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對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計策。人生有大計，有小計，大計求勢，小計求利。吳三桂的計策是高明，還是笨拙，自然有人早已洞察清楚了。因此，吳三桂的出路越來越窄。
吳三桂鎮守雲貴，他的願望是長期鎮守雲貴。
吳三桂的願望如此，然而，他對朝廷有朝一日改變政策不無擔心。在洪承疇離雲南時，吳三桂曾密求固守之法，已透露了他的心事。吳三桂並非一介武夫，他對曆史頗為熟悉，像“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一類的慘劇，他應該有所記憶。曆代許多王朝，往往在取得了全國的統治權後，大肆屠戮功臣宿將。這就如打獵一樣，鳥打盡了，再好的弓箭也沒用了；抓到了兔子，獵狗就成了多餘，不如與兔子一起殺掉吃肉。吳三桂一想到這一幕幕慘劇，不能不心有餘悸。因此，他“懷‘藏弓烹狗’的慮深”，極力保住兵權，掌握軍隊，以圖自固，才不致被任意宰割。
吳三桂對朝廷的疑慮不是杞人憂天。
朝廷把吳三桂的兩營部分將官調離雲南，以便分散吳三桂的勢力。
康熙五年二月，朝廷又進一步采取組織措施，再次削弱三桂的“忠勇”、“義勇”的軍事實力。以增設雲南開化鎮總兵官為名，裁去“忠勇”中營總兵官缺，所屬官兵，歸並到開化鎮統轄，其總兵官由原“忠勇”左營總兵官高起隆出任，並調“忠勇”中營總兵官馬寶任曲尋、武總兵官。
幾經朝廷調動，吳三桂所建的“忠勇”與“義勇”兩營已屬有名無實。
在朝廷采取某些組織措施時，特別是傅弘烈等人直書吳三桂有“異誌”時，已引起吳三桂的嚴重不安。
吳三桂手下有個浙江人，叫呂黍子，他獻策說：“親王權尊勢重，致使傅（弘烈）、李（棠）敢於參劾。何不營造園、亭，多買歌童舞女，日夜歡娛，使朝廷勿疑。”
呂黍子用的是古人的韜晦之計。就拿劉備來說吧，當年他寄籬曹操之下，惟恐誌向被曹操識破，便裝得整天無所事事，以侍弄園田自娛。呂黍子讓吳三桂追歡逐樂，既符合他的願望，又避去朝廷的懷疑，何樂而不為！吳三桂感到此策甚好，欣然接受。
吳三桂明白，光是追歡逐樂還不足以釋去朝廷之疑，還必須采取實際步驟，拿出行動來。至關重要的莫過於軍隊，朝廷對此疑心最大，已屢次討論要裁減他的部隊。於是，他適時地提出裁減軍隊，力圖變被動為主動。至康熙四年五月，在平定水西、烏蒙之後，吳三桂立即請求朝廷，將雲南的額兵進行裁汰。他計劃裁去額兵七千二百名，其中將一千八百名兵士調到廣羅、蒙景兩鎮和雲州、馬龍兩營，實裁兵士五千四百名。應裁將官，除總兵官以下將領另行改任外，實裁將領副將一員、參將一員、遊擊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吳三桂還要求，把他的“忠勇”等五營全部裁去。他要求裁軍，正符合朝廷的本意。兵部討論了他的奏疏，立即表示同意，聖祖批複照準。
吳三桂自請裁去了五千餘名士兵，不過是做出了一個姿態，對他的實力還構不成根本損害。
正當朝廷不時以疑慮的目光注視雲南時，又發生了有人給吳三桂“上血書”的事件。上書的人，名叫查如龍，他原是南明弘光正權某部的官員，後流落江湖，以反清複明為己誌，到處活動。至康熙初年，他偽造全國各省總督、巡撫、提督的書信，其官封、印信、花押、圖章，非常逼真，令人很難識破。他偽造的信中，都有“聯絡聲氣，共圖舉事，恢複中原”的內容。他把這些偽信匯為一岫，攜帶身上，前往雲南。他宿於離昆明不遠的一座寺廟中，咬破食指，給吳三桂寫了一封血書，大意是：
天下督撫提鎮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為盟津之會（武王伐紂，會八百諸侯於河南孟津渡口）。大王，您是華人，當年之事（指吳降清），出於不得已。今天下之機杼把握在王的手裏，王如果出兵以臨中原，天下響應，此千古一大時機啊！
查如龍寫好血書，托付一個侍童送到三桂王府，他企圖讓人們都知道這封信，給吳三桂施加壓力，造成迫使他不得不從之勢。侍童到了昆明，卻沒有辦法進王府，他徘徊了一陣，返回到寺廟，把信退給了查如龍。投書不成，他到了王靖府，不慎犯了事，被知府李率祖拿獲，所有偽造的信劄和寫給吳三桂的血書等都被查出。李率祖與吳三桂不和，得此物證甚是高興。但見其書劄稿中牽連各省官員，無一遺漏，就都給燒掉了，隻留下血書，申報督撫，上達朝廷。李率祖不能不報告吳三桂，並把查如龍交給他處置。吳三桂命千忘董三綱把查如龍押解進京。臨行，查如龍大叫：“我死，你滅九族之日也不遠了！”至京，朝廷以叛逆十惡不赦之罪判淩遲處死。查如龍寫血書，與吳三桂本無關係，但他使朝廷感到吳三桂的存在，總是一個禍根，因此疑忌更深。
盡管吳三桂讓出了一部分權利，朝廷對他的防範卻日益明顯。過去，凡吳三桂提請，兵部、吏部直至皇帝無不應允，大約從康熙五、六年之交開始，吳三桂提補各官，多不批準。此時，吳三桂安插在京師的心腹胡心水剛剛死去，“內外不相照應”，使吳三桂失去了一個耳目，與京師的關係也陷入停頓狀態。吳三桂的女婿、胡心水的侄兒胡國柱和重要謀臣、參讚機務的方光琛向吳三桂進言：“朝廷已懷疑王，當想個自全之計。”吳三桂以退為進，於康熙六年（1667年）五月上疏朝廷，自感“兩目昏瞀，精力日減”
請求辭去總管雲貴兩省事務。
康熙帝馬上順水推舟，同意吳三桂辭去雲貴總管的職務。
到康熙六年，吳三桂已滿55歲，論年齡還沒到昏昏然的程度。數年後，他起兵叛亂，精神抖擻，滿有勁頭，與此時的他判若兩人。顯見，他說“兩目昏瞀”，精力衰減不是心裏話。聖祖和廷臣就來個順水推舟，在對吳三桂的讚揚聲中，批準了他的請求，趁機又把他的選任大小官員權收回吏部。吳三桂一看朝廷一意收他的權，幹脆把選任武官的權也上繳。朝廷也不謙讓，又一並收回。
吳三桂辭總管雲貴事，交回用人權，所剩權力無幾，僅剩個高貴的親王名號。他失去了大權，就成了食君祿無所事事的“閑王”了。
一向熱中權力的吳三桂，一旦失去權力，心中怏怏不樂。他的部屬卻沉不住氣了。方光琛等人著急地說：“王還不明白朝廷的意圖嗎？”久曆朝事的吳三桂何嚐不明白！可他能說什麽呢？他隻有沉默，悶悶不語罷了。
吳三桂自辭雲貴總管之後，朝廷迅速削去他在雲貴的軍政大權。同時也進行了安撫，提升他的大兒子吳應熊為少傅兼太子太傅。同時命吳應熊到雲南探望他的父親。吳三桂也知趣，不敢多留兒子，很快打發他回北京，以顯其忠心。
吳三桂辭去雲貴總管後，已無多少事可幹，差不多每天跟自己的侄兒、女婿等至親靠近的人在一起宴樂。閑來無事，就跟他們到“箭道”演武場較射比箭。遠處懸一鐵甲為目標，凡箭能射中、穿透鐵甲的，“罪函人”；箭矢彎曲而不能穿透鐵甲的，“罪矢人”。後又改為賞賜。此事被朝廷知道（顯見朝廷密切注視吳三桂的一舉一動），聖祖就派侍衛吳丹前去昆明，攜帶弓箭數千副，代表朝廷，賞賜給吳三桂的將士。吳三桂陳兵於校場，率左右梅勒、固山、章京等將領，接受賞賜，遙向聖祖謝恩。儀式舉行完畢，吳三桂陪同吳丹橙閱將士，比射箭法。多謀的吳三桂隱匿精壯將士，專派老的上場比射。吳丹回京複命，報告了他對三桂的考察，朝廷對三桂的疑慮稍為減輕。
康熙十一年（1672年），吳三桂滿60歲，舉行大壽慶典。應熊同他的愛妻及其子世一同來昆明祝壽。吳三桂非常高興，對方光琛等人說：“可見朝廷不疑我，你們都要謹慎些。”
朝廷與吳三桂互相猜疑，也是難免之事。朝廷慮吳三桂勢大，與它分庭抗禮，威脅皇權；吳三桂一心世守雲南，疑朝廷不履行諾言，惟恐撤其藩地。自雲南安定後，彼此猜忌日益加深，但雙方都很謹慎，盡量消除對方對自己的懷疑。
從朝廷方麵說，鑒於曆代教訓，它不會貿然行動，挑起紛爭，激化矛盾，這不符合以聖祖為首的統治集團的願望。從吳三桂方麵說，他也不願意跟朝廷決裂，而決裂就意味著戰爭，這同樣不符合吳三桂的根本利益。雙方都想避免矛盾加深，也各自做出一定努力，企圖緩和氣氛。所以，雙方的猜疑也時強時弱。但是，吳三桂以及尚可喜、耿精忠三藩的“獨立王國”與清朝中央日益加強的專製體製是無法克服的矛盾。
朝廷批準尚可喜撤藩的決定，迅速向朝廷內外包括各省軍政官員作了通報。吳三桂、耿精忠兩藩得知這個消息，心中惶惶不安。他們根本就沒有撤藩的思想準備，一次也不曾提過或表示有撤藩之意，如今朝廷同意尚可喜撤藩，實則也顯然地暗示他們，是考慮自己應否撤藩的時候了。朝廷的舉動，又暗示他們，是自請撤好，還是等朝廷下令撤你們好，由你們作出選擇。
在朝廷閣臣正討論尚可喜撤藩時，吳應熊探得朝廷意圖，迅速秘密派人馳往昆明，向吳三桂傳話：“朝廷素來就懷疑王，尚藩、耿藩都已提出辭職疏奏（耿藩辭職，是指康熙十年春耿繼茂以病辭職事），惟獨王從沒有提出辭職，朝廷對王的疑忌更深了。要趕快寫奏疏，派遣使者送來，還來得及。”吳應熊要他父親也效法尚、耿的做法，然後從中謀劃，在“彌縫”中可以把自己留下來。
到這個時候，吳三桂還是無意撤藩。在這個問題上，他沒有尚可喜那樣明智、有遠見卓識，還在力圖保住自己的利祿名位，幻想世守雲南。他也明知，朝廷對他不放心，這使他的思想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而尚可喜自請撤藩，又把他置於進退維穀的境地。撤吧，實非本願；不撤吧，朝廷對自己的疑忌如此之深，如何是好？他徘徊不定，顧慮重重。倘走錯一步，會導致無法預料的後果。他召來一班親信，反複商酌，意見不盡一致。有一部分人主張，不妨先提出申請，看朝廷到底是什麽態度再說。最後，他覺得這個主意可取，跟兒子的建議基本一致，決定提出撤藩的申請。
於是，吳三桂命幕僚劉玄初起草辭職疏。玄初是四川人，原先在蜀王劉文秀府中，充任幕客，頗善謀劃。劉文秀失敗，吳三桂將他收留，放在自己身邊，不時顧問谘詢，很得信任。吳三桂讓他寫奏疏，他卻持與眾不同的看法。他對吳三桂說：“皇上很久就想把王調離雲南，但特難開口。王上疏，一定會朝上而夕調。尚、耿兩王願辭就讓他們辭去，王可永鎮雲南，為什麽非要效法他們呢？王不可上疏！”
吳三桂一聽此言，大傷他的尊嚴和自信心，很惱怒，氣衝衝地說：我馬上就上疏，皇上一定不敢調我。我上疏，是消釋朝廷對我的懷疑。
康熙十二年七月三日，吳三桂給聖祖上了一道自請撤藩的奏疏，他寫道：
臣駐鎮滇省，臣下官兵家口於康熙元年遷移（指從漢中遷雲南），至康熙三年遷完。雖家口到滇九載，而臣身在岩疆已十六年，念臣世受天恩，捐糜難報，惟期盡瘁藩籬，安敢遽請息肩！今聞平南王尚可喜有陳情之疏，已蒙恩鑒，準撒全藩。仰恃鴻慈，冒幹天聽，請撤安插。
康熙馬上同意了撤藩，但他沒有考慮到撤藩帶來的巨大後果。而大多數廷臣對撤吳藩已表示出顧慮重重。他們為什麽堅持不同意撤吳藩？正如他們已向聖祖所表示的見解，他們考慮到雲南雖然平定，但那裏的情況複雜，潛伏著一定危險，如吳藩一撤，局勢不穩，擔心會出現反複。要說吳三桂圖謀不軌，還沒有抓到謀反的證據，朝廷無法說出口，以他對清朝的特殊功績，貿然撤藩，未必令人心服。吳三桂早已交通朝中諸臣，關係密切，他們是同情他的。在他們心中還有一層隱憂：“三桂專製滇中十有四年，位尊權重”，處理不當，後果不堪設想。
不管人們出於何種動機，提出吳藩留鎮的意見是值得重視的。第一，它把吳藩同耿、尚相區別，分期撤藩，有利大局穩定。從三藩的情況看，尚、耿本身力量不足，威望都在吳三桂之下，尚可喜降清早，與朝廷的關係密切，一向恭謹，忠心耿耿。而耿精忠已屬耿藩的第三代，他本人是皇室的額駙，年輕功少，沒有號召力，即使他被迫撤藩，他也沒有膽量敢首先發難。因此，先撤尚、耿二藩，不大可能引起**。第二，三藩中最主要的危險是吳三桂，他的實力、威望與權勢並重，他的動向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要設法穩住他，使他不敢輕舉妄動。第三，撤去尚、耿兩藩，等於翦去吳藩羽翼，並及時向福建、廣東速派滿洲八旗精銳鎮守，吳氏便被孤立，即使他發動叛亂，亦失兩藩之助，平叛也易。
恰恰在這個命運攸關的重要問題上，聖祖沒有認真對待大多數人的意見，堅持說：“吳、尚等蓄彼凶謀已久，今若不早除之，使其養疤成患，何以善後？況其勢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製之可也。”他不加區分地把吳、尚（當然也包括耿）都看成是敵人，都施之以“先發製人”，未免失於魯莽。例如，說尚可喜也蓄“凶謀”，是毫無根據的。
後來，當叛亂發生，尚可喜至死未叛，矢誌忠於朝廷，這對聖祖的不實之辭是一個有力的反駁。再說吳三桂，說他早有異誌，也缺乏充分的根據，聖祖同閣臣們的秘密談話，表明一個有見識的滿族統治者對擁有實力的漢族異姓王的畏懼心理，已到了惶惶不安的程度！他用“撤亦反，不撤亦反”的主張製造根據。因此，他終於采取了三藩同撤的政策。
吳三桂估計朝廷一定會挽留他，同尚、耿兩藩有所區別。這個估計沒有大錯，因為事實上正如吳三桂所預料的那樣，多數朝廷大臣是不同意撤吳藩的，他們的意見能夠左右聖祖，不至做出違背他的願望的事。但是，他卻低估了年輕的聖祖判斷問題的能力、不受任何人擺布的自行其是的特殊性格。他以假意求撤，而聖祖真撤，結果弄假成真，木已成舟，已經無法挽回！
吳三桂弄巧成拙，本來已有主動權，結果變成被動挨打。
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吳三桂召集四鎮十營總兵馬一寶、高起隆、劉之複、張足法、王會、王屏藩及胡國柱、吳應期、郭壯圖等各將官赴王府會議。雲南巡撫朱國治率所屬官吏奉命而來。吳三桂全身戎裝，威坐殿上，正式宜布起兵，與朝廷決裂。他當場勒令朱國治投降，遭到斷然拒絕。吳三桂下令把朱國治和不降的官員全部逮捕，其中包括雲南按察使司按察使李興元、雲南知府高顯辰、雲南同知劉昆等一大批官員都先後被捕，看押起來。吳三桂派人傳令，不得隨意妄殺。命令到時，胡國柱率兵已將朱國治亂刀砍死，身首異處。當年，蘇州有一民謠：“天呀天，聖歎殺頭真是冤，今年聖歎國治殺，明年國治又被國柱殲。”民謠反映了當地百姓對朱國治枉殺金聖歎的痛恨之情，卻不幸被言中。此時，他自己真的被“殲”，死於與他的名字相諧音的“國柱”之手！
吳三桂為收攬人心，不想開殺戒，雖然他痛恨朱國治，也想留他一命，慢慢勸降。既然部下已將他殺了，也無須追究。他們殺死了朱國治後，正要對李興元、劉昆等官員下手，一接到命令，這才停止。過了一會兒，胡國柱出麵，讓兵士給各官員鬆綁，命他們照舊供職。李興元、高顯辰、劉昆等堅持不降，被看押起來。聖祖的欽差折爾肯、傅達禮等被拘留軟禁。
吳三桂的妻子張氏得知丈夫謀反的消息，急上殿，大哭大鬧，指著她的女婿、侄兒們說：“朝廷有什麽對不住你們的？你們竟敢鬧出這種事來！”又衝著吳三桂說：“這不是要害死我的兒子嗎？”她指的是應熊還在北京，這邊謀反，朝廷能不要她兒子的命嗎？三桂不為所動，叫他的女婿郭壯圖等人趕快把她扶進後宮。她哭哭啼啼，被強行架走了。
處置完朱國治等一批抗拒從叛的官員，吳三桂宣布，他自這天起，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建國號“周”，以明年為周元年。
接著，吳三桂選擇吉日，率三軍拜謁永曆帝陵，誓師北伐。事先，他召集諸將，說：“拜別已故君主，應當穿故君時的衣服見他。”他指著自己的頭說：“我先朝曾有此帽子嗎？”又指指自己身上的衣服，說：“我先朝曾有此衣服嗎？我這老臣將易服祭故君，你們自己考慮該不該易服。”諸將都表示易服。
清朝自關外建國伊始，就確立一項政策，凡從明朝俘獲或投降過來的漢族百姓，漢官漢將都必須剃發易服，改穿滿族服飾，否則，就是不遵國體，對清朝（後金）不忠，視為大逆不道，罪不容誅。入關後，直至亡國，一直把它作為國策，貫徹始終。在明朝看來，凡已剃發易服的漢人，就是叛逆，視為敵人。吳三桂去滿裝，改穿漢服，重新蓄發，標誌著他同清朝的徹底決裂，是對清朝的背叛。
吳三桂開始了他人生中最大的賭博，這一切也導致他身敗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