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仆固懷恩叛亂的直接原因，李鴻賓在其《唐朝朔方軍研究》中做了較為全麵的研究。他總結了從傳統史書到近人論著的觀點，要可分為蕃漢心理隔膜、與辛雲京的個人矛盾、承代宗旨意而為犧牲品三類。李鴻賓在認可上述觀點的同時，強調必須承認仆固懷恩結黨養寇、拒命反叛這一事實。①彼得森的觀點也較中允，他認為懷恩因與辛雲京關係惡化而“懼怕懲罰”,而他“進攻(太原)之舉及其失敗促使朝廷加快了對其限製的步伐，而這種限製措置失當”,最終“愛子及地位的喪失使他產生了對唐廷深入持久的仇恨感”。②在吸收前賢成果的基礎上，我們希望進一步指出：仆固懷恩的種種越位之舉加速了原本對其持保留態度的內附蕃部以及與其本無統屬關係的河東實權派彼此靠攏；而反仆固氏諸蕃部力量與河東實權派的聯合，又在無形中加劇了仆固懷恩對他們的猜疑，使得積累已久的矛盾一觸即發。在這種情況下，榆次兵變無疑成為最終的導火線，使這種矛盾瞬間爆發。隨著唐紇關係日趨緊張導致唐室政策改變③,手握重兵而結引回紇的仆固懷恩選擇了叛亂，成為河東公敵。

具體來講，仆固懷恩叛亂的原因可以從三個方麵予以分析。首先，仆固懷恩出身朔方集團，與安史之亂後實際控製河東的隴右軍事集團原本就存在隔閡。章群指出，安史之亂後內調平叛的“朔方軍自成一係統，對於已失部眾的河隴諸將，自有其排斥性”,加之“河西自北朝以來，保存了中國文化，河隴諸將頗受其沾溉”,與內附不久的蕃將仆固懷恩“地區既不同，習染於中國文化也久暫不一，由此而影響了二者對唐室態度的分歧”。基於這兩點原因，作為朔方軍隊實際統帥的仆固懷恩，遂與當時掌控河東實權的河隴集團將領辛雲京等人產生對立。①我們已經知道辛雲京與張奉璋間的親密關係，而雲京之崛起與另一位實力派將領張光晟的支持同樣密不可分。史書記載了張光晟在王思禮麵前力救辛雲京的一段公案。②據本傳可知辛雲京托望河西，實“客籍京兆，世為將家”③,當係借軍功遷轉而官至代州刺史，一度不被出身河隴、掌握河東實權的王思禮所信任。而張光晟則以騎卒隨王思禮出戰潼關。天寶十四載(755)封常清敗退後，朝廷“以哥舒翰為太子先鋒兵馬元帥，領河、隴兵募守潼關以拒之”④,翰以思禮“充元帥府馬軍都將”⑤。此前王思禮為關西兵馬使兼河源軍使，故知張光晟為王思禮隴右舊部。前述授馬之事或有誇大，卻據此可知雲京乃以結納思禮舊部而得保其位。《張奉璋墓誌》中同樣有他早年在隴右參與“複黃河九曲”的戰鬥並“充關西十將”的記載。從時間及兵種、地點來看，他無疑也是王思禮舊部。張光晟與張奉璋的類似經曆表明，因平亂而入關的隴右軍事力量在肅代之際牢牢控製著河東局勢，縱使身為節帥如辛雲京，亦須通過認可這個集團而與身其中。仆固懷恩出身朔方，在安史之亂中長期行營作戰，雖然擁兵數萬甚至數十萬，卻缺乏固定的根據地和勢力範圍，實際控製河東軍事的隴右諸將與其既無淵源又不統屬。在這種情況下，仆固懷恩的任何越位之舉都將招致激烈排斥。

其次，仆固懷恩暗通河北藩鎮，觸犯了河東實權派的利益。河東、澤潞兩鎮對由安史降將構成的河北藩鎮一直抱持敵視的態度。榮新江指出，安史之亂後唐朝一度出現了對胡化的排斥現象，“這種對胡人厭忌心理的極端做法，就是對胡人的殺戮”。他舉張光晟的例子來加以證明，並認為“唐朝軍將對九姓胡的憎恨較回紇為重”。①這是大的時代背景，具體到對仆固懷恩叛因的分析上，他與河北藩鎮尤其是成德方麵的暗通是河東集團最為忌諱的。從地理上來講，河東、澤潞均與河北緊鄰，尤其澤潞轄區與河北藩鎮更是犬牙交錯，現實的利益衝突尖銳。主帥李抱玉、馬燧對回紇、仆固懷恩及安史河北降將的立場相同。據《舊唐書·馬燧傳》:“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安祿山反，俾光祿卿賈循守範陽。燧說循(歸順)……循雖善之，計不時決，事泄……燧脫身走西山……寶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奏趙城尉。”②可以看出馬燧資曆較淺，且非軍功出身。他的成功在於順應了代宗初年的河東形勢，促成李抱玉對回紇及仆固懷恩的強硬立場。《舊唐書》本傳及《資治通鑒》並載有他以軍法禁回紇為暴之事，其實正屬此類。與此相應，澤潞一鎮在李、馬二人操縱下對安史河北降將持敵視態度，對其分化離間，其後河北矛盾多由此起。③而抱玉的從父弟抱真，更在仆固懷恩占領汾州後隻身逃回京師，首建以郭子儀領朔方而代懷恩之策，促成榆次兵變。①

最後，榆次兵變促使反仆固氏諸內附蕃部向河東軍政體製靠攏。榆次兵變後，舍利葛旃率部投靠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史料表明，至大曆四

年(769)王縉節製河東時，他已做到了河東節度馬軍使，地位僅次於左右兵馬使王無縱和張奉璋。②葛旃的兒子舍利石鐵在貞元年間官至河東節度先鋒馬軍副使③,應即子承父業。而葛旃的兩個忘年小舅子李(阿跌)光進與光顏，則後來居上成為晚唐名將，以其蕃部為主的黃頭軍更是一代勁旅。④他們都是通過河東軍政體製而得以發展的。其中葛旃依靠辛雲京、王縉的重用⑤,而石鐵、光進、光顏三人則依靠馬燧，兩代人的上下級合作均稱默契。尚有一點需辨明者，即上述內附蕃將所統之兵是否即為其本蕃成員?張國剛曾撰《唐代的蕃部與蕃兵》一文，專門探討這一問題，認為從原則上來講，所有內附羈縻府州“都有提供軍隊，幫助朝廷打仗的義務”。上文所引開元四年(716)《移蔚州橫野軍於代郡製》,張國剛亦曾引用，並結合其他材料指出“各蕃兵主帥既是本族部落主，又是唐朝羈縻府州的都督，同時還率領蕃兵充當邊軍討擊大使的軍職”,“充分反映了蕃兵‘兵牧合一’的部落兵特點”。①章群進而具體指出“阿跌部隸於朔方軍，益可證明開元以後將降戶編入軍伍之說”,不過他認為“光進兄弟自朔方遷徙河東，最大的意義，在說明從此脫離了部落”,或其部落經政治變動後“根本已所餘無幾人”。②蘇航根據太原市陽曲縣出土的後晉《何君政墓誌》中關於“雞田府部落長史”的頭銜記載，結合本章前引《舍利公墓誌》等史料，認為舍利、阿跌諸部是帶領其所統蕃部投化河東的，而“雞田部的南遷，應是其部落首領從軍太原的結果”。③綜上來看，雖然李光進兄弟所統黃頭軍是否以蕃部為主，仍存在爭議④,但甫遷河東的舍利、阿跌部應該還是保留了其部族勢力，並在河東軍政體係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榆次兵變中反仆固氏諸蕃部選擇了與河東實權派聯合的立場，隨著仆固懷恩發動叛亂，這種聯合陣營得以確立，使得他最終成為河東公敵。

這種敵對與孤立在仆固懷恩反叛後得到了進一步反映。《李良金墓誌》是其中較為具體地記錄仆固懷恩叛亂因由的一方墓誌，誌主李良金作為仆固懷恩舊將(按：與上文提到的阿跌良臣或說李良臣名僅一字之差，當予注意區分),其經曆為理解安史之亂後期的河東局勢提供了重要信息。相關誌文如下：

朔方節度副使論公遇公而置之幕下。……廿年間，累有遷拜。日者受分符之寄於晉也……雖迫凶徒，而身處唐郊；亦懷王命，而心馳魏闕。間歲職營田之務於蒲也……豈意訟因小史，詞忤大臣，蒼黃之際，命歸不測。……以大曆三年七月十一日奄終於河中府，春秋冊有七。夫人滎陽鄭氏。……中年不幸，先公而亡。以廣德元年十一月十四日返於晉州官舍，享年卅有一。旋以公即世之歲，十一月廿六日，合葬於晉城東偏。①

誌主李良金少以幹謁方式投靠朔方節度幕下，在朔方軍中征戰長達二十年。所謂“受分符之寄於晉”指其任晉州刺史，鬱賢皓考證在廣德元年(763)。②下文“雖迫凶徒”、“心馳魏闕”等說法暗示誌主當時其實效力於叛軍，當年年初安史之亂已告結束，考慮到誌主此前二十年間始終為朔方軍將，而廣德元年(763)盤踞晉州的正是仆固懷恩心腹李懷光③,可以確定李良金追隨仆固懷恩參與了叛亂。當年其夫人之死是墓誌透露出的另一條重要線索，誌稱鄭氏“廣德元年十一月十四日返於晉州官舍”,這裏殘缺的“返”非常關鍵。李良金該年甫任晉州刺史，按理其夫人自當隨居於晉州，但墓誌透露出她是從外地回到晉州死去的。這個缺掉的字，推測可能是“卒”、“殯”之類，鄭氏應是在外地生病、負傷甚至死亡，然後才返回晉州成葬的。廣德元年(763)十一月的時間非常敏感，這正是榆次兵變的前夜，根據我們此前考證，仆固懷恩正向承天軍方向發動激烈進攻。鄭氏作為女眷而染屙外地，很可能是跟隨李良金征戰時發生意外。李良金的死因也值得關注。從墓誌“心懷魏闕”等說法來看，李良金在榆次兵變後並未追隨仆固懷恩叛逃靈武，而是與其頂頭上司李懷光一道投靠了唐朝，並得以保留官職。鬱賢皓推測其於大曆元年(766)卸任晉州刺史，但從墓誌題頭來看，李良金卒時官職仍為晉州刺史，他卒後並未葬於河中府，而是返還晉州與夫人合葬，很可能是以河中節度營田使之類官職在大曆初年“職營田之務於蒲”,晉州刺史作為本官並未去掉。李良金之死係由“訟因小史，詞忤大臣，蒼黃之際，命歸不測”,說明他是因官吏檢舉激怒上司被處決的。大曆三年(768)河中節度使為郭子儀①,至於李良金是否係郭子儀處決，史料不足不便臆斷。

另外一方《張嘉慶墓誌》同樣為河東實權派與仆固懷恩的矛盾提供了關鍵證據，據誌：

赴河湟謁上將王思禮，擢居麾下焉。……恩製超授和眾府折衝。遇奸臣亂常，誌逾梟鏡……皇唐克複。……特經略使、左金吾將軍、兼少府監。仆固懷恩鮮卑之族，抑號天驕，早慕皇風，猶罄忠節，同討凶孽，位總台衡。不有終卒之心，還謀叛亂之誌，侵軼郊甸，割剝黎元。皇上軫懷，臣下稟命，出師臨敵，公畫嘉謀。鋒鏑未施，已梟魁首，心離眾道，終夜有聲，燧息川明，烽埃無警。皇上嘉之，授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以大曆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薨於會同裏之私第，春秋六十有四。以五月九日合樹於太原城北義井裏之平原，禮也。夫人渤海高氏。桂華早殞，形魂沉埋，權處異方，難歸晉國，招魂合櫬，同穴稟儀。②

誌主張嘉慶早年投奔王思禮，在河湟一帶久曆行陣，安史之亂爆發後隨王思禮入關，叛亂平定後“特經略使、左金吾將軍、兼少府監”。這裏最關鍵的信息恰好缺失，單憑此條難以判斷他究竟是入職中央還是仍舊外任。這一困惑幸賴墓誌關於其卒地及合襯的記載而得以解決。據墓誌，夫人高氏早於張嘉慶去世並葬在他處，大曆十四年(779)四月十一日張嘉慶卒後，僅隔二十餘天後的五月九日即在太原城北與其夫人招魂合襯，實現了形式上的合葬。從“桂華早殞”、“權處異方”的記載來推斷，高氏很可能在張嘉慶隨軍入關平叛前即以盛年卒於河隴。①大曆十四年(779)河隴已陷於吐蕃，自然“難歸晉國”,而隻能用招魂的方式聊存合襯之禮。張嘉慶本是清河人氏，但他晚年已將河東認同為自己的故鄉，卒葬均在太原，這說明他不光在叛亂平定後未入職中央，而且很可能在入關後長期供職於河東軍事體係。

在此基礎上，可對墓誌關於仆固懷恩叛亂的翔實記載進行分析。所謂“皇上軫懷，臣下稟命，出師臨敵，公畫嘉謀”,暗示對仆固懷恩的處理是代宗的旨意，而張嘉慶即參與了謀劃。“鋒鏑未施，已梟魁首”指榆次兵變，魁首即仆固場,他在兵變被殺後“傳首京師”②。"心離眾道，終夜有聲”反映了榆次兵變後仆固懷恩所部連夜潰逃的情景。“終夜有聲”典出《左傳·宣公·宣公十二年》,當年六月，南下救鄭的晉軍在黃河南岸的邲與楚軍發生了遭遇戰，晉軍大敗，因潰逃爭船互相砍斷攀緣手臂以致“舟中之指可掬”,而“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③榆次兵變事起倉促，地在河東，事變後仆固懷恩連夜潰逃靈武，墓誌用郎之戰的典故來做隱喻無疑非常貼切，並為我們進一步理解河東軍將與仆固懷恩間的嚴重對立提供了忠實的原始記錄。

最後我們不妨補充一件事情。辛雲京攫取河東政權一年後的寶應二年(763)七月，李良臣卒於河中治所。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時間正好發生如下事件：

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為言懷恩與回紇連謀，反狀已露。奉仙還，過懷恩，懷恩與飲於母前，母數讓奉仙曰：“汝與吾兒約為兄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麵也!”……八月，癸未，奉仙至長安，奏懷恩謀反；懷恩亦具奏其狀，請誅雲京、奉仙；上兩無所問，優詔和解之。①

據此來看，辛雲京與仆固懷恩兩方均在試圖拉攏中使。從上文所引《資治通鑒》“懷恩將朔方兵數萬屯汾州，使其子禦史大夫場將萬人屯榆次，裨將李光逸等屯祈[祁]縣，李懷光等屯晉州，張維嶽等屯沁州”的記載來看，其勢力密邇良臣所駐河中治所絳州。李良臣為郭子儀舊部②,寶應元年(762)三月郭子儀平定河中之亂後返京，良臣應即留鎮河中，直至次年七月卒於治所。良臣以三十六歲壯年卒，結合時間、地點及上年剛剛平定的太原兵變來看，很有可能是死於兵變或戰爭。寶應二年(763)七月改元廣德③,此即張奉璋扼守承天軍以絕懷恩父子的年份。仆固懷恩應在該年秋冬時節與張奉璋展開了激戰，但如墓誌所載以失敗告終，“旋有榆次之禍”。

《資治通鑒》卷二二三，“廣德元年七月”條，7145頁。]《李良臣碑》所用年號仍為寶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