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10 月6 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永遠值得紀念的日子，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順應黨心民意，采取果斷措施，一舉粉碎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對之實行隔離審查。全國人民歡欣鼓舞，熱烈慶祝這一偉大的曆史性勝利。“四人幫”的垮台，客觀上宣告了曆時10 年之久的“**”的結束。
由於“**”和長時期“左”傾錯誤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不容易在短期內消除，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在一段時間內仍然延續，黨和國家的許多工作出現了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麵。為扭轉這種局麵，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和廣大幹部群眾進行了堅持不懈的努力，終於在中國麵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曆史關頭，通過1978 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從根本上糾正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結束了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麵，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曆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一、用“實事求是”批判“兩個凡是”
必須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最根本的東西。不能割裂、歪曲和損害毛澤東思想。
“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
“四人幫” 被粉碎之後，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就鄭重提出，應當盡快讓鄧小平出來工作。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王震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再次提出應該盡快恢複鄧小平的領導職務問題，得到了黨內大多數同誌的支持。
1977 年7 月21 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決議，恢複鄧小平同誌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的職務。此時，鄧小平已經73 歲了，麵對全會的熱烈掌聲和全體中央委員的厚望，他動情地說：“作為一名老的共產黨員，還能在不多的餘年裏為黨、為國家、為人民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個人來說是高興的。我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我想，誰叫你當共產黨人呢，既然當了，就不能夠做官，不能夠有私心雜念，不能夠有別的選擇。”
肩負著黨和人民的重托，鄧小平又一次走上了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他沒有選擇做官，而是要做點工作。此時，中國的事情千頭萬緒，怎樣抓住決定性的環節，開創新的局麵？鄧小平已經深思熟慮，成竹在胸。
從批判“兩個凡是”錯誤入手，倡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逐步實行全麵撥亂反正，是鄧小平複出工作後殫精竭慮的事情。
“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是1977 年2 月7 日，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的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中提出的一個口號。“兩個凡是”的要害是繼續堅持“**”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按照“兩個凡是”，中國就不可能從“**”的災難中走出來。
1977 年4 月，鄧小平在未恢複領導職務的情況下，率先對“兩個凡是”
提出批評。他在給中央的一封信中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5 月3日，中央轉發此信，鄧小平的意見引起了黨內許多同誌的思考。
5 月24 日，鄧小平在同王震等人的談話中，明確強調不能搞“兩個凡是”。他說：“毛澤東同誌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他說，一個人隻要做工作，沒有不犯錯誤的。又說，馬恩列斯都犯過錯誤，如果不犯錯誤，為什麽他們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為原來有些觀點不完全正確，不那麽完備、準確嘛。”鄧小平強調，他提出準確地、完整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體係，不讚成“兩個凡是”，是經過反複考慮的。這是關係到能否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問題。
1977 年7月，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鄧小平再一次強調，必須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最根本的東西。不能割裂、歪曲和損害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的這些重要論述啟發了人們的思想，拉開了思想解放的序幕。
1978 年5 月11 日，在胡耀邦同誌的組織下， 《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這篇文章約7000字，共分四個部分：“檢驗真理的標準隻能是社會實踐”、“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革命導師是堅持用實踐檢驗真理的榜樣”、“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從小標題上就可看到，該文論述了檢驗真理的標準是社會實踐，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基本的原則，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文章針對現實，強調指出：“現在，‘四人幫’及其資產階級幫派體係已被摧毀，但是，‘四人幫’加在人們身上的精神枷鎖，還遠沒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經批評過的聖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這種傾向依然存在。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工作中，‘四人幫’都設置了不少禁錮人們思想的禁區，對於這些禁區，我們要敢於去觸及，敢於去弄清是非。科學無禁區。凡是超越於實踐並自奉為絕對的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隻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製主義。社會主義對於我們來說，有許多地方還是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要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麵臨著許多新的問題，需要我們去認識、去研究。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甚至拿現成的公式去限製、宰割、裁剪無限豐富的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這種態度是錯誤的。我們要有共產黨人的責任心和膽略，勇於研究生動的實際生活，研究現實的確切事實，研究新的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隻有這樣，才是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才能夠逐步地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前進，順利地進行新的偉大的長征。”這篇文章傾向性和針對性顯而易見。
一石激起千層浪，此文一發表，即在黨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有反對的，有讚同支持的。凡盼望天安門事件平反，盼望早日衝破“兩個凡是”思想定格的人，讀了此文，欣喜之情溢於言表。他們期望此文能使各項工作真正撥亂反正。然而此文最先引來的卻是責難。就在《人民日報》轉載這篇文章的當天晚上11 時，在報社值班的一位負責人便接到一個電話，電話指責“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錯誤”。次日，新華社負責人也接到一個指責新華社轉發此文的電話。
關鍵時刻，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支持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
5月30 日，在同幾位負責人談話時，鄧小平有針對性地說：“隻要你講話同毛主席的不一樣，同華主席的不一樣就不行，這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是當前思潮的一種反映。”他強調：毛澤東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實事求是。現在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是莫名其妙。
6 月2 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他首先講了實事求是，他說，實事求是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就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我們也有一些同誌天天講毛澤東思想，卻往往忘記、拋棄甚至反對毛澤東同誌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還認為誰要是堅持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誰就是犯了彌天大罪。他們的觀點，實質上是主張隻要照抄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誌的原話，照抄照轉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說這是違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違反了中央精神。他們提出的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涉及到怎麽看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問題。隨後，鄧小平以毛澤東的革命經曆講述了毛澤東是如何堅持實事求是、理論聯係實際原則的。他說，毛澤東同誌“堅決反對在共產黨內討論問題的時候，開口閉口拿本本來，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這種錯誤的心理”，他強調“一定要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撥亂反正，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
此後，鄧小平在同文化部部長黃鎮談話時說：“《光明日報》發了文章，當時沒有注意，後來聽說有人反得厲害，才找來看了看。符合馬列主義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 月2 日的講話裏支持了一下。”
7 月21日，鄧小平約見當時的中央宣傳部部長，明確要求不要再“下指令”、“設禁區”了，不要再把“剛開始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拉向後退”。
次日，鄧小平約見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明確指出，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是馬克思主義的，爭論不可避免，爭得好。引起爭論的根源就是“兩個凡是”。
在鄧小平的發動和領導下，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終於衝破了“兩個凡是”的束縛，很快由北京向全國各地輻射，由思想理論界向各行各業輻射。
自8月起，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全國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負責人紛紛發表文章或講話，支持這場大討論。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猶如巨石，激起了層層波浪；猶如春風，吹醒了冬眠於“兩個凡是”中的人們；猶如磁鐵，吸引了全國各地、各領域的人們，人們的思想在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中逐漸獲得了解放。
二、東北之行“到處點火”
我們的體製不適應現代化建設，總的來說上層建築不適應新的要求。我們必須懂得這一點。我國的體製，包括機構體製等等，基本是從蘇聯來的，是一種落後的東西，人浮於事，機構重疊，官僚主義嚴重，有好多體製問題要重新考慮。體製問題不解決不行。
自1978 年下半年起開展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討論中許多有識之士進一步提出了要盡快結束徘徊狀態，實現黨的工作重點轉移這一更深層次的問題。如何把全國範圍的大討論引向深入，以期早日完成工作重點的轉移，實現偉大的曆史轉折，是這一時期鄧小平反複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在沸沸揚揚的爭論聲中，鄧小平深入到了人民群眾中間，先後去了一些省份，引導人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徹底擺脫“兩個凡是”的束縛，擺脫“以階級鬥爭為綱”錯誤思想的束縛，從實際出發，尋找適合中國實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這年的9 月，他應金日成的邀請到朝鮮進行了一次短暫的訪問。歸國後，他沒有直接回到北京，而是到東北三省及河北唐山、天津走了一圈。鄧小平的這次東北之行，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做了許多思想發動工作。他提出的許多重要理論觀點為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礎。
鄧小平的東北之行，行程安排得極其緊張。9 月13日下午5 時，他與隨行人員彭衝、黃華等由朝鮮到達遼寧的工業重鎮本溪，即與遼寧省委、本溪市委的領導同誌進行座談。在談到本溪鋼鐵公司應該怎樣發展的問題時，鄧小平說：“要到發達的國家去看看。過去我們對國外的好多事情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知道還有罪嘛，崇洋媚外嘛! 我們應當去看看人家是怎樣搞的。”短短幾句話，尖銳地批評了固步自封、爬行主義的做法，給了本鋼同誌極大的啟發。9 月14 日淩晨，鄧小平一行抵達黑龍江。按照鄧小平的要求，專列徑直開往大慶油田。大慶，鄧小平來過多次。這一次他又來到了油田工人中間，詳細地詢問工人們對國家建設的想法，深入地了解民情。第二天，在聽取黑龍江省委常委的匯報時，鄧小平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他說，我們的體製不適應現代化建設，總的來說上層建築不適應新的要求。我們必須懂得這一點。我國的體製，包括機構體製等等，基本是從蘇聯來的，是一種落後的東西，人浮於事，機構重疊，官僚主義嚴重，有好多體製問題要重新考慮。體製問題不解決不行。這段話實際上表明鄧小平已經開始考慮著手進行經濟體製改革和政治體製改革的問題了，這對黑龍江省委領導同誌的思想觸動很大。
離開黑龍江，鄧小平又馬不停蹄地去吉林、遼寧和唐山、天津。在鞍山鋼鐵公司，他提出，凡是引進的必須是革命，不是改良。所謂的革命，就是不要修修補補，要把真正先進的技術引進來。鞍鋼改造，要革命，不要改良，要使鞍鋼成為老企業發展的樣板，要把指導思想搞清楚。
在沈陽，他動情地對遼寧省委的同誌說，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樣，歸根到底要發展生產力。我們太窮了，太落後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我們的人民太好了。外國人議論，中國人還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們注意。我們現在必須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條件。他說，要體現社會主義製度比資本主義優越，起碼要表現出我們的發展速度比他們快。鄧小平的這些話振聾發聵，是改革開放、實現工作重點轉移的動員令。在沈陽軍區，鄧小平對李德生司令員說，我是到處點火，在這裏點了一把火，在廣州也點了一把火，在成都也點了一把火。鄧小平點的就是引導中國實現偉大的曆史轉折的光明之火。
鄧小平的這次東北之行，講得最多的一次是在長春。這篇講話後來被編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在當時和以後一段時間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王恩茂是當時吉林省委書記，他回憶說，記得是9 月16 日上午，我匯報以後，小平同誌作了《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的重要講話，提出來要恢複我們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這樣一個大問題。小平同誌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最重要表現在社會生產力發展上，人民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上，如果我們國家生產力水平老是很低，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老是很低，還很低，還很苦，我們就對不起人民。所以，還是要橫下一條心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力量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小平同誌在吉林對我們所作的講話促進了我思想的大解放，過去有些不敢想的問題，現在敢想了；過去不敢講的問題，現在敢講了，所以，在三中全會以前，小平同誌還是做了很多思想發動工作的，這就為召開三中全會打下了一個很好的思想基礎。
三、兩大會議帶來的偉大轉折
首先是解放思想。隻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係列問題。
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是鄧小平著作中的一個名篇。
翻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細心的讀者一定會發現，在這篇文章的標題下麵有一段具有特別意義的題解：這是鄧小平同誌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這個講話實際上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將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鄭重地作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這種罕見的情況是有特殊原因和特別意義的。
1978 年11 月10 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預備會。按照原定的安排，議程有三個：一是討論農業問題；二是商定1979 年、1980年兩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三是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就這些議題而言，並不含有重大決策的突破。
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幕之前，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建議在三中全會上討論自1979 年1 月1 日起實現黨的工作重點轉移的問題，同時，對“兩個凡是”問題和真理標準討論問題也進行了充分展開討論。鄧小平的提議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數常委的讚同，同意工作會議在進入原定議程之前，先用兩三天的時間，討論工作重點轉移問題。
實施戰略轉移的議題一經提出，立即引起了與會者的極大興趣和廣泛討論。會議很快脫離了事先設置的軌道，變成了向“**”及其以前的“左”的錯誤發動總攻的大會。原來是安排開半個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不得不幾度延長，整整開了36 天。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革命家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揮了主導作用。經過深入的討論，絕大多數與會者認為，中國要發展，必須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現黨的工作重點的戰略轉移。
中央工作會議開始不久，有關同誌曾幫助鄧小平準備了一個講話稿，主要是說明原定的幾個議題的。現在，會議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央領導層的格局也發生了變化。議題轉變了，原先準備的講話稿也就不適用了。因此，會議後期，鄧小平又把人找來重議講話稿。鄧小平說，這次別的問題都不講，隻講四個問題：第一，解放思想。第二，發揚民主。第三，向前看。
第四，研究和解決新問題。對於四個問題，鄧小平詳細係統地談了他的意見，例如，對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明確指出這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問題。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對於中國的發展，他尖銳地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12 月13 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按照這四個問題，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這個講話，提綱挈領地抓住了曆史轉折中最根本的問題，指出了“文革”以後中國向何處去的正確方向和指導思想。它以全新的理論視角，啟發了全黨的思路，振奮了人們的精神，對於推動整個國家走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從此成為中國人民團結奮鬥、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的基本口號。
12 月18 日，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開幕。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
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作出了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這是黨在政治路線上最根本的撥亂反正。在經濟建設問題上，從糾正急於求成的錯誤傾向和全黨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等問題出發，提出必須采取一係列新的重大措施，對陷於失調的國民經濟比例關係進行調整，並且對於過分集中的經濟管理體製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的技術和設備，並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這些思想，是黨確立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重要方針的開端。
這次會議調整了中央領導班子。陳雲被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增選了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還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勳、王任重等為中央委員。陳雲、鄧穎超、胡耀邦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這些重大人事變動，使大批經過考驗的老幹部重新進入黨的最高領導核心，為貫徹新的思想路線提供了組織保證，實際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新的領導集體。鄧小平後來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這就是第二代的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實際上可以說我處在一個關鍵地位。”
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左”的錯誤的嚴重束縛，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使廣大幹部和群眾從過去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束縛中解放出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全麵恢複和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結束了粉碎“四人幫”以來的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麵，解決了黨從1957 年以來未能解決好的工作重點轉移問題。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曆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黨在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的全麵撥亂反正，是從這次全會開始的；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是由這次全會拉開序幕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新道路，是以這次全會為起點開辟的；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是在這次全會前後開始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光輝的標誌，它表明中國從此進入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新的曆史時期。
【改革評點】
倡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為衝破“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成為實現黨和國家曆史性偉大轉折的思想先導。東北之行，為已成燎原之勢的全國範圍的真理標準大討論鼓起了一縷春風。十一屆三中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係，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曆史性決策。這次全會結束了粉碎“四人幫”
之後的兩年中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麵，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曆史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曆史新時期。從此，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新的曆史條件下開始了新的偉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