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仆固氏的世係演進及內附時間與其他部族相比，我們會發現其附唐仍然基於突厥內部的動亂。在其內附之初，王睃便上疏指出，“突厥時屬亂離，所以款塞降附，其與部落，非有仇嫌，情異北風，理固明矣……今者，河曲之中，安置降虜，此輩生梗，實難處置”③,表示出對此“盛況”的隱憂。事實上，唐廷或許也意識到了這是鐵勒五部的權宜之計，製書中所謂“無事並放在部落營生”的態度，足見其並未以真正的降戶視之，一旦新汗即位權力穩固，便“會竭力鎮壓這些前盟友或前附庸”④。《毗伽可汗碑》東29～30行載其32歲之後，“九姓烏古斯(本)是我的人民。由於天地混亂，由於心懷嫉妒，成了(我們的)敵人。一年中我打了四次仗”⑤。在突厥強大的軍事壓力下，王睃的擔心成為現實，仆固、回紇等部又再次返回了漠北。
北返後的鐵勒諸部處境似乎頗為艱難，《翁金碑》正5行記載：“那時在漢人之北的野喹人及烏古斯人之間，有七個人開始(與我們)為敵。”①此處“七個人”或許代指七個部族，或許意為小部分人②,可以推想部分北返鐵勒與突厥處於敵對狀態。P.T.1283號藏文文書載：
有“仆骨”(?)(Go-kog)部落，與世無爭無戰。……當默啜可汗與阿史那可汗國勢強盛之際，曾引兵到此。中因道阻，迄未成功。有二人，迷失道路，茫茫踽踽，正行進間，見有駱駝蹄痕，遂尾隨而行。在一大隊駱駝之近處，見一婦人，乃以突厥語與之接談。婦人乃將此二人帶走，藏匿於隱蔽之處。駱駝之後有一群獒犬，狩獵歸來，此犬嗅出生人氣味，婦人乃急令此二人向犬禮拜叩頭。獒犬遂將十匹馱著全部必需物及度越砂磧大山時用水等的駱駝趕來，乃發遣此二人返歸突厥。③
此則記載具有很強的傳說色彩，實質上是對發生在突厥與仆固之間某次重要曆史事件的口頭回憶。《毗伽可汗碑》東31～32行載其41歲那年的春天，“我出征烏古斯。……三姓烏古斯軍隊襲擊而來。他們因(我們)無馬，處境困難，來攻取(我們)。他們的一半軍隊去掠取汗庭和財物，一半軍隊來戰。我們人少，且處境困難。烏古斯……敵人……由於上天的幫助，我們在那裏(把他們)擊潰了”④。如果褪去傳說的神秘色彩，我們會發現P.T.1283號藏文文書中關於突厥二人迷失仆固部的故事，與《毗伽可汗碑》所載其41歲出征三姓烏古斯的困境如出一轍。碑文提到了此次出征“無馬”、“人少”的困境，與文書所謂“迷路”實指一事。文書所記獒犬驅使駝隊運輸輜重飲水的事，應是影射了碑文所記的汗庭財物被掠。後者最終所謂“擊潰”敵方很不可信，對於紀功碑而言，這是慣用的說法，事實上很可能雙方打了平手，文書提到向犬“禮拜叩頭”似乎暗示著雙方媾和息戰。至於“迷路”的兩個人，正是指出征的毗伽可汗及其弟闕特勤。
據此來看，北返後的仆固部很可能與突厥汗室關係緊張，所謂“與世無爭無戰”,其實是一種首鼠兩端的騎牆立場。有學者認為乙李啜拔曾在判闕特勤政權中任東葉護①,這種推測缺乏確鑿的證據。史稱仆固懷恩“達諸蕃情”,節帥自王忠嗣以降均“委之心腹”②,直至安史之亂爆發後，唐廷選擇仆固氏作為和親回紇的媒介，正是利用了其部族的這一特點。
回紇與仆固兩部之間淵源頗深，地理上仆固部位於回紇以東，早在隋末，阿史那思摩即受任“俱陸可汗”,“統薛延隨、回紇、暴骨、同羅等部”③,貞觀四年(630)唐滅突厥後，“太宗冊北突厥莫賀咄為可汗，遣統回紇、仆骨[固]、同羅、思結、阿跌等部”④,共同限製盛極一時的薛延隨。據此可知，回紇、仆固在第一突厥汗國治下即因地理相近而被納入同一轄區，總體來說，無論是突厥汗國還是唐朝，對於鐵勒九姓往往采用聯合多數弱蕃打壓個別強蕃的策略。
仆固部與突厥之間的關係，應該還是限於較早定居內地的內附突厥部落。《冊府元龜》曾記載“寶應元年十二月，封朔方節度使仆固懷恩妻賀魯氏為涼國夫人”⑤之事，這裏的“賀魯”,應即《舊唐書·地理誌》中寄居於朔方縣界的呼延州都督府所轄賀魯、那吉、趹跌三州之一①,這也是突厥最初遷入唐朝的聚居地之一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