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6 年開始的“**”,造成了長達10 年的社會動**,社會生產力受到嚴重破壞,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進入20 世紀70 年代,在決定中國命運和中華民族前途的關鍵時刻,曆史推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人物———鄧小平。他總是在關鍵時刻代表了人民的意誌和時代的精神,最先倡導中國進行改革,並衝破阻力,毅然決然地啟動了中國改革的巨輪,真正開始了中國現代化的偉大航程。

改革實際上從1975 年就開始了。發生在那時的全麵整頓,可以說是鄧小平領導改革的一次嚐試和預演。對此,鄧小平本人曾有過明確論述。1987年10 月,他在會見匈牙利客人時這樣說:“說到改革,其實在1974 年到1975 年我們已經試驗過一段。1973 年周恩來總理病重,把我從江西‘牛棚’接回來,開始時我代替周總理管一部分國務院的工作,1975 年我主持中央常務工作。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複生產秩序。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

一、從“吃不吃食堂都是社會主義”到“貓論”

吃食堂光榮,不吃食堂也光榮。吃不吃食堂要由群眾決定。

黃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曆史之所以選擇了鄧小平,除了其他必要因素以外,也跟他的性格有著直接的關係,這個“打不倒的東方小個子”有著不拘泥於形勢,敢於“唱反調”的膽識和智慧。他早年赴歐洲勤工儉學,受盡了艱辛,正值少年時候由於吃不飽而導致個子矮小,但生活的苦難沒有壓倒他,反而使他認識到隻有使人民過上好生活的製度才是好的製度,如果不能,就要推翻它。所以歸國後,他繼續全身心地投入黨領導的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鬥爭。從土地革命、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先後擔任黨和軍隊的許多重要領導職務,為黨中央一係列重大戰略決策的實施,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誕生,建立了赫赫功勳,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

同樣道理,新製度下的哪個方麵阻礙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一定要改正它,去探一條新路子!所以改革的思想就是他思維的一部分。而這種思想從下麵這幾件事上就看得出來。

1958 年的中國農村,公共食堂是作為共產主義的萌芽而普遍建立的。當時,農村家家戶戶都取消了爐灶,不管居住怎樣分散,都必須到食堂打飯。

“大鍋飯”就是這樣吃起來的。俗話說,民以食為天。1960 年,我國進入困難時期,糧食緊張了,食堂問題就突出地提了出來,成了不可回避的問題。

1961 年4 月,身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懷著急於了解農村實際情況的迫切心情利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間隙,到北京近郊的順義縣進行調查研究。

當時的順義縣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公共食堂眾多,全縣共有1100 多個。這些食堂都是在1958 年7 月先後建立起來的。此後便大講“鼓足幹勁搞生產,放開肚子吃飽飯”。結果是,糧食歸大堆,吃飯不要錢;大煉鋼鐵,砸了好鍋;大搞深翻,不顧收糧;虛報產量,征購過頭糧。不久就帶來了“低指標,瓜菜代”,公共食堂麵臨著十分困難的境地。加之公共食堂炊管勤雜所占勞力多,超過吃飯勞力的10 %,甚至多達20豫,加工糧食又有損耗,使本來低得可憐的指標也不能如數吃到群眾的嘴裏。對於這種追求形式、不顧實際的“一刀切”的做法,群眾心裏非常不滿,勞動積極性和生產熱情受到嚴重挫傷。

4 月15 日,鄧小平在順義縣北小營召開的有田上輦大隊、北小營大隊、仇家店大隊的支書、隊長參加的座談會上,反複詢問幹部:“公共食堂是吃好,還是不吃好?”多數人都不敢說不吃好,相反的卻違心地拚湊吃食堂也不錯的“道理”。隨鄧小平來視察的卓琳由於在上輦村孫旺家住了一星期,比較了解情況。她告訴鄧小平說:“上輦吃食堂是假的。由食堂分糧食,社員自己回家做飯吃才是真的。”鄧小平聽後高興地說:“你們村的幹部對‘共產’風、平調風頂得好,鍋、碗、瓢、盆沒有被刮跑,鎖沒有砸,門沒有拆,是很好的事,而且你們村把生產搞上去了,糧食單產1959年達到540多斤,比1958 年提高60 多斤。副業收入3 萬多元。社員生活水平提高了,對國家的貢獻也大了,你們的好經驗應該總結一下,推廣下去。”他還明確指出:“吃食堂光榮,不吃食堂也光榮。吃不吃食堂要由群眾決定。”

鄧小平在順義縣牛山公社白廟村考察時,看到公共食堂停火,隻養著一頭40 來斤的小豬,一片荒涼景象,就問是怎麽回事。管事的說是“內部修理”。鄧小平聽後沒再說什麽。接著在深入農戶訪問時,他沒有去事先安排好的兩家,而是隨便走進路北的一戶人家。一進門,看到一位老大娘正在喂羊,豬圈卻空著。他上前問老大娘:“您養羊,為什麽不養豬?”老大娘不認識鄧小平,沒好氣地說:“還養豬?人還沒得吃呢!”鄧小平聽後神情沉重地點了點頭。原來這是村裏副支書的家,隻有副支書光棍一人和老母親生活,日子過得十分艱難。從這家出來,又轉了一家,看到的情況也並不好多少。鄧小平越看心情越沉重。

經過深入的了解和考察,鄧小平覺得問題嚴重,因而在桑園村召開的大隊幹部會上再一次明確表態說:“吃食堂是社會主義,不吃食堂也是社會主義。不管以前是中央哪個文件上說的,也不管是哪個領導說的,都以我現在說的為準。根據群眾的意見,決定食堂的去留。”

在縣委書記匯報近期工作時,鄧小平指出:“現在食堂是過渡時期,可以自由一下,不願意在食堂入夥的就可以不攤工分了,還要很好地研究一下食堂種的菜、養的豬對不入食堂的戶怎樣分配的問題。”

調查研究臨近結束時,在公社、管理區、大隊幹部座談會上,一些幹部反映說,有些群眾願意辦農忙季節食堂,冬閑時自己回家做飯吃。鄧小平說:“這樣也可以,一年農忙6 個月吃公共食堂,農閑時自己回家做飯吃,還可以解決社員冬天燒炕取暖的問題,能節省一些煤。”鄧小平的話既明確又實在,像一股暖流,溫暖了幹部群眾的心。僅上輦村,在這次會議的第二天就有250 多戶退出了公共食堂,餘下的公共食堂也僅持續了兩個月便解散了。

不管什麽形式、什麽政策,符合了人民的利益,就是好的,如果不行,就要改革!

“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這句話,作為鄧小平的名言,不僅在國內家喻戶曉,人人皆知,而且在國外也廣為人知。其實,這並非鄧小平的原話,他的原話是:“黃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原本是四川的一句農家俗語,劉伯承元帥在戰爭年代常說這句話。

劉伯承生於四川農村。在戰爭中,他十分善於把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不拘泥於教條,因地製宜,靈活多變地運用戰略戰術。一切視情況而定,以打勝仗為最終目的。這位農民出身的軍事家,每逢大戰在即,經常脫口而出:黃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以此痛斥不講實際、不顧後果的軍事教條主義;運籌帷幄,指揮打仗。

鄧小平與劉伯承既是同鄉,在戰爭年代又是多年的搭檔。所以,對於劉伯承經常說的這句家鄉話,他自然倍感親切,十分理解,非常讚同。然而,作為一名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鄧小平認為,任何一個比喻都有它的局限性,“黃貓、黑貓”的比喻也如此,不宜任意地到處套用。所以,對於這句俗話的引用,鄧小平一直十分慎重。

1962 年,我國處於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在農村,調整農業生產關係,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成了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當時,為了應付自然災害,農村裏除了有的地方實行人民公社所有製,有的地方以生產大隊為核算單位,有的地方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外,還有不少地方實行包產到戶、責任田和主要農活集體操作、一般農活責任到人的“五統一”方式。怎樣看待這些生產核算形式特別是後幾種生產核算形式,黨內有不同意見,群眾則要求中央有明確答複。在這種情況下,身為黨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明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62 年7 月2 日,鄧小平在黨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農業如何恢複的問題時指出:不管黃貓、黑貓,哪一種方法有利於恢複生產,就用哪一種方法;我讚成認真研究一下包產到戶;群眾要求,總有道理。5 天後,他在接見出席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同誌的講話中明確指出:“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麽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劉伯承同誌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打贏算數。現在要恢複農業生產,也要看情況,就是在生產關係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采用哪種形式。”

從現在掌握的資料來看,鄧小平隻在以上兩次講話中引用了“黃貓、黑貓”這個比喻。這兩次講話,前一次因為是在書記處會議上,範圍很小。後一次曾有記錄稿下發,但是不久即因受到毛澤東的批評而收回。所以,這個比喻在當時並沒有流傳開來。

“黃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句話作為鄧小平的名言廣為流傳,是在“**”期間。當時,這個比喻成了被誣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鄧小平的一大罪狀,被指責為“唯生產力論”,錯誤地加以批判。然而,出乎林彪、“四人幫”一夥意料的是,這句話不但無助於把鄧小平批倒、批臭,反而使人民群眾從中看到了他敢於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的高貴品質。因而,鄧小平所引用的這個比喻不久便不脛而走,廣為流傳。如今,這段“公案”的孰是孰非已經不言而喻,事實證明,人民需要一個具備改革魄力和膽識的領導人。

二、全麵整頓打響又是一顆重磅炸彈對於當前存在的問題,要有明確的政策。要從大局出發,解決問題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會主義怎麽能等呢?

改革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要打破舊的觀念,就要有人反對,甚至要流血。古有商鞅變法,恰恰說明了這一點。所以,持有改革思想的人,都要有決心———衝破萬難的決心,首先,他不能是個容易屈服的人。鄧小平一生的三起三落,正說明他具有改革家的基本素質,他是“叛逆”的,即便幾次麵臨被打倒,也不對錯誤的事情低頭。

全麵整頓就發生在他第二次被啟用之後。1975 年1 月5 日,經毛澤東主席圈閱,中共中央發出當年第l 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接著,在不久之後召開的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的政治局委員職務得到追認,並被選舉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在隨後於1 月中旬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鄧小平被任命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2 月2 日,周恩來在給毛澤東的一份報告中提出,在他治病療養期間,由鄧小平代他主持有關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澤東批準了周恩來的報告。從此,鄧小平開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引人注目地出現在治國安邦的第一線。

至1975 年初,史無前例的“**”已經使中國大亂了9 年。全國的形勢複雜而嚴峻。“四人幫”及其幫派勢力繼續在各地造反,挑動武鬥。一批鐵路幹線長期受阻塞,使鐵路運輸任務遠遠不能完成。許多廠礦企業陷於半停產狀態,一些廠礦被迫停產。大中城市的商品供應日趨緊張。全國籠罩在混亂動**的氣氛之中。

受命於危難之際的鄧小平,在四屆人大閉幕後一個星期,就針對“**”所造成的破壞和混亂,開始了緊張的全麵整頓工作。

1 月25日,鄧小平在解放軍總參謀部機關團以上幹部會上講話,明確提出了軍隊要整頓,要安定團結,消除派性的問題。以此為開端,整頓工作在鄧小平的領導和葉劍英、李先念等老同誌的配合下,在各條戰線逐步展開。

1975 年的全麵整頓是從工交部門開始的,而鐵路整頓又是工交部門整頓的起點。

1975 年2 月25 日至3 月8 日,解決鐵路問題的全國工業書記會議在北京召開。3月5日,鄧小平以獨具特色的見麵方式出席會議,並作了撼動人心的講話,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一天,聽說鄧小平要來參加這次會議並講話,國務院主管工業的領導幹部和各省、市、區的工業書記早早便聚集在會議廳裏,許多人都抑製不住內心的興奮之情。尤其是那些曾經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戰鬥和工作的幹部,更是對這位老首長出來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感到由衷的喜悅,急切地盼著早一點見到多年未見的老首長。

離開會的時間還差幾分鍾,鄧小平快步走進會議廳。他神態安詳地環顧四周。對於人們驚喜的目光和熱烈的問候,他隻以含蓄的點頭作為回答。

幾個省、市的領導人走上前來,滿麵笑容地要與小平握手。隻見鄧小平迅速地舉起右手在空中搖了搖,對大家說:“今天不拉手了,因為工業形勢不好!”鄧小平同誌的這句話,使那些原本想與他握手的幹部麵麵相覷,一下子怔住了,都定定地望著鄧小平。

鄧小平走近幾步,站住腳,用一種憂慮的目光望著大家,緩緩地說:“一個國家,沒有物質基礎,形勢不好啊!”這句話,雖然聲音不高,卻使絕大多數幹部深深感到其中包含的分量、形勢的緊迫和責任的重大。

講完這句話,鄧小平在沙發上坐下,點燃一支煙,麵對在場的工業戰線的領導幹部,開宗明義地提出:“現在有一個大局,全黨要多講。大局是什麽?三屆人大和四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都講了發展我國國民經濟的兩步設想……也就是說,從現在算起還有二十五年時間,把我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全黨全國都要為實現這個偉大目標而奮鬥。這就是大局。”

他磕磕煙灰,吸一口煙,目光掃視著在場的人,提高了嗓門說:“聽說現在有的同誌隻敢抓革命,不敢抓生產,說什麽‘抓革命保險,抓生產危險’。這是大錯特錯的!”

他嚴肅地問道:“目前生產的形勢怎麽樣?”接著,他從農業談到工業,談到第四個五年計劃,再談到鐵路運輸的情況。他聲色俱厲地說:“現在鬧派性已經嚴重地妨害我們的大局。要把這個問題擺到全體職工麵前,要講清楚這是大是大非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光解決具體問題不行。”他明確指出:對那些派性嚴重的人,要進行教育;對那些鬧派性的頭頭,利用派性渾水摸魚,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破壞國家經濟建設,在混亂中搞投機倒把,升官發財的人,必須嚴肅處理。鄧小平言辭激烈,全場悄無聲息。

最後,他打住話頭說:“對於當前存在的問題,要有明確的政策。要從大局出發,解決問題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會主義怎麽能等呢?”

鄧小平以反問的方式結束了講話。

鄧小平的出現和他的講話,使這次會議的參加者在思想上受到極大的震動。鄧小平把嚴峻的形勢和重大的責任擺在大家麵前,同時也把他那獨特的性格和作風印在與會者的心裏。直至散會時,許多人的表情仍然十分嚴肅。

就在鄧小平在全國工業書記會議上講話的同一天,中共中央發出第9 號文件,即《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這份文件上,有鄧小平親筆寫上的一段話:“對於少數資產階級派性嚴重、經過批評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領導幹部和頭頭,應該及時調離,不宜拖延不決,妨害大局。”

貫通祖國東西南北的鐵路係統率先開始了整頓。全國工業書記會議結束時,主管交通的國務院副總理王震就立下了“軍令狀”:保證一個月內整頓見成效。四屆人大“組閣”時由鄧小平點將出任鐵道部部長的萬裏表示:要把黨中央關於鐵路整頓的第9 號文件作為鐵路工作的綱,“不換節目,不改鏡頭”,一抓到底。他響亮地提出:“不唱天,不唱地,隻唱9 號文件這出戲”;“千條理,萬條理,不安定團結沒有理”。

全國工業書記會議後,萬裏率領工作組馬不停蹄地跑遍了問題嚴重的鐵路局,撤換了一批鬧派性的造反派頭頭,重新調整了領導班子。很快,嚴重堵塞的一批鐵路幹線全部疏通,鐵路係統實現了萬裏提出的“暢通無阻,四通八達,安全正點,當好先行”的口號。

鐵路整頓見到成效之後,鋼鐵工業的整頓緊跟上來。軍隊、軍工、科技、教育、文藝等領域的整頓也厲兵秣馬,醞釀展開。

整頓工作初見成效,使廣大幹部群眾看到了希望。但是,“四人幫”及其控製、影響的幫派勢力並不善罷甘休,他們對鄧小平領導的整頓工作進行頑固的阻撓和抗拒。他們極力煽動,掀起了一股“反經驗主義”的陰風,借以攻擊周恩來和鄧小平等同誌。於是,從4 月到5 月,鄧小平一邊領導整頓工作,一邊和“四人幫”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到5 月底,鄧小平領導的整頓工作的前哨戰———反對“四人幫”挑起的派性的鬥爭,首戰告捷。此後,在鄧小平的部署下,從6月份起,整頓工作在全國全麵鋪開。

9 月中旬,鄧小平明確提出了全國各方麵都要進行整頓的任務。鄧小平領導的全麵整頓,使各條戰線的形勢明顯好轉。

三、軍隊大整頓“老九不能走”

軍隊建設要解決“腫”、“散”、“驕”、“奢”、“惰”五個字。

整頓軍隊是鄧小平抓全麵整頓的開端。1975 年1 月19 日,鄧小平在各大軍區負責人座談會上根據毛澤東軍隊要整頓的指示,提出了軍隊整頓的問題。同月25 日,他在總參團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時對軍隊整頓的任務和要求發表了重要意見。

提出軍隊的整頓,首先是要提高黨性,消除派性,因為鬧派性的問題已經嚴重影響了新中國建設的各個方麵,對軍隊的消極影響尤其大;另一個是要加強紀律性,作為軍隊,比任何一個集體更要有紀律。1975 年6 月24日至7 月15 日,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著重討論了醞釀已久的軍隊整頓問題。這是繼解決鐵路問題之後,鄧小平等采取的又一步具有戰略眼光的舉措。

“**”以來,軍隊建設遭到很大破壞。“批林批孔”運動中江青一夥又妄圖插手軍隊,他們一方麵私自給許多單位寫信、送材料,派人抓點;另一方麵又煽動對軍隊“放火燒荒”,點名攻擊軍隊領導機關。江青還曾以政治局名義強令《解放軍報》變相停刊達6 個月之久。爭奪軍隊成為雙方鬥爭的一個焦點。

為了消除林彪、“四人幫”對軍隊工作的惡劣影響,1975 年1 月,鄧小平在總參機關團以上幹部會議上發出“軍隊要整頓”的號召。中央九號文件發出後,軍工企業即按此文件精神開始整頓,國防工辦也采取“調虎離山”

的辦法,把各主要企業的造反派頭頭送到北京開會,辦學習班,使生產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7 月14 日,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尖銳地提出,軍隊建設要解決“腫”、“散”、“驕”、“奢”、“惰”五個字,軍隊領導班子要解決“懶”、“散”、“軟”的問題。

鄧小平指出,所謂“腫”,就是人數多,軍費開支大多花在吃飯穿衣上麵了;所謂“散”,就是有派性和組織紀律性差,總有少數人喜歡壘點山頭,喜歡搞那麽一個小圈子,喜歡那些吹捧自己的人、聽自己話的人,任人唯親;所謂“驕”,就是軍隊支左,權力大得很,大權在握,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在軍隊的一部分人中,滋生了驕氣,有的甚至不隻是驕氣,而是驕橫,影響了軍隊內部、軍政、軍民的團結;所謂“奢”,就是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鬧享受,鬧待遇,有的甚至公私不分,違反政策;所謂“惰”,就是有些高級幹部革命意誌衰退,追求個人利益,不注意保持革命晚節。有的人小病大養,無病呻吟;有的人工作不努力,不深入基層,不親自動手,靠秘書辦事,官僚主義;還有的人怕字當頭,不敢辦事,不敢講話,怕講錯了挨批。

鄧小平指出,軍隊的整頓就是要重點解決這些方麵的問題。為此必須實行精簡整編;加強組織紀律性;加強軍政、軍民和軍隊本身的團結;恢複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並且要首先自上而下地調整好領導班子。他特別提出:一、整頓和準備打仗是軍隊工作的綱。

二、抓編製,抓裝備,還要抓戰略,要按次序來抓。在沒有戰爭的條件下,要把訓練放在戰略問題的一個重要位置上。

三、需要開一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加強軍隊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

7 月15 日,葉劍英作了總結講話,就軍隊整頓問題作了具體部署。

鄧小平、葉劍英的講話為軍隊整頓指明了方向。尤其重要的是,這次會議還向部分軍隊高級幹部傳達了毛澤東對“四人幫”的多次批評,嚴肅指出,絕不容許野心家插手軍隊,搞陰謀活動,從而在根本上打擊了“四人幫”爭奪軍隊的種種圖謀,為最終粉碎“四人幫”的篡權陰謀做了重要準備。後來,老將軍楊成武在回憶這次會議時,就深有感觸:會上,鄧小平發表了《軍隊要整頓》的重要講話,對“四人幫”作了堅決有力的回擊。葉劍英同誌針對“四人幫”煽動派性,把全國搞得烏煙瘴氣的問題,作了重要講話。葉帥尖銳地指出:“現在搞資產階級派性,就是搞資本主義,搞修正主義。”又說:“軍隊要搞高度的集中統一,決不允許有資產階級派性存在。要使廣大幹部戰士認識資產階級派性的反動性和危害性,警惕階級敵人渾水摸魚,乘機進行反革命破壞。”葉帥在發言中,還非常氣憤地脫離講稿,揭露了反革命分子江青插手軍隊,妄圖把軍隊搞亂的陰謀詭計。他對大家說:“你們要注意,現在有的人到處送書、送材料、寫信,把部隊思想搞亂了。你們要抵製。以後沒有軍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這麽做。”會上,徐帥、聶帥也都作了重要講話,一致讚同小平同誌、劍英同誌的意見。

接著,葉帥親自給各大軍區、軍種的領導同誌打招呼,他一個軍區一個軍區、一個軍種一個軍種地分別找司令員、政委談話,傳達毛澤東的指示。

他跟同誌們說:“毛主席說現在有個‘上海幫’,你們要注意警惕,穩定部隊,把部隊掌握好。”

緊接著,葉劍英就全力貫徹軍委擴大會議精神作了部署。頭一項重要工作是根據毛澤東和軍委的部署,調整配備全軍各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這是為粉碎“四人幫”采取的強有力的組織措施。葉劍英親自擬定了調整各大單位領導班子的“六人小組”人員,親任組長。他還親筆寫了這個名單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批準後,葉帥就帶領“六人小組”緊張地進行工作,很快地對各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

7 月20 日至8 月4 日,經中央批準,又召開了國防工業重點企業會議,討論軍工企業的整頓問題。8月3日,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到會講話。

鄧小平在講話中再次重申:“第一,一定要建立敢字當頭的領導班子。

……怕字當頭,不幹工作,小病大養,無病呻吟,這樣的領導幹部,索性請他好好休息,不然占著茅坑不拉屎怎麽行?領導班子問題一定要抓緊解決,要找一些能夠辦事、敢於辦事的同誌來負責。”

“第二,一定要堅持質量第一。這個問題很重要,特別是軍工產品……質量問題與建立規章製度有關。沒有必要的責任製度,質量難於保證,這方麵要很好地整頓。同時,也要請管國防工業的同誌把科研工作抓緊,因為現在確實有好多軍工產品,由於技術沒有過關而不能正常生產。要發揮科技人員的積極性,要搞三結合,科技人員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員叫老九嗎?毛主席說:老九不能走。這就是說,科技人員應當受到重視……這對於我們事業的發展將會是很有意義的。”

“第三,一定要關心群眾生活。這個問題不是說一句話就可以解決的,要做許多踏踏實實的工作……群眾對生活方麵的議論是相當多的,不要以為都是講怪話。我們黨和國家一定要關心群眾生活,現在應該提出這個問題了。”

他具體提出調5 億斤糧食給一些城市,養500 萬頭豬,甚至可以考慮辦現代化的養雞場。

葉劍英的講話指出:現在有大野心家、小野心家,他們爭權奪利,搞得黨不安寧。這個講話事實上是不指名地批判了江青一夥。

李先念在講話中提出要建立和健全總工程師、總會計師的責任製,保證企業的正常生產秩序。

鄧小平、葉劍英和李先念的講話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軍工企業自當年3 月起在國防工辦領導下進行整頓並取得初步成效,生產情況明顯地全麵好轉。

四、科研工作不能停滯

科學技術是生產力、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

鄧小平清楚地看到,“四個現代化”,科學技術要走在前麵。

我國科學技術事業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而我國科學研究的最高機構—中國科學院,在“**”中成為重災區,受到嚴重的破壞。在“**”中,原有的國家科委及由其代管的國家科協,都合並到了中國科學院。所以,科學院的整頓,不僅關係中國科學院本身,同時關係到全國的科學技術工作。要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整頓中國科學院,恢複正常的科研秩序,調動廣大科學工作者的積極性,實在是迫在眉睫,再也不能拖延了。

1975 年7 月7 日,中央批準了國務院關於中國科學院要整頓、要加強領導的報告,隨後就派胡耀邦、李昌、王光偉到中國科學院主持工作,要求他們盡快提出整頓科學院工作的意見。

胡耀邦不辱使命。他同李昌、王光偉在7 月中旬到任後,經過20 多天調查研究,參考1961 年製定的《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即《科研十四條》) 等文件,於8 月11 日寫成了一個文件,名為《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討論稿)》。為寫好這個文件,胡耀邦組織了一個小的工作班子,親自抓文件的起草工作。文件中的許多觀點和語言,出自他本人。胡耀邦請鄧小平通讀了第一稿,得到肯定,提了修改意見。同時,在科學院內,胡耀邦組織了對這個稿子的座談討論,還把這個稿子交給出席計劃工作務虛會科學技術規劃小組會的有關部委負責人討論。廣泛征求意見後作了修改,於8 月15 日印出“第二次討論稿”。再次征求意見後,修改成第三稿,加上“匯報提綱”的稱謂,名之為《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匯報提綱)》(以下簡稱《匯報提綱》初稿)。

另有反映基本情況的表格五份,作為附件。8 月17 日,由胡耀邦、李昌、王光偉三人聯名上報。

同時,胡耀邦還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這一個月我是把全部精力用在這個文件上的,用一句老話說是拚了一點老命的。”信中說明,“這一稿在幾個關鍵地方是按你的指點改過的”,“祈望得到你的進一步指點”。胡耀邦同時把這一稿送給國務院政策研究室胡喬木和國防科委張愛萍等人,征求他們的意見。他還在18 日、19 日兩天主持計劃工作務虛會的科學規劃小組會開了兩次會議進行討論。

《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從“討論稿”到“匯報提綱”,三個全一樣:一、關於肯定科技戰線上的成績問題;二、關於科技工作的組織領導問題;三、關於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戰線的具體路線問題;四、關於科技戰線知識分子政策問題;五、關於科技十年規劃輪廓的初步設想問題;六、關於科學院院部和直屬單位的整頓問題。

針對否定“十七年”,把建國以來十七年的科技工作說成是修正主義的黑線統治, 《匯報提綱》第一部分明確提出:“二十多年來”科技戰線“成績是主要的,必須加以肯定”。

這一部分扼要地列舉了20 多年來科技戰線的成績———我國人民群眾的科學知識和技術水平普遍提高了。

建立了一支具有相當規模的和一定科學技術水平的科學技術隊伍,全國近400 萬人,其中專門從事科學研究的有15 萬人。

科學實驗的群眾運動蓬勃開展,出現了許多發明創造,有力地促進了工農業生產。

在工農業戰線上,解決了農田基本建設、農業增產、大型工程建設、資源勘探開發、成套裝備、新材料、新工藝等方麵的許多重大科學技術問題。

醫療衛生戰線的科學技術,取得了許多重大成就,斷肢再植、大麵積燒傷治療、骨折治療、急腹症治療、針刺麻醉、中藥麻醉、計劃生育等,已居於世界前列。

原子能、噴氣技術、電子學、半導體、計算機、自動控製、激光、紅外等現代新興的科學技術已經從無到有發展起來了;兩彈試驗成功,粉碎了美蘇兩霸的封鎖壟斷,集中地標誌著我國科學技術達到的新水平。

當代重要的自然科學理論研究領域,我們大都開展了工作,有的已取得了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成果(如胰島素合成、地質力學、理論數學某些方麵)。

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速度是比較快的,從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迅速地趕了上來,我們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大大縮小了。

在第三部分《關於力求弄通毛主席提出的科技戰線的具體路線問題》中指出:“1963 年5 月毛主席關於‘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的這一整段論述,就是科技戰線的總方針。”

在這一總方針下, 《匯報提綱》初稿從六個方麵鮮明地闡述了科技戰線的具體路線、方針:第一是政治與業務的關係;第二是生產鬥爭與科學實驗的關係;第三是專業隊伍與群眾運動的關係;第四是自力更生與學習外國長處的關係;第五是理論與實際、基礎與應用的關係;第六是黨的絕對領導與百家爭鳴的關係。胡耀邦等選出馬、恩、列和毛主席關於科學工作的十六條語錄,作為立論的依據和工作的準繩。文件緊密結合實際,富有針對性,批判的鋒芒直指“四人幫”在“**”中散布的“左”傾謬論。

6 月30 日,中央批發了國防科委關於解決七機部問題的報告。此後,張愛萍率工作組采取斷然措施進行整頓,使這個當時有名的“老大難”單位出現了較為正常的科研、生產和工作秩序。

鄧小平看後,於8 月26 日找胡喬木,專門商談修改科學院《匯報提綱》的問題。鄧小平說,這個文件很重要,要加強思想性,多講道理。但不要太尖銳,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鄧小平要胡喬木同胡耀邦他們一起議論一下,並要胡喬木親自動手修改。在此之前,胡耀邦也在8 月18 日、19 日兩日在科學技術規劃小組內召開兩次會議,聽取有關部門對《匯報提綱》的意見。

按照鄧小平的指示,胡喬木著手主持修改《匯報提綱》,9 月2 日改好。

這一稿是第四稿,改題為《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把原來的六部分改為三部分:

一、中國科學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務。肯定“二十六年來”中國科學院“取得了很大成績”,指出科研工作如不加快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就會影響整個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發展的速度,提出作為我國自然科學研究的綜合性中心,中國科學院今後十年根本任務的三個方麵是:協同各有關部門,積極承擔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中若幹重大科研任務;開辟一批新興的科學技術領域;大力發展基礎科學研究。

二、堅決地、全麵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線。這一部分從十個方麵引用毛澤東關於科學技術工作的論斷和指示,還辯證地分析了政治與業務、群眾路線與專業隊伍、理論與實際、對知識分子的教育與使用、哲學與自然科學五個方麵的相互關係,說明必須係統地、準確地宣傳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線,防止和克服任何偏離、割裂或曲解。

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剛開始恢複工作時,就首先抓了科學和教育兩件大事,認為我國趕上世界水平“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在1978 年3 月全國科學大會上,鄧小平深刻地闡述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的觀點,提出了建立宏大的又紅又專的科技隊伍的任務。這次科學大會製定的《1978 年至1985 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綱要(草案)》是1975 年整頓中的《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發展,而1975 年整頓中的《匯報提綱》,正是科技、文化、教育領域撥亂反正的一個前奏,也為改革開放鋪墊了道路。

五、進行農業整頓

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是農業的現代化,更費勁的也是農業現代化。

工交、軍隊、科技各方麵整頓都已經順利開展,鄧小平開始著手把整頓推向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和其他領域上來。

這年的9 月至10 月,黨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討論建設大寨式的縣、農業機械化和整頓社隊等問題。

實際上,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早在1972 年就提出來了。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會議被一再延期。1974 年7 月,農林部召開了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預備會,研究了農業學大寨和農業機械化會議的準備工作,確定把兩個問題結合起來,作為會議的主題。1975 年8 月13 日,由華國鋒、陳永貴領導的會議籌備小組向國務院提出《關於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的請示報告》,確定這次會議的內容是:“交流農業學大寨,特別是建設大寨式縣的經驗,研究進一步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和迅速改變窮隊麵貌的問題。同時,交流農業機械化經驗和討論1980 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問題。”1975 年8月16 日,鄧小平批示了這個報告。

毛澤東對這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十分重視,他提議,凡能去的政治局委員,都要參加這次會議,並委托鄧小平代表中央作重要報告。

1975 年9 月15 日,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在山西省昔陽縣開幕,參加會議的有國務院有關單位負責人,各地方省、地、縣負責人,農業、科技、財貿等許多單位代表,共3700 多人,這是中共中央在山西召開的一次規模最大的會議。

會議分兩段進行:9 月15 日至28 日在昔陽,參觀大寨等先進單位,聽取經驗介紹;9 月29 日到北京,參加國慶活動,繼續開會,10 月19 日在北京閉幕。

鄧小平是9 月15 日會議開幕的當天趕到大寨的。他先從石家莊乘火車到陽泉,然後轉乘汽車到昔陽。到陽泉站迎接鄧小平的有陳永貴、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王謙及主持昔陽縣委工作的王金籽等。

這是鄧小平第二次到大寨。兩年前,他曾陪同馬裏國家元首兼總理穆薩·特拉奧雷上校參觀大寨。

鄧小平走下火車,環顧一下陽泉車站,感歎地對陳永貴說:“這裏太古舊、太古舊了!”他轉身又對王謙說:“不要怕別人說什麽,最重要的是把領導班子整頓好。關鍵是用好人!”

鄧小平在這次會議的講話中首次明確提出了要進行全麵整頓的任務。

他說:

“毛主席講過,軍隊要整頓,地方要整頓。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商業要整頓,我們文化教育也要整頓,科學技術隊伍也要整頓。文藝,毛主席叫調整,實際上調整也是整頓。”

鄧小平著重強調了搞好農業的重要性: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是農業的現代化,更費勁的也是農業現代化。他提醒人們“必須認真注意這個問題”,“如果農業搞得不好,很可能農業拉我們國家建設的後腿”。此外,鄧小平還在當時召開的農村工作座談會上發表了許多重要意見,進一步闡述了全麵整頓的問題,對農業整頓和其他各方麵的整頓都起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

根據這次會議的精神,全國各地區很快抽調了上百萬幹部到農村幫助社隊進行整頓,開始掀起了農業生產**。為了調整黨在農村的經濟政策,中央還強調不能把社員正當的家庭副業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所有這些,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對農業生產起到了促進作用。應當指出的是,農業整頓當時強調的是學大寨,雖然就其重視農業、堅決要把農業搞上去這一麵來講,具有重要的意義,但這一主題畢竟是“左”的,再加上農業整頓起步不久即為“反擊右傾翻案風”所打斷,因而未能像工交、軍隊等方麵的整頓那樣取得比較明顯的成效。

抓住毛澤東提出要調整文藝政策的契機,鄧小平不失時機地開始對文藝工作進行整頓。首先他重提“百花齊放”的方針,強調“要搞百花齊放,不要一枝獨放”。後又根據毛澤東批示,解放了被江青一夥禁演的《創業》和《海霞》、《萬水千山》、《長征組歌》等一些有影響的節目也陸續公演,使文藝領域開始出現了新氣象。

為了打破“四人幫”在宣傳理論領域的一統天下,鄧小平采取了另起爐灶的辦法,這就是根據他的建議,國務院於6 月設立了政治研究室。其主要成員為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複、於光遠、鄧力群等著名的理論工作者。國務院政研室當時進行了許多調查研究,參加了編輯《毛澤東選集》五卷的工作和許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論總綱》、《工業二十條》和《匯報提綱》,很快成為鄧小平進行理論宣傳鬥爭的得力助手。

政研室工作最重要的一個方麵就是代管學部。6月29 日,鄧小平向胡喬木交代,政研室一定要把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管起來,並立即要中央組織部提出學部領導機構人選,同時委托一位副總理召集國務院政工組、辦公室和教育部等機關單位開會,把重新確定的對於學部的管理分工正式通知執行。

7月6日,中央組織部和國務院政工組發表學部領導機構名單,由郭沫若任主任,主持學部工作。7 月下旬,工宣隊、軍宣隊被送走,下鄉下廠的研究人員和工作人員全部撤了回來,學部各個研究所的業務工作逐步恢複起來。

按照安定團結、落實政策的方針,國務院政研室開列了科技教育界、文化藝術界、新聞出版界人士出席1975 年國慶招待會的名單。學部有21 人出席,包括專家學者18 人、領導幹部3 人。此舉引起強烈反響,認為國慶招待會體現了安定團結的方針,體現了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精神。學部政工組將出席招待會的有關學者的反映整理成簡報,胡喬木看後感到有代表性,即報鄧小平並建議轉呈毛澤東。毛澤東於10 月16 日寫下了批語:“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學錯誤思想。可惜未請周揚、梁漱溟。”這一批語,進一步促進了知識分子政策和幹部政策的落實。

在這場爭奪理論宣傳陣地的鬥爭中,最有意義的是鄧小平明確提出了要正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他在農村工作座談會上說:“我總覺得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怎樣宣傳毛澤東思想。林彪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是割裂毛澤東思想。”“這個問題,現在實際上並沒有解決。”

“恐怕在相當多的領域裏,都存在怎樣全麵學習、宣傳、貫徹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毛澤東思想緊密聯係著各個領域的實際,緊密聯係著各個方麵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方法,我們一定要全麵地學習、宣傳和實行,不能聽到風就是雨。”這個問題的提出,一針見血地點到了多年來存在於我國政治生活中的症結,打中了“左”傾錯誤的要害,實際上已涉及了理論宣傳和黨的思想路線這個根本性的問題。

就這樣,在鄧小平的直接領導下,以整頓經濟工作為中心的全麵整頓工作迅速開展起來,並逐漸發展到意識形態領域,形成了一個整體,取得了一係列明顯的效果:

國民經濟由停滯下降迅速轉向回升,1975 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達到4467 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1.9%。其中,工業總產值3207億元,增長15.5%;農業總產值1260 億元,增長3.1%。在工農業產品產量方麵,糧食產量達到5690 億斤,比上年增長3.36%,創曆史最高水平;鋼產量2390 萬噸,增長13.16%;原煤4.82 億噸,增長16.71%;原油7706 萬噸,增長18.83%;發電量1958 億度,增長17.39%;鐵路貨運量8.9 億噸,增長12.9%。財政收入815.6 億元,比1974年增長32.5 億元。

在全麵整頓不斷展開的同時,鄧小平圍繞著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一中心任務,提出了一係列帶有戰略性和全局性的思想和主張,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六、衝破“唯生產力論”思想禁錮我們反對“唯生產力論”,但是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不搞生產,不能不搞科學技術。我們強調勞動生產率,強調科學技術,不能算作“唯生產力論”。

由於當時建國時間尚短,社會主義究竟應該是個什麽樣子?人們的思想上以前就不甚清楚,“**”中就更亂了。雖然毛澤東也曾發覺“革命”把生產搞亂了,提出要“抓革命,促生產”,但是在當時情況下,誰敢抓生產?因為誰要去抓生產,就會被冠以“唯生產力論”的帽子,遭到批判,甚至會被打倒。在那些是非顛倒的日子裏,“唯生產力論”帽子滿天飛,使得人心惶惶,國民經濟已瀕崩潰,人民生活水平更趨低下。

鄧小平臨危受命,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主持了全麵整頓,首先是經濟生產領域整頓的工作。他以毛澤東提出“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為契機,力圖從理論上衝破“唯生產力論”對人們思想的禁錮。

1975年3月5日,在為解決鐵路問題召開的中共省、市、自治區委員會主管工業的書記會議上,鄧小平發表了重要講話。這個講話以《全黨講大局,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為題,以後被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998年11 月出版的《鄧小平思想年譜》又補充收入了以下這樣一段非常重要的講話:“現在學習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限製資產階級法權,也要有個物質基礎,不然怎麽過渡到共產主義?各取所需,是要有豐富的物質基礎嘛。這同‘唯生產力論’是兩回事。”在當時那樣一種政治環境中,敢於說這樣的話,顯示出鄧小平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

1975 年5 月21 日,鄧小平主持召開國務院辦公會議,討論鋼鐵工業座談會文件。鄧小平在會上又針對“四人幫”大批“唯生產力論”的問題,尖銳地指出:我們反對“唯生產力論”,但是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不搞生產,不能不搞科學技術。我們強調勞動生產率,強調科學技術,不能算作“唯生產力論”。如果不講這些,還能談得上社會主義總路線嗎?我們總是要把革命和生產都搞好才行。

1975 年6 月10 日,鄧小平在陪外賓到上海參觀訪問期間,專門找當時擔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馬天水談話。他本希望這位賣身投靠“四人幫”的“老革命”能認清形勢,回心轉意。在談話中,鄧小平說:“中國這麽多人口,國民經濟搞不上去怎麽行?我們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產力論’,誰還敢抓生產?現在把什麽都說成是資產階級法權,多勞多得是應該的嘛,也叫資產階級法權嗎?搞生產究竟應當用什麽東西作為動力?”殊不料,這次談話隨即就被馬天水向其主子告發,並成為“四人幫”攻擊鄧小平的“炮彈”。

圍繞“唯生產力論”,鄧小平與“四人幫”展開了針鋒相對的爭論和較量。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1977 年10 月在會見加拿大林達光教授時回顧這場爭論說:“四人幫”否認生產力的重要,認為隻要上層建築的問題、所有製的問題解決了,就能進入共產主義。誰提發展生產力,就被說成是“唯生產力論”。這是我們同“四人幫”的重大爭論之一。如果不是生產力發展到物質極大豐富,怎麽能實現按需分配,怎麽能進入共產主義?馬列主義沒有“唯生產力論”這個詞。這個詞不科學。

七、全麵整頓是改革開放的先聲

現在全國存在各方麵要整頓的問題。毛主席講過,軍隊要整頓,地方要整頓。地方整頓又有好多方麵,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商業也要整頓,文化教育也要整頓,科學技術隊伍也要整頓。文藝,毛主席叫調整,實際上調整也就是整頓。

1975 年1 月即為進一步貫徹落實毛澤東在“九一三”事件後就已作出的“軍隊要整頓”的指示作了部署。2 月醞釀,3 月開始,雷厲風行地領導鐵路整頓。重點突破鐵路運輸這個薄弱環節以後,隨即在工交戰線各行各業推廣鐵路整頓的經驗,並乘勝轉入國防科技和鋼鐵的重點整頓。短短三四個月,鐵路運輸麵貌改觀,煤炭工業恢複發展,鋼鐵扭轉欠產局麵,整個工業交通戰線出現安定團結和把生產搞上去的好勢頭。國防科技事業恢複正常,為當年取得“三星高照”的優異成績奠定了基礎。這是整頓的第一階段,是重點的整頓階段,也可以說是整頓的試點階段。

鄧小平在整頓向麵上鋪開和引向深入的基礎上,決心乘勝前進,提出“黨也要整頓”,並部署在1975 年冬至1976 年春進行以整黨為核心的“全麵整頓”。他在政治局講了“各方麵都要整頓”的問題,得到毛澤東讚成;又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向全黨全國提出“全麵整頓”的任務。為了為全麵整頓作準備,鄧小平指導起草了工業和科技兩個條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起草了以“三項指示為綱”全麵整頓的社論。就在1975 年整頓準備進入第三階段———全麵整頓階段之際,一場名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開始,以整黨為核心的“全麵整頓”還沒有來得及展開,1975年整頓就被迫中斷了。

1975 年整頓進行不過八九個月,其發展之迅速,成效之顯著,在當代中國曆史上是不多見的。

通過整頓,“**”特別是“批林批孔”運動造成的動亂局麵有了很大的改觀。軍隊完成了“三支兩軍”任務,開始實施縮編方案,逐漸步入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正確軌道。通過調整軍隊各大單位的領導幹部,軍隊的領導權牢牢地掌握在忠於黨和人民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大批被長期關押、審查的老幹部獲得了解放,不少人重新分配了工作。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領導重新恢複和建立起來。從中央各部委到各省、地、縣直到基層單位的各級領導,經過調整充實,逐步克服了軟、懶、散的狀態。派性鬥爭在全國各地得到了遏製。除個別地區以外,全國各地武鬥停止了下來。隨著文藝政策的調整,不少電影、戲劇、文學作品被解禁,廣大群眾的文化生活逐步活躍起來。農村政策的調整,使得人們能夠較多地吃到豬肉,口袋裏也有一點錢了。坐火車,坐長途汽車,一律對號入座,改變了擁擠、爭搶的混亂狀況。總之,生產秩序、工作秩序、社會秩序逐步趨於正常,全國上下呈現出安定團結的景象。鄧小平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支持下,戰勝了“四人幫”

的幹擾、破壞,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各族人民進行整頓,隻用了短短八九個月的時間,中國由從持續九年的動亂中逐漸恢複正常,確實寫下了令人讚歎的篇章。

政治路線和方針、政策的正確與否,最終要用經濟的效果來衡量和檢驗。鄧小平領導1975 年整頓是以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為號召、作動員的。用經濟建設的成就來衡量和檢驗,1975年的整頓確實是非常輝煌的。

1975年7月,國務院總結上半年工業生產情況,在報告中指出:“今年上半年,傳達貫徹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關於還是安定團結為好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三項重要指示和中央九號、十二號、十三號文件,工業交通戰線的形勢發生了顯著變化。”“三月以來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一個月比一個月好。原油、原煤、發電量、化肥、水泥、內燃機、紙及紙板、鐵路貨運量等,五、六月份創造了曆史上月產的最高水平。軍工生產情況也比較好。”

這個報告還指出:“全國工業總產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計劃的47.4%。從各地區完成的百分比看,高出全國平均數的有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吉林、黑龍江、甘肅、陝西、廣東等十二個省、市。其他省、區,也正在趕上來。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完成全年計劃的43%,收支平衡,略有節餘。”

從這些數據可見,整頓僅三個多月,成效就已經十分明顯了。全年統計,經濟形勢令人欣喜。1975 年全年工農業總產值達到4467 億元,比1974年增長11.9%。其中工業增長15.1%,農業增長4.6%。糧食產量創曆史最高水平。進出口貿易額147.5 億美元,超過以往任何一年。國防科技取得了“三星高照”的優異成績,令全世界刮目相看。財政收入815.6 億元,比1974 年增長32.5 億元。整頓使這一年成為“**”十年內亂中經濟發展狀況最好的一年。

在經過“**”八年長期動亂之後,鄧小平主持1975 年整頓,隻用了八九個月時間,在政治上、經濟上就取得了如此顯著、如此巨大的成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上,寫下了十分輝煌的一頁。

全麵整頓,對於全麵動亂之後的國民經濟恢複和黨與國家正常工作秩序的恢複,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也極大地增強了鄧小平在全黨和全國人民心中的威望,成為後來改革開放的先聲。

【改革評點】

由於毛澤東對“四人幫”一定程度的抑製和對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等人的支持,鄧小平主持的全麵整頓取得了明顯成效。整頓在一定範圍內開始了有限度的撥亂反正,進一步促進了人民群眾的思想覺醒,使他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黨和國家的希望所在,從而積極貫徹整頓的各項政策措施,建立健全規章製度,恢複正常的生產和社會秩序,促使生產形勢逐步好轉,科技、教育受到重視,文藝禁錮開始鬆動。國民經濟由停滯、下降迅速轉向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