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胡”負恩反叛，是玄宗對於安祿山起兵的最初定性。安祿山起兵南下的第七天，確信其反叛的玄宗在華清宮“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聲言“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①此事被後人賦予過多的道德與價值評斷，事實上如果將楊國忠的說法與次日入謁的安西節度使封常清“計日取逆胡之首懸於闕下”②之承諾相比較，我們會發現這其實是經過玄宗宸斷的官方定調，而半年後玄宗出逃時猶以“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③為借口。逆胡叛亂，這在唐朝曆史上顯然不是頭一次，早在開元二十三年(735)蘇祿誘群胡圍攻北庭時，玄宗在詔書中即將其稱為“逆胡忿戾”以“圍犯邊鎮”①。據此來看，《資治通鑒》很可能是忠實記錄了當時玄宗對於範陽叛軍的指稱。玄宗的這一指稱同時還暗含了對於故相張九齡預言的認可，史載開元二十四年(736)安祿山戰敗後，被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押赴京師，時任宰相的張九齡認為“祿山狼子野心，麵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②。事實上此事是對張說當初預言可突幹反叛的模仿，開元十七年(729)“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幹入貢，同平章事李元紘不禮焉”,時任左丞相的張說認為“奚、契丹必叛。可突幹狡而很，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來矣”。③不過張九齡預言之典故遠較張說流傳廣泛，這與安祿山反叛後唐廷尤其是玄宗對於罷黜張九齡的悔意有很大關係，玄宗入蜀後憶及九齡之言，曾專程“遣中使至曲江祭酹”④,這是一種具有象征意義的政治宣揚。因此在叛亂的最初，以玄宗為代表的朝廷輿論，是將安祿山起兵定性為逆胡的反叛，就本質而言仍歸為可突幹、蘇祿一類。至德二載(757)正月安祿山暴卒後，淮南節度使高適在其賀表中稱“逆賊孤負聖朝，造作氛祿”⑤,正體現了唐朝最初對於此事的定調。這在當時的墓誌中也得到印證，如死於西京兵亂的李鎬的墓誌中就稱“遭此胡賊”⑥。而至德二載(757)正月死於胡人暴亂的河西節度使周泌之子周曉，雖然是被涼州胡人所殺，其墓誌中也稱“為胡賊所害”①。
開元九年(721)六胡州康待賓叛亂時，唐廷曾以“胡賊”指稱。②這從側麵反映出，對於當時突逢大亂的唐朝民眾來講，他們很容易受到官方定調的影響，認為這是一次胡人的普遍構逆。
然而，細審至德以降百餘年間的唐人墓誌，“羯胡構逆”之類的指稱要遠較單純的“胡人”或“逆胡”說法為多。這種差異，並非字麵上的泛指與特指般簡單，而是在對石勒與侯景典故加以綜合之後所產生的重新定義。“羯胡”或“胡羯”本是晉人對於後趙統治者石勒之族的稱謂，永和九年(353)桓溫便在上疏中以“羯胡夭亡”③指代後趙亡國，《文選》引劉宋時期朱鳳所修《晉書》謂因“前後徙河北諸郡縣居山間，謂之羯胡”④,魏收編寫《魏書》時沿襲了這種說法，並進一步解釋為“分散居於上黨武鄉羯室，因號羯胡”⑤。及至南朝，該詞又被作為對北魏政權的敵視稱呼，如許善心在其所作《梁史》“序傳"中將孝文帝遷洛稱為"陰戎入潁，羯胡侵洛”⑥。侯景亂梁之後，“羯胡”被賦予新的含義，梁元帝在給其弟武陵王蕭紀的書信中便以“獗醜憑陵，羯胡叛換”⑦代指侯景。對於唐人來說，石勒建國屬於“舊典”,所謂“中宗失馭強臣，自亡齊斧，兩京胡羯，風埃相望”⑧,重點在於兩京失守，夷狄憑陵；而侯景亂梁則是“近事”,重點在於其負恩反叛。事實上，叛亂爆發後不久，“羯胡”之稱便已出現，封常清戰敗後上遺表於玄宗，稱“與羯胡接戰”①,顏杲卿被押赴洛陽後當麵罵安祿山“營州牧羊羯奴”、“臊羯狗”②,皆為此類。肅宗即位後，通過官方詔書等方式，將這一事件予以定性，稱為“羯胡亂常”。這一說法巧妙地混用了石勒之“舊典”與侯景之“近事”,既強調了國運中衰、兩京失守的曆史性意義，又突出了安祿山負恩反叛的特點。考慮到《文選》在唐朝的特殊地位③,唐人對於“羯胡”的理解似乎尤其受到朱鳳“徙河北諸郡縣”的影響，用以指代叛亂的發源地和叛軍主力。於是，“羯胡構逆”遂通過官方定調、時人認同的方式，對安史之亂做出了一致定性：來自河北的胡人負恩叛逆，致使兩京失守，國運中衰。
顯然，唐廷的這一定性頗含深意，遵循這個修辭邏輯，必然會導向一個目的——王朝中興。夷狄憑陵而致國勢傾危，是中原王朝自古就存在的曆史觀。早在先秦時期，《公羊傳》就提出“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④的觀點，以此作為對齊桓公霸業的合理解釋。如果說玄宗還停留在“逆胡負恩”的憤慨層麵的話，於靈武荊榛亂離中即位的肅宗顯然更懂得如何利用典故修辭最大限度地動員朝野百官乃至萬姓子民。“羯胡”對於五胡南下的隱喻，使整個社會意識到唐朝國運的危難，使平叛具有了曆史性使命；而“構逆”對於侯景亂梁的影射，則使安祿山成為眾矢之的，便於集中目標終結叛亂。因此在至德二載(757)冬的大赦詔中，肅宗以“乃者羯胡亂常，京闕失守”①的修辭將兩京光複提升到了國運中興的曆史高度。在撰寫國史評價玄宗時，代宗朝的史官強調了“天寶已還，小人道長”,以致“祿山之徒，得行其偽”的曆史因果觀，將人謀不臧與盛世終結相聯係②;對於肅宗，則以《詩經》中《載馳》、《黍離》兩篇所涉許穆夫人與周大夫的故國之思為寄托，明確地將“天寶失馭”與“宗國之顛覆”聯係起來，借用周、漢、晉曆朝中興的成典，盛讚肅宗複興家邦的“寧親複國”之舉③。這種觀點並非僅存在於唐廷的官方評價中，而是被當時的朝野之士普遍認同。兩京光複之際，常袞為其幕主所寫賀表同樣以羿、王莽比喻奸臣亂政，以致“胡羯亂常，崤函失守”,將複兩京讚為“恢正皇綱，光膺帝業”,並稱頌肅宗為“啟中興之盛業”的“撥亂之英哲”。④親曆安史之亂的杜甫也將兩京光複後的局麵盛譽為“乾元元年春，萬姓始安宅”⑤。對於當時的士人而言，這意味著叛亂的終結和天下的安堵。
然而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在於，至德二載(757)十月兩京的光複並未真正終結叛亂，安慶緒以及史思明父子又進而與唐朝對峙長達五年，而燕政權的最終覆亡已遲至代宗禦極之後。這就使唐朝麵臨一個難題，即如何定義中興大業與肅代二宗的關係。經過唐廷的不斷調整，這一中興隱喻經過代、德二朝官方喉舌的定調，最終變成了肅宗中興唐室、代宗繼以完成，而中興的轉折點，則仍定在了至德二載(757)光複兩京。究其原因，則是唐廷的根本訴求仍在於國祚永享，李唐皇室保有天下的重要性高於一切。《舊唐書》對肅宗“寧親複國”的定位，正是著眼於對國祚的延續。杜鴻漸在給代宗的上疏中，明確以“先帝中興，時方草昧”①代指肅宗靈武即位之事。至德二載(757)閏八月杜甫寫作《北征》時，將唐朝“皇綱未宜絕”的轉折點視為馬嵬兵變中“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以陳玄禮兵變含蓄地指涉唐室的政權更替，實際上強調的核心仍在於“奸臣竟範醯,同惡隨**析”的中央政治鬥爭。②及至乾元二年(759)春作《洗兵馬》,杜甫更是自注“收京後作”,借侯景舊事以表達對“青袍白馬複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的中興盛譽。③可以說，至德二載(757)兩京光複被視為唐室中興的開端，而此後直至寶應元年(762)代宗戡平河北，則是皇綱的重整和中興的完成。在永泰元年(765)為已故太師苗晉卿議諡時，獨孤及將兩京的光複作為國史的重要轉折點，此前的“天寶之季，二京為戎，皇輿西狩，億兆左衽”,不啻為國都失陷、中夏將絕的社稷大事；至於複兩京以後安慶緒據守鄴城、史思明降而複叛乃至江淮劉展之亂等，則歸結為“至德、乾元年中，天下多故，皇綱未張”,以多事之秋概言思明等事。④二京為戎、億兆左衽，是為唐朝國運存亡之大事；天下多故、皇綱未張，則是重建中央權威的政治問題。這一太常議諡時的國史追述，其間差別已然十分明顯。這一曆史定位影響深遠，直至德宗朝，複兩京後對史思明父子的數年戰爭仍被視為“乾元之後，大憨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⑤,“肅宗、代宗，再複京邑”⑥成為時人對於國朝曆史的共識，所謂“肅宗以神武戡大難，先朝以仁德紹興運”①,可以說集中體現了這種觀點。我們甚至可以在敦煌文書P.2044V《文範》這種寫於邊鎮之地的文本中發現對於仆固懷恩“兩收宮闕，皆著殊勳”的稱頌②,足見其影響之廣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