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平定不到一年後,被唐廷倚為幹城的仆固懷恩居然反叛,這讓代宗非常難堪。仆固懷恩叛亂固然有其蕃部淵源因素,但這些因素僅僅構成了其叛亂的可能性。在促成仆固懷恩叛亂的過程中,河東的蕃部結構與政治變化起到了至為關鍵的作用。誠如彼得森所指出的,“反仆固懷恩的軍事集團跡象明顯”,對他的攻擊更多“出於政治動機”。③可以說,外部因素是仆固懷恩叛亂的首要因素。

關於反仆固氏諸蕃部的家世淵源,仆固場之死的記載提供了重要線索。廣德二年(764)二月,仆固懷恩之子仆固場在榆次因部下兵變被殺,《舊唐書》記載是“朔方兵馬使張惟嶽等四人”所為④。《資治通鑒》所記更詳,稱軍士焦暉等因仆固場“黨胡人”而嘩變殺之,駐軍沁州的朔方都虞候張維嶽(即張惟嶽)聞訊前往汾州,“撫定其眾,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及郭子儀至河東後“懷恩之眾悉歸之”。⑤榆次兵變恐非偶然的嘩變,至少在此事發生後的第一時間內,朔方軍中的主要力量對此持觀望保留態度。據《舊唐書·李光進傳》記載:“李光進,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父良臣,襲雞田州刺史,隸朔方軍。光進姊適舍利葛旃,殺仆固場而事河東節度使辛雲京。光進兄弟少依葛旃,因家於太原。”①據此來看,榆次兵變其實由兩個步驟組成:先是下級軍士焦暉、白玉等嘩變殺主帥仆固場,再由朔方軍高級將領張惟嶽等攘功善後。此事起於朔方軍中對胡人的仇視,所謂“黨胡人”即暗通、偏袒九姓胡是安史之亂後社會普遍仇胡傾向影響下一種常見的兵變借口,後來張光晟同樣以類似因由處死一眾回紇人。②焦暉等人隻充當了兵變的急先鋒,始終隱在事件背後的內附蕃部才是真正推手。舍利葛旃殺仆固場之事,並見於兩《唐書》李光進、光顏兄弟本傳,暗示出阿跌、舍利兩部在榆次兵變中反仆固部的立場,而具有私家撰述性質的“三李碑”則進一步揭示出兩方之間非比尋常的政治關係。

所謂“三李碑”,是對阿跌部內附並獲賜李姓的兩代蕃將李良臣、光進、光顏父子三人碑誌的合稱,保存了其家族不見於正史的若幹重要史料。③據《李良臣碑》記載:“太保諱良臣,其先……世世為大人,號阿跌部,遂以為氏。至太保王父諱賀之……太宗文皇帝已即大位,公遂率其所統南詣靈武,請為內臣。……拜為銀青光祿大夫、雞田州刺史,充定塞軍使。”④按:元和八年(813)秋阿跌部方得“賜姓李氏,列於宗籍”⑤,為論述方便這裏一並以賜姓指稱。王永興指出,阿跌部凡兩次內附唐朝:

第一次在貞觀二十一年(647),諸部並未南遷,而是以“唐製試行於大漠以北敕勒諸部族”,在阿跌部領地設雞田州,以其酋長為刺史;第二次在開元初,阿跌部隨鐵勒其他幾部共同擺脫默啜統治,越過大漠南遷,唐廷在回樂縣僑置雞田州,仍以其酋長為刺史。①結合代際更迭與貞觀以降北方民族形勢考慮②,《李良臣碑》所述良臣祖父阿跌賀之於貞觀初年遷至靈武附近之事,顯然是將開元之事誤植於國初,而碑中所謂獲“賜車服器用”,“築城邑以居,始有宮廟官屬之製”,更像是第二次內附後的情形。

與開元四年(716)入居大武軍北的仆固部相比,阿跌部代居朔方,兩部地理懸遠,應無過多交集。更為重要的是,阿跌部與突厥汗室阿史那部的關係遠較仆固部密切。阿跌部北返之後一度成為突厥堅決打擊的對象,《闕特勤碑》北4~6行記載在九姓烏古斯背叛之後,突厥與其“一年中交戰五次”,其中第二次“在庫沙曷與阿跌人交戰”,在闕特勤的指揮下“阿跌人在那裏遭敗績”。③其中第6行的?lti直譯為“殺死、消滅”,也可理解為“被打敗”④,可知阿跌部經此一戰元氣大傷,此後應即臣服於突厥。如果細審突厥諸碑,可以發現在《闕特勤碑》篇首南1~2行與《毗伽可汗碑》北1行均有“右邊的諸失畢官,左邊的諸達官梅祿官、三十姓(韃靼)、九姓烏古斯諸官”的說法⑤,而在《毗伽可汗碑》東1行則變為“六薛、九姓烏古斯、二姓阿跌諸重要官員”,與此前相比增加了“二姓阿跌”⑥。學界普遍認為此兩番稱謂中,前者是毗伽可汗的口氣,後者則出自新汗登利之口。①由於毗伽可汗即位後致力於統一鐵勒諸部②,因此阿跌部在登利可汗統治時期躋身突厥核心政治集團,這與法藏敦煌藏文文書P.T.1283號關於8世紀中葉“默啜十二部”包含阿跌(Yan-ti)的記述相合。③

在這種背景下,阿跌部與突厥汗室進而產生了婚姻關係,《李良臣碑》載其“少為阿史那可汗所重,以其貴女妻之”。按:李良臣生於開元十六年(728),當年以降的突厥可汗依次為毗伽可汗(717—734)、伊然可汗(734)、登利可汗(734—740)、判闕特勤(741—742)、烏蘇米施可汗(742—743)、頡跌伊施可汗(741—744)及白眉可汗(744—745)。④其中毗伽卒時李良臣年僅七歲,伊然在位不足一年,登利幼年嗣立,判闕特勤僅以左殺僭政,未得稱汗⑤,而白眉稱汗的天寶三載(744)汗國已然覆亡,諸人均可排除。存在嫁女可能的,隻有烏蘇米施和頡跌伊施兩汗,然而此二人及其各自集團恰是勢不兩立的。天寶元年(742,馬年),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推拔悉密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而突厥餘眾則針鋒相對,“立判闕特勒[勤]之子為烏蘇米施可汗”,這就是回紇汗國早期碑刻中反複提及的“烏蘇米施特勤做了汗”。唐廷立即意識到這是瓦解突厥的絕佳時機,在諭令內附未果後,時任朔方節度使的王忠嗣“盛兵磧口以威之”,同時“遣使說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使攻之”,迫使“烏蘇遁去”,突厥汗室主體內附,成為中古時期北方民族史上的標誌性事件,史稱“突厥遂微”。①天寶二年(743,羊年),回紇可汗磨延啜舉兵遠征逃逸的烏蘇米施可汗,六月初六俘獲可汗及可敦,“突厥人民從那以後就滅亡了”②。

在這次重大的曆史事件中,唐朝利用了突厥汗國中久已存在的部落矛盾③,回紇在突厥覆亡中產生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第二突厥汗國末期的核心力量之一,阿跌部與回紇之間的關係多有不睦。P.T.1283號文書載:“其山後,有‘阿跌’(Hir-tis)兩小部落,與回鶻時戰時和。”此部落名王堯轉寫為Hir-tis,譯為"阿跌"。森安孝夫則認為由於該部北方有“另一部落,眼如水晶,頭發火紅”的記載,與《新唐書·回鶻傳》中關於“黠戛斯”的記載類似,因此轉寫為Gir-tis,譯為“黠戛斯”。④不過“黠戛斯”在古突厥語的拉丁轉寫中作qirqiz,屬後元音,據此來看,文書中至少前一處H(G)ir-tis對應“阿跌”的可能性仍更大一些。結合《毗伽可汗碑》“二姓阿跌”的說法分析,8世紀前半葉的漠北草原顯然存在不止一支阿跌部落。①與回紇(鶻)“時戰時和”的阿跌未必就是李良臣所在蕃部,但阿跌部親阿史那而疏遠回紇的立場,則基本可以確定。綜合上述因素分析,李良臣所娶應為烏蘇米施可汗之女。

除與汗室聯姻之外,我們還可以從前引《舊唐書·李光進傳》的記述中,獲知阿跌部與舍利部及其首領舍利葛旃之間存在深刻關係。作於貞元六年(790)的《舍利石鐵墓誌》記其先世“北方人也。曾祖並本蕃豪傑,位望雄重。父葛邏旃,往因九姓離散,投化皇朝,授蕃州刺史”②。誌主生於開元二十一年(733),其父葛邏旃當生於開元初,這裏的“九姓離散,投化皇朝”顯然不在開元四年(716),而是天寶元年(742)汗國覆亡之際,葛邏旃年方二十餘歲,率部隨突厥汗室附唐。“葛邏旃”中“邏”之r音在唐人運用中常予省去,如《九姓回鶻可汗碑》漢文第12行“葛祿與吐蕃連入寇”語③,《郭晞墓誌》亦有“從討葛祿”之說④,因此《舍利石鐵墓誌》中的“舍利葛邏旃”,即正史中記載的“舍利葛旃”,並據《李光進碑》知其獲賜姓名為“李奉國”⑤。貞觀二十三年(649)“諸突厥歸化,以舍利吐利部置舍利州”⑥,此後長期聚居於朔方縣,而骨咄祿之父也“本是單於右廂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領”①,《舍利石鐵墓誌》中“本蕃豪傑,位望雄重”固非虛言。

李良臣之女嫁與舍利氏,是阿跌氏與舍利氏交好的集中體現。綜合“三李碑”與正史記載,知李良臣有三子光玳、光進、光顏及一女,其中光進、光顏分別生於乾元元年(758)及上元二年(761)。②長子光“為朔方都將”而“不幸早夭”,良臣在安史亂前統其部於雞田州,屬內附蕃部,未歸入朔方正式軍隊,其子更無從為朔方都將。因此,光玳當在至德元載(756)七月隨父良臣往靈武謁肅宗後被編入朔方軍隊,當年良臣二十九歲,光班最多十四五歲。③至德二載(757)十月複兩京後,李良臣得授雞田州刺史,當有一段返家時間,李光進正孕於此時。

至此,我們可以將阿史那氏、阿跌氏及舍利氏三家的婚姻關係,仆固氏與回紇汗室的婚姻關係,以及第二突厥汗國末期主要蕃部間的政治關係。

我們可對第二突厥汗國滅亡後與仆固部相關的諸蕃部之間的關係進行大致歸納。從婚姻關係上來講,仆固氏與回紇汗室存在姻親,而阿史那氏、阿跌氏、舍利氏三部存在姻親。①從政治關係上來講,阿史那、舍利、阿跌是突厥汗室集團的領導者或堅定擁護者,拔悉密、回紇、葛邏祿由於暫時的政治利益結成同盟,而在這場對立中持騎牆立場的仆固部在突厥滅亡後進一步親近回紇。因回紇而亡國的內附汗室阿史那氏、突厥異姓貴族舍利氏,以及重要政治成員阿跌氏,無論從婚姻關係還是政治關係來講,對仆固氏的親回紇立場應該極為不滿。

應當指出,“三李碑”均由當時與李光進兄弟交好的朝中重臣撰寫,具有濃厚的私家性質。其之所以不提舍利葛旃與殺仆固場一事,或因畢竟係外姓舅氏行狀,與家傳無關;況且榆次兵變終歸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因此也不排除為尊者諱的考慮。①不過如前所考,李光進兄弟幼年投靠舍利葛旃以及兩個家族的密切關係,是無法否認的。仆固懷恩借兵回紇,為國和親,從表麵上看位望崇重,其實這種地位及朝廷對他的信任有相當一部分建立在他與回紇的特殊關係上。然而與仆固部不同,回紇時已建立汗國,與唐為兩國之交。故當肅代之際唐紇關係趨於緊張之後,懷恩在內附蕃部中就立時變得孤立無援。對於唐廷來說,仆固懷恩嫁女與回紇可汗,複引其兵屯據河東,猜疑之心在所難免。而對於河東內附諸蕃部來說,其在第二突厥汗國末年與回紇的舊怨尚存記憶,而他們在進入河東後,作為唐王朝的臣屬,已日漸融入河東軍政體製,因此在榆次兵變這一關鍵事件上,以阿跌、舍利等為代表的蕃部選擇了保留觀望的立場,甚至不惜落井下石,這恐怕是仆固懷恩當初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