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是鄧小平在領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這一新的曆史進程中，不斷提出和反複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論問題。我國社會主義在改革開放前所經曆的曲折和失誤，歸根到底就在於對這個問題沒有完全搞清楚；改革開放以來在前進中遇到的一些猶豫和困惑，歸根到底也在於對這個問題沒有搞清楚。
因此，在改革開放一開始，鄧小平就緊緊抓住這一重要問題，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進行了不懈而深入的探索，作出了科學的回答，從而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指明了方向。
一、一個世紀的夢想
我懂得了什麽是現代化。我們歡迎工業發達國家，特別是日本的產業界和中國合作。
“實現四個現代化”，是自20 世紀70 年代末期開始，中國人家喻戶曉、使用頻率最高的專有名詞之一。它的全意是：“到本世紀末，把中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
“四化”，是一個目標、一個夢想。這個目標曾經激勵了多少中國人，給多少中國人帶來了美好的希望。
通過變革生產關係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是中國共產黨人為之嘔心瀝血的一個課題。20 世紀50 年代中期，毛澤東以其豐富的想象力為中國的發展設計了一張氣勢磅礴的宏偉藍圖：用50 年到100 年的時間把中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世界強國。
50 年，指的是到20世紀末；100 年，指的是到21 世紀中葉，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0 周年。圍繞這兩個時間概念，新中國經濟建設的設計者們製定了一個又一個的經濟發展戰略。
1955 年7 月，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審議通過《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確定：過渡時期的基本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初步基礎。規定：工業生產平均每年增長14援7豫，農業生產平均每年增長4援3豫。
1956 年，中共八大提出： 在三個五年計劃或者再多一點的時間內，在中國建設成一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係，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而奮鬥。
1958 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使經濟建設步入“大躍進”軌道，提出，農業要用一兩年的時間完成12 年農業發展綱要；工業要在三年內實現原定15年的鋼產量，趕上或者超過英國。
1964 年，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宣布：中國到本世紀末的奮鬥目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
1975 年，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抱病宣讀了由鄧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報告》，重申到本世紀末中國將努力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
1978 年，五屆全國人大製定了中國經濟發展22 年規劃綱要，提出：到20 世紀末，中國將全麵實現現代化，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這顯然是一個忽視國情，違反經濟規律的經濟發展戰略。
1978 年底，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鄧小平領導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實現現代化，是鄧小平倡導改革的初衷和目的。但是，什麽是現代化?我們與現代化的差距究竟有多大?我們應當根據什麽去規劃改革的藍圖和階段實施的目標?鄧小平沒有滿足於現成的答案，他要到實踐中去考察論證。
從1978 年10 月起到1979 年初，鄧小平頻繁出國，先後訪問了日本、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尼泊爾和美國。他所到之處，大多數時間是用在考察經濟上。在日本，他連續參觀了許多現代化的大型企業。他說，來日本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吸取日本經濟發展的先進經驗，就是要尋找經濟發展的“長生不老藥”。他在參觀日產汽車公司時意味深長地說：我了解什麽是現代化了。他對新加坡的經驗發生了極大興趣，多次與李光耀總理長談，虛心討教。他在美國還專門參觀了許多科技產業，他說，我看到現代化了。
鄧小平對周邊國家和發達國家的考察，使他真實地看到了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他認為，這並不是22 年的差距，而是50 年甚至上百年的差距。
鑒於這種差距，僅靠熱情是無濟於事的，必須按照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辦事，實事求是地從中國的特點出發。由此，他開始去校正到20 世紀末中國的經濟發展目標了。
二、小康社會目標
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1979 年12 月6 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了前來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中日兩國首腦的會晤，引起了世界的關注。但是誰也沒有料到，正是這次會談中發生的一段插曲，奏響了中國從20 世紀80年代起到2000 年社會經濟發展的主旋律。
大平正芳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1972 年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時，他是田中內閣的外交大臣，為促進中日友好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國人了解大平正芳，是將他作為傑出的政治家看待的。其實，大平正芳更是一位卓越的經濟學家。在20 世紀60 年代初期，大平出任內閣官房長官。那時，日本正處在一個關鍵時期。怎樣提高發展速度、開創持續超常規良性循環發展的新局麵，是日本朝野各界共同關心的主題。大平經過潛心研究，提出了一個日本未來10 年收入倍增計劃，即到1970 年，實現日本經濟比1960 年翻一番，在這個基礎上爭取進入以後每隔10 年日本的國民收入成倍增長的良性循環。
這個規劃目標明確、論證合理、措施得力，很快被確認和實施。結果，到1970年，10 年倍增計劃完滿實現，日本經濟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經濟學家出身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不僅關心日本經濟，同時也密切關注著中國的發展。中日是近鄰，又是遠東最大的貿易夥伴。一年多以前，鄧小平訪問日本，曾與大平交換過意見，兩國也簽訂了一係列貿易合作協議。
日本要尋求投資市場，中國是理想的場所。但是，這個市場是否靠得住，與中國政府製定的經濟發展戰略關係密切。中國政府一直宣稱，要到20 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這意味著什麽，日本人包括大平在內並不十分清楚。這次大平率領一個包括許多金融巨子在內的龐大代表團到中國來，主要是商討向中國投資問題。這種投資有無風險、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是否實事求是、符合國情。所以，大平正芳對他與鄧小平的會晤極為重視，並打定主意，要在會談中向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打聽清楚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實質內容。
鄧小平對與大平的會晤同樣極為重視，他對事先擬定的議題進行了充分準備。但是，對於大平的這一用心，他不能未卜先知。這樣，中日兩國領導人的會談，就引出了一段意義深遠的插曲。
會談上午開始，在問題討論到一半的時候，大平正芳突然發問：“中國根據自己獨立的立場提出了宏偉的現代化規劃，要把中國建設成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將來會是什麽樣?整個現代化的藍圖是如何構思的?”對於大平提出的這個問題，鄧小平沒有馬上回答，他陷入了沉思。
整整一分鍾過去了。僅僅經過一分鍾的思考，鄧小平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影響中國今後幾十年命運的設想。他說：“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1000 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達到那樣的水平，同西方來比，也還是落後的。所以，我隻能說，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
小康目標就這樣提出來了。
鄧小平的解釋使大平正芳獲得了一個滿意的答案，他麵帶微笑，連連點頭，我明白了。
大平放心了。他知道，向中國投資，可靠。
把到20 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達到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改為到20世紀末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國家的水平，實現小康，這是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一個意義重大的變化。小康目標一經提出，立刻引發了國內外的強烈反響，很快，這個目標就為全黨所接受，並成為全國人民的共識。從此，“小康”一詞不脛而走。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一致認可了鄧小平提出的小康目標，正式修訂了中國到20世紀末經濟發展的目標和戰略。
三、“三步走”發展戰略
第一步在80 年代翻一番，達到500 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1000 美元。我們製定的更重要的目標還是第三步，在下世紀用30 年到50 年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人均4000 美元。做到這一步，中國就達到中等發達的水平。這是我們的雄心壯誌!
製訂出20 世紀末的小康目標之後，鄧小平開始考慮中國發展更長遠的目標。1980 年12 月，鄧小平在一次中央召開的關於經濟調整的會議上提出，在本世紀末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達到小康水平以後，要繼續前進，逐步達到更高程度的現代化。他不止一次地講，即使實現了小康目標，我國的經濟水平與西方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小康目標隻是中國現代化的最低目標，真正達到基本實現現代化，還需要更長時間的努力和奮鬥。
20 世紀80 年代中國經濟改革的重大進展和小康戰略的逐步落實，使鄧小平對21世紀中國的發展目標一步步明晰起來。
1984 年5 月，鄧小平會見巴西總統菲格雷多，他談道：在本世紀末翻兩番這樣一個基礎上，再發展30 年到50 年，我們就可以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這年10 月22 日，鄧小平在中顧委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對中顧委的老同誌們深情地說：我們雖然活不到那個時候，但有責任提出那個時候的目標。
到了1987 年，鄧小平又對21 世紀中葉的發展目標作了一個並非引人注目但是非常重要的調整，即把“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改為“達到中等發達水平”或“成為中等發達國家”。這一年3 月8 日，鄧小平在會見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時談道：在本世紀未有了總產值1 萬億美元這個基礎，爭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是有希望的。4 月16 日，鄧小平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就中國的內政外交等諸多問題發表了內容極為廣泛的談話，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中國下個世紀的發展戰略。他說：“更重要的是，有了這個基礎，再過50 年，再翻兩番，達到人均4000 美元的水平，在世界上雖然還是在幾十名以下，但是中國是個中等發達的國家了。那時，15 億人口，國民生產總值就是6 萬億美元。”在這裏，鄧小平提出了“人均4000 美元”和“國民生產總值6 萬億美元”的量化目標，並在時間上和程序上正式確定為“50 年”和“中等發達”，這在21 世紀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形成中是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標誌。
1987 年4 月，鄧小平會見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比較完整地描繪了從新中國成立到21 世紀中葉100 年間中華民族的宏偉藍圖。他說，我們原定的目標是，第一步在80 年代翻一番，達到500 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1000 美元。我們製定的更重要的目標還是第三步，在下世紀用30 年到50 年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人均4000 美元。做到這一步，中國就達到中等發達的水平。這是我們的雄心壯誌!
至此，一個百年圖強、分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完整地形成了。
半年以後，在黨的十三大上，鄧小平設計的三步走發展戰略正式為全黨所接受，中國的經濟發展有了明確的分階段的奮鬥目標。
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正確認識我國社會主義現階段所處的曆史階段，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是我們製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和政策的根本依據。
既然中國的生產力水平是比較低的，在20 世紀末隻能達到“小康”水平，在21 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那麽，中國現實的社會主義社會，就不能同高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形態等量齊觀，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達到高級階段。
現實中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設想的較高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不同，這一點，中國共產黨人早就認識到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揭示過，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或第一階段，但對社會主義發展的階段卻未作過設想。50 年代後期，我們黨曾經急於求成、盲目求純，在“大躍進”運動中提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口號，以為社會主義公有製形式越大越公越好。結果事與願違，受到規律的懲罰。60 年代初，黨中央和毛澤東總結“大躍進”的教訓，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有了新的認識。然而，由於認識不徹底，“**”中又把發展生產力的任務推到次要地位，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還“以階級鬥爭為綱”，把許多束縛生產力發展的、並不具有社會主義本質屬性的東西，或者隻適合於某種特殊條件的東西，當作“社會主義原則”加以固守；許多社會主義條件下有利於生產力發展和生產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的東西，被當作“資本主義複辟”加以反對，由此形成過分單一的所有製結構，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
1981 年6 月，在鄧小平主持起草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第一次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的社會主義製度由比較不完善到比較完善，必然要經曆一個長期過程。”
1982 年黨的十二大肯定了“我國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發展階段”，並且強調這個階段的特征是物質文明不發達。但是，這一思想當時還沒有展開。
從1984 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到1987 年黨的十三大召開，是我們黨在理論上探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問題最活躍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探討及其所帶來的認識深化，都是在實踐中完成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進一步推廣，多種經濟成分並存和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的實施，商品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的共識的形成，都從一些重要方麵揭示了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由。這些都進一步表明，我國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比較低這個基礎上的，隻有從根本上承認我國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才能從理論上作出合理的解釋。
1987 年4 月26 日，鄧小平在會見外賓的一次談話中，明確地講道：“1978 年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現行的方針政策。這八年多，我們的事情幹得比較好。過去耽誤太多，特別是‘**’十年，自己找麻煩，自己遭災，不過教訓總結起來很有益處。現在的方針政策，就是對‘**’進行總結的結果。最根本的一條經驗教訓，就是要弄清什麽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怎樣搞社會主義。”
“中國科學技術落後，困難比較多，特別是人口太多，現在就有十億五千萬，增加人民的收入很不容易。必須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能把目標定得不切實際，也不能把時間定得太短。”“搞社會主義，一定要使生產力發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隻有到了下世紀中葉，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是真的搞了社會主義，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現在我們正在向這個路上走。”
鄧小平這裏說的“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意思是，從我國目前生產力發展水平看，如果按馬克思當初設想的較高級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來說，我們是不夠格的。這個著名的、坦率的論斷，極大地啟發了人們的思想。為此，在準備召開黨的十三大的過程中，黨中央集中集體智慧，提出十三大報告將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為立論基礎的設想：“全篇擬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立論的根據……確認中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是明確我們是社會主義，不能倒回去搞資本主義，全盤西化是害國害民的；二是明確指出我們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隻能循序漸進，不能急於求成，也不能‘急於求純’，必須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存在，必須致力於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促進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形成和發育，正確處理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的關係。”這個設想得到鄧小平的肯定。
黨的十三大報告指出：
“正確認識我國社會主義現階段所處的曆史階段，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首要問題，是我們製定和執行正確的路線和政策的根本依據。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黨已經有了明確的回答，我們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個論斷，包括兩層含意。第一，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我們必須從這個實際出發，而不能超越這個階段。在近代中國的具體曆史條件下，不承認中國人民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階段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革命發展問題上的機械論，是右傾錯誤的重要認識根源；以為不經過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就可以越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革命發展問題上的空想論，是‘左’傾錯誤的重要的認識根源。
“那麽，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什麽樣的曆史階段呢?它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曆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在生產力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曆的特定階段。我國從五十年代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礎實現，至少需要上百年時間，都屬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階段，既不同於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尚未奠定的過渡時期，又不同於已經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階段。我國現階段所麵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為了解決現階段的主要矛盾，就必須大力發展商品經濟，提高勞動生產率，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並且為此而改革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部分。
“總體來說，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逐步擺脫貧窮、擺脫落後的階段；是由農業人口占多數的手工業勞動為基礎的農業國，逐步變為非農產業人口占多數的現代化的工業國的階段；是由自然經濟半自然經濟占很大比重，變為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階段；是通過改革和探索，建設和發展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體製的階段；是全民奮起，艱苦創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階段。”
黨的十三大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闡述，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急於過渡、急於求純的經驗教訓，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一個繼續推向前進的現實的立足點。
五、實現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來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製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
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鄧小平為實現中國現代化所設計的一個戰略步驟。他曾多次強調這個政策的重要性。他說：“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部分先富”政策是新時期調動人民勞動生產積極性，從物質生活極端貧困中走出來的一個大政策。早在20 世紀70 年代末期，鄧小平就針對扼殺人們勞動積極性、導致共同貧窮的平均主義、“大鍋飯”體製提出過嚴厲批判。1978 年12 月，他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中提出了一個極富遠見的思想。他說：“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範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
他強調，“這是一個大政策，一個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政策”。
可見，鄧小平提出“部分先富”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突破舊體製的束縛，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從而推動整個國民經濟發展。
進入20 世紀80 年代，鄧小平多次談到“部分先富”政策的正確性。
1983 年1 月，他在同國家經委、國家計委和農業部門負責同誌談話時指出：農村、城市都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勤勞致富是正當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大家都擁護的新辦法，新辦法比老辦法好。1984 年2 月，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誌談話時說，要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搞平均主義不行。這是個大政策，大家要考慮。1986 年3月，他在會見新西蘭總理朗伊時又重申了這個思想。他說：“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後的地區。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後、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的這個虧。”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部分先富”的政策，經過黨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的不斷完善，已經成為鄧小平理論的重要內容之一。黨中央在一係列重要文獻中，一再肯定和強調了這個政策的重要意義。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分析了“部分先富”政策在社會主義建設步驟上的作用，指出：“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是符合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是整個社會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1987 年黨的十三大從按勞分配的角度肯定了這個政策，指出：我們的分配原則，“要有利於善於經營的企業和誠實勞動的個人先富起來”。
在1990 年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中，“部分先富”政策被列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內容之一：“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的分配製度，允許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鼓勵先富起來的幫助未富起來的，以利於全體人民和各個地區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怎樣帶領人民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鄧小平最為牽掛的一個大問題。
1988 年9 月，他在一次談話中強調說：“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的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這就是著名的“兩個大局”思想。不久，他更明確地說：“我們的發展規劃，第一步，讓沿海地區先發展；第二步，沿海地區幫助內地發展，達到共同富裕。”到1992年春，鄧小平和盤托出了他的大思路。他說：“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來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製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 “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他進一步歸納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993 年9 月，鄧小平再次提出這個問題：“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12 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後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一些年富力強的同誌。”
應該看到，現階段中國的發展，確實出現一定的分配不公、貧富不均現象。從發展的角度看，這是難以避免的，甚至是必然會出現的。這一點也是鄧小平生前所預計到的。全社會共同富裕，是個美好理想，更是個天大的難題。古今中外還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的先例。社會主義能不能實現共同富裕，過去是理想，現在是實實在在擺在中國共產黨麵前的一個現實問題，能不能處理好，可以說是對共產黨的執政能力的曆史性考驗。這個問題的實質就是：既要破除平均主義，摒棄普遍貧窮的老路，實現分階段、分局部的發展，又要避免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可以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兩極分化在社會主義國家卻是任何時候都不允許發生的。
【改革評點】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立足國情，放眼未來，經過深入的考察和論證，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進行了不懈而深入的探索，提出眾多重大理論，作出了科學的回答，從而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指明了方向。