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明的人總想打出自己的招牌，以此來擴大自己的聲勢。
呂不韋不但自己巧施溝通的力量，還非常“聰明”地通過編著《呂氏春秋》去宣傳自己的招牌。
呂不韋於處理軍政事務百忙之中，於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主持眾賓客編著了《呂氏春秋》這部大書。
呂不韋戈拓片與先秦諸子其他著述不同，《呂氏春秋》是先製定出全書規劃、再組織眾作者分工撰寫的，因而具有相當嚴密整齊的形式。
全書共分“十二紀”、“八覽”、“六論”三大部分。關於這三大部分的順序問題，曆來有兩種看法：一種根據《史記》的《十二諸侯年表》和《呂不韋列傳》，認為“八覽”在前，次為“六論”，最後是“十二紀”；另一種根據東漢學者高誘所注《呂氏春秋》
及序，認為“十二紀”在前，次為“八覽”，最後為“六論”。孰是孰非，恐怕隻有等待出土文書來作映證，才能得出最後的確鑿結論。但自東漢以降，所刊《呂氏春秋》都依高誘說以紀、覽、論為序。大概這種排法，突出了“十二紀”在全書中的骨幹地位，把“八覽”、“六論”作為對“十二紀”的進一步說明，易於為人們接受。“十二紀”是按照一年十二個月來安排的，每一紀有五篇論文；“八覽”各覽有論文八篇；“六論”各論有論文六篇。此外，《呂氏春秋》還有一篇題為《序意》的序言。全書共有論文161篇。現刊《呂氏春秋》，其中《有始覽》軼文一篇，實際存論文160篇。
《呂氏春秋》的完成，是與呂不韋對思想庫的重視與利用分不開的。他把門下的眾多賓客發動起來，要求他們“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人人著所聞”。就這樣，一部10餘萬言的書稿，在很短的時間內撰寫而成。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呂氏春秋》是呂不韋眾賓客集體智慧的結晶。戰國時期，養士已成風氣。與呂不韋同時的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趙之平原君、齊之孟嚐君都網羅了大批賓客。但他們並沒有像呂不韋那樣，重視發揮這種思想庫的作用，更不曾想到組織賓客著書立說。由自己當主編，組織一批賓客集體著書，是呂不韋的一大創造。
呂不韋是不是隻依憑權勢，當個掛名的主編呢？我們認為，這就要看呂不韋是否在《呂氏春秋》的編寫中起了指導性的作用。事實上，呂不韋不僅是眾賓客作者的組織者，而且是全書指導思想的提出者。這一點，在《呂氏春秋）的序言——《序意》
篇中有明確的記載：
維秦八年，歲在裙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日：嚐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頸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天日順，順維生；地日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鹹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數也。行其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
在這段談話中，呂不韋對賓客們關於如何編寫“十二紀”的請示作了回答。這是今天所能見到的最為完整的一段呂不韋言論。這段話不是就事論事地談問題，而是海闊天空地講哲學。其大意是：如果能按照黃帝對顓頊所作的教誨，效法在上之天與在下之地，你就能為民父母，主宰天下。古代之有清平之世，在於能效法天地。編寫“十二紀”的目的，就是通過總結曆史上的治亂存亡，以預見未來的壽夭吉凶。而隻要做到上考稽於天，下驗證於地，中間審察於人，就可以對是與非、可與否都作出正確的判斷。對天來說，最根本的是運行有序，從而使萬物生長；對地來說，最根本的是堅實牢固，從而使萬物安寧；對人來說，最根本的是講究誠信，從而使人民服從。隻有天、地、人都處於最適當的狀態，才會達到無所為而運行正常。這種正常的運行，是指有規律的運動。既然天、地、人的運行有其規律與法則，那麽人們就應當克服主觀隨意性。主觀隨意性嚴重地幹擾了人的視聽與思維，使理智不能作出公正的判斷。理智一旦不公，就會使人的福氣日衰，災禍日興，如同夕陽西下一般。呂不韋的這段話，提出了“十二紀”的編寫目的與思維模式。這一編寫目的與思維模式，不僅貫穿於“十二紀”之中，而且貫穿於《呂氏春秋》全書之中。可以說，這段話是全書的總綱。由此看來，呂不韋確實對（呂氏春秋》的成書起了指導性的作用，是當之無愧的主編。沒有他提出全書的編寫目的與思維模式，《呂氏春秋》即使編成，大概也隻是一部沒有一以貫之主導精神的論文集罷了。
《呂氏春秋》成書之後，呂不韋下令將書公布於鹹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請各地諸侯、遊士、賓客前來提意見，宣布誰能增損一字，即授予千金。但始終沒有人提出意見，變易一字。為什麽沒有人提出意見？是《呂氏春秋》寫得完美無瑕，還是千金懸賞缺乏**力？大概都不是。東漢學者王充後來道出了個中原因：“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分明是呂不韋的權勢，封住了眾人之口。這一點，呂不韋下令布書懸賞時未必了解。他的本意，隻是想借此樹立《呂氏春秋》的絕對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