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不韋盡管名義上已執掌大權，但要鞏固權位，呂不韋深知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為此，呂不韋繼續施展著他那“爐火純青”的魔鬼般的交際手段。
當呂不韋躊躕滿誌登上秦國相位、開始政治生涯時，中國社會已進至戰國末期。盡管各諸侯國之間的兼並戰爭仍在繼續，愈演愈烈，但“四海之內若一家”的統一趨勢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主流。春秋戰國五百年間所形成的不同地域文化，如鄒魯文化、三晉文化、燕齊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吳越文化等，在衝突與交流的雙重**激中呈現出融合、統一的態勢。
這種融合、統一的態勢首先在經濟生活中得到了反映。戰國後期，由於商業和交通都有了很大發展，各地域文化在經濟上的聯係已相當密切。各地物產，彼此交流，互通有無，已成為人們生活的基本條件。當時的大思想家荀子就說過：中國人的生活，離不開北海之馬、犬，南海之羽、齒，東海之魚、鹽，西海之革、旄。隻有會聚四海物產，才能做到“養百姓而安樂之”。他的弟子李斯還具體地描述了當時輸入秦國的貴重特產，列舉了昆山之玉、隨和之寶、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犀象之器、太阿之劍、纖離之馬、翠鳳之旗、靈鼉之鼓、江南金錫、西蜀丹青等一大串不產於秦地的珍品。
隨著經濟交往的密切和兼並戰爭的擴大，產生於不同地域文化的諸子百家的思想學說，也開始趨於融合。莊子在《天下篇》
中所描繪的“道術將為天下裂”的思想史現象，所發出的“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的悲觀感歎，在此時已為“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的新潮流所代替。根源於鄒魯文化的儒家，產生於三晉文化的法家，發端於楚文化的道家，與燕齊文化聯係密切的陰陽家，都在經過相互的辯難、自身的分化之後而進入新的綜合期。《荀子》和《易傳》的問世，就典型地反映了這一新趨向、新潮流。這兩部成書於戰國後期、屬於儒家學派的著作，內容固不相同，但在方法論上卻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十分重視吸取、綜合其他各家的思想。如在自然哲學上，它們都吸取了道家思想；在政治哲學上，它們又都把法治思想納入自己的體係中。
在經濟、思想融合趨向的雙重推動下，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已成為時代的要求。廣大民眾在春秋戰國五百年間深受兵燹塗炭，痛苦不堪，迫切希望改變諸侯稱霸、戰亂不休的紛爭局麵，獲得一個休養生息、發展生產的穩定環境。一些有遠見的思想家，也從理論上闡發了建立統一國家的主張。荀子就明確地提出“合天下而君之”的構想，認為隻有“王天下，治萬變，材萬物，養萬民”，才算得上真正的“仁人之善”。
然而，實現中國的統一，除了依靠經濟、思想、政治各方麵條件成熟外，還需要能夠完成統一事業的現實力量。在戰國後期的七個主要諸侯國——齊、楚、燕、韓、趙、魏、秦中，唯獨秦國才具備統一中國的現實的基礎。
相對於東方六國來說，地處西陲的秦國本是一個很落後的國家。直到戰國中期，秦國還處於經濟落後、國力弱小、文教不發達的困境之中。據史書記載，秦國當時仍行“戎狄之教”，“與戎狄同俗”。在東方六國人看來，秦文化簡直與戎狄文化沒有多大區別。使秦國由落後而先進的轉折點，是秦孝公時期的商鞅變法。由秦孝公和商鞅於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三年）發動的持續近20年的大規模變法，是戰國時期最徹底的封建化改革。這場變法的主要內容有：（一）廢除舊的世卿世祿製度，實行按軍功授田宅的辦法；（二）廢除舊的土地國有製度，正式承認土地的私有和買賣；（三）實行重農抑商的封建經濟政策，獎勵男耕女織，發展小農經濟；（四）建立中央集權的封建政治製度，強化國君權力，普遍推行郡縣製；（五）將秦國國都由雍遷至鹹陽；
（六）“燔《詩》《書》而明法令”，對儒家思想取拒斥態度，以法誼思想作為秦國的指導思想，頒布法律，嚴刑治國。這些新法的普遍施行與鞏固確立，使秦文化得到深刻的改造，對秦國的未來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商鞅變法有力地推動了秦國政治、經濟、社會的進步。在短短百年之間，秦國麵貌巨變：“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當年無法同東方六國抗衡的秦國，一躍而為戰國七雄中的最強大國家，積蓄了用以統一中國的雄厚實力。更為重要的是，這次改革孕育了未來大一統封建國家的文化模式的雛形，即在政治上建立了以國君為最高統治者的中央集權製度，在經濟上實行以土地私有製為標誌的封建農業經濟，在思想上堅持以法家學說為指導思想的思維框架。這種新的文化模式的出現，比之國力的優勢更為根本。因為所謂“大一統”，不僅意味著版圖的遼闊與疆域的統一，而且更主要指確立一種新的中央集權的文化模式，隻有通過這一文化模式對各地域文化進行規範、整合，才能建立起大一統封建國家，真正實現中國的統一。否則，僅憑劍與火的兼並戰爭，隻能建立一種為時短暫的政治——軍事聯合體，不可能建立大一統封建國家。這是秦國的封建化改革比其他諸侯國變法更為徹底、更為成功之處。爾後，秦始皇正是通過放大這一文化模式的雛形，來一統天下的。
不過，這一文化模式的雛形也有其先天的不足。作為商鞅變法的產物，它是在法家思想的指導下形成的，直接體現了秦國的法家文化傳統，而對其他文化、其他學說采取過分排斥的態度，因而既凝注了法家思想的長處，也突出了法家思想的缺陷。
法家學派本是三晉文化的產物。由於秦國與三晉之地為鄰，因而三晉文化對秦文化有直接影響，法家思想比其他各派學說更易傳入秦地。商鞅由衛國入秦國見秦孝公時，初說以“帝王之道”，談得不投機；繼而說以“霸道”，也未被信用；最後說以“強國之術”，方得以重用。可見商鞅入秦之前，法家學說在秦國已有影響，秦孝公早已對法家學說心向往之。而法家學派所倡導的那種“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的大刀闊斧的改革思想，那種“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的法不阿貴的法治精神，那種獎勵人民耕戰、強化君主權力的“強國之術”，在除舊布新的改革時期確實是極為需要的。特別是在秦國這種落後國家，舊勢力盤根錯節，舊習俗根深蒂固，不以法家學說作為改革的指導思想，想要取得改革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但法家思想本身也有嚴重缺陷。法家不重視文化傳統的作用，不重視人自身的道德的自覺，不重視人際關係的協調，而隻看重法律、暴力、刑罰的作用，隻看重現實的功效和眼前的利益。在法家思想指導下形成的一整套嚴刑峻法，固然能對建立新製度、新秩序起重要的推動作用，但同時也給社會各階層的成員帶來了嚴重的威脅。商鞅在變法時，即使用嚴酷的鎮壓手段推行新法，將議論法令者遷往邊域，對觸犯法令者施以重刑。他曾在一天之中，處死700人於渭河畔，鮮血染紅了河水，哭聲響徹於天地。這其中無疑有頑固不化的反對派，但也難免有無辜者。商鞅以李悝的（法經）為基礎，製定出盜律、賊律、囚律、捕律、雜律、具律“六律”，創製了秦國的成文法。其後，秦國統治者又不斷對“律”進行補充、增加、解釋。在近年來出土的雲夢秦簡中，就有田律、廄苑律、金布律、關市律、倉律、工律等18種125條，說明商鞅變法之後，秦國法律有增無減，愈益苛繁。
這又造成了新的文化模式雛形中的不穩定因素。這種不穩定因素一旦加以放大，就會嚴重地破壞這一文化模式。
對於法家思想的利弊得失，秦亡之後、西漢之初的思想家們作過深入的探討和總結。賈誼說：“商君遺禮義，棄仁恩，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然並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並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司馬談說：“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這些議論都尖銳地批評了法家隻重法製與暴力、不重仁愛與禮義的局限性，認為這在政治實踐中隻能滿足現實的利益，而不能顧及長遠的利益。這些分析可以說是相當深刻的，成為以後曆代統治者的一麵鏡子。但這些分析畢竟是在秦文化模式的缺陷充分暴露以後才作出的，對有秦一代來說，頗有點打“死老虎”的味道了。
那麽，有誰在秦國尚是“真老虎”時就看出了問題的症結呢？首先是荀子。荀子曾於秦昭襄王在位時西遊秦國，與呂不韋入秦為子楚遊說在時間上大致相近。荀子在對秦國作了一番考察後，對秦國在商鞅變法之後的巨大變化予以了很高評價，認為秦國地理優越、民風淳樸、官吏廉正、朝政清明，具有很大優勢。
但他又指出，這些長處離成就“王者之功名”尚有很大差距，其原因就是“無儒”。他說：“此亦秦之所短也。”盡管荀子講了一大堆道理，秦國統治者還是不甚了了。在他們看來，這不過是一介書生的迂闊之言罷了。
荀子的這些意見，雖在秦國統治者那裏成為過耳風，但對正在秦國為子楚謀求王位繼承權的呂不韋卻很可能發生了影響。這使呂不韋在登上曆史舞台，執掌秦國大權後，著重考慮、解決兩大問題：一是怎樣推進商鞅變法所開啟的秦統一中國的事業？二是怎樣改革商鞅變法所形成的大一統封建國家文化模式的弊端？
呂不韋任相後的人際溝通活動，可以說都是環繞這兩大問題而展開的。
呂不韋在公元前249年（秦莊襄王元年）出任秦相，與秦莊襄王共同掌握秦國大權。3年後，秦莊襄王卒，其子政繼位，是為秦王政（秦始皇）。剛繼位的秦王政，隻是一個13歲的少年，沒有政治經驗，更無治國能力，對父親的患難之交呂不韋極為尊重，“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呂不韋由此而掌握了秦國的一切大權，成為秦國軍政大事的實際決策者。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秦王政親政。呂不韋在秦國實際執政達12年之久。
在執政期間，呂不韋表現出傑出的政治家才能，勵精圖治，富國強兵，使秦國的政治、軍事力量得到進一步充實、發揮，取得了一係列重大勝利，有力地推進了秦國統一中國的事業。
公元前249年（秦莊襄王元年），呂不韋剛剛幫助子楚登上王位，就發生了“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的緊張局麵，秦國受到了來自外部的嚴重威脅。東周君是周赧王被秦昭襄王滅掉後所保留下的周王朝的殘餘，雖實際上隻是小國之君，但所用的周王朝的旗號還是頗有影響力的，所以能把各諸侯國糾結在一起進攻秦國。呂不韋臨危受命，親自指揮秦軍進攻東周君，徹底清除了周王朝的這支殘餘，將其地並入秦國。
同年，秦國又派大將蒙驁率兵伐韓，取得東方的重要城市成皋與滎陽，建立三川郡。這兩座城市是曆代兵家必爭之地，具有重要的戰略位置。由於取得這兩城，秦國的邊界已接近魏國國都大梁，使魏國暴露於秦軍威脅之下。
公元前248年（秦莊襄王二年），蒙驁率秦軍乘勝東進，攻克魏國的高都、波二城，奪取趙國的榆次、新城、狼孟等37城。
公元前247年（秦莊襄王三年），秦國又以大軍攻韓，大將王齙攻克韓國的上黨，大將蒙驁攻克韓國的晉陽，並以狼孟等37城及太原、晉陽等地建立太原郡。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秦王政“年少初即位”，秦國新拓疆域內的不穩定因素趁機活躍，發生了“晉陽反”事件。蒙驁率軍很快平定叛亂，鞏固了秦國的新拓疆域。
公元前245年（秦王政二年），秦軍進攻魏國的卷，取得“斬首三萬”的重大勝利。
公元前244年（秦王政三年），秦軍攻取韓國13城。
公元前243年（秦王政四年），蒙驁率軍經數月圍攻戰，奪取了魏國酸棗。
公元前242年（秦王政五年），秦軍接連攻占魏國的長平、雍丘、山陽等20城，建立東郡。秦國自從建立東郡，國土就與齊境相連，對韓、魏兩國國都形成三麵包圍的形勢。
公元前241年（秦王政六年），韓、趙、魏、燕、楚五國結成反秦聯盟，由趙國名將龐熳統率五國聯軍共同擊秦，一直攻到秦國的蕞。但秦軍一反擊，五國聯軍即後撤、解體。趙軍回過頭來進攻齊國，奪取繞安而歸。秦軍攻取了魏國的朝歌，滅掉了魏的附庸小國衛國。此後，東方各國再無力組成聯盟，聯合進攻秦國了。
公元前240年（秦王政七年），秦軍攻取趙國的龍、孤、慶都。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秦將楊端和攻占魏國的首垣、薄與衍氏。
在這12年中，秦軍隻吃了一次大敗仗。那是公元前247年（秦莊襄王三年），秦將蒙驁攻魏，魏國信陵君無忌率趙、魏、韓、楚、燕五國聯軍敗秦軍於河外，追至函穀關而還。
秦國在軍事上的這一係列勝利，標誌著自商鞅變法後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秦國已進入凱歌行進的全盛時期。而秦國的全盛，是同呂不韋的名字聯在一起的。呂不韋的門客司空馬，後來到了趙國任守相，與趙王談到“文信侯相秦”後秦、趙兩國綜合國力的對比。司空馬一口氣提出七個問題：“趙孰與秦大？”“民孰與之眾？”“金錢粟孰與之富？”“國孰與之治？”“相孰與之賢？”
“將孰與之武？”“律令孰與之明？”趙王也一口氣回答了七個“不如”。可見呂不韋治理秦國的政績，在當時為各諸侯國的公認。
哪怕是敵對國，也隻有低頭服輸。
呂不韋之能有力地推進秦統一中國的事業，除了秦國原有的基礎外，主要在於他的內政、外交確有一套富有遠見的方略。
呂不韋十分重視農業經濟的發展。在呂不韋輔佐秦莊襄王時，起用韓國水利專家鄭國，設計、開鑿了著名的鄭國渠。這是秦國繼秦昭襄王任用李冰為蜀守興建都江堰之後所完成的又一大型水利灌溉工程。據《史記·河渠書》記載：“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並諸侯。”
呂不韋善於網羅人才、任用人才。他利用手中的大權，從東方各國廣招賓客，養在自己門下。這些賓客所享受的待遇很高，有的還委以官職，前麵提到的司空馬就曾任司書。因此，來者甚眾，多至三千人。他們把各國的文化、思想、學說帶到了秦國，為呂不韋出謀劃策，構成了呂不韋的思想庫。這些賓客對推進秦統一中國的事業起了積極作用。甘羅出使說趙的故事，便是一個例子。當時，呂不韋為了進攻趙國以擴大河間之地，決定秦、燕兩國結為聯盟。燕國送燕太子質於秦國，秦國也遣使至並國，準備共同伐趙。年僅12歲的小門客甘羅，利用這一形勢，自告奮勇出使趙國。他向趙王曉以利害，指出：在秦、燕兩國結盟之後，趙國的處境相當危險。而秦國與燕國結盟，隻是為了進攻趙國以擴大河間之地。如果趙國能獻給秦國五座城以擴大河間之地，以此請求秦國送還燕太子，取消與燕國的聯盟，就反能以“強趙攻弱燕”了。趙王采納了甘羅的意見，立即割讓五座城給秦國，秦國也很快送還燕太子。秦燕聯盟一破裂，趙國便大舉攻打燕國，“得上穀三十六縣，與秦什一”。秦國不曾動用一兵一卒，就分別從趙、燕兩國獲得一大片土地。小甘羅立了大功勞，由此而流譽千古。1958年，毛澤東在一次重要會議上，談到“年輕人打倒老年人，學問少的人打倒學問多的人，這種例子多得很”時，所舉的第一位少年英雄就是甘羅。毛澤東稱讚甘羅“有主意”，“到趙國解決了一個問題”。
呂不韋在使用武力征伐、擴大秦國版圖的同時，對一些戰敗者采取了比較溫和的措施。例如，在滅東周之後，呂不韋沒有殺掉東周君，而是“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又如，在滅衛之後，秦國讓衛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這些措施，與公元前260年（秦昭襄王四十七年）秦將白起於長平大敗趙軍後將趙軍40萬降卒全部活埋的暴行相比，可以說是仁義之舉了。這反映出呂不韋開始對秦國的基本國策進行某些調整，在奉行法家“強國之術”的同時，又揉進了一些儒家“施仁政”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