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細審胡化論的發展演變脈絡，我們會發現這一問題的根源在於安史之亂的發動者安祿山以及與之相關的一眾將領的特殊身份，亦即史籍中反複強調的“營州雜種胡人”。盡管粟特說久盛不衰，但它存在的根本缺陷在於，粟特人在唐代官方史籍中並無明確的人戶記載，單憑個案的疊加來闡釋胡化，難以使人信服。與之相對的是大量東北民族的數量記載。以往學界的爭論，重點在於“雜種胡”,但事實上隻要我們稍加翻檢，不難發現其表述約略有“營州雜種胡人”、“營州雜胡”、“營州柳城胡”幾種，其核心並非“雜種”,而在於“營州”。在安史之亂爆發之後，中原地區的人們普遍產生了胡人南下、胡人作亂的看法，此後的叛亂期間，史籍中常能見到燕軍尤其是其主力曳落河“北走範陽”的記載，清楚地表明其與幽營的密切關係。這些叛亂前夕在東北邊境日益集聚的雜胡群體，並不是叛亂爆發的首要原因，但無疑是安祿山賴以培植其力量的無形溫床，是一股潛移默化地推動幽營獨立趨勢的巨大力量。在叛亂爆發後，隨著叛軍的推進，其種族因素被播撒至河北、淄青乃至江淮的廣大地區，對整個唐後期的曆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唯其如此，我們就有必要對這個群體進行專門的界定、劃分和鑒別。營州胡是河北胡化的起點，其本身所兼具的雜種、政治等特有屬性，決定了由其開啟的河北胡化進程絕不僅是一次胡人的南遷，而是一場深刻的政治變動。這場變動隨安史之亂而爆發，又在長達八年的叛亂中產生了細微而重大的內部變動，萌生著此後河北政治和種族的諸種因素。
大體而論，學界對於“營州胡”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營州胡”特指聚居於營州的混血粟特人，這與“胡”在中古時代的含義相關。陳寅恪認為“安祿山之種族在其同時人之著述及專紀其事之書中，均稱為柘羯或羯胡”①。盡管從文獻學來看，中古“胡”並不專指粟特人②,但“雜種胡”的說法仍被很多學者理解為與其他民族混血的粟特人③。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營州胡”統指生活在營州的諸蕃部族，這與營州特殊的種族結構有關。營州地處唐朝東北邊境，是平盧軍與安東都護府的共同駐地，主要管轄契丹、奚等東北蕃部以及高麗降戶。然而無論上述哪種觀點，都很難與一個基本事實達成調和，即對於僻居唐朝東北邊疆的營州以及安東都護府來說，其首要任務在於治理當地各個種族蕃部，包括高麗、靺鞨、契丹、奚諸種東北亞民族。①這批民族最早安置於營州，數量上也占有絕對優勢。史載“高麗國舊分為五部”,高宗朝為唐所滅後，唐朝“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縣一百，又置安東都護府以統之。擢其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縣令，與華人參理百姓”。②雖然並非所有高麗降戶都被唐朝有效控製，但其中相當部分以部落或流民身份融入安東都護府轄下。契丹的主要部落窟哥等部於貞觀二十二年(648)“鹹請內屬，乃置鬆漠都督府”,另一孫敖曹部則早在武德年間即“與靺羈酋長突地稽俱遣使內附，詔令於營州城傍安置”。③這一類蕃部原本的生活地域便在唐朝東北部，此前或為部落或建國家，但都在唐前期被以羈縻的方式集中安置在營州。根據《舊唐書·地理誌》天寶年間的數據，契丹、靺鞨共占營州都督府所轄蕃戶的80%以上。而如果計入高麗降戶，則高麗、契丹靺鞨、其他部族三者的比例為1:1.15:0.24。顯然，僅以純粹的人戶數來統計，突厥、粟特等部所占比重無疑很小。
唯其如此，我們對於“營州胡”的形成原因就需要從政治的層麵來予以考察。其外在背景，是唐與突厥的政治博弈與互動所導致的種族遷徙。武周至玄宗初年的近二十年間，默啜可汗對唐朝東北疆周邊的契丹、奚、三十姓韃靼和河北道北部及中部發動多次軍事進攻。《毗伽可汗碑》記其14歲時隨默啜“前麵(東麵)一直征戰到黃河(yasil ?güz)和山東(Santung)平原”,且“幾乎到達海(濱)”④,此即聖曆元年(698)九月突厥侵掠趙、定、媯、檀的軍事行動，有學者認為這裏的“海濱”指黃河入海口的渤海灣一帶⑤。桑原騭藏與陳寅恪都曾提出過突厥汗國複興導致中亞胡人東遷的猜想，當然我們可以說這兩者間沒有必然的聯係①,遠在中亞的粟特人未必會隨汗國擴張而有目的地遷往營州，但因戰爭為突厥所侵掠，或被迫流徙至營州一帶者則難免存在。例如，長安二年(702)年底，為了處理默啜東侵後的複雜問題，朝廷就曾“以魏元忠為安東道安撫大使，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檢校幽州都督”②,開展戰後重建及社會整治工作，而將更有作戰經驗的張仁願調往新的唐厥前線任並州大都督府長史，負責代北防衛工作，這一權力變動正是關於安祿山出生的“韓公屠帳”傳說的產生背景。③又如，安史之亂爆發之初，燕軍中的主要力量同羅也屬於鐵勒諸部，他們以曳落河的形式被編入安祿山嫡係軍隊，在叛亂前期發揮了重要作用。
“營州胡”形成的內在背景，則是唐朝在東北邊境的羈縻製度。作為唐前期東北邊境的前沿重鎮，營州肩負著抵禦與羈縻周邊部族的雙重任務，不僅軍鎮中吸納有大量蕃將胡兵，而且曆次所設的羈縻州也使眾多部族匯聚於此。這中間既有世居當地、走馬射獵的胡漢土著,也有內附歸降的高麗、契丹諸蕃部，甚至不乏懷遠招徠的粟特商胡。④無論是哪種來源，其居民都與唐朝在東北部的總體政策密切相關。平盧軍和安東都護府共駐營州，以及城傍製度的實施，都增加了其族群成分的複雜性。營州作為上都督府，直接管轄者隻有治所之柳城縣及燕州，但此外尚有威、慎、玄、崇等十七個羈縻州歸其管轄，“皆東北蕃降胡散諸處幽州、營州界內，以州名羈縻之，無所役屬”。此外尚有安東都護府所管十四州，“並無城池。是高麗降戶散此諸軍鎮，以其酋渠為都督、刺史羈縻之”。①據此可知，營州胡基本是以破散部落和歸降蕃部為主，而且是在曆次安置中逐步形成的一個群體。它是唐朝東北邊境羈縻政策的實施對象和落實結果，也隨著唐前期東北邊疆局勢的曆次變動而改變融合，形成了複雜的族群結構。
那麽是什麽因素使得本來種族比例懸殊的營州變成了以雜胡著稱的地方呢?要而言之有三。首先，是武周後期營州寄理漁陽及其轄下諸羈縻州的內遷。萬歲通天二年(697)柳城陷於契丹，營州在此後二十餘年間寄理漁陽，其下轄的慎、玄等十二州遷往青齊，並在神龍以後轉隸幽州。這使得“唐朝多年經營起來的東北邊疆防線被打破”②,“東北防務隻好完全倚仗幽州”③,以往遠處柳城的諸蕃降戶逐漸遷往幽州一帶生活，其郡望、籍貫、居住地均發生了變化，成為一批有新的特點的胡人。我們今天所熟知的營州胡，早期主要出生或生長於武周後期至玄宗朝初年。在這段時期內，史籍中常見的“營州柳城人”、“營州城傍”一類說法往往實指漁陽及其周邊地區蕃部。例如，李光弼為“營州柳城人”,其父李楷洛武周歸唐後即於當地統領蕃部，直至延和元年(712)仍作為副將隨幽州節度使孫侄出征突厥④,知光弼當於708年生於漁陽一帶。又如，王思禮為“營州城傍高麗人”,曾在王忠嗣麾下與哥舒翰“對為押衙”⑤,後者生於700年，揆以常情，若思禮與翰年歲相仿，則他實際也出生於漁陽。最為顯著的案例是安史降將李寶臣，他在《新唐書·宰相世係表》中被稱為“柳城李氏”,實際上營州在他出生的開元六年(718)之際並未完全遷回柳城舊址，因此他在當時更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範陽城旁奚族”①。
其次，在於玄宗一朝諸蕃部族的遷入，包括開元前期營州還治柳城後多民族的融入，以及天寶初年第二突厥汗國覆滅後其舊部的遷入。“開元五年，奚、契丹各款塞歸附”,為複置營州提供了難得的曆史機遇。唐廷遂命宋慶禮等“更於柳城築營州城”,“追拔幽州及漁陽、淄青等戶，並招輯商胡”,盡管此後一度又遷往幽州境內，但終於開元九年(721)還治柳城，史稱數年後“居人漸殷”。②外遷蕃戶的追回及粟特等民族的融入，使得營州轄下諸色胡人進一步融合，以致開元中期又增置了以突厥降戶為主的寧夷等羈縻州。③天寶元年(742),第二突厥汗國覆亡，轄下諸蕃部族陸續歸附唐朝，其中相當部分進入了幽、營二州，《新唐書·地理誌》便明載“降胡州一。凜州，天寶初置，僑治範陽境”④,據森部豐推測，凜州居民既有從寧夷州遷入的突厥人，也不乏自突厥汗國新近歸唐的粟特降戶⑤。從玄宗朝開始，當地胡人墓誌中才明確出現了以營州為籍或說“本貫”的案例⑥,其中有世居柳城者，如卒於開元九年(721)的何數的墓誌稱其為“柳城人”①,卒於開元二十二年(734)的翟選的墓誌稱其為“遼西柳城人”②;也有後來遷入者，如永泰元年(765)撰寫的《康阿義屈達幹碑》也稱其為“柳城人”③,而碑主在天寶元年(742)方隨突厥歸唐。終玄宗一朝，營州轄下的民族隨著新附蕃部的遷入而不斷趨於複雜。
最後，安史之亂的爆發使營州胡作為一種特有族群身份而被唐人認識。玄宗朝以來出現的營州籍隻是一部分胡人的自稱，還有相當部分遷入的胡人對其籍貫語焉不詳，這主要是由於營州並非傳統意義上的郡望之地。以敦煌文書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記載的冀州二十八姓為例④,唐代內附營州諸族除高麗降戶多攀附渤海高氏外⑤,其餘契丹、奚、突厥、粟特等族均沒有現成的姓氏可供攀附。因此史籍中的所謂“營州雜種胡”其實是時人對這批來自營州的胡人的指稱，而這一稱謂的形成與安史之亂的爆發有直接關係。玄宗朝後期，蕃將勢力普遍崛起，河隴、朔方、河東等邊鎮皆是蕃胡聚集之處，但時人並不目之為胡化之區，也不見有“靈州胡”、“並州胡”一類稱謂。及至安祿山起兵後，營州胡人作為一個叛亂的異族群體進入時人視野，“羯胡亂常”、“逆胡猖狂”等說法一時紛紛湧現。這批胡人經“祿山之亂，一切驅之為寇，遂擾中原。至德之後，入據河朔，其部落之名無存者”①,安祿山的裨將李寶臣、李懷仙、王武俊等在戰後成為河北藩鎮的節度使或高級軍將，這些來自安史叛軍巢穴的蕃部將領給時人以深刻印象，使他們進一步將降戶眾多的營州柳城與胡人聯係起來。《舊唐書》編者將安史之亂斥為“柳城一胡，敢窺佐伯”②,而歐陽修在羅列藩鎮出身的宰相時，也將李光弼、李寶臣徑稱為“柳城李氏”,以至“營州王氏”之王思禮、“安東王氏”之王鎔、“高麗李氏”之李正己，皆是此例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