了太守楊光朔被劫持的事情，也就是說，何千年等人在範陽起兵之前即已南下。十九日安祿山到達博陵南，斬殺楊光朔，二十二日抵達常山，太守顏杲卿開城接納。從太原事變到叛軍至博陵，中間相隔十天，說明在劫持楊光朔後，何千年等人並未再行北上，而是一直滯留博陵等待主力軍隊的到來。博陵與常山兩郡緊鄰，且往來必須經過常山轄下的井陘隘口①,這樣一支劫持朝廷命官的先遣部隊在常山境內來去如入無人之境，這樣看來至少太守顏杲卿對此是持默許態度的。《資治通鑒考異》引《河洛春秋》載，“祿山至槁城，杲卿上書陳國忠罪惡宜誅之狀”,“祿山大悅”,但隨後由於“張獻誠圍深州月餘不下”,河北前途未卜，顏杲卿在趙州司戶包處遂等人的建議下才決定“拒祿山之命”,“立忠貞之節”。②究竟顏杲卿當時的內心考慮如何，我們已不得而知，但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是，他在叛亂前由安祿山特意安排，由範陽節度營田判官一職調任常山攝任太守，並在祿山南下博陵時順利迎接。我們完全不否認顏杲卿隨後起兵反安祿山的凜然大義，但同時也應承認他在叛亂爆發前與安祿山親密的政治關係，這或許正是安祿山必欲剮顏杲卿的深層原因。我們據此來看，常山在叛亂最初，就是安祿山布在河北中部最為重要的棋子。這種曆史淵源，使其成為叛亂期間爭奪最為激烈，也最被燕軍看重的據點。由於軍鎮建製長期穩定，並在長期鎮守中逐漸形成深厚的將卒統屬關係，因此反倒孕育出可依靠的軍事力量。刻於大曆元年(766)的《承天軍城記》與刻於大曆十一年(776)的《妒神頌》,兩方碑的碑陰將領名單與職任生動地反映出軍鎮中這種將卒遷轉的牢固密切的人事關係。①盡管這是河東承天軍的情況，但作為緊鄰的河北恒魏諸軍鎮，其實際情形不會有太大差別。而一度作為燕政權首都的鄴城居於恒魏之間，使得這一帶在作為戰場前線的同時，也發揮著燕政權核心與樞紐的作用。燕政權有三個核心區，分別是位於北部的幽州、據守中部的相州、南端的洛陽。三個核心中，幽州在叛亂爆發後隨著主力軍隊的南下，更多作為燕軍回防、整頓與補給的基地。經過數次兵變與內訌，燕軍初期的高層將領如阿史那承慶、向潤客等先後在內鬥中死去，使得“由史思明所安排的幽州軍政體係”趨於瓦解。②洛陽則在至德二載(757)十月被唐與回紇聯軍收複，此後雖有反複，但已基本處於唐軍掌控之中。因此，由恒州往南至相、魏二州這一線，就成為燕軍南北聯絡的必經之地。
第二個因素，在於唐朝出於統一需求而對河北進行的政治性描述。穀霽光很早便注意到了唐朝自立國以來便對河北一帶存在的政治歧視與偏見③,這種偏見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而變得格外突出。從唐朝方麵來說，河北的胡化，與其說是種族遷徙所致，毋寧歸因於政治上的相對孤立；與其說是社會實情，毋寧是一種政治話語的想象。在肅代之際特殊的政治形式下，“唐王朝麵臨的政治矛盾和軍事鬥爭的重心都已發生新的轉移”,平叛導致地方軍事力量興起，宦官權力膨脹，加之吐蕃侵擾不斷，在新的內憂外患下，安史降將得以安堵河北如故，是以唐後期“河朔割據的形成，不單單是安史之亂的後遺症，實際上還是新的政治形勢和軍事形勢所造成的一種局麵”。①從叛亂平定伊始，中央對於河朔藩鎮的猜忌和壓製就未曾停止②,而以河東實權派為代表的唐朝地方軍將與安史降將的關係更是劍拔弩張。元和年間盜殺武元衡案發生後，兩京間曾就“偉狀異製、燕趙之音者，多執訊之”③,長期的政治對峙使得中原社會對河朔產生了胡化的印象。我們不否認河朔社會本身存在的北方民族內遷現象，但這種帶有歧見色彩的看法，似乎更多來自政治上的誤導。類似情況也出現在吳元濟統治時期的淮西，史稱申蔡之人“長者衰喪，而壯者安於毒暴而恬於搏噬”④,實際上也是一種政治隔絕導致的歧視性印象。從反麵來說，與河朔一山之隔的河東在唐後期也有大量內附蕃部遷入，而代北尤甚，以鐵勒諸部為主體的黃頭軍作為唐軍勁旅馳名當時⑤,但無論是時人還是後來的學界均沒有明確的“河東胡化”的概念。河朔諸鎮與中央淵源已久的博弈對峙，加深了其於中原兩京胡化、異域的印象。
如果從社會思想層麵做更為深入的考察，則這種政治歧視與話語規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們此前所說的“羯胡”典故的影響。“河朔”一詞典出《尚書》,其中《洛誥》篇周公聲言“我卜河朔黎水”,孔安國釋“朔，北也”。①至於《泰誓》篇記“惟戊午，王次於河朔。群後以師畢會”,孔安國更是明確以“河之北”來解釋“河朔”一詞，即以黃河之北為“河朔”。周武王在此大會諸侯，誓師伐紂，孔穎達概括為“戊午渡河，甲子殺紂”,充滿政治敵對意味。②對於周人而言，“河朔”是殷人土境的象征，這一概念早在先秦時期便已與對立、異域等意象聯係起來。③東漢末年，袁紹據有河北之地，“河朔”一詞在時人話語中大量出現，一度成為袁紹割據的代指。④西晉時期，河北之地相繼被石趙、慕容燕等胡族政權統治，尤其在晉室南遷後，“立功河朔”、恢複北土成為一種持續的政治口號。無論是作為逆胡石勒的發跡之處，還是作為桓溫北伐的重要對象，“河朔”都成為中原王朝對於異族割據的一種固有意象。唐朝立國之初，這一典故被拿來現用，指稱竇建德、王世充及羅藝等割據勢力，如高祖敕文中有“河朔餘寇”⑤之語。此後，這一觀念波及中原人士對於當地文化的認知，如楊炯所作《王勃集序》便以“河朔之製”對“江南之風”⑥,以此形容兩種文風的巨大差異。隨著玄宗朝河北道轄區的明晰，“河朔”所指基本與河北道所轄無異，如稱宋慶禮有“罷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河朔無擾”⑦之功，就是如此。而對於經曆了安史之亂的唐人而言，這種意象恰如其分地反映出當時河北的割據狀態，並與“羯胡構逆”的社會思潮完美銜接起來。
第三個因素，是河北藩鎮自身為追求割據依據而刻意建構的“河朔故事”。在傳統印象中，安史之亂對此後唐朝曆史發展的最大“饋贈”當數河北藩鎮格局，而河北藩鎮的集中特點，便是所謂“河朔故事”。蒲立本認為河北本身遠自北齊以來便存在著一種“分裂主義”。①作為一種父子相承、互為姻婭的政治共同體，這種“故事”之下的河朔顯然已具有了某種特殊的含義，有學者將其歸納為“節度使職位的世襲繼承製、相對獨立的自治原則以及比較模糊的上下尊卑關係”②,是頗為準確的。
“河朔故事”的雛形，來自安祿山謀士田乾真對於漢末袁紹據守河北的仿效。天寶十四載(755)十二月，顏真卿、顏杲卿相繼起兵，河北諸郡紛紛歸唐。兩京戰場上，在封常清棄守東都、榮王琬突然離世的情況下，玄宗起用病居京師的哥舒翰，唐軍退守潼關。一時間局勢驟變，安祿山認為高尚等人慫恿其叛變，怒斥以絕之。他向從潼關前線返回洛陽的謀士田乾真表達了內心的惶恐，而田則提出了一個具有指導性的方略：“縱大事不成，猶可效袁本初以數萬之眾據守河北之地，亦足過十年五歲耳。”③此番對話在燕政權發展中具有重要意義。它打消了安祿山“大事不成”的顧慮，所謂“大事”,即指革唐之命，四麵擾攘的燕政權顯然離這個目標還有一定距離。而安祿山以及高尚諸人叛亂的初衷，是希望建立一個完全取代唐朝的新的統一王朝，叛亂前夕出現的五星會聚天象以及金土相代的德運說④,都是這一初衷的體現。但叛亂之後的複雜局麵顯然超出了安祿山的預期，安祿山在洛陽稱帝後便未再返回河北，直至一年後為其子慶緒所弑，不過這很大程度上源於其個人的身體原因。至德元載(756)冬，在與肅宗的交談中，李泌曾語及“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範陽”①,則這種據守河朔的思路已逐步顯現。安史之亂平定以後，河北藩鎮為了追溯其割據的合理性，刻意塑造出了安史父子的“四聖”形象。②所謂“聖”即“聖人”,唐人以之稱呼皇帝。無論是大曆年間田承嗣建立“四聖”,還是後來幽州將安祿山、史思明合稱“二聖”,都是對自身合法性的追溯。事實上如果翻檢文獻，會發現唐朝本身便慣以“幾聖”來指稱此前幾代的皇帝，而且從“二聖”直至“十聖”都有例子，顯然是對當前政治行為的一種引經據典。我們不必驚訝於安、史被稱為聖人，更不宜誇大這種稱法的意義。對於河北三鎮來說，追祀安、史，無非是對其父子相襲傳統的曆史依據的刻意樹立。如果僅據此便斷言河北的割據傾向，則無疑與當時的唐朝人犯了同樣的錯誤。可以說，河朔胡化並非以往認為的那樣是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之一，同時胡化也與河北諸鎮在唐後期的分裂傾向沒有直接關係，這是兩種倒果為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