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安祿山早年的身世記載，集中見於姚汝能所撰《安祿山事跡》(以下在本章中簡稱《事跡》)的開篇部分：
安祿山，營州雜種胡也，小名軋犖山。母阿史德氏，為突厥巫，無子，禱軋犖山，神應而生焉。是夜赤光傍照，群獸四鳴，望氣者見妖星芒熾落其穹廬。(時張韓公使人搜其廬，不獲，長幼並殺之。祿山為人藏匿，得免。)怪兆奇異不可悉數，其母以為神，遂命名軋犖山焉。(突厥呼鬥戰神為軋犖山。)少孤，隨母在突厥中。母後嫁胡將軍安波注兄延偃。(史思明令偽史官官稷一撰《祿山墓誌》雲，祖諱逸偃，與此不同。)
開元初，延偃族落破，胡將軍安道買男孝節並波注男思順文貞俱逃出突厥中。道買次男貞節為嵐州別駕收之。祿山年十餘歲，貞節與其兄孝節相攜而至，遂與祿山及思順並為兄弟，乃冒姓安氏，(案：郭汾陽《請雪安思順表》雲：本姓康，亦不具本末。)名祿山焉。①
這則史料詳細記述了安祿山的出生、幼年經曆及易姓更名的緣由，並且以備注、按語的形式(括號內文字)保留了若幹異文。這中間我們首先注意到的問題，便是安祿山的出生地。對於這個問題，姚汝能的表述頗為晦澀，先以“營州雜種胡”定性，再述其母為突厥巫，禱神生子，又以按語加入了韓國公張仁願屠帳的逸事，最後說他自幼喪父，隨母居於突厥領地。該段引文也代表了傳世文獻對於安祿山出生地的態度。②引文末尾按語所保留的史料，源出廣德二年(764)邵說為郭子儀所寫的《代郭令公請雪安思順表》(以下在本章中簡稱《雪安表》),原文為“本實姓康，遠自北番，來投中夏，思順亡父波主，哀其孤賤，收在門闌”③,與《事跡》存在明顯的差別，也成為後世關於安祿山早年身世的爭論的起點。
作為營州胡的一員，安祿山的出生自然應從其所屬的群體結合曆史背景尋找共性。《事跡》所保留的“時張韓公使人搜其廬，不獲，長幼並殺之”這則佚文，蒲立本將其視為一種英雄“天啟降誕”(divine-birth)的傳說，鍾焓進而以北方草原民族普遍存在的“孤兒脫難”故事模型予以概括④,沈睿文也認為“安祿山的出生神話，一方麵掩蓋了安祿山不明的生父”,“另一方麵更是給安氏賦予生而有之的神性的威權”①。誠然，神話傳說有其固有套路，但同樣套路下的具體故事則各自有其根源，尤其在時代、地域等背景性因素上意義重大。
安祿山與張仁願之間有兩則逸聞，除了《事跡》保留的這條外，《太平廣記》並曾記其為韓公濯足之事：“祿山初為韓公張仁願帳下走使之吏，仁願常令祿山洗腳。仁願腳下有黑子，祿山因洗而竊窺之。仁願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汝獨竊視之，豈汝亦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之。比將軍者色黑而加大，竟不知其何祥也。’仁願觀而異之，益親厚之。約為義兒，而加寵薦焉。”②按：張仁願卒於開元二年(714),卒前數年已解兵柄，安祿山斷無為其濯足的可能，但此事卻反映出他與另一位張姓邊將張守珪的義父子關係。因此對於《事跡》所載張韓公屠阿史德廬帳一事，未得以傳說之故視為不經。
將韓公屠帳傳說與營州胡固有的特點結合，我們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兩條結論。其一，安祿山的出生故事具有典型的突厥因素。對張仁願的敬畏廣泛存在於武周至玄宗時期朔方、河東、河北一線的北方疆場,及至安史之亂爆發後唐軍露布中仍有“勝州已北百姓數千人，忽見兵馬極眾，喚百姓索食。其中有人雲：‘我是張韓公及王忠嗣，領此兵馬為國討賊。’”③的異聞記載，而張仁願的“好殺”之名在突厥也廣為流傳④,唐人甚至將其與忍人史牟相比，稱為“人之狀而禽獸心”⑤。因此韓公屠帳是一個具有明顯突厥特點的傳說。其二，安祿山出生於唐厥交界區域，不可能如蒲立本所說生於漠北。根據《事跡》“年五十五”①的說法，知其生於長安三年(703)。②考安祿山出生之時，張仁願已調任並州大都督府長史40天，新到任者為李多祚。③無論是“好殺”的張仁願，還是“驍勇善射，意氣感激”、“代為靺鞨酋長”④的李多祚，均有被附會的可能。彼時營州寄理漁陽，西去幽州僅二百裏(1裏為500米),完全在幽州都督的控製範圍內；而並州大都督府所轄區域又為唐厥交戰前線。我們並不能完全確定安祿山就生於漁陽一帶，但他至少不會像蒲立本推測的那樣生於懸遠的漠北，而應出生於代北至幽營的唐厥交界區域。
尚有一點需要補充辨析。在刻於天寶七載(748)的《大唐博陵郡北嶽恒山封安天王銘並序》中，安祿山被稱為“常樂安公”,學界曾據此認為祿山本出自河西胡族⑤,結合上文的分析來看，這恐怕隻是同當時眾多攀附門第的上層一樣給自己找一個光鮮的籍貫，因為緊隨安祿山之後出現的博陵太守賈循在碑中被稱為“武威賈公”,而《新唐書·賈循傳》明確記載其為“京兆華原人，其先家常山”①,與武威並無直接關涉。正如上文所及的李楷洛雖已數代居於營州卻仍要標榜“其本出於隴西”②,這種郡望的攀附不足以成為判斷安祿山出生地的依據。如果他像李光弼那樣忠於唐廷，或者即便叛亂也像李寶臣那樣歸降，那麽他後來很可能也會有一個“柳城安氏”之類的郡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