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對安史之亂及其後河北重要將領的族屬、生活地域進行了細致羅列，在此基礎上得出了河北胡化的重要結論，其解答當從“民族遷移事求之”。這一胡化進程“在李唐最盛之時即玄宗之世”便已開始，及至“安史亂後，除擁護李氏皇室之區域”外，“尚別有一河北藩鎮獨立之團體”,甚至“長安天子與河北鎮將為對立不同之二集團首領”,是以“不待五代之亂，神州東北一隅如田弘正所謂‘悉化戎墟’矣”。④這一觀點固然有解釋安史之亂爆發原因的意旨，不過其終極目的在於通過河北胡化與胡漢殊途，闡述“關隴集團”的種族變化。
陳寅恪對河北藩鎮是以戰鬥為職業的胡化之區的論斷如實地反映了唐後期這一地區的內在特質，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明河北藩鎮是完全別異於中央文化的特殊區域。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河北當地有儒學傳統的家族仍承習世業，而非一律拒斥周孔文教，河北以文化為媒介與中央王朝保持著內在的聯係。①河朔地區也絕非陳寅恪所指出的那樣是為兩京貴族所避之不及的為官之地，唐代後期士人北遊河朔的現象也逐漸為學者們所重視。②毛漢光也指出河北胡化程度在不同區域有不同的表現，鎮州暨滹沱河一線以北，其人以武質為主，以南雖然政治上是強藩統治，但社會上仍有若幹士人，但是隨著河北地區胡化程度之加深，河北南部地區的士人也不斷地南移。③森部豐已指出在安史之亂前夕，恒州等河北中部地區便有粟特胡人聚居。榮新江進一步注意到叛亂平定後，在“排胡殺胡”的社會風潮下，大量粟特人入居河北。④
與此同時，河北藩鎮的形成動因也得到了深入探討。日野開三郎將唐朝在安史之亂平定後采取的對河北藩鎮的措施稱為“漸進主義”,這一方略直接導致了魏博、相衛、成德、幽州、淄青等廣義上的“河北”藩鎮的形成。⑤蒲立本探討了叛亂對唐後期藩鎮軍事權力的影響⑥,認為“節帥攫取並把持地盤是此後數十年藩鎮強權而中央弱勢的根源”⑦。彼得森將幽州作為個案進行研究，重點強調東北藩鎮的特殊性。①梅兆讚(Jon-athan Mirsky)從中央與地方的結構關係入手，對安史之亂造成的地方勢力尤其是河北藩鎮的強大進行了深入分析。②中國學界傾向於將藩鎮的形成歸結為肅、代之際唐廷整體決策的失誤，岑仲勉總結為“肅、代昏暗，輔弼無謀，安、史雖死，而安、史之亂卻未定，於是形成晚唐藩鎮之禍”③。方積六認為軍事力量的強大、財力的雄厚、官僚的地方化以及地主豪強的統治，成為唐後期河朔三鎮長期割據的原因。④黃永年認為綏靖安史降將是當時河北叛黨勢力尚強的情況下朝廷被迫做出的權宜之策。⑤
要之，我們在當今學術語境下討論河北胡化問題，其實就是要探究8世紀以降的河北為什麽會成為“那個樣子”。至於“那個樣子”究竟是什麽,正是兩種深刻的印象：胡人眾多，藩鎮跋扈。因此這個問題其實包含了兩個層麵的內容。對於陳寅恪的河北胡化論，彼得森提出了質疑：“這一引人注意的假設沒有足夠的證據作為依據。他的叛亂前的證據所指的不是整個河北，而隻是具體地指邊境地區；他用的叛亂後的材料——這是他論證的大部分依據——則錯誤地把一些具體的後果歸因於主觀設想的文化變化，而不是歸因於這一區域取得的事實上的政治自治。”①易言之，這種“混淆”在為我們高屋建瓴觀察唐代統治階級氏族升降變遷搭建了可資憑借之平台的同時，又潛藏著往前一步而引申出河北胡化引發安史之亂的危險。對此仇鹿鳴認為：“陳氏之說大約可以抽繹出兩個層麵來加以討論，一是對胡化範圍及程度的考辨，二則是如何理解中晚唐長安士大夫眼中河北社會所呈現出的‘異質感’。”②這是很有道理的。何以安史之亂前恒魏諸州從未被視為化外戎墟，而叛亂之後便麵貌煥然了呢?除了民族遷徙，這一轉變恐怕還要更多從政治史的角度去加以觀察。
武周後期第二突厥汗國的東擴和契丹、奚的反叛，是河北胡化產生的民族背景。我們已經指出，河北胡化的起點是營州胡的形成，而營州胡兩個最主要的特點即為：雜胡群居，政治導向。之所以將武周後期定為其開端，在於真正意義上的幽營雜胡群體是從這時才開始形成的。盡管唐代初年營州就有靺羈首領突地稽的歸附，高宗朝東北戰局獲勝後又有大量高麗降戶，此外尚有大量契丹及奚族，但這些民族歸根結底都還是東北亞民族。直至武周後期，隨著第二突厥汗國的崛起及其東征，才有突厥、鐵勒、粟特這樣的北亞乃至中亞民族大量遷至營州，形成了營州胡雜種群居的顯著特點。這是種族遷徙所導致的胡化。
軍鎮的普遍設立和長征健兒的職業化，是河北胡化形成的軍事背景。隨著突厥的侵擾和契丹的反叛，唐朝從武周後期起加強了對幽營乃至整個河北道的經營，大量軍鎮先後設立，長征健兒逐漸增多，長駐邊鎮的職業軍人群體形成，甚至不乏代居幽燕者。武周中後期，隨著契丹孫萬榮的叛亂和默啜的頻繁寇邊，河北道最早開始設置武騎團，並在玄宗年間演變為常設的團結兵。①這些開天之際的兵募、防丁、屯丁及土鎮兵，均被納入廣義的團結兵範疇。②這一批新設的軍鎮在河北道中南部更多表現出地方團結兵的特點，但在東北邊疆的幽營諸州則是長征健兒日漸居於主體。開元八年(720)唐廷“敕幽州刺史邵寵於幽易兩州選二萬灼然驍勇者充幽州經略軍健兒”③,這是幽州設置健兒的開始。及至玄宗朝中期，健兒盡管從製度上來講仍然分番上下，但實際上已具有了職業兵的特點，即鮮明的身份性。④
上述研究提示我們，陳寅恪的胡化理論其實可以析分為兩個階段來遞進分析，即幽營胡化與恒魏胡化。玄宗朝後期的胡化局限於以幽、營二州為中心的東北邊境。陳寅恪的論述，是將整個唐後期的河北將領不分時代放在一起歸納，其中如羅弘信等人已遲至晚唐。陳寅恪所列的胡化安史將領基本都是幽、營二州之人，這與第二突厥汗國後期整個北方民族的遷移是相符合的。這說明叛亂爆發前的胡化武將主要集中在幽營二州，並未延伸至整個河北道。從文士的角度來看，胡化者主要限於安祿山的心腹幕僚，而其遷轉也是通過京師等地的參軍實現；至於其苦心征辟的諸多河北名士，則都是純粹的中原士人，沒有任何胡化特征。例如，高尚為幽州雍奴人且“寓居河朔縣界”,但其遷轉卻經由懷州刺史李齊物薦舉“並助錢三萬”送於京師，經高力士提攜在“天寶元年，拜左領軍倉曹參軍同正員”。⑤另一位中原名士甄濟則無論從祖居地還是遷轉途徑，都沒有表現出任何胡化特征。⑥總體說來，天寶末年的河北道沒有表現出任何明顯的胡化跡象，相反，當地世代累積的士族傳統表現出極強的力量。中原名士甄濟、梁令直①、崔夷甫等均曾受祿山延聘，但都在叛亂前夜逃離，身曆叛亂的崔祐甫認為安祿山在河北采訪使任內“外獎廉平，精擇能吏，唯日不足”②,清楚地表明當時士人北走河朔的現象，是一種正常的宦途遷轉，而安祿山與河北士人的關係，還僅是一種純粹政治層麵的關係。叛亂爆發之後，深受安祿山賞識的平原太守顏真卿與祿山心腹、攝常山太守顏杲卿之間的迅速結盟，靠的正是顏氏強烈的宗族認同感，顏氏一門死難者數十人就是明證。因此，無論是武將還是文士的經曆，都表明安史之亂爆發前的胡化僅限於幽營地區。
胡化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胡人數量在當地總人口中占有明顯優勢，另一種是胡人在政治上起主導作用。唐朝前期在北方邊境普遍實行羈縻府州製度，貞觀四年(630)第一突厥汗國覆亡後，太宗采納溫彥博建議，對歸降的北方民族“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全其部落”並使其“各有酋長，不相統屬”③,這一製度此後得以持續推行，使得北方邊境尤其是豐靈鹽夏向東經代北以至幽營一線，聚集了大量內附北方民族。其中相當一部分雖為唐朝正州卻以內附蕃部為主，安史之亂前夕的營州正屬此類情況。營州大都督府所轄十七個正州，幾乎全部是為羈縻蕃部而設，其人口自然以北方民族為主，但每州居民總數也少；而幽州大都督府所轄六州，則情況更為複雜。這些州中本來便有較多漢人居住，不太容易得出較為準確的胡漢人口比例，且由於每州人口總數較多，因此並不能單純依據胡人比重來判斷當地胡人數量。有鑒於此，我們希望對幽營兩州在天寶年間的人戶資料進行全麵對比，從多方麵對安史之亂前夕的幽營胡人比例進行考察。
上述諸族總數占幽營地區戶數的14.60%,口數的17.23%,這其中有若幹細節值得注意。契丹、高麗、靺羈、奚、新羅均為東北民族，其總戶數占幽營地區的13.73%,總口數占16.38%;粟特戶數占0.68%,口數占0.66%;突厥戶數占0.19%,口數占0.19%。單純從人口來看，東北民族占有絕對優勢。這些民族主要聚居在營州都督府及安東都護府轄下區域，因此僅從上表數據來看，幽營地區的胡人主要聚集在營州。不過需要指出，《舊唐書·地理誌》僅是就最初歸附時而言，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人口的遷移，任何一州都不可能保持族屬的純粹。這中間既包括原有羈縻部族向外遷徙的人口，更包括其他未在此地安置的北方民族部落破散後流入當地的人口。
對比幽、營兩州可以發現，營州轄下諸州戶均人口相對穩定，大體在3～4之間；幽州所轄幾州戶均人口略高，但也未高出中原諸道的平均水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幽州本州的戶均人口隻有2.55人，這個數字放在天寶十一載(752)的整個國內，幾乎已是最低水平。石見清裕統計了《舊唐書·地理誌》所載全部羈縻州的人戶資料，在有數據可查的諸羈縻州中，戶均人口最低為3.02人(燭龍州),最高為6.19人(單於都護府)。在靈、夏等17個羈縻州中，戶均3～4人的有7個，4～5人的有5個，5～6人的有4個，6～7人的有1個。①我們將這一統計與上表對幽、營兩州的統計結合起來。
戶均2～3人有1州，3～4人有22州，4～5人有7州，5～6人有6州，6～11人有2州。結合前麵兩表的統計，我們發現，唐朝天寶年間全國羈縻州的戶均人口以3～4人的情況最多。凍國棟曾對天寶年間的全國戶均人口進行統計，得出如下結論：“唐天寶年間各道戶均口數除山南道較低之外，大部分都在5口上下。其中以河北道最高，戶均6.88口，河東、河南、淮南、關內、江南諸道各在5～6口之間。另從兩唐誌各道下轄州府之戶均口數來看，也大體比較均衡，隻有河北道的深州(饒陽郡)和隴右道的瓜州(晉昌郡)例外，深州戶均18.40口，瓜州戶均10.45口，超出本道戶均口數的1～2倍。”②蔣愛花通過對墓誌數據的統計，認為以保守估計而論，唐代平民家庭的戶均人口為5.83人，而與官宦家庭結合統計後的一般家庭的戶均人口則為6.43人。③據此來看，唐代的正常戶均人口當維持在5～7人的水平，而中原諸州的戶均人口一般相對要高一些。綜合以上諸種因素，我們大體可以認為，以蕃部為主的州，其戶均人口要低於全國正常水平。戶均人口較少的原因，包括隱匿丁口、逃戶增多、死亡、析戶等多種因素。①在我們的統計中，幽州戶均人口為2.55人，營州為3.80人，安東都護府為3.18人，均明顯低於同期中原地區5～7人的水平。這裏麵不排除逃戶等問題的存在，不過更為重要的原因或許正在於大量客戶的遷入和內附蕃部的歸順。
這種現象的出現固然有外部民族遷入的原因，但從深層來說，其實與唐朝對北方邊鎮的政策變化密切相關。開元二十五年(737),唐朝頒布了著名的敕書，規定：“自今已後，諸軍鎮量閑劇、利害，置兵防健兒，於諸色征行人內及客戶中召募，取丁壯情願充健兒常住邊軍者，每年加常例給賜，兼給永年優複；其家口情願同去者，聽至軍州，各給田地、屋宅。”②唐長孺認為這種現象與唐初“師不土著”的原則大為不同，其影響在於“既令諸軍召募，投效者非邊塞之人即久戍不歸者，又得移家口，給田地，則邊兵生活之憑借悉在於所隸之軍鎮”。③由於缺少直接數據，我們尚難以確認這一政策對於胡人的影響程度，但顯而易見，大量入居邊鎮的軍人中無疑包含了北方的諸蕃部族。對於這種變化，李鴻賓將其稱為粟特人在河北的“地著化”,認為“軍隊與地區利益的結合，這是節度使據以存續的基礎”。④事實上不僅是粟特人，各類入居的蕃部都受到這一趨勢的影響，這是玄宗朝整體兵製變化的結果。可以說，從玄宗朝後期起，長征健兒逐漸取代了府兵番上，並在邊鎮諸州定居，使得大量新戶出現，但由於入居邊州時間不久，即使家口同往居住，每戶人口也不是很多，這在客觀上進一步減少了當地的戶均人口。
我們綜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的基本看法。首先，安史之亂前夕幽營地區的確生活有相當數量的胡人。其中幽州轄下羈縻州雖少，但由於人口基數大，胡人數量應當並不少；營州胡人占當州的比重高，但總人口在幽營地區不占優勢，且多以羈縻州縣的形式聚集於邊陲地區，屬於內附降蕃。兩相結合而論，幽營地區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胡化現象。其次，就胡人的族屬結構而言，幽營地區聚集了高麗、契丹、靺鞨、奚、突厥、粟特等多種民族，粟特人的數量是較為有限的。對於唐朝的河北胡化而言，胡人的入居和遷移隻是一部分因素，較之更為重要的，在於胡人對河北政治和軍事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