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掌握了撥亂反正的主動權，開始有步驟地、大規模地解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許多曆史遺留問題和實際工作中出現的新問題，認真全麵地總結新中國建立以來的曆史經驗教訓，正確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和曆史地位，把在“**”中受到嚴重擾亂的各方麵社會關係調整過來，進一步推動我國的政治和經濟形勢向好的方向發展。
一、恢複高考製度
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辦教育要兩條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經過嚴格考試，把最優秀的人集中到重點中學和大學。
恢複高考製度是鄧小平複出後做出的一項重要決策，也是對“**”撥亂反正的一個重要標誌，標誌著我們黨開始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向重視知識、重視人才的正確方麵上來，重新確立了選拔人才的公平、公正和平等競爭的原則。當時的學人一定還記得，1977年那個漫長的夏季，那個恢複高考的曆史舉動經曆了怎樣的艱難和曲折……1952 年，我國第一次實行大學統一招生，建立起了新中國的高考製度。
從1952 年一直到“**”前，高等學校招生實行全國統一命題、一次考試、分批錄取的辦法。招生工作的原則是：階級路線和政治與學業兼顧。生源主要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和其他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這種辦法基本上符合當時高等學校選拔新生的需要，錄取的學生政治、學業質量都是比較好的，為國家建設的各條戰線培養了大批合格的人才。
“**”開始不久，1966 年6 月13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的通知，通知指出以往的招生考試辦法“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產階級考試製度的框框”，“必須徹底改革”，並宣布當年的高校招生工作推遲半年。5 天後， 《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徹底搞好文化革命，徹底改革教育製度》的社論，提出把高考製度“扔進垃圾堆裏去”。7月24 日，又發出了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規定從該年起高校招生下放到省、市、自治區辦理，取消考試製度，采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事實上，因各地忙於進行“**”，均未進行招生工作。
從此，高校停止了招生。後來，在“上山下鄉”運動中，成千上萬高、初中畢業的知識青年走上了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同時，大量大學教師也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大學名存實亡。
直到1972 年，在全國高校停止招生達6 年之久後，大多數高校又開始恢複招生。但這次招生有一個明確的規定：隻“選拔具有兩年以上實踐經驗的優秀工農兵入學”，不招收應屆畢業生，取消文化考試，實行“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的辦法。1973年，剛試行了一年的文化考試因“白卷英雄張鐵生”的出現又被取消，沒有任何文化考試的推薦選拔的大學招生製度開始實行。這期間，“白卷英雄”被樹成典型，各地的招生工作不同程度地都存在“走後門”的現象，進入大學的工農兵學員文化基礎參差不齊，有的人甚至不具備基本的文化知識基礎，大學教學活動難以進行，還要受到政治運動的衝擊。
到1976 年10 月粉碎“四人幫”時，高考製度已經整整廢除了10 年，但“**”延續下來的招生辦法仍未改變。國家出現了嚴重的人才斷檔，廣大群眾對依舊實行推薦選拔的大學招生製度非常不滿，“人民來信”
如雪片般飛向教育部。一些老同誌也給尚未複出的鄧小平寫信，提出恢複高考製度迫在眉睫。
此時，麵對教育界急需解決的一係列重大問題和來自人民群眾的呼聲，鄧小平的心情十分急切。雖然他尚未複出，但他一直在關注著科技教育界這個十年動亂中曆經劫難的重災區，並已經在腦子裏開始籌劃改革高等學校招生製度和恢複高考製度。
1977 年5 月24 日，鄧小平在與王震等同誌談話時指出：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辦教育要兩條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經過嚴格考試，把最優秀的人集中到重點中學和大學。
6 月29日，教育部在太原召開了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一次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當時高教領域籠罩著兩片陰雲：一是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人才的“七二一道路”。二是“兩個估計”，即在1966 年“**”開始以前的十七年裏，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大多數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更為嚴重的是，在人們心頭還橫亙著一座大山，即“兩個凡是”。
因此，為國家選拔人才的高校招生麵臨著兩難境地：否定“七二一道路”，要承擔複辟17 年資產階級統治、反對毛澤東革命路線的政治風險；如果照“七二一道路”走下去，千百萬優秀人才就還將被關在大學的校門外，千百萬優秀的“老三屆”必將錯過上大學的最後一次機會。雖然，這次會議在落實1972 年周恩來總理關於高等學校招生指示上有所進展，但是，在“兩個凡是”的籠罩下，仍然未能突破不合理的招生規定。顯然，單靠教育部門是難以改革大學招生製度和恢複高考製度的。
7 月，在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推動下，在全國人民的期盼中，中共中央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複鄧小平原來擔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這位幾經起落的73 歲的革命家又一次複出了。
上任伊始，鄧小平自告奮勇主管科技和教育工作，並率先提出了他思考已久的高考招生製度改革的問題。
7 月29 日，鄧小平在同教育部幾位負責人談話時說：清華、北大要恢複起來。有幾個問題要提出來考慮：第一，是否廢除高中畢業生一定要勞動兩年才能上大學的做法?第二，要堅持考試製度，重點學校一定要堅持不合格的要留級，對此要有鮮明的態度。第三，要搞個匯報提綱，提出方針、政策、措施。教育與科研兩者關係很密切，要狠抓，要從教育抓起，要有具體措施，否則就是放空炮。
8 月1 日，他在聽取有關方麵負責人關於教育工作的匯報時說：辦教育要兩條腿走路，學校可以搞多種形式。總的目標是盡快地培養一批人出來。
根本大計是要從教育著手，從小學抓起，否則趕超就變成了一句空話。重點大中小學校，數量不能太少，現在要立即著手指定。兩條腿走路，但要有重點，重點學校的重點就是直接從高中招生。
8 月4 日至8日，鄧小平在北京親自主持召開了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邀請30多位著名科學家和教育工作者參加。8日，鄧小平聽取了與會代表反映的對高等教育現狀的憂慮和意見。當清華大學黨委負責人談到清華大學教育質量很差，許多人隻有小學水平，入學後還得補習中學課程時，鄧小平很不滿意地說，那就應該稱作“清華小學”、“清華中學”。當時一位武漢大學的教授在座談會上非常強烈地呼籲：招生是保證大學質量的第一關，好像工廠的原材料，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產出合格的產品。在座的科學家們發言踴躍，情緒熱烈，一致建議國務院下決心恢複大學招生製度。鄧小平問道：“今年是不是來不及改了?”大家回答，今年改還來得及，最多晚一點。鄧小平聽後當即決定，“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過來。”他明確表示：“今年就要下決心恢複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
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好辦法。”這些曆經磨難的科學家和教育工作者以經久不息的熱烈的掌聲來表達他們對這一決定的擁護和對鄧小平的由衷敬意。
這次座談會結束後，教育部根據鄧小平的指示，8月13 日在北京召開了第二次招生工作會議。但是，由於8 月12 日開幕的黨的十一大未能糾正“**”的錯誤理論，對剛剛起步的教育撥亂反正產生了很不利的影響，高考招生製度改革一度陷入徘徊狀態。當時曾有一首打油詩真實地記錄了人們渴望“解放”的心情：“招生會議兩度開，眾說紛紜難編排，雖說東風強有力，玉(育) 門緊閉吹不開。”9 月6 日，鄧小平就高等學校招生問題，致信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指出：“招生問題很複雜。據調查，現在北京最好中學的高中畢業生，隻有過去初中一年級的水平(特別是數學)，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學生，須在社會上招考，才能保證質量。”9月19 日，他在同教育部負責同誌談話時深刻地闡述了立即恢複高考製度的原因、招生的政策和標準問題。他說：“1971年全教會時，周恩來同誌處境困難。1972 年，他和一位美籍中國物理學家談話時，講要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收大學生。在當時的情況下，提出這個問題是很勇敢的。”
“為什麽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簡單，就是不能中斷學習的連續性。十八歲到二十歲正是學習的最好時期。”鄧小平的“9·19 談話”給了參加招生工作會議的同誌以極大的鼓舞，許多人連夜打電話、拍電報或寫信，把鄧小平的談話精神傳到四麵八方。就在鄧小平這次談話後，曆時38 天的1977 年第二次高校招生會議結束，恢複高考已成定局。
9 月30 日，鄧小平在《紅旗》雜誌根據他對教育工作的幾次談話整理成評論員文章《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教育事業》送審稿上批示：“這是一個重要問題，我建議政治局討論一次，進行修正，然後確定是否發表。”
10 月3 日，鄧小平在教育部《關於一九七七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見》的請示報告等文件上批示：“此事較急，建議近幾日內開一次政治局會議，連同《紅旗》雜誌關於教育的評論員文章(前已送閱) 一並討論”。隨後，鄧小平對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親自進行了修改和審定，他認為文件中的政審條件太繁瑣，說：“政審，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政治曆史清楚，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勞動，遵守紀律，決心為革命學習，有這幾條，就可以了。總之，招生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
10 月5 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招生工作的文件，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接見了出席招生工作會議的同誌。
10 月12 日，國務院正式批轉了根據鄧小平的指示精神製定的《關於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文件規定：廢除推薦製度，恢複文化考試，實行德、智、體全麵考核，擇優錄取；規定考生必須高中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恢複從應屆畢業生中招生；修改政審標準，貫徹“重在表現”的原則；嚴格考試製度，抵製和反對營私舞弊、“走後門”等不正之風。
10 月21 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這次會議確定並經國務院批準，從1 977 年起，高等學校招生製度進行改革，恢複統一考試製度。這意味著被“積壓”了十幾年的幾千萬中學生，甚至是已屆而立之年的“老三屆”們，終於得到了一個最後的機遇，一個能使人激動、幸福而又焦急得落淚的曆史機遇。這一年的冬天，570 萬考生走進了曾被關閉10 年之久的考場。當年全國高等學校錄取新生27援3 萬人。1978 年，610 萬人報考，錄取40援2 萬人。1977級學生於1978 年春天入學，1978 級學生秋天入學，兩次招生相隔半年。據記載，當時百廢待興的中國，居然拿不出足夠的紙張來印試卷，一時間洛陽紙貴。為了解決恢複高考後第一屆1977 級考生的急需考卷用紙，中共中央決定，調用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紙張。
曆史的“輪回”終於帶來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大轉折。
二、平反冤假錯案
勇於糾正錯誤，這是有信心的表現。這樣全國人民才能心情舒暢，大家向前看，一心搞四化。
平反“**”時期造成的大量冤假錯案，有步驟地處理建國以來的許多曆史遺留問題，是鄧小平領導撥亂反正的重要內容。
從粉碎“四人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兩年時間裏，由於受“兩個凡是”錯誤的影響，平反冤假錯案工作進展比較緩慢。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從中央到地方都加快了平反冤假錯案的步伐，按照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平反工作規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最重要、影響最大的是為黨和國家及軍隊各部門的一些領導人平反。繼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彭德懷、陶鑄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平反之後，中共中央又陸續為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賀龍、烏蘭夫、彭真、譚震林、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肖勁光、肖華、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等同誌平反，還先後為在“文革”前受到錯誤批判的譚政、習仲勳、黃克誠、鄧子恢等同誌平了反。
一些蒙冤多年的黨的早期領導人瞿秋白、張聞天、李立三等，也先後得到了平反昭雪，恢複了名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為有“共和國第一冤案”之稱的劉少奇案件的平反。
“**”中，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出於他們篡黨奪權的目的，蓄意對劉少奇同誌進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並把一大批黨、政、軍幹部誣陷為“劉少奇的代理人”，統統打倒。1968 年10月，在黨中央工作和黨內生活處於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宣布“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的決議。1969 年11 月，劉少奇被迫害含冤逝世。
粉碎“四人幫”以後，黨內外許多人向中央建議，要求對劉少奇的案件進行複查。在1978 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又有不少同誌對劉少奇一案提出疑問。他們說，“**”的偉大成果，就是挖出了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這個提法不確切。所謂“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根本就不存在。江青搞的劉少奇的專案，很多都是國民黨舊軍官寫的證明，是靠對犯人“逼、供、信”的辦法搞出來的材料，怎麽能相信呢?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為劉少奇平反昭雪的步伐加快了。中共中央於1979 年2 月決定，由中紀委和中組部對劉少奇一案進行複查。針對1968 年10 月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提出的劉少奇的各項“罪狀”，複查人員進行了周密的調查研究工作，反複核對材料，向中央作出了詳盡確切的審查報告。審查結果表明，強加給劉少奇的“叛徒、內奸、工賊”三大罪狀，以及其他各種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一夥的蓄意陷害。
1980 年2 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為劉少奇平反，撤銷八屆十二中全會強加給劉少奇的一切罪名和所做出的錯誤決議，恢複劉少奇作為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糾正了這一“文革”中最大的冤案。
1979 年11 月30 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通知，指出：在“文革”中全國立案審查的幹部達200 萬左右。這部分材料大部分無限上綱，誣蔑不實。
各級黨組織對這些材料應進行清理，把一切誣蔑不實的材料全部銷毀。1980年4 月20 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又發出《關於把落實幹部政策的工作進行到底的幾點意見》，要求對於應結論尚未結論、應複查尚未複查的案件，抓緊複查作出結論。1981 年2 月19 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再次發出《關於徹底平反糾正冤假錯案進一步做好落實幹部政策工作的意見》，提出了必須肅清“左”的思想影響，繼續解放思想，堅持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具體要求。
經過大量的艱苦細致的工作，到1982 年底，全國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基本結束。據不完全統計，在此期間，經中共中央批準平反的影響較大的冤假錯案有30 多件，全國共平反糾正了約300 萬名幹部的冤假錯案，47 萬多名共產黨員恢複了黨籍，數以千萬計的無辜受株連的幹部和群眾得到了解脫。
三、主持起草《決議》科學準確評價毛澤東我們寫這樣一個決議要經得起曆史的考驗。寫決議的目的是總結經驗、統一認識、團結一致向前看，對曆史問題作出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總結，然後一心一意搞四個現代化建設。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著黨在實際工作中撥亂反正的全麵展開和深入進行，解決曆史遺留問題的步子進一步加快了。黨內外要求對建國以來的曆史經驗進行認真全麵總結的呼聲十分強烈。中央認為，必須正確地認識建國以來黨所走過的曆史道路，科學總結黨在這個曆史時期的曆史經驗。撥亂就是要撥“**”之亂，就是要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隻有正確對待“**”、正確對待黨的曆史、正確對待毛澤東同誌的功和過，我們黨才能真正掌握撥亂反正的主動權。因此，對建國三十年來黨的曆史作出科學的總結，對“**”作出評價、對毛澤東的曆史地位作出正確的評價，提到了黨中央的議事日程。
事實上，這個問題早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就提出來了。
揭批“四人幫”，我們黨從指導思想上開始撥亂反正，不可避免地觸及如何評價“**”和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這是國內外都十分關注的兩個根本性的問題。這又是一個無法回避也不應回避的重大原則問題。毛澤東逝世後，全世界都在議論和揣測“毛澤東以後的中國”。西方的一些輿論家們認為中國已經而且必然要“否定毛”，“非毛化”。港台的報紙也說：“大陸批毛，勢在必行。”
國內在對待毛澤東的問題上也存在著兩種極端傾向：一種是堅持“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一種是把中國共產黨的失誤，甚至把林彪、“四人幫”
的罪行也歸罪於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黨的曆史。
1977 年4 月，“兩個凡是”的方針提出不久，鄧小平還沒有恢複工作，即致信黨中央，批評“兩個凡是”的錯誤，提出我們要世世代代用完整的準確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
1977 年7 月，十屆三中全會恢複鄧小平的工作，在全會閉幕會上，鄧小平有一個講話，他在第三部分中論述了對待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態度，進一步闡述了“完整”、“準確”這一提法的含義。他指出，隻有對毛澤東思想體係有完整的(不是零碎的)、準確的(不是隨意的) 認識，並且運用它來指導我們的各項工作，才不至於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林彪、“四人幫”就是引用毛主席的某些隻言片語騙人、嚇唬人的。
1978 年5 月，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展開以後，有人認為這是“砍旗”，鄧小平說話了。他在6 月軍委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表態支持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指出，這不是什麽“砍旗”，而是維護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即實事求是。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很多同誌直接批評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提出了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等問題。黨公開地為天安門事件平了反。就是在這個時候，鄧小平同外國記者談話，特別指出了毛澤東同誌對中國人民的功勳是不可磨滅的，如果沒有毛澤東同誌，中國人民很可能還要在黑暗中苦鬥更長的時間。他在閉幕會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中，再次肯定了毛澤東的功績，“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麽誇張。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我們在座的同誌，可以說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絲毫不是什麽誇張”。他同時指出：“當然，毛澤東同誌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我們要領導和教育全體黨員、全軍指戰員、全國各族人民科學地曆史地認識毛澤東同誌的偉大功績。”
鄧小平在會上說：“最近國際國內都很關心我們對毛澤東同誌和對‘**’的評價問題”，“要對這樣一個曆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的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他提出“應該科學地曆史地來看”這些問題。
隨著撥亂反正工作的逐步深入，黨內外的思想也空前活躍，出現了努力研究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這一時期，出現了一種新的動向，一方麵，黨內有一部分人還深受林彪、“四人幫”極左思潮的毒害，極少數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語，攻擊中央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實行的一係列方針政策違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另一方麵，極少數人利用黨進行撥亂反正的時機，打著“社會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號，采取“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手法，把黨的錯誤加以極端的誇大，企圖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道路。1979年3月，鄧小平在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總結會上，明確提出了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中就包括要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指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一係列勝利，離不開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的一生為中國人民做出了不朽的貢獻，但毛澤東同任何人一樣，也有他的缺點和錯誤。在分析他的缺點和錯誤的時候，我們當然要承認個人的責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曆史的複雜的背景。隻有這樣，我們才是公正地、科學地，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地對待曆史、對待曆史人物。
為了從根本上糾正“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把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統一到三中全會的路線上來，鄧小平認為，對建國以來的曆史經驗進行認真全麵的總結的時機已經成熟。應該“拿出一個東西來”，澄清人們對一係列重大曆史問題的認識。鄧小平說，很顯然，人們都在等。從國內來說，黨內黨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個東西來，重大的問題就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國際上也在等。人們看中國，懷疑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麵，其中也包括這個文件拿得出來拿不出來，早拿出來晚拿出來。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1979 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 周年。黨中央於6 月間決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代表中央在慶祝國慶30 周年的大會上作重要講話。
這個講話必須對建國30 年的曆史作出總結，必然涉及對“**”
和毛澤東同誌以及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
鄧小平對這個講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說，講話要有一些新的內容，要能講出一個新的水平。
中共中央對這個講話十分重視，成立了一個以胡喬木為主的起草小組，從6月底開始工作。整個起草工作，是在中央常委直接領導下進行的。中央決定這個講話稿必須提交9月底召開的四中全會上通過。
8 月下旬，鄧小平找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就講話的初稿提出了重要的意見。
根據鄧小平的意見，起草小組進行了修改，9 月1 日，修改稿報送中央負責同誌。3 天後，鄧小平再約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他說，現在的稿子，對毛主席的地位，毛主席在曆史上所起的作用，所作的貢獻，講得太弱了。還是要講在30 年的曆史上，毛主席是有偉大功績的。要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30 年的整個曆史銜接起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大前提下寫這個報告。鄧小平強調：現在要注意，有些從“左”的方麵來攻擊黨的人，也打著維護毛主席的旗號。這是一個新動向。所以，這個稿子要批判來自“左”的以及右的錯誤思想的幹擾。要使人看了文章以後得出一個總的印象，我們黨和人民現在是在真正搞毛澤東思想，完整準確地學習、運用毛澤東思想，是真正將毛主席為我們製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付之實現，不是搞片言隻語。這是個非常大的問題。
稿子第二次修改後，小平同誌看了很滿意，他說，這樣講就好了，就講夠了，講毛主席的好處，毛主席的貢獻這樣就講夠了。
9 月下旬，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討論通過了葉劍英的這個講話稿。
9 月29 日，在建國30 周年慶祝大會上，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發表了這一重要講話。講話對建國以來的曆史作了一個初步的總結，作為黨的文件第一次明確指出了“**”的錯誤。他強調說，發動“**”的出發點是反修防修。對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來說，當然必須時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對內壓迫人民，對外追求霸權的修正主義道路。問題在於發動“**”的時候，對黨內和國內的形勢作了違反實際的估計，對什麽是修正主義沒有作出準確的解釋，並且離開了民主集中製的原則，采取了錯誤的鬥爭方針和方法。林彪、“四人幫”之流出於他們的反革命目的，利用這個錯誤，把它推向極端，對我國進行了長達10 年的反革命大破壞，使我國人民遭到一場大災難，社會主義事業受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講話對毛澤東同誌和毛澤東思想的曆史地位和指導作用，給予充分的肯定，對我們建國30 年來的成績，作為曆史的主要方麵的成績，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葉劍英在講話中宣布了我們黨準備對曆史問題，特別是“**”
的問題作出一個正式的結論來。這就拉開了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序幕。
11 月，中央組織了由胡喬木負責的曆史決議的起草小組，鄧力群等20多名理論工作者參與起草。中央常委由鄧小平、胡耀邦來指導這項工作。到1981 到6 月，整個決議的起草與修改曆時兩年，鄧小平始終充當了《決議》的總設計師的角色，為《決議》的起草付出了他的智慧和心血。這期間，他同起草小組的工作人員，或者在中央會議上進行過十六七次的談話，他關注的核心是如何科學評價毛澤東的曆史地位以及毛澤東思想。
1980 年3 月，胡喬木等人擬出了《決議》提綱，送給鄧小平審閱。
3 月19日，鄧小平約請胡喬木、鄧力群等人談話。他說。我看了起草小組的提綱，感到鋪得太寬了。要避免敘述性的寫法，要寫得集中一些。對重要問題要加以論斷，論斷性的語言要多些，當然要準確。
鄧小平說，中心的意思應該是三條：第一，確立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平反的決定傳達下去以後，一部分人中思想相當混亂。有的反對給劉少奇平反，認為這樣做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有的則認為，既然給劉少奇同誌平反，就說明毛澤東思想錯了，這兩種看法都是不好的。必須澄清這些混亂思想。
第二，對建國30 年來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誌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
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他說，還是過去的話，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爭取在決議通過以後，黨內、人民中間思想得到明確，認識得到一致，曆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
總的要求，或者說總的原則、總的指導思想，就是這麽三條。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
鄧小平最後說：“對曆史問題，還要粗一點、概括一點，不要搞得太細。”“重要的問題要加以論證。”
鄧小平要求“要盡快搞出個稿子來”。
根據鄧小平的總的指導思想，起草小組很快將修改後的提綱又拿給鄧小平看。
4 月1 日，鄧小平把胡耀邦等人召來，談了對修改後的提綱的意見：建國後17 年這一段，有曲折，有錯誤，基本方麵還是對的。社會主義革命搞得好，轉入社會主義建設以後，毛澤東同誌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中央許多負責同誌都有錯誤。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人都正確，隻有一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
他再次強調：決議中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黨內黨外、國內國外都需要我們對這一問題加以論證，加以闡述，加以概括。
鄧小平還對決議稿的整體框架結構做了設計：先有個前言，回顧一下建國以前新民主主義革命一段，然後建國以來17 年一段，“**”一段，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一段，最後有個結束語。
6 月，決議草稿出來了。鄧小平看後不太滿意，感到整個文件寫得太沉悶，不像一個決議，沒有很好地體現原來設想的要確立的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於6 月27 日同胡耀邦、胡喬木、姚依林、鄧力群等人談話，他說，這個決議草稿不行，要重新來。
1957 年以前的幾部分，事實差不多，敘述的方法、次序，特別是語調，要重新斟酌、修改。
要說清楚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及建設，毛澤東同誌有哪些貢獻。他的思想還在發展中。我們要恢複毛澤東思想，堅持毛澤東思想，以致還要發展毛澤東思想，要把這些思想充分表達出來。
鄧小平隨即列舉了毛澤東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等，要求“都要寫到”。“要給人一個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們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堅持毛澤東思想，指的是些什麽內容”。
他還說，重點要放在毛澤東思想是什麽，毛澤東正確的東西是什麽方麵。強調錯誤的東西要批評，但是要恰當。單單講毛澤東本人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製度問題。
他認為，“看來要進行修改，工程比較大”。
7 月，起草小組根據鄧小平的意見，對草稿作了較大的修改，並將修改後的稿子提交中央書記處討論。
在經過反複修改，並在小範圍內征求意見後，10 月中共中央又組織4000 名高級幹部對草稿進行討論，進一步征求修改意見，大約進行了20天。
討論中，大多數同誌對草稿中曆史地科學地評價毛澤東與“**”，對於肯定毛澤東思想，表示了讚同的意見，也有些同誌提出了不太正確的意見。特別是有些挨過整的人，帶著私人感情，對毛澤東提了不正確的批評。
有人說：“毛澤東同誌犯了很多錯誤， 《決議》中就幹脆不寫毛澤東思想部分。”
有人提出：“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是完全錯誤的，連古今中外哪一個剝削階級統治的國家發生的問題也比不上這個嚴重。”
有人說：“毛澤東發動‘**’，打倒一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歸根到底，他不是為了革命事業，而是維護自己的地位，這表明他的品質不高尚。”
有人說：“評價毛澤東可以分前後兩段，前期是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後期是極左主義者。”
有人甚至說：“整個建國三十年來，中國發生很多次重大錯誤和失誤，所有這些錯誤都應該由毛澤東一個人負責。”
鄧小平看了有關討論意見的簡報，首先肯定大家“暢所欲言，眾說紛紜，有些意見很好”。對於一些偏激的意見，鄧小平認為必須予以澄清。
10 月25 日鄧小平召集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明確提出自己的看法：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誌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期翻身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係的一大批幹部也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曆史。《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隻是個理論問題，它還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
說到這裏，鄧小平嚴肅地說：“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曆史性的大錯誤。”
鄧小平認為討論過程中有些同誌把許多問題都歸結到毛澤東同誌的個人品質上，這是不對的。他指出：對於錯誤，包括毛澤東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毛澤東不是孤立的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於毛澤東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曆史事實的。
討論過程中，有很多組要求把粉碎“四人幫”以後這段補寫上去。鄧小平認為，看來，這段勢必要寫。決議起草小組再作大的修改。
3 月18日，鄧力群、吳冷西到鄧小平處匯報了胡喬木對決議稿的一些意見，鄧小平說，決議稿的輪廓可以定下來了。鄧小平認為，建國頭七年的成績是大家一致公認的。“**”前十年，也應當肯定，總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發展的。他提出，關於“**”這部分，要寫得概括。
鄧小平還表示讚成胡耀邦關於決議稿寫出後多聽聽老幹部、政治家，包括黃克誠、李維漢等同誌的意見。
3 月底，決議草稿又送達中共中央52位主要負責人征求意見。
陳雲也對決議的產生做出了貢獻。先後作了四次講話。他提出，在講到關於建國以來的32 年中間的錯誤時，一定要寫得很準確，論斷要合乎實際，要把它“敲定”下來；建議增加回顧建國以前28 年曆史的段落。有了黨的整個曆史，把毛主席在60 年中間重要關頭的作用寫清楚，就更能說服人了。
要充分肯定毛澤東的曆史功績是“無可比擬”的。要把國際上對我們的幫助“如實地、適當地寫上去”。
陳雲關於在決議中增加前28 年曆史的回顧的意見，鄧小平說：“這個意見很好，應該寫進《決議》中。”後來，在正式成文的《決議》中就寫了“回顧”部分。有了這部分，就可以全麵地評價毛澤東的曆史功績。陳雲還就此事又與鄧小平交換了意見。
3 月24 日，鄧小平專門去看望陳雲，這兩位老人就決議稿交換了意見。
陳雲對決議修改稿又提出了兩條寶貴的意見：第一，專門加一篇話，講講解放前黨的曆史，寫黨的60 年。這樣，毛澤東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麵，確立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麵的根據。第二，建議中央提倡學習，重點是學習毛澤東的哲學著作。
陳雲的上述意見，在3 月26 日，很快由鄧小平轉達給起草小組。同時，鄧小平要求，曆史決議中關於毛澤東同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貢獻，要寫得更豐富，更充實。結束語中也要加上提倡學習的意思。
4 月7 日，鄧小平和鄧力群談話，談了他對“**”中一些問題的意見：第一，要承認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的合法性，“**”中間，我們還是有個黨存在。第二，“**”期間，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
決議起草小組根據50 多位中央領導同誌和老同誌的意見再修改出一稿，提交5 月19 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70 多人討論。
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說明了在決議起草之初就提出的三條基本方針和要求，以及堅持這三條方針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心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毛澤東同誌的功績是第一位，還是錯誤是第一位?第二，我們三十二年，特別是‘**’前十年，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團，還是光明是主要的?”曆史決議這個文件要盡快拿出來，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為了要早一點拿出去，現在的辦法，就是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七十幾個人，花點時間，花點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細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來，定了以後，提到六中全會，設想在黨的60周年發表。
根據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的結果，把各種好的意見大概有好幾十條都吸收進去，決議稿又作了很多的修改，從原先的2.8 萬字增加到3.2 萬字。由政治局通過，提交六中全會討論。
在中央全會開預備會的同時，還請了民主人士和參加政協工作的黨的一些老幹部來討論決議稿，並且在北京的1000 多名高級幹部中征求意見。其中也吸收了他們的一些意見。比如說，原來講“**”主要講打倒所謂“走資派”是錯誤的，在政協討論中，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就提出來，把知識分子當作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來打倒，這也是重要的問題。這個意見後來也被采納了。
6 月22 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舉行預備會議，對決議稿進行第四輪大的討論。討論一共進行了8 天，又吸收了實質性的意見差不多將近100 條，並且又增加了3000 多字。
鄧小平再次談了他對《決議》稿子的看法，指出：總的來說，這個決議是個好決議。核心問題是對毛澤東同誌的評價，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
我們這次要強調恰如其分。在前一段時間裏，對毛澤東同誌有些問題的議論講得太重了，應該改過來。過去有些問題的責任要由集體承擔一些，當然，毛澤東同誌要負主要責任。關於粉碎“四人幫”以後頭兩年的問題，在決議裏麵要寫上華國鋒同誌的名字，指出他的錯誤，這對於全黨、對於人民有益，有好處，對華國鋒同誌本人也有極大的好處。這個決議起到像1945 年那次曆史決議所起的作用，就是總結經驗，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我想，現在這個稿子能夠實現這樣的要求。
鄧小平在不久後會見香港《明報》社長查良鏞時說，我們寫這樣一個決議要經得起曆史的考驗。寫決議的目的是總結經驗、統一認識、團結一致向前看，對曆史問題作出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總結，然後一心一意搞四個現代化建設。
6 月27 日至29 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決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對建國32 年來黨的重大曆史事件特別是“**”，作出了正確的總結，科學地分析了在這些事件中黨的指導思想的正確和錯誤，分析了產生錯誤的主觀因素和社會原因，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曆史地位，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決議》肯定了三中全會以來逐步確立的適合我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正確道路，進一步指明了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和黨的工作繼續前進的方向。
《決議》寫道：如果沒有毛澤東同誌多次從危機中挽救中國革命，如果沒有以他為首的黨中央給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和人民軍隊指明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黨和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同中國共產黨被公認為全國各族人民的領導核心一樣，毛澤東同誌被公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在黨和人民集體奮鬥中產生的毛澤東思想被公認為黨的指導思想，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前二十八年發展的必然結果。
《決議》指出，黨在建國以後的曆史，總的來說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曆史。由於經驗不足，黨的領導在對形勢的分析和對國情的認識上發生過主觀主義的偏差，犯過把階級鬥爭擴大化和在經濟建設上急躁冒進的錯誤，包括“**”這樣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嚴重錯誤。但是，32 年來我們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忽視錯誤、掩蓋錯誤，或忽視、否認成就及取得這些成就的成功經驗，都是錯誤的。
《決議》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指出，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毛澤東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我們黨許多卓越領導人對它的形成和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毛澤東的科學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係主要包括以下幾部分：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關於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關於政策和策略、關於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關於黨的建設。在上述組成部分中，貫穿著三個基本方麵，是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這就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決議指出，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
《決議》認為，黨在建國以來產生的“左”傾錯誤的主觀原因和社會曆史原因，首先是毛澤東在領導上犯了“左”傾錯誤，除此還因為：一、社會主義運動的曆史不長，黨缺乏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準備和經驗；二、毛澤東在他的威望達到高峰後，逐漸驕傲，脫離實際和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淩駕於黨中央之上，破壞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而我們的領導製度和個人崇拜的傳統習慣又使毛澤東的錯誤難於得到製止，結果導致了“**”的發生。
《決議》指出，“**”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的曆史，證明毛澤東同誌發動這場運動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曆史已經判明，“**”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麵世，標誌著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的勝利完成。
正如江澤民同誌所指出的：“正確地評價毛澤東同誌，是鄧小平同誌的一個重大的曆史貢獻，這件事關係到如何看待黨和國家幾十年來奮鬥的曆史，也關係到黨的團結、國家的安定和黨、國家未來的發展前途。”“十一屆六中全會專門作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根本否定了‘**’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同時堅決頂住否定毛澤東同誌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想，維護了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肯定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隨著國內局勢的發展和國際局勢的變化，越來越顯示出黨作出這個重大決策的勇氣和遠見。”
【改革評點】
恢複高考製度是鄧小平複出後做出的一項重要決策，也是對“**”撥亂反正的一個重要標誌，標誌著我們黨開始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向重視知識、重視人才的正確方麵上來，重新確立了選拔人才的公平、公正和平等競爭的原則。大規模地平反冤假錯案，進一步清算了林彪、“四人幫”的罪行，分清了路線是非和幹部的功過，使“**”期間以至以前的各種冤假錯案，普遍地得到平反和改正，恢複了我們黨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麵世，標誌著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的勝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