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材料匱乏，仆固懷恩是否暗通河北成為一樁長期聚訟無果的公案。王壽南曾在《唐代人物與政治》中專列“李抱玉等疑仆固懷恩‘有貳心’辨”一部分，指出“給予降將之封賞與安撫”屬於唐朝中央的既定方針，客觀上又與當時“財政的困難”有關，是以“中央政府急欲早日結束戰爭”。
仆固懷恩是代表中央執行這一政策，並非結黨自固。①這種結合情理的推論終究缺乏確鑿的實證，不過我們在金石墓誌材料中發現了仆固懷恩與河北藩鎮之間暗通的跡象，茲試論述。
《資治通鑒》卷二二三“廣德元年七月”條載：“懷恩將朔方兵數萬屯汾州，使其子禦史大夫場將萬人屯榆次，裨將李光逸等屯祈[祁]縣，李懷光等屯晉州，張維嶽等屯沁州。”②這段文字提供了懷恩當時勢力的大致分布範圍。據此來看，其已對太原形成半包圍局麵，東南直逼澤潞。這自然會引起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的極大敵意。但辛、李最為忌諱的，是仆固懷恩在處理河北安史降將事宜上的態度。《資治通鑒》卷二二二“寶應元年十一月”條載：
於是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洺、邢四州降於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恒陽節度使張忠誌以趙、恒、深、定、易五州降於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抱玉等已進軍入其營，按其部伍，嵩等皆受代；居無何，仆固懷恩皆令複位。由是抱玉、雲京疑懷恩有貳心，各表言之，朝廷密為之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辛巳，製：“東京及河南、北受偽官者，一切不問。”③
然而懷恩是否果有養寇自保的企圖，單憑這段材料尚無法證明。作於大曆四年(769)的《張奉璋墓誌》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證據，為便於論述，茲以較大篇幅錄其主要內容：
公諱奉璋，其先清河人也。……初，國家西蕃有事……詔授部州柔遠府左果毅。歲餘，轉洮州安西府折衝，兼攝本州別駕。……稍遷右威衛中郎將。收黃河九曲，轉授左司禦率府率，充關西十將。泊天寶十四年，屬胡豎安祿山構凶徒，竊據河洛。……時有詔詔公充河東招討團練等使兼節度都虞候。增秩雲麾將軍。公於是領所部之眾，拒井陘之口，固我汾晉，直搖燕趙。……至德中，改授特進、左驍衛大將軍、經略副使。自討鄴旋施，稍加驃騎將軍，封清河縣開國男，充承天軍使。其城即公之所創也。……遷開府儀同三司，試鴻臚卿、清河縣開國子，充河東節度右廂兵馬使。其年秋八月，改授太常卿，封清河郡開國公。永泰元年，屬仆固扇逆，晉人恂懼。東連塗水，南跨介山，兼樂平數城，欲為應接。公乃分奇兵，絕糧道，冒死格戰，苦彼一軍，唇齒俱亡，首尾不救。是以懷恩父子旋有榆次之禍。改封文安郡王，前後食封三千餘戶。……大曆四年七月廿有五日，薨於晉陽之第，春秋六十有五。①
誌主張奉璋史書無傳，但在安史之亂的記載中曾有出現，同時《金石續編》收有刻於大曆元年(766)的《承天軍城記》②。通過上述幾種材料，我們對其生平可以有較為充分的了解。
承天軍城的修建是張奉璋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事件，而擔任承天軍使也成為他仕途上的重要起點。嚴耕望在《唐代交通圖考》第五卷曾對承天軍的設置沿革進行考證③,最近高瀨奈津子複撰專文對上述兩種史料進行分析④。關於承天軍的始建時間，嚴耕望依據《大清一統誌·平定州卷·關隘目》所引《舊唐書·地理誌》的說法，結合李光弼任期，認為應建於唐乾元元年(758)。⑤高瀨奈津子結合《承天軍城記》與《資治通鑒》卷二一九“至德二載正月”條的相關記載，從河東唐軍與河北安史叛軍的戰爭形勢入手，認為“張奉璋在至德二載二月稍後修建承天軍城的可能性更大”①。賈誌剛結合《冊府元龜》與《張奉璋墓誌》相關記載，指出“河東承天軍城是至德二載(757)張奉璋奉河東節度使李光弼之命在井陘故關修築”②。這些看法頗有可取之處，但在一些關鍵細節上仍需再加考證。
墓誌中稱張奉璋“自討鄴旋施”後方“充承天軍使”。但至德二載(757)實無討鄴之事。所謂“討鄴旋施”,指乾元二年(759)九節度圍攻鄴城而潰敗一事。然若據此認為承天軍建於乾元二年(759),則又與史實不合，因為史書有至德二載(757)六月將軍王玄榮抵罪而“於河東承天軍效力”的記載③,說明其時已有承天軍。按：該城係張奉璋稟“元戎薊公”李光弼之命而建，《承天軍城記》稱“城成”而肅宗“錫號承天”,《金石續編》編者指出“薊公”係“據築城時言”④,而李光弼在至德二載(757)十二月以後就已改封鄭公，故承天軍隻能建於至德二載(757)。
那麽如何解決墓誌中上述抵牾之處呢?高瀨奈津子曾據史書及墓誌材料列出了張奉璋的仕宦經曆：“節度都虞候—經略副使—承天軍使—右廂兵馬使”⑤。細察誌主的官階，可以發現其在安史之亂初起之時，秩級為雲麾將軍，隨後約於至德二載(757)“改授特進、左驍衛大將軍、經略副使”。①這個級別距任一軍之使尚有較大距離，不可能在當年又立即升任承天軍使。《承天軍城記》碑末保存了大曆元年(766)該軍的主要軍將，排在第三、第四位的是“副使節度經略副使雲麾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試鴻臚卿上柱國陳遵嶠、杞梓”②,與張奉璋至德二載(757)前後的職級類似。③據此推測，張奉璋應是以經略副使的身份主持了承天軍城的修建，時間在至德二載(757)。而乾元二年(759),張“自討鄴旋施，稍加驃騎將軍，封清河縣開國男，充承天軍使”,這個秩級和職任才是比較相符的，也與實際晉升的情形更為吻合。故其於乾元二年(759)升任承天軍使的可能性較大。
墓誌隨後“遷開府儀同三司，試鴻臚卿、清河縣開國子，充河東節度右廂兵馬使”的記載似有謬誤。據《承天軍城記》“故先太尉李公，司空王公，禦史大夫管公、鄧公，今相國辛公……鹹表上聞，累遷河東節度兵馬使、開府儀同三司”①的記載，知張奉璋曆獲拔擢，最終在辛雲京節製河東後才升任河東節度兵馬使、開府儀同三司，此官職、散階均與墓誌所記相同，可知兩者為一次授予。而墓誌這則升遷記載前沒有年份，疑係將後來的事誤移至前。為何會出現這種差錯?我們注意到，墓誌隨後有“永泰元年，屬仆固扇逆”的話。仆固懷恩的勢力“東連塗水，南跨介山”,塗水代指榆次，介山泛指汾、晉、沁三州，與前引《資治通鑒》所述範圍相同，顯然是指廣德元年(763)的河東形勢。墓誌作“永泰元年”
(765),此係懷恩卒年，其亂隨即平息。頗疑誌文將“廣德”誤記作“永泰”。其後有“懷恩父子旋有榆次之禍”語，榆次兵變在廣德二年(764),時間順序可為印證。既明乎此，頗疑墓誌是將永泰元年(765)升遷的材料誤移至前文。如前所證，奉璋升任兵馬使係由辛雲京拔擢，而雲京節製河東是在寶應元年(762)建寅月，在時間上相符。廣德二年(764)九月，辛雲京加同平章事，次年(765)拔擢張奉璋，是合於情理的。《承天軍城記》作於大曆元年(766),其中並有“方將運陶鈞、秉旄鉞”之語，表明這是在張奉璋甫獲榮升時所作，與上述考證相符。我們據此判斷，張奉璋是在永泰元年(765)“遷開府儀同三司，試鴻臚卿、清河縣開國子，充河東節度右廂兵馬使”;至於改封文安郡王，應在此後，具體時間不得而知。高瀨奈津子將遷任右廂兵馬使一事係於乾元二年(759),封文安郡王係於永泰元年(765),似疏於考證。②
經過以上考證，可以得到一個重要信息，即仆固懷恩於廣德元年(763)構亂時，張奉璋正任承天軍使。這樣一來，墓誌中仆固懷恩“兼樂平數城，欲為應接”的記載就尤其值得我們注意。這個動向，是舊史不曾提供的。據《舊唐書·地理誌》:“武德三年，分並州之樂平、和順、平城、石艾四縣置遼州，治樂平。……天寶元年，改為樂平郡。乾元元年，複為儀州。”①《承天軍城記》所列軍將中有“管樂副使特進太常卿太原縣開國子王丕”,位列第二，僅次於時任承天軍使的張奉璋。官職中所缺的那個字，以往研究者付諸闕如②,我們認為正是“平”字。從上引《舊唐書·地理誌》,知樂平屢為此區治所，地位特殊。副使兼管樂平，是因為承天軍正在樂平東北方，兩者休戚相關。樂平數城控承天軍、井陘關，東鄰河北強藩成德軍駐節地恒州，當時由安史降將李寶臣(張忠誌)控製。而張奉璋“分奇兵，絕糧道，冒死格戰，苦彼一軍”,利用承天軍的地理優勢，扼死了仆固懷恩與成德方麵的聯係，致其“唇齒俱亡，首尾不救”,最終使得“懷恩父子旋有榆次之禍”,因兵勢窮蹙而招致兵變。《張奉璋墓誌》為仆固懷恩與河北藩鎮的勾結，提供了可信的證據。
有一點需做補充，即墓誌並未明確涉及成德方麵，很可能是為了避諱。該誌作於大曆四年(769),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仍健在，而朝廷方事懷柔，自然不能提及。同樣地，誌主張奉璋最後被剛上任的河東節度使王縉擒殺③,而墓誌諱為“薨於晉陽之第”,恐怕也是出於相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