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大的挑戰,或退或進,有人果敢,有人猶豫。果敢者可能贏得成功,猶豫者可能換來失敗。因此,在果敢與猶豫之間做出選擇是一種折磨人心的事。吳三桂處於複雜的局勢中,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準備尋覓一條“細縫”——人生通道,這不但不成功,反而更加快速地接近大敗。

我們知道,在耿精忠、王輔臣先後發動叛變後,吳三桂曾試圖應援,打通與耿、王的聯絡,使叛亂地區聯成一片,迅速壓縮對清軍的包圍圈。聖祖已看透吳三桂的戰略意圖,毫不遲緩地派出大軍,分別在江西、浙江、陝西、甘肅等地阻擊吳軍,圍剿耿、王叛軍,最終使他們無法互相靠近,把他們孤立在各自的戰場,各個擊破。

就東西戰場而言,西部戰場——陝甘地區,為西北邊防重地,又近京師,關係最大,因此,對清朝構成嚴重威脅的是王輔臣的叛軍。在一定時間,聖祖把注意力放在西部戰場,以恩威並用、剿撫結合的手段,力圖盡快撲滅王輔臣的叛亂。這對翦除吳三桂的羽翼、消除近在京師門戶的威脅,都有重要意義。因此,康熙派圖海為大將,率兵剿滅王輔臣。

王輔臣以驍勇善戰聞名,清將都懼怕他,不敢輕易進兵。他也不把清兵放在眼裏,對十萬大軍的圍困毫無懼色。

有一次,他登城巡視防務,停在一處,抬起一隻腳,加一馬鬣,斜著眼睛,望著城外密集的清軍營壘,輕蔑地說:“這是什麽能耐?姑緩其死,稍遲些日子,叫他一切都盡了!”

目空一切以至於此。

圖海一到平涼,諸將勇氣頓增,請命攻城。他不同意,要求招降,然後再打,這裏又上演一出周昌勸降的故事。

周昌,字培公,荊門儒生,善計謀。他曾佐助“振武將軍”吳丹有功,授以七品官錄用。圖海至潼關,他上取平涼策,被召為幕僚。王輔臣手下參將黃九疇、布政使龔榮遇是周昌的同鄉人,曾屢勸王輔臣投降。他們將內部情況寫成文字,用蠟丸封閉,密送周昌,轉告圖海。周昌自告奮勇冒死進城勸降,隻有一個要求:母親孫氏以父死殉節,他願以身許國,為母請旌。圖海感其壯烈,當即同意,特授以參議道名義前去執行任務。王輔臣迫於勢窮糧盡,聽從了周昌的勸告,,便派手下一副將隨周昌出城,麵見圖海,表示投降。圖海派人馳報北京請示,聖祖批準,頒發大赦令。六月六日,圖海命周昌攜帶聖祖赦詔,再進城撫慰。次日即七日,輔臣派龔榮遇率士民代表出城,向圖海獻平涼軍民冊,其子王繼貞及總兵蔡元等上繳吳三桂的劄付二紙、“平遠大將軍印”、“陝西東路總管將軍印”各一顆及各劄文件。

平定王輔臣陝甘之亂,可以說,全賴張勇、王進寶、趙良棟三漢將和廣大漢兵之力。他們在西北戰場上發揮了關鍵阼用。王輔臣及其部將大都是勇敢善戰的悍將,其兵卒也多敢死敢鬥之士。剿滅他們,並不是件輕而易舉之事。聖祖起初依靠皇族王貝勒掛帥,連連失利,很快認識到必須使用漢將漢兵,多方鼓勵和獎賞,激勵了他們的戰鬥意誌,特別是給予張勇等人以完全信任,委以重任,使他們忠心耿耿地為朝廷效力。

清軍在西北戰場的勝利,不僅解除了朝廷的重大威脅,而且翦除了吳三桂在西北的羽翼,使他失去一助,氣勢大挫。

隨著江浙戰場深入,清軍也取得各處的優勢。清軍連戰連捷,打通開往福建腹心的通路。

清軍入閩後,勢如破竹,九月三日進抵建陽縣城(今仍名),擊敗耿軍,克取縣城,再追至建寧,叛軍不守,一哄而潰。耿軍已成驚弓之鳥,聞風潰敗!

這時,留守江西的安親王嶽樂命將軍希爾根擊敗耿精忠大將白顯忠,恢複建昌、饒州,“江寧將軍”額楚收複廣信。

白顯忠降清。耿精忠失去白顯忠一路軍,勢益孤立。而台灣的鄭錦乘虛逼其後,侵擾興化(莆田)、福州;清軍逼其前,他的部眾望風而逃,已到了窮途末路。他不想頑抗到底,最後的出路,隻有投降。可他又害怕降後被處死。他最畏懼的是,被拘押的範承謨勢必揭發他的叛逆之罪,這關係到他的生死!範承謨一直堅守臣節,無論怎樣逼誘,他都不改初衷。留下他,對耿精忠是個嚴重威脅。耿精忠決計在降前殺人滅口。

康熙十五年九月三十日,半夜時候,耿精忠派他的黨羽前往拘留處.逼範承謨自盡。耿精忠斬草除根,把範承謨的幕客、生員嵇永仁、王龍光、沈天成、從弟範承譜,下至看守他的隸卒,共53人,統統秘密處死。然後,將範承謨屍體焚燒,餘燼骸骨丟到野外,不留任何痕跡。

康親王傑書抵建陽時,根據聖祖的指示,再次寫給耿精忠一封招降信,內容為:

爾蒙累朝厚恩,世受王爵,正當遇時立功以承先緒,乃溺於奸計,自取誅夷。聖上念爾祖父之功,凡爾在京諸弟,俱留原職,如舊豢養,複遣爾弟招撫,因不得前進還京。今大兵屯仙霞嶺,**,攻拔漳城、浦城,乃閩省財賦和要地,咽喉既塞,糧運不通,建寧、延平旦夕可下。與其係頸受戮,何若率眾歸誠,仍受王爵,保全百萬生靈,況鄭錦與爾有仇,爾當助大兵進剿,立功雪恥,何久事仇人為!

耿精忠得信,立即答複:

“自願歸誠,恐部眾不從,致茲變患,望賜明詔,許赦罪立功,以慰眾心,乃可率屬降。”

耿精忠此刻出於畏懼自己的罪重,不得赦免,他還希圖朝廷再下一道赦詔,才放心投降。康親王當然不能答應。因為正在關鍵時刻,再向朝廷請示,往返需多少時間!如中間情況有變,他豈能負得起責任?他不理睬耿精忠的要求,催促大軍繼續向福州進軍,經建寧府,於九月底抵延平(今南平市),守城的大將耿繼美獻城投降。福州已遙遙在望。耿精忠聞聽這一消息,驚慌失措,急忙投降,派他的一名官員劉蘊祥等赴延平,獻上“總統將軍”印。接著,派他的兒子耿顯祚同被扣留的前使臣周襄緒、陳嘉猷一起前往迎接康親王來福州。十月一日,康親王遣官侍讀學士尹泰攜帶聖祖已頒赦免詔書先到福州宣布,接受投降。

十月四日,耿精忠率文武官員出福州城外,迎接康親王傑書與諸將入城,獻上所屬官兵冊籍。

康親王傑書把耿精忠投降的報告,飛送北京,聖祖大為欣喜,迅速作出決定:耿精忠仍保留靖南王爵,率所屬部眾隨大軍征剿台灣鄭兵,“圖功贖罪”。原藩下官員與所屬兩鎮標下武弁仍留原任,兵丁有願歸農的,可到原籍安插。

耿精忠投降,其他叛軍將領紛紛放棄抵抗。固守溫州的大將曾養性“勢迫無所歸”,隻好獻城降清,十二月,自溫州率部至福州。廣東原潮州總兵劉進忠、礙石總兵苗之秀,也隨之投降。聖祖命他們仍任原職,另加授劉進忠為“征逆將軍”。散留在江西、浙江的殘餘叛軍,失去依靠,都放下了武器,紛紛前去清營繳械。兩省的戰事已停,局勢很快穩定下來。隻有沿海一些城鎮還被台灣的鄭軍占據。清軍發起進攻,於康熙十六年正月收複興化城,二月初,攻克泉州。

鄭軍聞風喪膽,棄漳州、海澄等城,逃回台灣。清軍未經多少戰鬥,恢複了漳州等十個縣城。“閩地悉平”。

時東西兩巨寇(包括王輔臣)既降,乃得以全力辦吳三桂。聖祖和他的大臣們對剿滅吳三桂,比任何時候都更充滿了信心!

尚之信投降,使吳三桂陷入了背腹受敵的局麵。清軍節節勝利,吳軍節節敗退,把一切矛盾激化起來。

清兵已在湖南東與南部開辟戰場,建立了穩固的據點,正在衡州的吳三桂已處於清軍的進逼之中。吳三桂的危亡正日益逼近!

吳三桂在軍事上的接連失利,導致內部軍心動搖,士氣低落,內部核心不和,互相傾軋。吳三桂的心腹大將高得捷,跟韓大任之間的矛盾,最終招致兵敗,或死或降。

高得捷十分驍勇善戰,通曉軍事,所將部卒都是精兵,臨戰向以少擊多,是吳三桂的一支勁旅。康熙十五年二月,他奉吳三桂之命,率數萬之眾進攻江西重鎮吉安(今仍名)。

此時,清軍正以全力進攻江西萍鄉、袁州(宜春)兩處要地,吳三桂便乘此空隙,對吉安發動了攻擊。僅數日,高得捷便將吉安攻陷。吉安對清軍“關係最重”,聖祖嚴令奪回。

清重兵攻吉安,高得捷“死守”;至六月,清軍尚未克複。一次,高得捷隻率百餘騎戰,竟把清軍殺敗!

高得捷奪取戰略要地吉安,切斷了江西通向廣東的道路,迫使江西清軍無法進入廣東。他能戰能守,不愧稱一驍將!與高得捷形成對照的是,吳三桂的女婿夏國相防守萍鄉,於康熙十五年二月十六日,被和碩安親王嶽東統帥的滿漢大軍攻破十二寨,殲滅萬餘人,他本人棄印敗逃,將萍鄉丟給了清軍。他失去萍鄉這一戰略要地,損兵折將,棄印而逃,本當重治其罪,吳三桂竟寬容,僅削去了兩級了事,引起內部強烈不滿。

更嚴重的矛盾,在高得捷與韓大任之間日益尖銳。韓大任職位本在高得捷之下,起初尚能奉命謹慎,但他也不甘心居下,得機會就想巴結吳三桂的權勢人物。他們曾在吉安清副將色勒故宅中獲取窖金數萬兩,韓大任將此事報告了胡國柱。胡國柱就給高得捷寫信,說:“我兵缺餉,公所得窖金,可借支佐軍。公立大功,何患不富!它日將百倍償還。”高得捷得信,怏怏不樂,恨韓大任賣己。大概巴結有效,吳三桂晉升韓大任為“揚威將軍”,其地位與高得捷相等,便跟高得捷分庭抗禮。高得捷深感受辱,鬱鬱成疾,不久,病死於吉安。於是,韓大任獨掌吉安兵權。

韓大任每天以詩酒自娛,對軍事不說一句話。為奪回吉安,簡親王喇布率江西總督董衛國等十萬之眾圍困吉安。韓大任懼清軍勢大,不敢出戰,閉門堅守。

吳三桂得知吉安被圍,急遣大將馬一寶、陶繼誌、王緒率九千人增援。馬一寶先派人混進城,通報援兵消息。韓大任說:“我聽說馬帥已降清,你來真偽不可知。”來人說:“馬帥已慮及此,臨行,囑我以‘棒槌’兩字示信。”韓大任沉默良久,才說:“馬帥如真來增援,可到城下,免去胄帽,有頭發在,我當出麵會他”。馬一寶進兵,因受限於江水,不能達於城下,而城中卻寂然無一炮相應,他疑惑之下,不敢前進,便向後退兵。清軍乘機追擊,先攻王緒大營,馬一寶與繼誌揮軍救援,都被清軍擊敗。救援無效,退還湖南。

馬一寶等援救失敗,而吳軍在其他戰場也日益吃緊,無法再向吉安增援。吉安屬要地,倘失守,將對吳軍產生嚴重影響。吳三桂非常憂慮,計無所出,一天天拖下去,而韓大任及其將士日日盼救兵,終不見一個人影!清軍重重包圍,攻不進去,就已斷其糧餉相持。清軍圍困吉安已達二百餘天,吳三桂不能救。城中糧餉早已斷絕,將士饑餓,眼看支撐不下去了,韓大任決計棄城逃跑。康熙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夜,韓大任率殘部悄悄出城南門,渡白鷺洲,然後發射大炮,擊鼓,清軍以為劫營,各營兵驚擾,惶亂不止,至天亮,始知韓大任逃跑,但懼怕韓大任兵精,不敢追,任其逃遁。

韓大任逃出吉安重圍,奔寧都、樂安諸處屯紮。又逃往萬安、泰和等處,站不住腳,再奔往興國寶石砦、永豐與廬陵之間,複奔閬川洞、白揚坳。聖祖以韓大任為吳三桂要人,屢次指示簡親王喇布等堵禦,必欲將韓大任剿滅。因此,韓大任逃到哪裏,清兵就追到哪裏。吳三桂雖知吉安被奪去,韓大任無處安身,也無可奈何,任其逃竄。

韓大任手下有一幕客,原名叫孫旭,充任韓大任幕客後,改名叫王懷明。他為人機警,頗有謀略,跟韓大任很要好,深得信任。韓大任從吉安深夜逃出,此計就是孫旭出的。孫旭不想從叛到底,欲說降韓大任。在逃跑中,正趕上九月九日重陽節;孫旭與韓大任登高望遠,便談到天下形勢和未來的前途。孫旭趁機說:“如果廣東相連福建,平涼犄角漢中,天下事尚未有定。今聞王輔臣倒戈,恐後耿精忠、尚之信相繼歸誠(此時尚未歸誠)。沒有廣東,則湖南腹背受敵;無平涼,則漢中搖動,四川坐以待斃。安危存亡之機不可不察!”語意深長,韓大任為之心動,道出了自己與孫旭相同的看法。孫旭再深入地解說,韓大任心領神會。本來,清軍一麵加緊追剿,一麵行文招撫;韓大任早已有意投降。孫旭為他剖析天下大勢,他降意益堅。

康熙十七年正月初二日,在江西地名老虎洞地方,韓大任被追剿的清軍擊敗,死六千餘人,營寨被燒毀,總兵、副將等三百餘員被擒殺。韓大任勢窮,聽從了孫旭的勸告,決定到福建康親王傑書軍前投降。二月間,韓大任及其部將陳堯先、李懋珠等率官員九百五十四員、兵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九人至福州,向傑書投降。聖祖命將大任驛送京師,特赦其叛逆之罪,給於良好待遇。三月,清軍在萬安、泰和等地殲滅韓大任部從四萬餘,招撫總兵邱大成等三百餘員、兵丁四萬六千餘名。

韓大任攜萬餘名精兵和大批戰具降清,清又招撫其部眾四萬六千人,總計近六萬人。驍將和統帥之一高得捷憂鬱而死。這些對吳三桂來說,是個重大的損失。這一事件,標誌著吳三桂集團開始分崩離析,從此急劇走下坡路。

接著,同月又有吳三桂的水師將軍林興珠密派人至清營約降。林興珠任吳三桂“親軍水師右翼將軍”,精通水戰,掌洞庭湖水師,幾次同清軍水戰,林興珠都充任指揮,把清水師打敗。他看到吳三桂日益敗落,大勢已去,密謀降清。

他先派部將楊廷言從湘潭至和碩安親王嶽樂軍前,投致降書。準降後,嶽樂即派副都統甘度海、阿進泰率兵前往湘潭迎接。聖祖得到奏報,當即從優封侯爵,授“建義將軍”,留在嶽樂軍中助剿吳三桂。林興珠降清,對吳三桂是又一次嚴重打擊。因為林熟悉湖南水道,掌握吳軍水師機密,並攜帶了所屬船隻和大炮(可惜被前去迎降的甘度海等“盡行焚毀”),使吳軍賴以依靠的水師的優勢失去,而給清軍增添了實力。此後在長、嶽決戰中,吳軍慘敗,與林興珠之降頗有關係。

吳三桂麵臨的另一個困難,這就是經濟出現危機,糧餉不繼。自起兵以來,雲南、貴州儲積逐漸用盡,又遇到了荒年,收成不好,米價騰貴,一石米價高達白銀六兩,鹽價貴至每斤三、四兩。軍需不足,就加稅田畝,額征每畝至五六錢。征催嚴迫,怨聲四起。加稅不足,又在雲南麗江等地,鑿山開礦,采取金銀,役使苗人萬人,土司多怨。當清軍進入湖南境內,吳三桂拚力抗拒,“築壘挖壕,環營列柵,近郊阡陌,悉作戰場。野榛蕪,徒堪牧馬。”土地荒廢,糧從何出?隻有靠搜求,甚至劫掠,,來獲得軍需。

吳三桂已失民心,百姓盼王師,對這個周政權不再支持了。吳三桂已陷入空前危機之中。

康熙十七年,在吳軍的政治與軍事日益惡化的形勢下,吳三桂迎來了他人生的第67個年頭,而起兵也有5年了。他在雲南起兵那年,才60剛出頭,過了多年養尊處優的生活,身體也還強健,馬上功夫不減當年,射箭,飛舞大刀,亦見功底不凡。在起兵之日,他振臂一呼,天下響應;

揮軍北進,鐵騎如雲,旌旗翻飛,所向克捷,他是何等得意,躊躇滿誌!可是,五年過去了,他得到了什麽呢?他平添了過多的白發,他日夜操勞,耗去了多少心血!隨著時間的流逝,初期的勝利迅即消失,局勢變化之大,是他始料不及的。

不斷的失敗,不斷的背叛、逃亡、投降,各種壞消息,幾乎天天、每時每刻都送到他的麵前,這同幾年前捷報飛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感到惶惑不已,初期的那種自信,那種豪情,漸漸也黯淡下去……初到湖南時,他考慮過揮軍渡江北上,他遲疑不決,荊州、武昌很快被清重兵駐守,不可逾越;他也曾西招張勇,如石沉大海,得不到響應,王輔臣一度起兵,迅即被擊敗,回歸朝廷;東招耿精忠,南招尚之信,皆不得誌,到頭來,仍舊降清朝……這些年來,他奔波於長沙、鬆滋、常德、湘潭、衡州之間,他所指授的方略,毫無起色。相反,處處被動挨打,隻有招架之功,已無還手之力!他開始徘徊不定,百般計慮,仍無法擺脫目前的困境。他已感度日維艱,陷入極度的痛苦之中。他的確是衰老了,心計已用盡,血也似乎熬幹,精疲力竭,一籌莫展。他眼巴巴地看著已得的疆土正在迅速縮小,卻無力恢複;財用耗竭,川、湖賦稅不足供兵餉,儲積用盡,籌措無方,他整天愁容滿麵,不時地發出哀傷的歎息……

三桂的心腹、黨羽,眼見他悲悲切切,情誌不舒,都想安慰他安心以待,明知實際情況很糟卻不得不曲意奉承。於是,便相率勸進即皇帝位。這樣,既可取悅於吳三桂,又可安撫軍民之心,鼓舞士氣。開始,吳三桂還沒有心思考慮這個問題,但經不住左右將吏的反複勸進,念及自己已是暮年之人,何不趁此稱帝,也不枉五年的征戰!其實,他心裏很清楚,已到山窮水盡地步,再行稱帝即位,並無多少實際意義,不過是使自己圖個快樂罷了。

吳三桂接受了諸將官的勸進,決定即位當皇帝。先占卜吉日,選定康熙十七年三月一日在衡州繼位。他的部屬匆匆在市郊南嶽之麓先築一壇,置辦禦用儀仗、鹵簿一應必用之物,來不及建造宮殿朝房,僅構廬舍萬間為朝房,宮殿瓦來不及改成黃色,就用漆塗抹。

三月一日這天,吳三桂頭戴翼善冠,身穿大紅衣,騎著馬,出宮至郊外,登壇,行兗冕禮。正行禮間,忽然天陰,下起大雨來,儀仗、鹵簿被雨水打濕,泥汙不堪。這場大雨使群臣大為掃興,禮儀也草草而罷。

吳三桂即皇帝位,宣布國號大周,從三月改元“昭武”,以衡州為都城,改名為“定天府”。他當了皇帝,置百官,屬也改易官稱,逐一冊封。首先封他的妻子張氏為“皇後”,封吳應熊庶子吳世為“太孫”。加郭壯圖為“大學士”,仍守雲南,設雲南五軍府、兵馬司,改留守為六曹六部。大封諸將,“首國公,次郡公,亞以侯、伯。”晉升胡國柱、吳應期、吳國貴、吳世琮、馬一寶等為大將軍,封王屏藩為東寧侯,賜上方劍。其餘皆按等次晉爵。造新曆,製新錢幣,曰“昭武通寶”。還在雲南、貴州、湖南、四川舉行鄉試,選拔舉人,極力給人造成政權穩定的假相。

我們從以往的曆史現象中看到,凡創業之君者,無不在取得相當大的領土,具有強大勢力的時候,登帝位,立國號,以號令天下。換言之,即帝位必與其實力相稱,極少在勢竭力衰之時稱帝的,即使勉強稱帝,亦不過玩玩政治遊戲,是沒有成功的先例的。吳三桂稱帝可說是個例外,他在兵力極盛時還不敢即皇帝位,隻稱“周王”,誰料到了勢衰之際忽然想起當皇帝!吳三桂此番舉動,令人不解。正如時人及後人所論定:三桂到了窮困之時稱帝,藉以“自娛”,聊作自我安慰。他非但沒得到人們的理解和同情,還招致天下人恥笑!

人們的這種說法,不無道理。不過,在吳三桂和他的臣屬看來,還有自己及政治上的考慮,這就是以即帝位為號召、安定人心。實際情況是,他的羽翼如耿精忠、孫延齡、王輔臣等非死即降,失去那麽多人的支持,有誰承認他的帝位呢!他在起兵時,去明號,自立周王,建元立國,已使亡明士大夫及知識分子階層大失所望,再進而稱帝,更為他們所不恥,就是一般老百姓對此也失去熱情,因為現實狀況使他們看不到希望,從新政權中也沒有獲得什麽利益。隨著吳三桂的日益失敗,陷入困境,他們的生活遭到了比以前更大的損害。所以,吳三桂無法再號召各個階層的廣泛支持,他們對這個政權簡直報以怨恨。從而使吳三桂陷入政治上的空前孤立。

當時,針對吳三桂的年號“昭武”,傳出一首民謠:“橫也是二年?豎也是二年。”以“昭”字橫豎都是二筆而編的。

還有的人,對“昭武”兩字作這樣的解釋:析“昭”字為“斜日”(即“日”)、“刀口”(即“召”)。日已過午,不可久照,而“斜日”又在“刀口”之側,主凶兆,謂吳三桂不久必死!“武”字析為“止戈”,即製止幹戈亦即停止戰爭之意。由此又斷定:“賊亡無日矣”!可以肯定,不識字或文化甚淺的百姓是編不出這些話來的,必出自亡明士大夫及儒生之手。可是它們一經傳出,就為百姓接受。人心之向背,已看出端倪。

吳三桂稱帝後,絲毫也沒有紿他帶來新希望,他本人及其所建政權的處境,同樣沒有得到改善。隨著軍事上的接連慘敗,他的境遇每況愈下,一天天變得險惡起來。他的精神更加頹廢,身體狀況也急劇惡化。他的生命已近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