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數事實證明：大敗者不是敗在別人手上，而是敗在自己身上。呂不韋由成而敗，亦然。
可以講，他是毀在各種複雜的糾葛之中。
13歲的秦王政在登上秦國王位時，對呂不韋是畢恭畢敬的。
呂不韋被尊為相國，號稱“仲父”，大權在握，顯赫十載。他也不負殊榮，不辱君命，辛勤治國，使秦國走上了奪取統一中國最後勝利的坦途。那麽，在君臣之間為什麽會產生出巨大的裂痕？
其分歧何來？其實質何在？
呂不韋當年在趙國都城邯鄲經商時，曾娶一“絕好善舞”的“趙豪家女”為姬。一次，子楚到呂不韋家作客，於席間見趙姬，十分喜愛，便借著酒興請求呂不韋將趙姬讓給他。呂不韋聽後很生氣，但轉念一想，既然已舍財破家為子楚爭取秦國王位繼承權，何不幹脆再把趙姬送給子楚，作為更大的投資，於是便滿足了子楚的這一無理要求。這時，趙姬已有孕在身，而呂不韋卻向子楚隱瞞了實情。趙姬在懷孕十二個月以後，生子名“政”，這就是後來的秦王政。子楚得子，十分高興，把趙姬立為夫人。當秦王政繼位後，其母便成為太後。然而，太後舊情不忘，趁著秦王政年少無知，與身為相國的呂不韋私通。後來秦王政長大成人了，太後的**欲仍無止境，而呂不韋卻害怕起來，擔心有朝一日事發禍己。呂不韋為了從與太後的糾葛中脫身，物色到一個叫的人，把他冒充為宦者，送進宮中，獻給太後，作為自己的替身。的性欲極其旺盛，太後對他喜愛備至，賞賜甚厚，封他為長信侯，以河西太原郡為其封地。由此而權傾一時，不僅有賓客千餘人、家僮數千人，而且秦國“事無大小皆決於”。
秦王政親政後，就有人向他告發與太後的醜行，並說繆毒還與太後生有兩個兒子，都藏匿起來，準備在秦王政死後，以其子繼承王位。秦王政遂下令進行調查，發現確有其事。聞信後，知道情況不妙，於是盜用太後璽，調動封地內的兵力，準備攻占蘄年宮，發動叛亂。秦王政發兵，很快平息了的反叛，殺死叛軍數百人。及其親信二十多人在逃亡中被捕，全被梟首。
其實，我們若能撥開這些曆史表象，對秦始皇與呂不韋的關係作更深層的探尋，就會發現在他們活動的背後所潛藏著的相當深刻的曆史動因：統治集團中的重視現實利益的政治家與顧及長遠利益的思想家的矛盾與衝突。而這種矛盾與衝突，從根本上說，是兩種文化選擇的交鋒。
前麵已經談到，呂不韋在登上曆史舞台、執掌秦國大權以後，著重考慮、解決兩大問題：一是怎樣推進商鞅變法所開啟的秦統一中國的事業？二是怎樣改變商鞅變法所形成的大一統封建國家文化模式雛形的弊端？呂不韋當權之初，首先麵臨的任務是戰勝來自東方各國的威脅，解決好第一個問題成為當務之急。而經過十多年的勵精圖治、艱苦征戰，秦國統一中國已成必然之勢，如何解決第二個問題就提上了日程。如果說，解決第一個問題的成功顯示出呂不韋是一個才幹卓著的政治家，那麽，提出第二個問題的本身則顯示出呂不韋又是一個深謀遠慮的思想家。
但是，第二個問題的解決要比第一個問題的解決困難得多。
當時，秦國還是生氣勃勃的“真老虎”，秦國法家文化正顯示著蓬勃向上的生命活力，大一統封建國家文化模式雛形中的弊端尚未被放大，沒有充分暴露出來。而且，這種弊端經過商鞅變法後一個世紀的發展，已融為秦文化傳統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對秦國上下產生了深廣的影響，具有巨大的曆史惰性力，是不可能通過一兩次衝擊而加以改變的。更為嚴峻的是，已經長大成人、即將親理朝政的秦王政，對於這一文化模式雛形持完全肯定的態度。秦王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麵是深受秦國法家文化傳統的影響，另一方麵是出於現實政治利益的需要。在他看來，這種大一統封建國家文化模式，是使秦國在短短百年之間由貧弱而富強的法寶，也是使秦國迅速戰勝東方六國、實現中國統一的法寶，不僅現在打天下要靠它，而且將來坐天下也要靠它。這麽好的寶貝，怎麽還有弊端？怎麽還要改革？這種對曆史經驗的迷信和對現實政治利益的追求，造成了秦王政對這一文化模式雛形的強烈認同感，使其成為秦國法家文化傳統的頑固的代表者和維護者。正是這樣，在秦王政與呂不韋之間，分歧就不可避免了，裂痕就必然出現了。這是秦國統治集團中急功近利的政治家與深謀遠慮的思想家之間的矛盾，也是秦文化的保守者與改革者之間的衝突。
這種矛盾和衝突，首先在思想領域裏表現出來。秦王政頑固地維護秦國法家文化傳統，對法家學說極感興趣。他讀了韓非的《書憤》、《五蠹》諸文，就大為讚賞，感歎道：“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而呂不韋也敏銳地感到了“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的威脅，決心從指導思想上入手，改造秦國法家文化傳統，為未來的大一統封建國家設計新的文化模式。按照秦國製度，秦王政將於22歲時親理朝政。呂不韋就在秦王政親政的頭一年——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主編了《呂氏春秋》，提出自己的施政綱領，試圖以此來引導這位年青的君王。呂不韋還采取“一字千金”的懸賞舉措，來樹立《呂氏春秋》的絕對權威，對秦王政施加影響和壓力。但這一切都無濟於事，不僅未使秦王政改弦更張，反而迅速激化了秦王政與呂不韋的矛盾。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秦王政親理朝政，從呂不韋手中接掌了秦國大權。秦王政掌權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清除掉那些能影響他的權力、妨礙他的意誌的異己力量。在這種情況下，與太後相勾結的和主編了《呂氏春秋》
的呂不韋，當然就成為首要的打擊目標了。而事情又很巧合：
正是由呂不韋舉薦入宮的。這樣一來，使秦王政在剪除的同時，又找到了剪除呂不韋的口實，從而一箭雙雕。可以設想，即使沒有之事，秦王政與呂不韋的矛盾也還是要激化、要爆發的。
在這場不可避免的君臣衝突中，呂不韋使用的是筆，而秦王政使用的則是劍。這就決定了呂不韋在中國曆史舞台上以敗局告終。
秦王政在鎮壓叛亂後，即以舉薦入宮的罪名株連呂不韋。按照秦王政的殘暴性格，本欲直接置呂不韋於死地而後快。但他也有顧慮：一是呂不韋與自己父親是患難之交，為其登上秦國王位立過大功；二是呂不韋深得人心，為他說情的賓客辯士太多。如果下手太快，恐為人心、輿論所不容，影響到自己統治的鞏固。因此，秦王政采取了稍微緩和的手段。
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十年），秦王政免去呂不韋的相國職務，命其遷往河南的封地居住。在遷居河南的一年多時間裏，呂不韋的影響仍然很大。一時間，前往河南拜會呂不韋的“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一個遠離秦國政治中心、在政治上已無權無勢的被貶之人，居然有那麽多人來拜訪他，大概隻會為他的思想、為他主編的《呂氏春秋》所吸引了。這時的呂不韋，早已不是商人，也已不是政治家，而隻是一個思想家了。
呂不韋的人生結果是什麽呢？當聽說呂不韋在河南仍受到人們的尊敬後，秦王政便在一封賜呂不韋的信中稱：
“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
麵對如此評論，呂不韋自知難免一死。公元前235年（秦王政十二年），在前往蜀地的途中，一代名相呂不韋飲下毒酒，悲憤地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呂不韋死後，其賓客數千人，在未經朝廷批準的情況下，將他安葬於洛陽北芒山上。秦王政又以此為借口，對呂氏賓客大肆鎮壓：凡參加安葬活動者，如果是三晉之人，即驅逐出秦國；如果是秦國人，則奪去官爵，遷於房陵。即使是沒有參加安葬活動的秦籍賓客，盡管不奪爵，但也要遷移。
人生曲折複雜。呂不韋由成而敗，值得反思。問題在於：誰都不想成為失敗者，但又怎樣才能避免失敗因素呢？
精銳點評：由勝而敗皆在“欲望”兩字上
對於失敗者而言，往往並不是因為他的才智低於他人，而是因為他行動的動機隱藏著最大的錯誤因素。如果說呂不韋溝通術有什麽錯誤，那是一種偏見，關鍵是他在與上下左右溝通時，目的發生了錯誤，所以最後大敗。
人與人之間都要進行溝通，通過溝通就獲得良性的人際關係，從而為成功鋪好路子。因此，最聰明的人總是在人際溝通方麵大動腦筋，在某些關鍵的人和事上狠下功夫，以此帶動自己的“一盤棋”。
呂不韋本是個做生意的人，他在經商的過程中，悟透了人際溝通是保證他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力量，因此他驟然把“賺錢生意”變成了“權力生意”，開始運用“呂氏溝通術”突破一個一個難關，攻取一個一個人心，結果不得不以“扶持”皇帝為己任，顯示出超人的智能和本領，獲得了人生的成功！正如呂不韋私下對一幕僚所說：“與人失溝通之機，乃無大成之時。”但他最終以失敗而告終，其原因就是他總想膨脹自己的欲望。欲望這東西害人至深。如果不加以及時控製，就會導致人生大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