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時唐燕雙方力量的綜合對比來看，唐廷所采用的實用主義平叛思路無可厚非。至德二載(757)年末至乾元元年(758)年初，史思明、高秀岩、能元皓等相繼歸唐，這一“中興諸將收山東”的盛況讓詩人杜甫油然生出“隻殘鄴城不日得”①的殷切期盼，這是當時唐朝上下樂觀情緒的真實反映。然而史思明旋即複叛，將朝廷安插在幽州的親唐力量**滌殆盡。乾元二年(759)春，九節度兵敗鄴城，史思明遂得根除安氏殘餘，與薛嵩、張忠誌等地方實權叛將達成和解。安史易代，後燕再起，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河北風雲突變。史燕時期最為重要的變化，是河北地方軍將權力的日益擴大和統轄區域的逐漸明晰。伴隨著這種深層變動，河北藩鎮格局已然初見形態。目前學界普遍認為綏靖安史降將實出於代宗本意，“是當時河北叛黨勢力尚強大下不得不采用的一種策略”②,且這種方針具有內在延續性，在處置思路上，“與757年史思明歸唐時如出一轍”①。這些論述基本闡明了戰後河北割據狀態產生的原因。然而，割據隻是河北藩鎮所呈現出的整體形式，具體到政治特征而言，它包含兩個重要特點，即父子相傳的“河朔故事”②和節帥易代的頻繁動亂。③而這兩個特點的淵源因由，則需要從燕政權尤其是後燕時期的內部嬗變予以探尋。

玄宗朝後期，節度使大致有兩種來源。一種是自節度衙前的偏裨將領拔擢得任。④史載開元二十六年(738),幽州節度使張守珪“裨將趙堪、白真陀羅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盧軍使烏知義令率騎邀叛奚餘燼於潢水之北”⑤,可見早在開元末期，幽州節度使身邊的裨將便對平盧軍使這樣的高級武將的權威構成嚴重挑戰。天寶初年供職於河西節度使麾下的偏將哥舒翰、安思順等後來也皆成節帥。另一種則是由軍鎮經略使或州刺史升遷而來。⑥史載天寶九載(750)“朔方節度使張齊丘給糧失宜，軍士怒，毆其判官”,時任天德軍使、朔方兵馬使的郭子儀“以身捍齊丘，乃得免”,不禁使胡三省發出“當此之時，唐之軍政果安在也”的感慨。⑦當然，這隻是就武將遷轉特點所做的粗略劃分，兩種經曆兼而有之的節帥多有人在。然而如果將這兩種遷轉途徑放置於燕政權的存續七年的封閉時間段裏來觀察，我們會發現其意義變得格外突出，並為理解河北藩鎮格局的特點提供了重要思路。我們將燕政權中的這兩種模式分別稱為“節帥出偏裨”和“節帥出軍州”。

偏裨出身的將領，集中出自天寶後期的範陽節度使帳下，係安祿山心腹將領，大多弓馬嫻熟、久經戰陣，被委以衙前討擊使、先鋒使等職。例如，薛嵩天寶年間“以勳著受署轅門”,“入(則)參戴鷂，出則追射雕”①,是典型的裨將出身；田承嗣早在“開元末為軍使安祿山前鋒兵馬使”②,叛亂爆發時升任左清道府率、武衛將軍，實質仍是裨將；張忠誌“幼善騎射，節度使安祿山選為射生官”,並養為假子，“常給事帳中”③;而柳城胡人李懷仙也是在叛亂之初“以裨將從陷河洛”④。這些偏將中固然有薛嵩這種“少以門蔭”⑤入仕的名將之後，但更多“出自世代擔任邊吏小將的家庭”,隨著玄宗朝後期邊軍的擴充而“得以擢升高位”⑥。

至於軍州出身的將領，在叛亂爆發前一般擔任著州刺史或軍鎮經略使，與偏將相比，他們具有正式的官職和固定的職權範圍。例如，史思明天寶末為北平太守、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⑦,安燕時期任範陽節度使，獲封燕王；高秀岩本哥舒翰河隴舊將①,安祿山委之大同軍使，安燕後期官至河東節度使②;張獻誠於天寶後期被“幽州節度使表請為檀州刺史”③,兼轄威武軍，“管兵萬人，馬三百匹”④,史燕時期官至汴州刺史、節度使⑤;程元皓天寶後期“授儀州遼城府別將，累遷易州武遂府”,史燕時期為定州刺史、北平軍使⑥。就最初地位而言他們無疑優於偏裨，而安祿山起兵後在地方上一仍舊製的做法也使其得以繼續掌握軍州大權。

安燕與史燕有著不同的戰略需求，這種差異導致了偏將內部的力量消長。安燕是一個外向性的政權，對於安祿山來說，首要目的在於軍事征討，因此崔乾祐、蔡希德等年資較長、職級較高的偏將或實際掌控中央軍事，或指揮前線數量龐大的軍隊。他們對史思明的改朝易代構成最直接的製約，故首當其衝成為安史易代的犧牲品。相對於安燕而言，史燕是一個內向性的政權，這源於史思明軍州出身的特點。與安慶緒、高尚集團的宮廷政變不同，史思明是依憑其在幽州的雄厚實力建立後燕，其政權本質上是一個軍州勢力的聯合體。這點從史朝義篡位後“諸節度使皆祿山舊將，與思明等夷，朝義征召不至”⑦的尷尬局麵便可看出。正因如此，在史燕政權中，叛亂之初的低級裨將群體成長為新的地方實權派，與先前的軍州出身者分享地方實權。例如，張忠誌由最初“扼井陘路，軍於土門”的偏將躍至工部尚書、恒州刺史、恒趙節度使①,而田承嗣也因引史朝義再陷洛陽得由先鋒使“偽授魏州刺史”②。

需要指出的是，戰後“(田)承嗣及李懷仙、張忠誌、薛嵩等四人分帥河北”③的局麵並非自然形成，而是叛將內部的權力鬥爭與兼並的結果。在此過程中，軍州出身者逐漸受到排擠，最終留下的田、李、張、薛四位低級偏將出身者則成為安史之亂的最大受益者。④顯然，就出身與淵源而言，田、張諸人無疑具有較他人更為強烈的認同感，這也構成了戰後河北對於軍州勢力的一種自然打壓。關於這點，可從恒州與定州之間的鬥爭中窺得一二。定州下轄北平軍，玄宗朝便已“管兵六千人”①,為幽、恒兩州間的戰略要地。終有燕一朝，長期盤踞定州者為程元皓，其人天寶末已為易州武遂府將領，史燕時期官至定州刺史兼北平軍使。據《程元皓墓誌》殘件知其歸唐後的完整職銜為“光祿卿使持節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充本州團練守捉使、成德軍節度副使”②,這遠高於後來掌控成德的王武俊歸唐時被授予的“禦史中丞，充本軍先鋒兵馬使”③之職，而與彼時名義上節製恒趙的降將張忠誌(李寶臣)地位等夷。當時唐廷在恒州設置成德軍的同時，也保留了定州的北平軍，恒、定之間形成製衡。然而寶應元年(762)十一月程元皓歸唐後，次月即離奇地“構疾”卒於任上，恐怕與李寶臣集團的排擠甚至暗殺不無關係。

經過燕政權長達七年的內部嬗變，以及受到唐廷最終平叛的政策影響，“節帥出偏裨”的模式在河北成為常態，而軍州則長期掌控著地方軍事力量，與節度使形成製衡。蒲立本認為：“河北在安史之亂後的半割據局麵不隻是某幾位節帥的問題，否則不會持續太久。顯然，它基於河北軍隊中一種有意識的強烈獨立想法，這些軍隊對安史及燕政權的態度與其對唐朝的態度明顯不同。”④蒲立本所指出的這種“河北軍中的獨立意識”,其實應做更深層次的剖析。唐後期河北藩鎮父子相傳及易於動亂的特點，固然與胡人養子習俗有關⑤,但就製度因由而言則實與“節帥出偏裨”的傳統密不可分。父子因循隻是表象，實際上節帥之子擔任偏將的傳統才是造就“河朔故事”的深層原因，而為後世所稱道的田興歸唐其實也是偏將強勢的另一種表現。至於為眾多史家所觀察到的河北易帥之際多有動亂，其實多源於偏將。與之相對的是軍州力量的長期穩定。這形成了唐後期河北藩鎮的一種二元分離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