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紇四次助唐平叛中，軍事意義最為重大者是至德元載(756)冬的第一次行動，此次葛勒可汗親自統軍。此前七月，“同羅、突厥從安祿山反者屯長安苑中，甲戌，其酋長阿史那從禮帥五千騎，竊廄馬二千匹逃歸朔方”③。加莫洛夫敏銳地意識到兩件事存在聯係，認為回紇第一次出兵有其自身的政治和軍事訴求，“可視為欲消滅阿史那從禮的軍隊，而後者……試圖恢複處於回鶻控製下的突厥故土”④,可謂切中要害。事實上關於這個問題，還可以結合史料進一步做出探討，茲試論述。
據《資治通鑒》記載，北逃的阿史那從禮進而“說誘九姓府、六胡州諸胡數萬眾，聚於經略軍北，將寇朔方，上命郭子儀詣天德軍發兵討之”①。按照司馬光的觀點，阿史那從禮的叛軍主要是對靈武及其周邊產生了威脅。然而我們綜合其他史料來看，這批“叛軍的叛軍”的野心遠不止此。據《新唐書》記載：
於是可汗自將，與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合討同羅諸蕃，破之河上。與子儀會呼延穀，可汗恃其強，陳兵引子儀拜狼纛而後見。②
呼延穀居於黃河北岸黑山中，黑山一名殺胡山，“在豐州中受降城正北，如東八十裏”③,其中的拂雲堆建有突厥神祠，亦即突厥碑銘中出現的Iduk bas。呼延穀又稱帶汗穀，此處是突厥越過黃河進入草原的關鍵地點，調露二年(680)三月“裴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④,長安二年(702)正月王供在此阻擊北返的突厥而全軍覆沒，開元四年(716)十月郭知運率朔方軍於此大敗突厥降戶阿悉爛⑤,皆是其例。結合《資治通鑒》的記載來看，郭子儀應是先於呼延穀與葛勒可汗會師，隨後雙方揮師東進，“與同羅及叛胡戰於榆林河北”,亦即勝州的黃河北岸，遂“大破之，斬首三萬，捕虜一萬，河曲皆平”。⑥
《元和郡縣圖誌》保留了一份元和八年(813)宰相李吉甫的上奏，提供了關於借兵回紇因緣的另一條關鍵信息：
按天德舊城，在西城正東微南一百八十裏，其處見有兩城。今之永清柵，即隋氏大同舊城理，去本城約三裏已下，城甚牢小……北城周回一十二裏，高四丈，下闊一丈七尺，天寶十二載安思順所置。其城居大同川中，當北戎大路，南接牟那山鉗耳觜……天寶中安思順、郭子儀等本築此城，擬為朔方根本……尋屬祿山有事，子儀留老弱於此城，身率大眾河北討賊，為賊將宋星星所破，縱火焚燒，遂移天德軍永清柵，別置理所於西城。①
這裏保留了一則他書不載的信息，即安史之亂爆發後天德軍曾一度失陷。按：唐、燕雙方在北線的戰事主要在東受降城至大同軍一線展開，且唐軍很早便取得優勢，兵鋒東進，而天德軍舊城在中受降城西北方，深居腹地，被叛軍攻陷並焚燒頗不易解。結合阿史那從禮叛亂的時間分析，天德軍舊城很可能正是在至德元載(756)夏秋之際被叛軍攻陷的。至於李吉甫所謂“賊將”究竟是燕將還是阿史那從禮麾下將領，則不便臆測。無論是否勾結燕軍，阿史那從禮及其挾持的六州胡人都顯然向北越過了黃河，這與長安二年(702)唐朝所麵臨的嚴峻情形何其相似，而這一舉動也同時觸及了唐朝與回紇最為敏感的神經。對於亂離之際即位不久的肅宗來說，朔方軍是其倚賴的重要軍事力量，而臨危受任的節度使郭子儀，其根據地正是天德軍與三受降城，因此阿史那從禮的叛亂實際上是與唐朝的核心軍事力量形成了直接衝突；對於漠北的回紇可汗而言，北返的突厥和粟特人一旦勢力壯大，勢必對其汗國構成威脅，正如加莫洛夫所說，阿史那從禮“試圖恢複處於回鶻控製下的突厥故土”,“與大草原新主人回鶻決一雌雄”②。顯然，以郭子儀為代表的朔方軍事力量，在促成借兵回紇的過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