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得回紇之助以平安史之亂，自古被稱為“借兵回紇”。一直以來，這一約定俗成的說法鮮有學者加以反思，然而隻需稍加留意便會發現，這一公案背後實在有著太多疑點。安史之亂長達七年多時間，其間大小上百場戰役唐軍死傷無算，何以回紇的區區幾千騎兵毫發未損?杜詩有言，“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②,為何肅宗要力排眾議，執意引入回紇軍事力量?諸如此類，至今並未得到很好的解答。我們已經對借兵回紇的政治背景做了較為係統的探討，接下來將對這一事件本身進行逐步剖析，以期對上述諸種疑問給出一個初步的回答。

首先應該明確，唐平安史而“借兵回紇”是一個隨著唐朝自身政治鬥爭和對外關係變化而逐漸清晰起來的觀念，它的形成經曆了漫長的時間。這一決策最初被提出時，以肅宗為代表的唐廷秉持著傳統的四裔觀念，在道義上將之視為天子對遠夷的征發。盡管白桂思(ChristopherI.Beckwith)、斯加夫(Jonathan Karam Skaff)等學者認為“天可汗”廣泛存在於中古時期的東部歐亞諸國③,但這一稱號及其對應的外交地位顯然

在更多情況下傾向於唐朝皇帝，唐太宗將這種天下觀總結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①,蒲立本據此認為太宗是最為接近建立“胡漢帝國”的中國帝王②,蔡涵墨(CharlesHartman)也稱唐朝為“多民族帝國”(multiracial empire)③。直至8世紀中葉，“天可汗”的觀念仍然深刻存在於唐朝與周邊民族的政治關係之中，因此即便是在實際政治層麵，肅宗也是以“天可汗”自居，將借兵回紇視為唐朝皇帝對回紇可汗的軍事求助，所謂“修好征兵”④,即修與國之舊好而征兵回紇。肅代時期的史臣將之視為回紇“請和親，願助國討賊”⑤,是對這種心態的精準腳注。杜甫的長詩《北征》中詳細記載了至德二載(757)秋朝廷最初借兵回紇時的情形，詩雲：“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詩中所敘為當年閏八月至九月間的諸種見聞，杜甫當時所任之左拾遺盡管官階不高，但能夠第一時間獲知朝廷各種決策消息，因而這段詩中“此輩少為貴”一句就顯得尤為關鍵，它反映出唐廷當時對於借兵回紇的普遍期許。或以為少陵“深以借回紇兵為非計”⑥,這種說法似嫌粗疏。結合杜詩一貫的用典特征，這裏杜甫顯然是直接套用了《禮記》關於“(禮)有以少為貴者”的成典。按照《禮記·禮器》的說法，禮“以少為貴”首先體現為“天子無介，祭天特牲”。所謂“介”,其實就是兩國之君相見時的翻譯官。鄭玄注曰：“天子無介，無客禮也。”孔穎達疏曰：“‘天子無介’者，為賓用介，而天子以天下為家，既不為賓客，故無介也。‘祭天特牲’者，特，一也。天神尊，尊質，故止一特也。”①顯然，無論是“天子無介”所體現出的絕對主位，還是“祭天特牲”所蘊含的天神之下萬國之上，在杜甫看來，“以天下為家”的唐朝天子在借兵回紇之事中，應處於絕對的中心和優越地位，而外蕃之兵隻是借以平叛、重振皇綱的輔助手段，不欲其多，重在意義而非真實作用。

至於“借兵”之說，古已有之，春秋末期即有趙國“借兵於楚伐魏”②之事，隋末李淵以及劉黑闥都曾為了增強實力而選擇向突厥借兵，不過直至玄宗朝為止這些都還隻是一些掌故舊聞而已，談不上有什麽鮮明指向。事實上“籍兵”一詞在至德二載(757)收複兩京後便已出現，當時肅宗在赦文中聲言：

日者逆胡猖狂，敢行稱亂，朕嗣守鴻業，欽承睿圖，枕戈嚐膽，撫劍泣血，罔不夙夜，若涉春冰。賴天地疾威，社稷憑怒，上皇丕烈，萬國永懷，因時致討，為人請命。由是義夫奮發，回紇籍兵。邦圻關輔之士，汗隴河湟之眾，沙朔羌戎之騎，微盧蠻貊之人，萬裏雲趨，四方霧合。既張我伐，鹹乃一心。③

此處“籍兵”即“借兵”。④可以看到，盡管唐廷承認了“回紇籍兵”之事，卻巧妙地將其置於“萬國永懷，因時致討”的政治語境下，以唐朝自身之“義夫”對外蕃代表之“回紇”,“義夫”包括“關輔之士”與“河湟之眾”,外蕃則諸如“沙朔羌戎”與“微盧蠻貊”。我們不能簡單地將之歸為掩飾性的政治修辭，因為肅宗最初的意願就是“借兵於外夷以張軍勢”,除回紇之外，“又發拔汗那兵，且使轉諭城郭諸國，許以厚賞，使從安西兵入援”①,甚至包括“雲南子弟”②。然而肅、代二帝對於平叛一再強調的“萬國”之力，其落腳點並不在於“萬國”,而是旨在彰顯唐朝對於諸蕃絕對的中心地位。杜詩中的“萬國兵前草木風”,實此之謂。

隨著唐後期回紇(鶻)的強盛，“借兵回紇”成為幾個叛亂者的首選。前有仆固懷恩導引回紇、吐蕃擄掠中原，後有朱滔勾結回紇助朱枇反叛。盡管這種依存是雙向的，回紇也會不時向唐朝請求援助，如武宗會昌年間就曾出現過“回鶻可汗、宰相相次上表，請國家借兵十萬，助其收複故地”③之事，但“借兵”一詞已悄然而明確地與北方蕃邦聯係起來，具有了一種不甚光彩的意味，如朱滔就曾因其“借兵回紇”而被名將李抱真指斥為“反虜”④。這一指稱在兩宋被賦予了更為鮮明的時代意義，與和北方政權之間的貢納關係聯係起來，而富弼出使契丹時的一段對話集中體現出這種現實訴求。當時契丹國君堅持“南朝遺我之辭當曰‘獻’,否則曰‘納’”,而富弼則援引唐高祖李淵舊事，認為“自古唯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複有此禮哉”。⑤足見“借兵”在宋人看來，是典型的屈辱之稱。

回紇的援兵對於安史之亂的平定，究竟起到了怎樣的作用?這一問題以往也並未被嚴肅探討。我們認為，借兵回紇的意義，政治性遠大於軍事性。唐朝曆次借兵回紇。

據此來看，在安史之亂期間唐朝共四次借兵回紇，分別是至德元載(756)冬、至德二載(757)秋、乾元元年(758)秋、寶應元年(762)秋，時間集中於秋冬，杜甫所謂“高秋馬肥健，挾矢向漢月”即指此。細審四次借兵，會發現前三次時間較近，且均是在和親之後旋即得以借兵；第四次借兵則與前三次相距頗久，且無和親之舉。借兵回紇對於唐朝來說，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乾元二年(759)春的相州之潰回紇並無辦法，而寶應元年(762)最終決戰前，牟羽可汗更是直接否決了唐朝提出的前兩種方案，避免了和燕朝地方實權派的正麵接觸。

在這中間，第四次借兵時的史實發覆，尤可反映出回紇汗室的戰略意圖，不妨稍予論及。從兩任可汗對唐的態度來看，葛勒相對溫和，而牟羽則頗為激進。當時藥子昂向可汗依次提出三個方案，分別為“取土門路入，直取邢、洺、衛、懷”、“取懷州太行路，南據河陰之險”、“取陝州太陽津路，食太原倉粟而東”①,前兩個方案均被牟羽否決，而第三個方案則得到認同。若取第一個方案，回紇需與燕政權的恒州節度使張忠誌發生正麵衝突；第二個方案則將直接麵對薛嵩勢力；唯有第三個方案最為保守，避開了燕朝主要地方實權派力量。《續日本紀》載有當年年初高麗大使王新福的建言：“李家太上皇、少帝並崩，廣平王攝政，年穀不登，人民相食。史家朝儀[義],稱聖武皇帝，性有仁恕，人物多附，兵鋒甚強，無敢當者，鄧州、襄陽已屬史家，李家獨有蘇州，朝參之路，固未易通。”而日本中央政府的反應也是“敕太宰府”,稱“唐國荒亂，兩家爭雄，平殄未期，使命難通”②,可見回紇牟羽可汗所謂已與史朝義有約，並非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