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燕政權前後兩個階段的差異做出探討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對其與戰後河北格局的關係進行論述。彼得森指出，保留安史降將是唐朝的既定政策④,而蒲立本則觀察到寶應元年(762)諸將歸唐與至德二
載(757)史思明偽降之間存在著高度的相似性和處置思路的延續性⑤。最近，仇鹿鳴從這種延續性中發現了兩次平叛的重要差異，即光複兩京後唐朝力求嚴懲“貳臣”,而最終平叛時卻“采取懷柔綏服的政策”。①上述研究抓住了唐朝平叛的本質，與傳統史家專意苛求一人一事相比較，無疑是巨大的進步。不過這種論述還有很大的辨析空間，尤其是當我們從燕朝內部出發，注意到史燕革命所產生的分水嶺作用時，會發現安史易代之際其內部士人群體遭受重創，而真正的武將問題其實是由史思明帶來的。有鑒於此，我們有必要對燕政權的文士和武將分別予以探討，以便更為深入地觀察河北藩鎮格局在最初孕育時的種種蛛絲馬跡。
作為一次蓄謀已久的政治行動，安祿山發動的叛亂從一開始就具有兩方麵的特點。一方麵，武力征戰是其僭偽後的主要行動；另一方麵，重要決策卻出自身邊幕僚。正是安燕前期特殊的政治目的，以及安祿山一人獨尊的權威，造成了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也正因此，無論對於力求早日平叛的唐朝抑或是心懷不軌的史思明來說，安燕的高層文官群體都是其打擊的重要對象。表麵上胡人跋扈的安燕時期，其命門卻恰在安氏父子身邊的這群士人身上，我們可將這個群體稱為“幽州文士集團”。他們是安祿山在叛亂前所建立的以寒族文人為主的幕僚集團，大致形成於天寶後期，多以文學知名或晉身。按照《舊唐書》的說法，祿山“引張通儒、李庭堅、平冽、李史魚、獨孤問俗在幕下，高尚掌書記，劉駱穀留居西京為耳目”②,這為我們列出了幽州文士集團中最為核心的人員名單。上述諸人中，張通儒，天寶十載(751)由大理寺外調至河東任節度留後判官③,加入了安祿山與吉溫的政治聯盟；十三載(754)兼任群牧都使判官，協助新任群牧都使的安祿山交接並清點群牧①。平冽，天寶六載(747)十二月尚以監察禦史的身份參與辦理楊慎矜案②,說明他是此後才進入幽州文士集團的。李史魚，開元二十一年(733)應製科舉之多才科及第③,天寶十載(751)曾與宋昱同撰《唐張君神碑》,後者當年以中書舍人知銓選④,說明李史魚當時仍在京師為官。⑤而到了天寶十二載(753),他已經代表安祿山巡視德州了。⑥據此來看，李史魚可能是在天寶十一載(752)前後進入幽州幕僚係統的。至於高尚，盡管未由科舉入仕，但少時即“甚得文章之名”,並因此於天寶六載(747)經安祿山奏為平盧掌書記，“出入(祿山)臥內”。⑦同樣在天寶十二載(753)巡視德州的閻寬，天寶六載(747)尚以醴泉尉的身份撰寫《溫湯禦球賦》①,推測也是隨後進入幽州幕僚係統並得授監察禦史。由此可見，安祿山的幕僚群體是一個在特定時間段形成的擁有類似背景的文人政治集團。
之所以集中形成於天寶後期，客觀上與玄宗朝中期以來選人泛濫、文士被迫北走河朔的社會現實有關。在《李史魚墓誌》的撰寫者梁肅看來，開元二十一年(733)李史魚以多才科及第時，尚是“海內和平，士有不由文學而進，談者所恥”②的社會風尚。隨著文學派的失勢和中央財政危機的突顯，玄宗亟須解決實際問題的人才，及至天寶年間，士人大量壅滯。蒲立本據此提出了“中央化”(centralization)的著名觀點，認為文士(lite-rati)在李林甫專權時期日益弱勢，而唐廷為追求行政效率和中央集權，犧牲了官員遷轉的公正性。③這種特殊的政治背景，使士人流向節帥幕府成為可能，從而為安祿山主觀上拉攏培植士人提供了難得的機遇。特別是天寶年間節度使身兼采訪等使的特點，更使其得以“每兼一使，則增加一個僚佐班子”④,便於延攬士人。除李史魚等人外，當時的一些名士如梁令直被“仆射安公奏充節度支度陸運營田四蕃兩府等判官”⑤,柏造“以從事在祿山府”⑥,甚至如顏杲卿也是因“安祿山聞其名，表為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①,在天寶末年得以不次拔擢②。在代宗朝宰相崔祐甫為其從父兄夷甫所撰寫的墓誌中，他坦言，“於時安祿山為河北采訪使，雖內苞凶慝，而外獎廉平，精擇能吏，唯日不足”,承認了安祿山對於河北文官的普遍拔擢。③正如彼得森所說，安祿山為了積聚力量，在叛亂前不光拔擢武人，對於文士幕僚也持“大力任命，至少極力舉薦”④的態度。
幽州文士集團是安燕政權的實際決策層，這是理解唐朝第一次平叛以及安史易代的關鍵。這些文士早在叛亂前夕便已成為安祿山政治決策和統治意誌實施的重要助推因素，時任平原太守的顏真卿在《東方先生畫讚碑陰記》中提及天寶十三載(754)冬“殿中侍禦史平公冽、監察禦史閻公寬、李公史魚、右金吾胄曹宋公謇，鹹以河北采訪使東平王判官巡按狎至”⑤之事，足見安祿山對其幕僚之信任。安燕政權建立後，在中央基本沿襲了天寶年間的三省製度，陳希烈、達奚珣等投敵高官僅備其虛位，實際權力由位居右相的安祿山心腹張通儒掌握。中書侍郎高尚負責草詔①,嚴莊、李史魚分居禦史大夫、刑部侍郎之要職②。此外張休、獨孤問俗等人也頗得安祿山信任。唐廷正是抓住這個特點，從叛亂伊始便極力爭取幽州文士集團。例如，李史魚天寶十三載(754)歲末為正八品上的監察禦史，叛亂爆發後被委以刑部侍郎，而唐廷授以從七品上的侍禦史，並“充封常清幽州行軍司馬”。其觀望態度明顯，甚至“與張休、獨孤問俗密結壯俠，誌圖博浪之舉”,策劃暗殺安祿山，並在潼關陷落的前夜“間遣表章，請固河潼之守”③,向唐朝及時透露了燕軍的戰略意圖。外部的誘導，加上這批文士自身的騎牆態度，使得這一集團內部分裂嚴重，內鬥不斷。及至唐軍光複兩京時，嚴莊、李史魚、獨孤問俗、張休、張萬頃等選擇了歸唐，張通儒、高尚、李庭望、平冽則追隨安慶緒至鄴城④,大致反映出幽州文士集團的黨派分歧。
仇鹿鳴敏銳地觀察到至德二載(757)複兩京後唐廷對投敵官員和安史降將兩類人群處置政策的差異，即嚴懲“貳臣”以申忠義，寬恕降將以招餘黨⑤,為我們認識唐朝當時的政治意識提供了獨特的視角。事實上，唐廷在平叛中采取了一種實用主義，尤其是對幽州文士集團的“寬恕”具有明顯的功利性和條件性，目的在於最大限度地促成安燕政權的瓦解。所謂從寬處理的諸人，其實都是對唐朝平叛產生重要作用者。其中嚴莊於唐軍入洛前夜歸降，遂得授司農卿。⑥李史魚是唐廷長期策反之人，雙方暗通已久，因此經“相國張平原鎬以狀聞，複授侍禦史、攝禦史中丞、充河南節度參謀、河北招諭使”①,成功勸降能元皓。其實以憲銜而論，李史魚與叛亂爆發時一樣，仍為侍禦史，不過以此攝禦史中丞之事去招諭河北。至於獨孤問俗，本與李史魚關係甚篤，連其強娶道姑馬淩虛致死也由李出麵寫墓誌為其圓場②,因此歸唐後得授侍禦史、揚州司馬③。這些歸唐的幽州文士，其所得憲銜、官職與叛亂前基本相同，唐廷精致的實用主義於此可見。安燕主要文官的職級變化與結局。
綜上來看，至德二載(757)複兩京後的官員處置，實質上是一次全麵的政治清洗，也是唐朝平叛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此變故，安燕時期盛極一時的文士集團或降或誅，基本趨於瓦解。合河口政變中，高尚作為安氏父子的心腹被殺，張通儒雖投靠史思明，但此後作為範陽留守基本退出了史燕的中央決策層。盡管史思明稱帝後身邊仍有周贄等文士，但其對後燕的政治已無決定性影響。有鑒於此，我們可以認為作為政治集團的幽州文士群體在乾元二年(759)以後的河北已然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