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跡》稱安祿山“少孤，隨母在突厥中。母後嫁胡將軍安波注兄延偃”,直至“開元初，延偃族落破”,祿山方得隨眾南逃嵐州。姚汝能顯然也看到了邵說《雪安表》“本實姓康”的說法，但以其“不具本末”而未予采納。在以桑原騭藏與陳寅恪為代表的早期研究中，曾有過突厥汗國複興導致中亞胡人東遷的猜想，並根據康姓認為安祿山之父為中亞康姓粟特人③,但這種假說在地理與邏輯上難以自圓④。我們知道，營州雜胡是在武周後期才逐步形成的一個新興群體，安祿山出生於唐厥交界的“代北—幽營”一線，無論是營州舊址柳城、寄治地漁陽，抑或代北、河東一帶，當時都沒有大量中亞粟特人遷入的跡象。阿史德氏與某個中亞康姓粟特人相遇並孕育產子，從當時的曆史背景來看其可能性微乎其微。
事實上，無論是安延偃還是安道買家族都世代擔任唐朝的中高級武職，如姚汝能所說是地道的“胡將軍”,與以商貿著稱的中亞粟特人明顯不同。因此在20世紀40年代，小野川秀美最早提出了安氏家族來自河曲六胡州的觀點①,這一看法在隨後獲得了蒲立本的支持，並且他提出了粟特人突厥化的概念②。那麽安祿山的生父是否有可能是來自六胡州的粟特人，甚至如蒲立本所推測就是安延偃本人呢?這就涉及六州胡人在當時的動向問題。
貞觀四年(630)突厥汗國在唐朝的打擊下崩潰，其部眾被遷入今陝北、鄂爾多斯高原及其周邊的廣闊地帶，唐朝建立順、祐、長、化四州以統轄。這些部眾中間自然也包括了大量突厥汗國內部的胡部。此後的半個世紀，漠北的突厥故地處於權力真空狀態。調露元年(679)阿史德溫傅叛亂，河曲的突厥諸部群起響應，唐廷以左監門大將軍安元壽檢校夏州群牧使，上報損失馬匹18萬餘匹，足見內附蕃部當多有叛逃劫掠。③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唐朝於調露元年(679)在鹽、夏兩州境內設置魯、麗、塞、含、依、契六個州，專門管轄河曲內附的粟特人，是為六胡州。④這正反映出內附粟特人與唐朝政府非同尋常的關係，六胡州的設置從一開始就具有牽製突厥叛部的軍事意義。⑤萬歲通天年間(696—為這是第一突厥汗國覆亡後粟特人首次返回漠北，這一觀點值得商榷。默啜索要的是豐、勝、靈、夏、朔、代六州的突厥、鐵勒諸部，並非六胡州的粟特人。小野川秀美對這一點區分得很清楚，認為默啜索要的河曲六州降戶“很可能遷徙到了黑沙的南庭”,並注意到“此後‘黑沙南庭’及河曲地區的突厥諸部便不見記載，僅可以確認其在六胡州地區存在過”。①這正是由於六州胡人並未隨該批降戶北返。同年唐朝“大發河東道及六胡州、綏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營州”②,六州胡人的親唐立場顯而易見。榮新江、森部豐推測這批六州胡人最早遷入了營州③,這一觀點同樣值得商榷。營州此後不久便被契丹攻陷，直至開元九年(721)方才完全恢複舊置，這批作為援軍開赴幽營前線的稽胡精兵不太可能滯留於這樣一處廢棄的邊隅懸絕之地。也就是說，在7世紀末期，六州胡人非但沒有遷往營州，甚至也不曾返回突厥故地。
那麽,怎樣才能確定六胡州粟特人最早北返草原的時間呢?對於這一曆史過程，馬爾夏克(Boris Marshak)曾有一個概括性的描述：“7世紀末，東突厥汗國二次崛起，可汗要求武則天歸還當年離去的粟特舊部，那裏還夾雜著不少突厥人。但是粟特人不樂意返回草原，因為在唐朝治下，他們已經在長城腳下安居樂業五十年了。他們同武則天一起與突厥人打起來，結果在702年慘敗，大部分粟特人被擄掠回了草原，淪為奴隸。”④他將702年年初的六胡州之戰作為粟特人返回漠北的開端，可謂深具見地。馬爾夏克並未給出相關論據，或許是由突厥碑銘的相關記載推測得出。不過對於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我們恐怕還需以更為充分的論證予以辨析，切入點則為長安二年(702)正月的六胡州之戰。
在默啜索取河曲突厥降戶後，六胡州便暴露在了突厥鐵蹄之下。①
長安二年(702)正月，“突厥寇鹽、夏等州，殺掠人吏”②。由於緊隨其後的石嶺保衛戰轉移了時論焦點，當時唐朝官方對正月此役記載較少。事實上無論對當時的唐朝還是突厥來說，這場戰爭都是彌足關鍵的。《闕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均將此戰視為突厥征服六州粟特的標誌。《毗伽可汗碑》東24～25行記載：“當我十八歲時，我出征六州胡(alticub sogh-dag),我在那裏打敗了(粟特)人。唐朝的王都督率五萬軍隊與我們相遇，我們戰於Iduk bas,我在那裏消滅了那些軍隊。”③在唐朝方麵，時任勝州都督的王供的墓誌則保留了詳盡的記錄：
大足元年，製授右武威衛將軍。其年八月，奉敕檢校勝州都督。屬犬羊殘孽，鴟梟逆謀，撓亂我邊疆，憑淩我城郭，蜂屯萬計，烏合千群。公……獨進前軍，橫行深入，飛鉤亂下，白刃交揮，免胄衝冠，斬首折戴。彼眾我寡，罷卒新羈；兵盡矢窮，空拳奮勇。以長安二年正月六日苦戰薨於橫陣，春秋五十有一。①
突厥與王供交戰的Iduk bas地理未詳，可約略考求。Iduk意為獻給天神、神聖，bas指物體的頭部、頂端，在早期突厥語中往往引申為事物源頭、山峰之巔、軍隊之首等，多見於地理名稱。②此Iduk bas可譯為“聖峰”。按照吉羅(René Giraud)的觀點，當Iduk yer sub作為聖地解釋時，特指於都斤山和塔米格河；另外，也“並不排除還有其它同樣也受崇拜的地方與河流”。在後一種情況下，iduk一般是就“水神土神等較為次要的神”而言的，由起初一些作為聖地的地點或河流後來神化而來。③由於隨後的三月突厥又進攻忻州的石嶺，兩次戰爭間隔僅月餘，突厥軍隊挾大批粟特降眾北返於都斤山或塔米格河(在阿爾泰山西側)於情理不符，故此Iduk bas當另有所指。結合戰爭進程與曆史背景來看，其地應為陰山南麓、黃河北岸的拂雲堆。此處有突厥神祠，當時“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④據王小甫研究，8世紀初的突厥已經信奉襖教，一個重要標誌就是具有是唐人詩歌中反複出現的疆場意象，有“單於北望拂雲堆，殺馬登壇祭幾回”、“拂雲堆畔戰初酣”等詩句。上述兩方墓誌撰寫時該地尚由突厥控製，故僅以“朔漠”、“塞垣”等代指。值得注意的是，《大唐故錦州刺史趙府君墓誌文並序》有“充中受降副使，塞垣地險”的記載(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匯編》開元一八九，1288頁),可知有實指拂雲堆之例。
襖教祈福功能的神祠的出現。①正如克利亞什托爾內所指出，突厥“戰勝粟特人以及和王都督的交戰，是一次遠征中緊連著的兩個事件”②,從儒尼文碑銘的敘述順序來看，突厥軍隊是在攻掠鹽、夏後北返途中遭遇王供所率唐軍的。③
在對此戰過程進行分析之後我們發現，突厥進攻六胡州並非簡單地搶掠財物，而是旨在與唐朝爭奪粟特民眾。《舊唐書·則天皇後紀》中“殺掠人吏”④的措辭已經隱晦地提及了對粟特人口的搶掠，而《王供墓誌》中“蜂屯萬計，烏合千群”的描述，則無疑證明被脅迫北返的粟特人不在少數。⑤此役之後，時任依州刺史、已七十六歲高齡的老將張仁楚明升實黜、被遷岷州⑥,足見唐廷的震怒。突厥返程中遭遇唐軍阻擊的地點推測在拂雲堆，表明這批被掠走的粟特人已成功渡過了黃河，進入突厥領地。據時任平狄軍大使的閻虔福的墓誌記載：“丁司馬府君憂……尋有製，起為左金吾將軍、平狄軍大使。軍次塞垣，與虜相遇，一日之內，九戰皆捷。既至自代北，屬寇擾河西，雖我師克全，而諸將喪律，憲司責以救援不接，竟坐免官。”⑦閻虔福之父歿於聖曆二年(699)八月，聖曆三年(700)正月下葬①,他在丁憂後起複，可以判斷誌中所載“寇擾河西”正是六胡州之戰。所謂“諸將喪律”,可能是指拂雲堆阻擊戰中其他諸部唐軍被擊潰四散，也可能暗指周邊唐軍作壁上觀、不予援助。無論如何，都說明唐軍未能扼止住這批北返的胡人，他們成為第一突厥汗國覆亡七十餘年後首批大規模返回突厥故地的粟特人。由於人口減少，長安四年(704)唐廷將六胡州並為匡、長二州，隨後又改為蘭池都督府，下轄六縣。②這印證了馬爾夏克的觀點，即六州胡人最早北返是在長安二年(702)正月。
需要指出的是，我們隻能確定這批粟特人渡過黃河進入了突厥領地，至於他們中有多少人深入漠北汗庭地帶，則不得而知。結合當時具體的曆史形勢來看，我們更傾向於認可小野川秀美的觀點，即他們可能也如此前的突厥降戶一樣，遷徙到了漠南黑沙汗庭(今呼和浩特)一帶。蒲立本根據《事跡》天寶七載(748)加贈安延偃的官職詔書中“克生令胤，實負長才”③的說法，推測安延偃是祿山生父而非繼父，其人“是北突厥的一名粟特軍官”。他在716年突厥汗庭政變中受到牽連，於政變或其後不久故去。“入居中國後，安氏家族應即成為中國軍隊中的戰士”,並身居要職。④由於缺乏直接證據，蒲立本最終對安延偃的來源地持兩可態度，保留了突厥汗國和六胡州兩種可能。⑤ 如前所論，兩個安氏家族世代任職於唐朝軍鎮，安延偃孤身一人在突厥軍隊任職並與身汗庭鬥爭的可能性很小。蒲立本關於安延偃為安祿山生父且其生於漠北的觀點，與粟特人的實際遷移情形存在較大的差別。唐軍在拂雲堆阻擊突厥的時間為長安二年(702)正月，安祿山出生的時間為長安三年(703)正月，兩者相差僅有一年。這批粟特俘虜在渡過黃河後，很可能還參與了一個月後的石嶺之戰。無論是安延偃抑或是其他某個六州胡人，在如此倉促的時間內輾轉漠南並與女巫阿史德氏相遇，致其受孕，這樣的概率不能說沒有，但實在微乎其微。可以說在目前所掌握的史料中，我們尚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安祿山的生父為粟特人。
論者或據邵說《雪安表》“本實姓康”予以反駁。按：《雪安表》作於廣德二年(764),時間上固然早於姚汝能《事跡》近百年①,但在史料的價值上並不勝出。《事跡》取材於玄、肅兩朝《實錄》②,並雜入當時流傳的其他佚聞野史，基本涵蓋了各類傳世史料，包括《雪安表》本姓康、南投唐朝、被安波注收養等信息，並多有辨析。③故《雪安表》不僅史料價值未超過《事跡》,且其明顯的政治動機使之更像是一種修辭。④就目前所見各種相關史料來看，《雪安表》“本實姓康”隻是一條孤證，未得以此作為安祿山父係血統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